第5章 决策咨询
破“五论”、立“八系”，促进广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其中首次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令人鼓舞！我省早在前些年已提出“建设文化强省”的号召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有了《决定》指引，必将会更加快前进的步伐，取得更大的发展繁荣。在认真学习《决定》之后，笔者结合我省实际，认为要使广东文化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大发展繁荣，应在思想认识和机制举措上破“五论”、立“八系”。具体如下：
一、破“五论”
一是破“广东文化沙漠论”。这是上世纪末期广东以至全国流行的观念，说广东讲发财、无文化，即使有文化也是“商业文化”“市民文化”。近些年这些说法少了，可能是大量的事实受到人们的认同而自行破除此论的缘故。但尚不能说完全破除。因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是有无文化的问题，相当大的因素是在于文化观念的不同，以及文化宽容度的差异，应继续以求同存异、相互包容的胸怀待之。“沙漠论”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本土、本地、本行业、本企业的文化历史、文化存在和文化现象视而不见、不以为然，只重“他山之石”，不攻本身之“玉”，既不去挖掘、打造本身文化宝藏，又对本身落后文化现象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不能以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去兴良除垢，造成文化上的无所作为，是文化发展障碍，应当破除。
二是破“文化次要论”。头脑和眼光只想到和看到经济指标的GDP，忽视文化的GDP，将文化置于次要位置，不予重视，不进议事日程，不入发展规划。其实，多年以来，党中央和省领导，一直强调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综合竞争力，现在又首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并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任务。由此可见文化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文化次要论”可以休矣！
三是破“文化花钱论”。进行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事业、开展文化活动，的确都要花钱，往往是只有经济付出、无经济收益，或者收益少、收效慢，难在任职期间见成效，因而不愿投资文化，即使投资也是缩手缩脚、小手小脚、表点意思。这种认识，关键是欠缺文化意识，近视眼，眼光浅，不懂“城市的竞争实质是文化竞争”“未来城市的竞争以文化论输赢”的道理，也不懂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法，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思想和政策不明确、贯彻力度不大。现在《决定》明确要求：“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如此明朗而深刻的指针，所谓“文化花钱论”该收场了。
四是破“文化片面论”。这种“片面论”突出而相当普遍地表现在以狭隘的“小文化”理念看文化，将文化仅看作是图书馆、博物馆、唱歌跳舞、写诗绘画、旅游会展之类建设或活动，而不是以现代的“大文化”理念看文化，片面地将文化仅作为文化部门管的事情，忽视或不懂观念意识、精神形态是更重要的主导或根本性的文化，是社会的、也即是文化的灵魂，尤其是信仰、道德、荣辱、诚信等观念与传统，更是社会精神支柱和文化基石，不抓住或离开这个根本方面去进行文化建设，是舍本求末、因小失大。诚然，文化建设要做实事、出成绩、造品牌，但不应只片面追求基建数字、作品销量、获奖多少、品牌知名度，而应当注重其物质或精神建设的社会效益和实际效果。
五是破“文化边缘论”。“边缘”者，处处沾边、却又沾不上边。对于文化，为了交差搞一点，做做表面文章，不深不浅沾点边，谓之“文化边缘论”。此论现象相当普遍可以理解，奇怪的是“文化热”现象流行有20年以上，迄今城乡各地、各行各业，无论国企或民企、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抑或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街道或村落，以至家庭或个人，无不高唱文化，真可谓文化无处不沾边、人人处处讲文化，可是无文化、亚文化、丑文化、恶文化、邪文化现象却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显然与只偏重做“擦边球”表面文章有关。这也是“文化边缘论”的一种表现。更奇怪的是，多年来文化高调唱得如此普遍，但在科学院却无专门的文化研究单位、大学无专门的文化院系或专业，学术系统及学术规划、基金或评奖项目，都未能将文化学科或文化学类的项目单列申请和专项评审。这种在学术、科研、教学等领域中的重大缺失现象，可谓“人人有份却无人过问”的“边缘”现象，也是“文化边缘论”的一种表现。
二、立“八系”
广东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或前提下，以综合统筹的方式，确立和建设八个文化体系：
一是立“文化学术体系”。包括：确立文化学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要与世界现代文化学理论对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导向，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基本理论和体系。同时，以多元化的现代思维，允许或倡导以多种文化观、多种学术视角、多种学术途径、多种学术层面、多种艺术方式，去进行其二级学科体系的建设和确立，从而充分发挥各种学者个人或群体的积极性，促成更多文化领域的发现与开拓，造就多种文化种类和多种文化学派以及文学艺术流派的形成和相互竞争，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例如，既支持以传统文化观念去研究岭南文化或南粤文化并建设其学术体系，又应当容许以世界水文化理论去对南中国海洋或珠江水系文化进行研究而确立其文化体系；在文化领域的研究上，既倡导对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雷州文化等民系文化的研究，又当支持对西江文化、东江文化、北江文化等水域文化的探索，更应鼓励对广信文化、南江文化、十三行文化、校园文化、佛山监狱文化等等未受注意文化的发现与开拓。应当说，文化学术体系及其所带来的文化学派和文化种类与开拓，越多越好。
二是立“文化教育体系”。教育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教育既是一种文化，又是文化的根本。发展繁荣文化的根本也在抓文化教育，要确立文化教育体系，包括：在中小学设立专门的“文化”课程和教材，在大专院校设“文化”为文理科学生的必修课，在有条件的大学专设文化系或研究院所。在成人教育系统，尤其是领导干部培训方案里，要有专门的文化课程，或者定期举办文化专修班、领导干部文化研修班，形成制度，从而逐步确立文化教育体系，或者是以突出文化为特色的教育体系。
三是立“道德诚信文化体系”。当今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道德信誉危机，道德缺失，诚信缺失。这是严重的文化现象，但又不仅是文化问题，必须综合治理，以确立完整的道德诚信文化体系而根治之。确立这个体系，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守公德、守诚信，品格高尚，公正廉明，言必行，行必果，树立威信和形象；要倡导在城市农村各种基层单位或群体（街道、乡村、机关、企业、工厂、商店等），订立道德公约，在社会各种经济与人际关系之间，包括单位与个人、企业与企业、投资方与被投资方，双方的平等交往和利益的良性循环，使社会的人际关系和市场经济具有诚信道德基石；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开展评选诚信个人、单位、村庄、小区、街道、企业、商店、产品、商品的活动，并以道德诚信度进行等级评比，架构以立德守信论品位的道德准绳，形成以立德守信度比高低的时尚，创造人人讲道德、事事讲诚信、处处讲道德诚信的社会环境，营造以有德有信为荣、无德无信为耻的社会风气，使道德诚信文化社会化。在宣传和教育中，要大力宣扬古今有德有信典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和动人故事，以各种媒体弘扬诚信文化和道德传统，编写普及的道德诚信读物，使幼儿园孩子也能看懂听懂，争做“立德守信孩子”。邓小平说现代化的电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同样，传统道德诚信教育也应当从娃娃抓起，这才使道德诚信文化代代相传，全面而持久地确立道德诚信文化体系。
四是立“信息文化体系”。当今手机、电脑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发明与流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高科技的通讯时代，既高速地促进人们的信息沟通与交流，又造就了一种新的信息文化领域，开拓了“微博”“QQ”等新的交流方式，开创了网络文学、绘画、音乐，以及手机短信“段子”、诗歌等等超时空的交流和艺术方式。由于这些新方式，以个人操作为主，自由度大，自发性强，往往形成自流，因而很有必要确立信息文化体系而加以管理引导，使其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以积极面克制其消极面，促沟通，出精品，使其健康发展，在信息交流和信息文化建设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其中应特别重视的是：政府、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网络交流体系，对于建设和谐的幸福社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有重要意义。要经常以征文、比赛、评比等活动或方式，促进信息网络文艺有更多的好作品出世，有代表性的作品、作家、理论家，使信息文艺和信息文化成气候、成领域、成体系。
五是立“品牌文化体系”。在总体上，既要以文化打造经济物质生产的品牌，又要打造文化品牌，开拓品牌文化研究领域，树立品牌观念意识，确立品牌文化体系。在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和打造品牌，既挖掘或弘扬传统品牌，擦亮本有品牌，更要打造开创新品牌。在文化领域，既要以设立各种奖项的方式树立个人或作品的品牌，更要以在社会上大力宣传、弘扬文化特质或实效的方式，使品牌成为公认的社会存在；既要打造现实新生事物、新人新作、新建景点、新开场馆的文化品牌，又要挖掘、重现传统文化遗存或文化星座的品牌光辉。从而使各行各业都有自身的品牌系列，形成品牌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尤其要实施促使品牌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比赛和竞争的战略，尽力争取举办或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并获得奖项，竭力争取多种文化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是立“生活文化体系”。衣、食、住、行、玩，是人类生存的五要素，也是社会生活的五项基本内容；每项要素或基本内容都自成其经济和文化体系，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一定国家、民族、地域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质与形态，包括其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所以，在文化建设中，从本地文化特质出发，分别确立本地域的衣、食、住、行、玩的文化体系，又在总体上确立自身的社会生活文化体系，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文化建设，是最能体现本地文化特质、最能体现文化惠民、最能繁荣发展文化经济的基本途径和战略。例如，“食在广东”是举世公认的，广东自古食文化经济繁荣，食文化有悠久传统，自成经济和文化体系，当今又有更新更大发展；衣饰服装业“领导全国新潮流”；住房建设和房地产业，高铁、地铁等交通建设，以及旅游业、娱乐业等都是全国的“排头兵”。这些衣、食、住、行、玩等生活文化体系既是各项生活要素的高速发展，又是整体社会生活的发展，既是经济的发展，也是文化的发展，既是物质惠民的发展，也是精神文化惠民的发展，既是广东经济特质的充分展示，又是广东文化优势的直接弘扬。过去只注重这些社会生活要素或行业的经济效能，忽视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功能。同时，以往多是将这些要素或行业“各顾各”地、零散地去进行操作，其发展是迟缓的、有限的，应当以确立社会生活文化体系而促其整体地、综合地、系列地发展才能高速发展。
七是立“生命文化体系”。生、老、病、性、死，是人类生命过程的基本环节或基本命题，每个人都是必须经历或必然接触到的，每个国家、民族、地域的每个时代的社会管理者，都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五项生命命题，也即是社会命题。每个社会对这些生命环节和命题的认识理念、解决方式和关怀程度，是其人性关怀、物质和精神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其社会文化、传统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如“生育”，既是人的生理必然，又有生养优生、计划生育、孕妇婴儿保健、助产出生风俗等等，都无不有经济、文化问题；当今社会老龄化日益突出，社会问题多多；病、性、死的问题，同样不可避免、持续不断，都受社会风俗文化影响，又是社会文明程度标志。这些生命文化问题，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而确立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生命文化体系来解决并发展之。
八是立“文化人才体系”。要充分注意从文化事业的特殊性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保护人才、鼓励人才，确立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人才体系。如在工艺性特强的行业，可破学历或艺龄限制评升职称，可以私人收徒或亲属带徒；在大学和学术机构，可以破除退休年龄限制而持续使用特殊人才，并为深有造诣的专家配备助手；根据不同行业的劳动付出情况制定弹性报酬准则，尤其是对公认为“冷门”的行业，如文艺批评、文化研究等，要扩大研究课题和经费投入，提供更多造就人才、使用人才的机会，以减税、免税、提高稿费和奖金等措施，促使研究或创作成果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升值；在文化竞选、比赛、评审、评奖中，要公开、公平、公正，人人平等，破除门户之见、派系之争，严禁黑箱操作、霸道行为，造就人才顺利成长的良好环境，真正确立科学的文化人才体系。
以上“八系”，是供实现广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参考的策略与途径，其建设与确立的进度大小，则当是广东文化发展繁荣程度的主要指标和实现标志。
2011年11月1日
附注：本文发表于《省政府参事建议》2011年11月24日第68期。
以自身特性和共通性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及对外经济文化合作
——从建设文化大省和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提出的战略性建议
前年冬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代表省委，发出建设泛珠三角区域（“9+2”）合作的号召，我即先后向媒体发表了题为《泛珠三角经济圈需珠江文化支撑》（见2003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泛珠三角：不仅是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见2004年4月12日的《南方日报》）的谈话，表示热烈拥护和支持，因为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战略与理论实践意义的英明决策和举措。为此，我特地提出一项战略性建议，即：以自身特性和共通性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和对外经济合作，使文化与经济相互转化。
一、这项战略性建议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这项建议，其实是从我对省委先后提出建设文化大省和泛珠三角合作区域（“9+2”）号召的理解而提出来的。我发现这两个号召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步骤：如果说建设文化大省是以我省自身特性或优势文化的发掘、弘扬、建设推动全省经济的发展，那么泛珠三角则是进一步找到“9+2”省区共有或共通性文化，并以此为纽带或平台，进行区域和对外经济文化合作，同时又以此发挥出区域的经济文化的特性和优势；特别是，由此找到了本来经济文化都差异甚大的省区之间的连接链条，甚至连不同社会制度的香港、澳门，也找到了从文化的特性与共通性进入经济合作的途径，使泛珠三角成为全国地域最大的、经济文化成分最丰富多样的合作区。我想这是两项号召之精髓，是战略上的创举。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并认真领悟这两项号召的战略思想，从而郑重提出这项建议，是由于我近15年来一直研究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并且取得一些与其战略思想一致的成果和体会。这些成果，是由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具体组织的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经十多年努力而取得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泛珠三角合作区域（“9+2”）各省区，都有其自身特性的文化，在各省区之间，又有两种共有或相通的文化，可以作为相互协作，以至对内凝聚、对外合作的纽带和交流的平台，如能再加以深化研究和利用，必会更大促使文化转化为经济，又使经济转化为文化的良好效果。
珠江文化，就是泛珠三角区域共有或相通的一种主要文化，是既可对内凝聚，又可作为对外交往平台的一种文化。首先，珠江文化的覆盖地域，是珠江水系及沿海江河流域和辐射地带，即：云南、贵州、广西是其第一主干流西江的发源地和流经地，湖南、江西是其第二主干流北江的发源地，江西又是其第三主干流东江的发源地，福建是其毗邻江河韩江的发源地，广东是珠江水系的总汇地，海南自古属广东，香港是东江下游，澳门属珠江三角洲，四川是珠江文化的辐射地带。（四川从古至今与广东关系密切，清康熙年间实行“湖广填四川”政策，使广东大量移民进川，致使至今四川全省百多个县大都有“广东会馆”，而且馆内大都供奉六祖惠能佛像。）可见珠江文化是“9+2”省区共有的相通的文化，是泛珠三角区域的文化基础和支撑；自古以来以水路交通为重，珠江水系似蜘蛛网，河汊纵横，交往特别密切，改革开放后更是往来频繁，入粤人口剧增，珠江文化更被人们认同接受，从而使其成为具有全区凝聚力的文化，也是可对外（包括外区、外国）交流的平台。
珠江文化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又是有其自身特性和优势的，是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并列的大江河文化之一，是“茫茫九派流中国”的江河文化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有自身的发展系统（黄河文化的始祖是黄帝，长江文化的始祖是炎帝，珠江文化的始祖则是舜帝；黄河文化的哲圣是孔子，长江文化的哲圣是老子，珠江文化的哲圣则是六祖惠能）。它有自己的性格和风格（黄河文化正如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所体现的神圣、庄严，长江文化正如苏轼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体现的开阔、气派，珠江文化则如“岭南第一诗人”张九龄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体现的海洋性、宽容性、共时性）。它有自身的悠久历史（经我们研究发现岭南文化发祥地在封开，解开两广之“广”之谜，论证出封开原始人牙化石距今12.8万年，比距今10万年的马坝人早，这即意味着将岭南文化推前2.8万年）。它还有自身的独特形象（黄河似龙，长江似凤，珠江则似多龙会珠）。而且，珠江文化的称谓和概念还深受港、澳、台和外国学者及华人的认同和欢迎，如前些年我先后到西欧五国和美国讲学或进行文化交流，大谈珠江文化，外国学者甚感兴趣，我因此受到华人华侨作家和文化人的特别欢迎；2000年我在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以《珠江文化的创新特质的源流及其发展》为题讲学，受到该校师生及学术界的赞许；2002年年初，台湾海洋学会会长刘达材（原台湾海军中将）从香港《中国评论》杂志上知道我们研究珠江文化，特从台湾到广州与我们珠江文化研究会作学术交流；2004年年初，我们与香港《中国评论》杂志联合举办了“粤港澳文化的回顾与前瞻”论坛，三地学者一致公认珠江文化（含岭南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三地文化的主流，是相互经济交流的基础，“敢为天下先”是三地的共通特性和文化优势。这些研究成果和效果说明：珠江文化是自成体系的，其成为泛珠三角区域一种共有和共通的文化，成为区内的一种连心力、凝聚力，成为对外交流的一个平台，是有科学依据的，是受到认同的。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既是珠江文化海洋性的佐证之一，是珠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具有更为广泛共通性的一种文化。丝绸之路，即中国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始的对外通商之路，陆路从当时首都长安出发，海路从当时岭南首府广信（今封开和梧州）出发。从徐闻、合浦出海，其古代港口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有好些点已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去年宣称：打算将世界上所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遗址（估计有50多个点）合定为一项世界文化遗产，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纷纷争取其遗址列入。所以，海陆丝绸之路是更为广泛的共通性文化，是受到较多运用的对外交往平台，前些年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先后访问意大利、巴基斯坦，都在讲话中谈到我国与这些国家自古交往的丝绸之路历史。最近媒体报道，我国交通部公布了修建国际公路的宏伟规划，其名称则是用“新丝绸之路”。
我们进行文化大省建设和泛珠三角合作，也应当发掘和运用这种文化。2000年6月，我们发现并论证出雷州半岛的徐闻，是西汉时，也即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这个发现，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南宋时才开始的福建泉州港为中国最早始发港的海上丝路史，推前了1300多年，也即是将珠江文化的海洋史大大提前。随后我们发现在广东沿海，从东到西都有不少分别于不同年代开始的海上丝路始发港；同时我们发现在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特别是福建、广西、海南、香港、澳门，都有许多著名的海上丝路始发港，从而证实海上丝路文化是珠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泛珠三角各省区共有共通的一种文化。其体现的海洋性，也正是珠江文化区别其他江河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同时也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之一，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德国大学者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说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为代表的西方观点。我们还发现在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之间，有许多交汇点或通道，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在广东和整个泛珠三角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福建，都有许多这样的交汇点或通道，显然这也是泛珠三角共有的而又是区别其他地域的文化特点之一。由此可见，海上丝路是我们广东和泛珠三角的一项资源十分丰富、共通性特大特强的遗产文化，也是其自身的一种文化特性和优势。
我从媒体的报道上看到：我省一些市县，在省委发出建设文化大省和泛珠三角合作号召的感召下，近年运用了我们研究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成果，进行对外交往和招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前些年，湛江市以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之一为品牌，使徐闻县增多五亿元投资；韶关巿以珠玑巷是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汇地和文化寻根地的定位，在南洋和欧美开展后裔联谊活动，使南雄增加近亿元投资；去年，云浮市以惠能出生地定名为六祖镇和举办六祖节，使新兴县仅去年即增加数亿元投资；肇庆市先后在封开举办岭南文化发祥地研讨会和招商会，在端州举办包公文化研讨会和端砚文化节，在德庆举办儒学研讨会和龙母文化节，在怀集举办金燕文化研讨会和攀岩比赛活动，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尤有意思的是：2003年9月我应阳江市领导的邀请，带一班专家去考察“南海Ⅰ号”沉船，作出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经媒体报道，引起世界著名海洋学家吴京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教育部”部长、成功大学校长）的注意，他要求我邀请他前来考察。他在考察时大为惊讶，评价极高，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去年元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几位官员和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也要求我陪同考察，他们在考察时也赞赏不已，认为是价值特高的文化遗产，并认同我提出的“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去年在国家文物局等单位举办论证会后，中央和省领导高度重视这项文化遗产，批予1.5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这些情况表明：各级领导已经开始注意以本地文化特性、优势资源和共通性文化为纽带进行经济文化合作，并都取得了文化与经济相互转化的良好效果。
从上可见，我根据省委的战略思想而提出以自身特性和共通性文化为纽带，促进区域和对外经济合作，使文化与经济相互转化的战略，是有充分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依据的，是有大量的成功实践依据的。
2005年1月23日
（收入本书时，本文第二部分已删去）
附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005年5月11日对此件作出批示：“请东士、小丹同志阅。”蔡东士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小丹同志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强化文化软实力之“五力”，发扬光大广东文化特点和精髓
——广东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特质调研报告
在2013年广东省参事决策咨询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作出了“广东文化具有自身特点”“具有自己的精髓，需要我们今天去发扬光大”的指示。那么，什么是广东文化的特点和精髓呢？2010年7月，以建设文化强省为主题的省委十届七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成功探索，不仅为全国贡献了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中形成了‘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开拓进取，领潮争先’的思想观念，成为新时期广东文化的精髓。”这个概括，也包括其内涵的开放性、领潮性、变通性、务实性、进取性等特点，故可统称为广东文化特质。显然，广东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长足发展，是充分发挥了这些特质而取得的丰硕成果。
现在广东正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胡春华书记作出这一指示，是很及时、很重要的。如何贯彻这个指示呢？笔者认为，应当以新的高度或视角，去重新认识自身文化的特点和精髓，并在已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使其发扬光大。这个新的高度和视角，就是现代文化理念和文化软实力理论及其内涵之“五力”，即：文化激活力、文化对应力、文化伸张力、文化浸润力、文化持续力。为此，特提交调研报告及具体建议如下：
一、用时代文化理念，以文化激活力发扬开放性特质
当今世界，时代文化理念就是大文化理念。其“大”，一是以世界和时代的眼光看文化，二是以大文化概念（即指人的理念、精神、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用文化。具体而言，就是以这“两大”文化理念为高度，去研究、分析、发现、升华广东的一切自然、历史、现实的客体文化元素（含古今生活与文化）而进行文化创造，包括创作文艺作品、确立文化定位、策划文化项目、组织文化活动、建设文化设施、保护利用文化遗产、普及文化知识、创办文明单位等举措或实体成果（统称“作品”）。以这“两大”文化理念为高度去进行这些文化创造，实际上也就是以文化软实力之激活力，去激活广东的相关文化元素（包括文化特质）而创造的作品；同时，这作品本身对于受众又是有文化激活力的。所以，文化激活力，既是作者以一定时代理念去激活文化客体元素而进行文化创造的文化力，又是作品对于受众的影响力。
例如，2010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式，就是以这“两大”文化理念中，最“世界”、最“时代”的水文化和江海文化理念，激活广东文化中传统的水文化元素（如“落雨大水浸街”的咸水歌、游河的花艇、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乘风破浪的海船等），在“以羊城为背景，珠江为舞台”的宏大艺术空间中活灵活现，既突破了历代亚运会均在场馆内举行开幕式的传统，又扩充了体育活动的文化内涵，以“一滴水通向海洋”的亮点，充分体现广东文化的开放性特质和风采，使其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而且具有强烈的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从而使广州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名城”（海外媒体语）。可惜这种以时代文化理念发挥文化激活力之“大手笔”作品太少，而且“中手笔”“小手笔”的作品也不多见。看来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两大”文化理念激活广东古今文化元素和开放性特质的功力不足。
纵观天下古今大著，能列入世界级之时代经典者，莫不是作者以时代文化理念激活一定地域或领域文化元素之巨作，其文化理念越高、激活的文化元素越深，其世界性、时代性就越强越大。鲁迅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是以“世界的”激活“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中国内地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称他的文学故乡是“高密东北乡”，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就是他以现代文化理念激活其故乡文化元素而写出的作品，可谓以现代文化理念激活地域文化元素而成功的典型例证。
当然，能否以及如何掌握现代文化理念并激活地域文化元素，取决于作者（包括策划者、主持者、决策者、指挥者）的文化素养与创造功力，但如能高度掌握现代文化理念和地域文化元素，则更能发挥和增强自身的素养、个性、特质和功力，也即更能发挥和增强其文化激活力。所以，对于作者而言，文化激活力即是自身文化素养和创造功力；对于作品而言，则是其社会影响力及其影响面的深度和广度。
文化激活力在文化软实力“五力”之中，是主干力、关键力，具有并强化此力，才能创造出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作品，才能发挥和强化其他“四力”。当今广东文化，首先就应以强化这个首“力”，去进一步发扬开放性特质。
二、用江海文化理念，以文化对应力发扬领潮性特质
文化对应力，也即文化对接力、认同力、亲和力，其内涵有两个层次：一是指文化创造过程中，作者与其所激活的客体生活面而产生的文化力；二是指作品问世以后，作品与其受众面对接而产生的文化力。一般而言，作者与客体生活对接面、作品与其接受面越宽越深，文化对应力就越强越大，否则就较弱较小。因此，作者必须在创造过程中精心选择一条文化对接纽带，将尽可能深广的生活面和作品的受众面串接起来，才能发挥和增强作者和作品的文化对应力。
这条对接纽带的最佳选择，应当是以最“世界”、最“时代”的文化理念和地域文化的最大特质为主体。就广东文化而言，就是江海文化理念和领潮性文化特质。珠江水系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广东文化对接全国和世界的两条主干性纽带，是广东文化领潮性特质的主要体现。这是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决定的。广东处于珠江与南海联为一体的地理环境，又有开发珠江、南海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决定了广东是江海一体的文化特质和传统。这种特质和传统，在当今时代，正与世界水文化中江海文化潮流和中国改革开放潮流相吻合，从而将广东推到时代风口浪尖的位置，造就了领潮争先的文化地位和特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两条主干性文化纽带的文化对应力特强特大：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河，覆盖整个中国南方水系，与黄河、长江、辽河、运河等大江大河“茫茫九派流中国”，对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英国的泰晤士河、法国的塞纳河、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等世界各国母亲河；海上丝绸之路，从秦代南越港、西汉徐闻港等数十个南海沿海古港始发的海上交通，两千多年来络绎不绝，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对接，新的丝绸之路越拓越长越宽。显然，文化对应面也极宽极广，文化对应的潜力也是无穷无尽的。
可惜的是，广东在文化上，对于这些时代和历史赋予的特质认识不够、运用不足，以现代江海文化理念，以珠江水系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主干纽带而发挥文化对应力、发挥领潮性特质的自觉性和力度远远不够，与兄弟省市相距甚远。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甘肃以敦煌文化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创造了音乐舞蹈史诗《丝路花雨》，数十年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文化对应力；中央电视台以长江为纽带，对接世界江河文化，制作了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近十年来“一说”“再说”，在海内外发出了无穷的文化对应力量。作为中国和世界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广东，作为中国第三大河——珠江水系中心地的广东，至今仍未有像样子的写海上丝绸之路和珠江文化的作品问世，能不汗颜么？
此外，广东的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均有大量移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其文化对应受众面在海外极宽极广，遍布世界五大洲，是广东江海文化和领潮性特质的重要元素和体现，也是可以发挥和强化广东文化对应力的又长又宽的文化纽带。可惜只是近年来才开始注意发挥这些纽带对应力，而且至今所付出的力度偏弱偏小。应当大力对其强化，同时，也应以此原理，发现和运用更多更新的文化纽带，以持续不断地强化文化对应力和发扬领潮性特质。
三、用信息文化理念，以文化伸张力发扬变通性特质
江海一体的地理优势和江海文化特质，使广东自古有重商传统，商品经济特别发达，直至改革开放，对内“搞活”是经济，对外“开放”也是经济，所以才有“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的热潮和声誉。商品经济特重信息、机会、际遇、敏感、灵活，“随机应变”“灵活多变”，因而造就广东文化自古有变通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更是如鱼得水，恰逢更大发挥之时。若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应更自觉地以信息文化理念，更大地发挥变通性特质而强化文化伸张力。
文化伸张力，有对内和对外的双向伸张。对内是指作者在进行文化创造过程中，对客体文化元素内涵的深度、广度的强化力；对外是指作品问世以后更大更深地扩展受众面的影响力。以现代信息理念发挥和强化文化伸张力，则如虎添翼，对作者而言，有似《红楼梦》中林黛玉所言的“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对作品而言，则如薛宝钗所言的“愿借好风力，送我上青云”。前者是伸张内力，后者是伸张外力。
具体说来，作者在创造过程中对内伸张力的发挥，首先就要求对时代信息比较敏感，有预见地选择时代最前沿的题材或项目，不失时机地进行创造；同时，也可以有前瞻性地选择有经营价值的题材或项目，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对其文化内涵进行层层伸张，使其成为文化瑰宝，在最佳时机问世；或者是按全国或世界性活动的需要，有预期有目标地选择题材或项目，对相关的客体文化元素进行深广伸张，创造出能过长江、跨黄河、出海洋的文化精品。
以对外伸张力而发挥文化变通性特质，是广东传统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明清以来，一口通商的“粤海关”“十三行”“侨墟楼”，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广交会”，源源不绝的商贸际遇和变幻无穷的推销手段及广告，使广东商品誉满全球。改革开放后，信息文化理念日益现代和开放，信息传播的媒体与方式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电脑、网络、手机、广告，既是信息媒体，又是文化创造母体；各种各类的交流会、联谊会、交易会、旅游节、特产节、风情节、民俗节，既是商贸集市，又是文化盛宴。广东信息经济与信息文化的高速发展和发达盛况，是无愧于全国“排头兵”称号的。但从发展上看，尚有明显不足：一是从现代信息文化和文化伸张力的高度，发扬变通性特质的理念的自觉性不足，大都处于自发盲目状态；二是对原有媒体功能发挥不足，报刊多是应景玩乐之文，有深度有分量之作甚少，舞台艺术欠缺可“出口”精品，电影名片几乎空白，电视已进入家家户户，却甚少有能让人“追”的故事片或专题片；三是在众多全国性、国际性的经济体育等活动中推介广东文化不足；四是“走下去”不足，即将文化向基层、向群众、向家庭推广不足；五是“走出去”不足，即将文化向省外、国外推广不足。可见我省的文化伸张力尚有甚大的伸张余地和空白地带。
四、用生态文化理念，以文化浸润力发扬实效性特质
保护自然生态的理念，已取得世界共识。其实在这理念中，也当包括生态文化理念。因为自然生态保护是为保护人类生活环境而言。生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的灵魂是文化。因而以优秀文化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造就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理念和重大课题。这就是用现代生态文化理念营造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浸润力。
文化浸润力，包括文化的环境力、氛围力、向心力、凝聚力、熏染力、孵化力、竞争力、辐射力、实效力等，在环境营造和文化创造上，尤其是在人才和作品的成长和孕育上，与广东文化的实效性特质要求是一致的。所谓“润物细无声”“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知识就是力量”“敢拼就会赢”“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名言，都是阐释文化浸润力和实效性特质的内涵和道理。深圳办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广纳、培养人才，扶持、孵化项目，创造文明单位，等等；全省各地的先进经验也是如此。但这大都是经济发展上的成就和经验，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或经验却较弱较少。
无论是作者的成长和创作，或者是作品的酝酿和创造，都需要良好环境的孕育和扶持。“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无典型环境就不能出典型人物（包括作者与作品）。广东是经济强省，有较好的经济环境，所出经济成果较大较多。相对而言文化环境力却较弱，故有“文化沙漠”之贬语。其实这是不实之词。且不说近年广东新挖掘出来的悠久丰富的古文化，仅以现代新潮文化而言在全国也是位列前茅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文化环境力较弱的事实。因为特强的现代新潮文化，有明显的现代商业文化因素，显然与特强的经济环境力相关。经济与文化的环境力平衡，有助于文化，文化又能引领经济，否则会牵制以至削弱文化。所以，应当以生态文化理念，掌握经济与文化环境力的平衡，包括文化领域中各种文化的平衡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大文化投资比例；着力发现和大力扶持重点项目；强化平等竞争机制，从中发现可重点扶持人才和项目；强化公正评选和评奖机制，鼓励先进，树立榜样；破格扶持青年拔尖人才和项目，也破格留用开拓性、传统性学科或行业的项目和领军人物，树立新老文化权威，以克服或持续防止某些学科或专业青黄不接、创新多碍、传统割裂、积累断弃等现象。
五、用正负文化理念，以文化持续力发扬进取性特质
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有文化特质上的正负面，又有发展上的正负面。特质上的正负面，是其优质和劣质（或正能量和负能量）同在；发展上的正负面，是前进与滞后并存、扩大与消失共现。这是现代文化学中的辩证理念，用之于文化软实力理论，则是文化持续力或后劲力、转化力的原理。这个原理，与广东文化的进取性特质又是极其一致的。要发扬光大这种特质，就必须以这个理念和原理，发挥和强化文化持续力。
中国的各大江河文化，各有其特质，每个特质都有其正面和负面。例如，黄河文化有似李白诗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神圣、庄严，但却有封闭、保守之传；长江文化宛若苏轼词称“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放、气派，但却重于表面、精打细算之风；珠江文化正如南粤第一诗人张九龄所写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宽宏、共时，但却是浅尝辄止、易变易移，也即是既有开放包容、领潮争先的正面，却又有不求深刻、不求升华的负面。所以，广东人有“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戏称。
这种正负面同在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特质性的，但却不能说是永恒不变的，而且其负面也往往是可以转化、转型，或以新陈代谢的方式转化为正面，以新的方式发挥文化持续力并持续发挥进取性特质的。例如广东人在近百年来中国历次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着叱咤风云的领袖角色，开始时风生水起、领潮争先，但因事成不久，往往虎头蛇尾、后劲不足：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只占了半个中国即寿终正寝；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只做了“百日维新”即四散逃亡；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成功不久被袁世凯夺了权；随即发动讨袁战争，恢复大元帅职，在广东誓师北伐，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接手指挥，尚未打过长江，即在上海策动屠杀共产党的“四一二”政变，北伐夭折。这一系列史实，说明广东文化特质确有正负面同在的现象。
但是，从历史发展眼光看，这种虎头蛇尾的负面，虽然是以失败方式消失了，但其实是一种转化，“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显然，洪秀全、康梁、孙中山的革命，都有着这种承前启后的转化关系和现象。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孙中山两次革命，虽然离开广东最后失败，但其影响遍及全国以至世界，也是一种承传转化关系和现象。这两种关系和现象说明，特质性的正负面文化都是在前进中转化、转移、扩大的。再从历史发展进程的态势看，广东人在百年近代史上的风云转换，虽然有似走马灯旋转，“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始终保持着前仆后继的承传关系和领潮争先的态势。这正是广东文化开拓进取特质的一种体现，也是正负文化面的转化、转移、扩大的体现。应当说，这也是文化持续力发挥的一种方式和途径。从这种方式和途径可见，发展的总体目标越新、转化的层次越深、转移的空间越宽、扩大的范围越广，文化持续力和文化进取性的发挥就越强越大。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持续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也可为此佐证：从开始“先走一步”创办经济特区，到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到办粤港澳“大珠三角”、到“泛珠三角”（“9+2”）经济合作、到建设“珠三角经济圈”、到现在加快“粤东西北”发展，使广东一直保持着开拓进取、领潮争先的地位和态势，未出现虎头蛇尾、后劲不足现象。这些事实说明，文化特质的正负面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用现代文化理念辩证把握，使其转化、转型、转移、扩大，以发挥进取性特质和文化持续力而发展的。
从文化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应该说，广东文化在有些时候或有些领域，也有过引领全国风骚之荣耀，如流行歌曲、广场文化等，但往往是新“风乍起”，神采飞扬，有的“吹皱一池春水”，有的“翻江倒海”，即“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可谓虎头蛇尾之证。然而，尽管这些文化如此“短命”，相关新潮文化仍是前收后启、此息彼生地发展着，一直保持着应时而生、源源不断、层出不穷的发展态势。这种态势，虽然有连连“短命”的负面，但同时具有新潮的正面，并很快转化为另一新潮，保持着持续发展的“长命”。这不也是发挥文化持续力和开拓进取特质的一种体现么？应该肯定，这也是一种文化发展方式，也是一种广东特色和优势，大可不必对此非议，也不必为此妄自菲薄。当然，除此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种多样的文化，尤其是经典性、重量级文化。
的确，这种“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天”的“快餐文化”，有快、轻、小、短的特点，这既是其弱势，又是其优势，应当继续发挥其特点和优势；同时，又应当以正负文化的理念，将其转化、转型、转变、扩大，向深、重、大、厚的文化进军，并将其发展为广东文化的又一特色和优势。若要这样，就必须下大决心、抓大策划、加大投入、花大力气、搞大作品，以强大文化持续力发扬光大广东文化的进取性特质才能实现。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引用的文化软实力理论，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对每个地区而言也是如此。笔者试图将这种软实力之力源，细化为文化激活力、文化对应力、文化伸张力、文化浸润力、文化持续力等“五力”，并尝试用之论析当今广东文化实际，旨在探求发扬光大广东文化特点和精髓的策略与途径，为建设文化强省给力。
2013年9月3日
附注：本文发表于《广东参事馆员建议》2013年9月3日第31期。
持续发掘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
——关于研究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调研报告
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的要求（下称“中央决定要求”），对我启发很大，促使我回顾了从1992年被聘任为省政府参事至今20年来，在省政府参事室党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偕同一批来自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省作协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在进行珠江文化研究的同时，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中央的决定和要求具有深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具有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意义，特提供调研报告和建议如下：
一、研究开发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因、进程及成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我即开始探索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起因是受当时西方现代文化学进入中国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出于对一部电视片的触发。这部电视片的主题，是探究中国受封建制度和思想束缚而造成长期落后的原因，影片的回答是：在于作为民族文化发祥地和中心的黄河文化属黄土地文化，而不是海洋文化；而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因以海洋文化为主体的。对此，我当即质疑：难道中国只有黄河文化吗？难道中国没有海洋文化吗？于是，我便有意识地从广府文化进入探讨珠江文化，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探讨海洋文化。当然，这两条研究线路是交叉结合进行的，但也大致各成系列。
古代丝绸之路，是指汉代到鸦片战争两千多年来，中国与周边及世界相关国家地区之间，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路，由于中国特产以丝绸著名，十八世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记中，正式使用“丝绸之路”一词，被普遍接受而通行至今。历来说的中国丝绸之路是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开始，始发地是长安（今西安）。二十世纪中叶，学术界开始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具体始于何时、何地则众说不一。199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专家到中国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古港，确定福建泉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依据是在泉州发现南宋时的海岸沉船，以及来自中东的教主遗墓碑和回教移民村。故泉州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资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而广东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在联合联教科文组织考察时未受专家注目，于是留下了广东究竟有无（或有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的悬念。正是带着这个悬念，启开了我与一些学者研究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的进程。这个20年进程，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具体如下：
（一）从田野考察对西汉徐闻古港的实证，到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研讨会的确认
早在1993年夏天，我受聘为省政府参事不久，即偕同文教组参事到古广信所在地封开和梧州，考察广府文化和珠江文化，当时得知《汉书·地理志》有一段记载，称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即派黄门译长从广信到徐闻、合浦赴日南（今越南）出海外多国。这是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字记载。但是从未有学者到徐闻、合浦实证这个记载。
2000年6月上旬，正当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我等一行冒着酷暑，到达徐闻县西南沿海土旺村（与徐闻古县治“讨网”音近），在二桥、仕尾一带，发现汉代板瓦、筒瓦、戳印纹陶片，以及汉墓、枯井口、烽火台等遗存，综合之前考古学者在此发现的汉代“万岁”瓦当、水晶珠、银饰、陶罐等文物，以及《汉书·地理志》中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开航”“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南西北方千里”等记载，将田野考察实证和史料记载结合判断，这即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旧址。我随即写出参事建议《应当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受到省领导高度重视，批准成立以黄伟宗为首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项目组（下称“项目组”），继续进行论证并扩大沿海古港的考察研究工作。这是正式探索进程的起步。这项实证成果，意味着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团在泉州确定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在南宋始发时间，推前到西汉，从而具有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推前1300年的意义。
由此，项目组从两方面进行深化研究开发工作：一方面是继续开展对合浦等南海古港的田野考察工作，包括到泉州古港学习取经；另一方面是进行文案研究并撰写作品及编写论著工作，于2001年11月出版了《珠江文化丛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辑》六部，包括《开海》（洪三泰等著）、《千年国门》（谭元亨等著）、《广府海韵》（谭元亨著）、《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陈永正编注）、《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黄鹤等编）、《东方的发现——外国学者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徐肖南等编译），共达200万字，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这套专辑，既将原有考察研究上升到更高的学术档次，又为研讨会提供了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基础。
2001年11月下旬，项目组在湛江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广西、海南、厦门、泉州、香港、澳门等地的百余名专家们，再次证实和认同了我们对西汉徐闻古港的发现和实证，充分肯定中国本是世界海洋大国之一，应当改写将中国排除在世界海洋大国之外的世界文化史。
（二）从对南海沿岸古港的普查，到《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等重要专著的出版
自研讨会结束后，项目组乘胜前进，继续坚持走田野考察与文案研究并著述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从2001年至2003年期间，项目组同仁先后到南海沿岸的南岸、柘林、凤岭、樟林、白沙、大星尖、广州、香港、澳门、广海、阳江、电白、雷州、徐闻、合浦、北海、钦州、防城等古港，以及西江、北江、东江、南江、漠阳江、鉴江、南流江、北流江等港口，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每个古港都有一段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而且在历史上呈现此盛彼衰现象，但又在总体上形成了从汉代至清代都不间断地有繁荣古港的形势和格局。由此说明，广东自古以来都有不间断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在每个历史年代都有兴旺的古港和历史，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最完整的文化大省。
这些研究开发成果，都集中体现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海上丝路文化新里程——珠江文化工程十年巡礼》中；同年出版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黄启臣主编）、《珠江文化论》（黄伟宗著）、《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司徒尚纪著）等专著，更将田野考察成果上升到深度的理论学术层次。
（三）从发现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到《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出版
项目组一直以田野考察方式，持续进行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并且一直坚持以多学科、多方面、多层次综合考察为方针，因而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成果，被称为“填补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空白”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的发现，即属此例。在此之前，学术界对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硕果累累，近年起步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也正风生水起，但都是各自为政地研究，既不注意将两者研究联系进行，又忽视在文化遗存中尚有许多起到对接两者的古道文化，所以造成这个学术空白。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我在先后考察贯通古广信（封开）的潇贺古道，以及南雄梅关、珠玑巷时，已对此有所觉察，但真正意识其重大意义的是本世纪初对这两条古道的再次考察。这两条古道的遗址和史料，都证实其本身从来就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功能和意义。前者在《汉书·地理志》已写明，汉武帝派黄门译长开创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水陆联运的潇水至贺江古道到广信，然后又沿南江、北流江、南流江到达徐闻而出海的，这不就是名正言顺的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么？南雄梅关古道是唐代贤相张九龄主持开通。他在《开凿大庾岭路序》中写明其目的，是为沟通中原与海外的贸易和往来。与梅关相连的珠玑古巷，是唐宋以来中原南下移民岭南以至海外的中转站，致世界广府人皆认其为“吾家故乡”，可见梅关、珠玑巷在历史上起到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此外，我们还发现了南雄乌迳古道、乳源西京古道、连州南天门古道等等，可见广东古道文化丰富。古道具有对接海陆丝绸之路的重大作用，亦理当属于海陆丝路文化遗存。
这些古道发现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成果。每项发现，我都及时写出调研报告通过《省政府参事建议》呈报。项目组在这个阶段的学术成果汇集于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的《珠江文化丛书·十家文谭》中，包括：《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周義编）、《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黄启臣著）、《珠江文化系论》（黄伟宗著）等书，共达300万字。
（四）从“海上敦煌在阳江”题词，到举办首届“‘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
阳江“南海Ⅰ号”宋代沉船，从发现、出水、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安放，历时十年有余，从始至终都是世界性的新闻大事，因为这条沉船，是迄今世界海上出水历史文物中，历史最早、体积最大、文物最多、保存最好、价值最大的文化遗存。由于其是从事中外贸易的商运货船，具有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性质；而且其文物以瓷器为主，代表了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陶瓷之路”的特点；尤其是以往发现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多是海岸文物，海中实物甚少。所以，项目组2003年9月对其考察时，我为其作了“海上敦煌在阳江”的题词。从此，“南海Ⅰ号”有了“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和代号。我作此定位的根据是：陆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最多的是甘肃敦煌，约有六万余件，故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而阳江“南海Ⅰ号”沉物中的文物，估计有六到八万件之多，又是具有海上出水文物的“五最”优势，堪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中心和文化标志，故称“海上敦煌”。
我意想不到，这个文化定位和代号也震动了世界。当时《阳江日报》报道“南海Ⅰ号”是“海上敦煌”的文化定位，并在网上传播，被正在中山大学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申请培训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知道了，便托人找我引领，于2004年元旦前往阳江考察。当他们认真观看“南海Ⅰ号”少量出水文物和听取介绍之后，当即作出“世界少有”的表示，并认同“海上敦煌”的定位。2004年5月，居住美国的著名海洋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台湾“教育部”部长兼成功大学校长吴京教授知悉，打电话到中大，请我邀请他来考察“南海Ⅰ号”，经上级部门批准后，我陪他到阳江考察。结果他对“南海Ⅰ号”评价更高，认为“世界海洋史要由此改写”；接着他在中山大学对研究生作报告时又讲到，“南海Ⅰ号”与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宝贵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2007年12月22日，“南海Ⅰ号”沉船打捞出水，进入广东海上丝绸之路馆“水晶宫”安放，我应邀参加了庆典，150多家海内外媒体记者云集采访，发表了大量报道，我与阳江日报总编辑薛桂荣汇集全部报道于《海上丝路的辉煌》一书中，并于2009年6月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出版。2011年4月26日，在阳江举办了首届“‘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论坛，来自北京、西安、甘肃、上海、福建、武汉、广西和本省等地近百专家学者，充分论证、高度评价了“南海Ⅰ号”的“海上敦煌”价值和意义。会后，我与谭忠健主编的论文集《海上敦煌在阳江》，由中国评论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五）从在广州发掘“西来初地”“十三行”，到在台山发现“广侨文化”“侨墟楼”，再到广州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州有“四地”之称，即千年海上丝路发祥地、岭南文化中心地、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前沿地。其实，这“四地”都是因具有江海一体的文化特质而来，皆因海洋文化而来。由此，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历史特长、文化遗存特多，最著名而有代表性的是“西来初地”与“十三行”。前者是东晋时印度佛教禅宗和尚达摩，从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的登岸地，达摩是中国禅宗教派始祖，其登岸地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传教之路”。后者是清代最大的商帮——粤帮的统称，又是清代从乾隆至同治年间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并具海关职能的口岸，历时300余年，直至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才结束。“十三行”实则是清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和标志，很有历史文化意义。我和项目组多位同仁，都为发掘其文化遗存写过多次调研报告和参事建议，以及历史报告文学、电视剧本等作品。
海外华人华侨和侨乡文化，实质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一种产物和体现，因为出海或回归、联络、交流，都必经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华侨之路。项目组自2006年以来，一直关注华侨和侨乡文化现象，多次到江门、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篷江、东莞等地考察，先后发现和提出“后珠玑巷”“客侨文化”等文化现象和文化定位，受到海内外媒体的普遍关注。尤其是从2006年至2011年，项目组到台山进行多次调研，发现和提出了“广侨文化”和“侨墟楼”文化现象，更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广侨文化”是广府文化与华侨文化融合而成一种新型文化；“侨墟楼”是侨乡中墟集商市总称，因其既是传统农村墟集，但又因是华侨投资所建而有“楼”，并有与海外通商的码头和商行，而具有“洋”的特点，是“广侨文化”载体之一。它具有自“十三行”统管海外通商结束后，所出现的中国海外通商在侨乡遍地开花的转型意义，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侨乡泛化之体现。所以，广东大多侨乡都有这种“侨墟楼”，但以台山为最多、最集中、保存最好。2012年8月我们举办了中国首届广侨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武汉、广东和江门，以及澳大利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和肯定了这种文化遗存具有独特的海洋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价值和意义。我和邝俊杰主编的《广侨文化论》是这项成果之集萃。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广州创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可谓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再延续、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迄今已举办百届，而且从开始只是“出口商品交易”，发展为“进出口商品交易”，交易面和交易额均与时俱增，带动了会展业在广东飞速发展，如影响世界的深圳“高交会”“文博会”等等，都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文化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即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五大“亮点”。下面则是总结性的理论成果。
（六）从《中国珠江文化史》完成，到《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出版
2009年6月28日，正当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之际，本会（也即是项目组）同仁历时三年努力而完成的300万字大型史著《中国珠江文化史》，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继《黄河文化史》《长江文化史》出版之后，被学术界称为“填补中国大江大河文化史空白”的史书。这部史书的完成，既是珠江文化工程总结性的阶段成果，也是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因为它以大量的史料和翔实的论证，以数千年珠江文化发展历程和体系，证实了珠江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之一，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并列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家族中的一员，同时也论证了珠江文化本身就以江海一体的特质，而具有特强的海洋性；这部史书中又有大量篇幅，系统论证了与珠江流域一体的南海沿岸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发展，从而以雄辩的史论匡正了认为中国无海洋文化的偏误。
虽然取得了这些重大成果，但项目组并不以此停步不前，而是乘胜前进，向海洋文化进军。所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致信我表扬《中国珠江文化史》的时候，我在复信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了为研究海洋文化立项的请求。在汪洋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从2010年开始，项目组在原有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进入海洋文化的深度研究。2013年7月，出版了由我主编并撰写长篇引论的《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丛书》，内含《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谭元亨等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司徒尚纪著）、《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戴胜德著）、《中国南海古人类文化考》（张镇洪等著）、《中国南海商贸文化志》（潘义勇著）、《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辨》（蒋明智著）等六部，共达200万字，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属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二、从中央决定要求看海上丝路研究开发的若干要点
1．海上丝绸之路，是汉代以来中国通向世界的千年海洋航道，既是交通航道，又是经济、贸易、文化往来的通道。它首先并主要是经济往来的功能，同时又具有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意义，尤其是具有国际之间人民友谊交往的意义；它开始并主要是中国与沿海周边国家地区的海上通道，随着航海能力与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延伸至太平洋及其他海洋诸国或地区。可见千年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国际之间进行经济和全面合作的纽带，又是人民友好往来和友谊的象征。所以，前些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欧洲和亚洲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央决定要求以“推进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是有很有历史依据和发展战略眼光的。
2．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质是海洋文化，千年海上丝路之历史证实，中国是海洋大国。西方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无海洋文化，其根本在于海洋观的不同，更在于海洋文化的本质差异。从中国千年海上丝路史可见，西汉黄门译长是为找特产而出印度洋，宋代“南海Ⅰ号”是运瓷货出洋，明朝郑和不带一兵一卒七下西洋，清代“十三行”是经商出洋，历代华侨是谋生下南洋，全都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为霸占殖民地而在海洋兴风作浪。可见中国千年海丝史是和平友谊的海洋史。所以，中央决定要求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具有承传发展我国和平友谊的海洋文化传统和海洋观，并以此为和平外交政策与睦邻友好基石的重大意义。
3．中央决定要求“推进”当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应当以此精神“推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开发，并将古今对接起来。因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将古观好，才能更促成今，建好今。
4．为此要持续研究开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并以中央决定要求“全方位”研究开发丝绸之路文化。即：不仅是从经济上而且还要从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国际交流上研究，不仅是分别研究海上或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要将两者联系起来并对两者的对接通道进行研究开发，以形成“全方位”研究开发的格局。
5．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应持续发挥“率先”的“排头兵”作用。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港口最多、航线最广的大省，是接受海洋文化最直接、最丰富、最充分的大省，是毗邻沿海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大省、海洋大省、文化大省，理当在贯彻落实中央决定要求的使命中，持续发挥“率先”的“排头兵”作用。
三、关于以文化软实力之“五力”，全方位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议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既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载体，又是海洋文化软实力之迸发体。2007年党的十七大引进的文化软实力理论，完全适用于对古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建设与开发。我曾据文化软实力的理论核心，将其力源细化为文化激活力、文化对应力、文化伸张力、文化浸润力、文化持续力等“五力”。现以此理念提出全面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议如下：
1．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以文化对应力的原理，利用历史上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地区，因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友谊之“缘”，而以此“缘”之亲和力为纽带，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这项“再续前缘”的举措，就是文化对应力的运用和发挥。由此，就应当自觉地以此理念主导，持续深挖并千方百计地发展原有亲和力之纽带，使相互合作关系全方位地发展。据历史资料，古代海上丝路经过交往的国家地区有50多个，现已变成近百个。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这些国家地区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及其所在地再结“前缘”，全方位合作，借联合国已决定将世界所有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评为一项遗产之时机，共同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其文化价值和知名度，扩展增强文化对应力。
2.“再续前缘”和深挖“前缘”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要以文化激活力再生“前缘”，也即是以新的理念和举措，使已逝去的历史文化元素重新具有新的生命力和感动力，这就是既有再生“前缘”的激活力，又有对当今受众的激活力。由此，应当自觉以此理念，采取种种方式，激活并发挥“前缘”之感动力，如着力扶持海上丝绸之路题材的电视片、电视剧、歌舞剧、美术作品等文艺创作。据我所知，现在已有不少这类题材作品，如：辛磊的长篇小说《大清商埠》、谭元亨的《十三行》电视剧本、丘树宏的《海上丝路》组诗、谢鼎铭的《海上丝路》组画等，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应当大力扶持。成功的文艺作品，既是对历史题材的激活，又是对读者观众心灵的激活，运用于海上丝路，功力无限。
3．对于本国或相关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题材、作品、成果、活动，应当以文化伸张力的理念和文化功力，以种种方式和媒介，扩大其能量和影响力。如以印发邮票、印花税票、礼品，举办会展、发布微博、微信、网讯等，使其“前缘”复苏，并持续而层出不穷地发挥出更大能量和影响力。建议在阳江海陵岛，以“南海Ⅰ号”存放的广东海上丝路博物馆为中心，将整个岛建设为永不落幕的海上丝路博览园：一方面以深圳世界之窗的模式，将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海上丝路文化遗存或景点，以袖珍的形象聚现园中；另一方面是以广交会模式，为有海丝文化之缘的国家地区提供场地，让其自建有本国海丝文化风格的展馆，展销其特产与民俗风情文化产品。如能建成，必将有持续发挥海上丝路文化伸张力的效果。
4．文化浸润力，就是环境力、氛围力、孵化力。应当以此原理营造丝绸之路的建设环境、海洋文化氛围，浸润人的海洋文化素质，孵化海洋文化人才、文化产品及企业创新。建议在广州这个海洋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地方，加大突出海丝文化与海洋文化特色，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中国南方特色的海洋文化大市。由此，在软件和硬件建设两方面，都应当贯穿以海洋和海丝文化为主线，无论在古建筑的维护改造，或是新建筑的建设，从媒体宣传到街道或高大建筑风格设计和起名，都应强化海洋和海丝文化的基调和色彩。例如，被媒体俗称“小蛮腰”的广州塔，应当恢复当年网上全球18万人次投票评选出的“海心塔”之名；已建成的“西塔”和正在建造的“东塔”，两个名字都浅薄一般且欠“海味”，建议加冠“比目”而名之，即可称“比目西塔”和“比目东塔”，这样，既以一种海鱼之名而显“海味”，又有广州“双眼”之寓意。以海洋文化眼光营造的环境，才有海洋文化浸润力，才真正具有海上丝路的“全方位的开发格局”。
5．文化持续力，就是文化转型力、转化力、综合力，具体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就是要“古为今用”“洋中通用”“五力并用”。因为以“前缘”而建设新的经济带、新丝绸之路，无“古”则失“缘”，不为“今用”则缺“新”；中国与海外他国共建新“路”，不能没有中国特色，也须尊重相关国家地区的文化特色；中央决定要求“形成全方位开发格局”，就是要全面发挥文化软实力之“五力并用”，这就必须有权威机构的综合统筹，设立领导小组或指挥部，确立相应决策和实施机制，才能堪此重任。同时，应当在学术上持续对古代海上丝路文化、并连接扩大对新丝绸之路海洋文化研究，才能切实保证和发挥文化持续力。如认为此建议可取，我们原项目组可承接这项重任，以政府购买方式，授权投资，正式立项，才能进行。
2013年12月4日
附记：本文是应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2013年11月20日的约稿信而写的调研报告，并发表于《广东参事馆员建议》2013年12月4日第57期。201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对此件作了重要批示。
从三个理论看“一带一路”
——在广东部分省直单位和地市中心组专题会议上的专题报告
很荣幸、很高兴，专程来同大家一起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建设“一带一路”的号召。我讲的主题是：从三个理论看“一带一路”。讲完后同大家一道探讨各业务部门或地方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和投入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问题。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外国贸易的交通线，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开始，直到清末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两千多年一直保持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和友好往来，由于中国主要特产是丝绸，外国商贸也以丝绸为多，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是十九世纪德国学者利希霍芬在他写的中国游记中最先提出的名词，受到普遍认同，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绸之路等，总之，从中国出境至外国的交通线即是丝绸之路，包括贸易、移民、文化、宗教等的友好往来之路，所以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交通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和平友好交流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访问马来西亚时提出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统称为“一带一路”建设，也即是重新建设新丝绸之路。这是很有文化内涵和战略意义的号召。这个号召，既指明了丝绸之路是最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世界文化，又指明了建设“一带一路”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和平发展之路。
这个课题，是我从三个理论层次上对习总书记这个号召的个人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从中国传统的纽带理论上看
所谓“纽带”，是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的链条。从唯物辩证法理论说来，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核心是对立统一关系。对立，是指世间事物都是各自相对独立存在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联结，即建立起纽带关系，此即“统一”的第一义，第二义则是指事物在发展中相互地位的转化或变异，即转化为同一事物或变异为另一新的事物。事物都是循着对立统一规律而不断地转化发展的。从战略意义上来看，纽带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利用双方在历史上或现实利益上曾有或现有的良好关系或共同需求而建立新的联结关系，以促进双方互通互联、互利互赢、共同发展。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大都很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和理论进行战略策划和决策的。我看这种理论，是一种传统精华文化，又是一种英明的战略决策理论。
纽带理论也即是“合纵连横”论，战国时代是这一理论的开创，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依据和典型事例。“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所宣扬并推行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合纵”论者苏秦，曾经联合“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他游说六国诸侯，要六国联合起来，即结成纽带关系，共同抗秦。因六国土地南北相连而成纵的系列，故称“合纵”。张仪首倡的“连横”论，则主张六国连成并列的“连横”纽带关系，共同尊奉秦国。这是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当时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战国中期，齐、秦两国最为强大，东西对峙，互相争取盟国，以图击败对方。其他五国也不甘示弱，与齐、秦两国时而对抗，时而联合。大国间冲突加剧，外交活动也更为频繁，从而加剧“合纵”与“连横”两大主张和纽带的斗争。其实质是战国时期的各大国为拉拢邻国而进行的外交、军事斗争。“合纵”就是南北纵列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强国，阻止齐、秦两国兼并弱国；连横就是秦或齐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另外一些国家。“合纵”的目的在于联合许多弱国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的目的在于侍奉一个强国以为靠山从而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和扩展土地的目的。最初“合纵”与“连横”变化无常，“合纵”既可以对齐，又可以对秦；“连横”既可以联秦，也可以联齐，这就是所谓“朝秦暮楚”成语的由来。后来秦国的势力不断强大，成为东方六国的共同威胁，于是“合纵”成为六国合力抵抗强秦，“连横”则是六国分别与秦国联盟，以求苟安。秦国的“连横”活动，目的是为了破坏六国间的“合纵”，以便孤立各国，各个击破，真正达到了通过“连横”政策的推行而兼并土地，最后统一中国的目的。这段史实，说明“合纵连横”的主张实际是纽带理论的开创，是战国时代各国之间相互斗争的两种模式和策略，两者在斗争中的变幻和发展，说明纽带的关系和战略运用，不是始终不变的，必须是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高明的战略家、决策者必会审时度势而成功地运用这种纽带理论。
战国以后，历代以纽带理论治国安邦的成功事例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是：汉元帝时以昭君出塞和亲而平息边塞烽火，三国时诸葛亮以和亲而联吴抗魏；唐朝以文成公主出嫁而和亲西藏；明代以郑和七下西洋而和好南海诸国；等等。
尤其是在现代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对纽带理论的运用更是登峰造极，高明之至：孙中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倡导“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组织“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期间，以统一战线为“三大法宝”之一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无论是在国内或国际的政治或外交上，都有成功运用纽带理论的杰出范例，如成功建设富有中国特色并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国际上联合亚非拉国家组成“第三世界”与两个“超级大国”抗衡，并被第三世界囯家“抬进联合国”（毛泽东语），后来改善中美关系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近年又先后与许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都是如此。显然，习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号召，也是中囯传统纽带理论的继续和创新发展。
二、从现代文化学和海洋文化理论上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曾经推荐干部阅读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这是世界未来学的代表性论著。著者提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有三次浪潮：一是农耕文明，早在一万年前已开始了；二是工业文明，始于十七世纪工业革命；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信息时代，包括高科技和文化时代。著者在1992年来中国访问时，预测第四次浪潮是太空时代，包括生物经济和人类技术革命时代。所谓文化时代，是指世界各国之间将主要是文化关系，彼此的冲突主要是文化冲突。当今世界冲突的焦点是宗教、民族、海洋冲突，三大冲突实质都是文化冲突。所以，文化是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路决策的主要因素。
现代文化学的“文化”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共通的观念意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其内涵主要在三个层面：一是精神层面，二是制度层面，三是事业层面。大文化理念主要是指精神层面，即如《周易》所言：文化者，“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文”是指精神、理念、意识；一方“天下”的人，自受一方之“文”所“化”；以受一方之“文”所“化”人，自成一方“天下”。可见我固国早有大文化理念，只是被忽略了。
十九世纪在西方在兴起的现代文化学，有诸多学派，其中最受认同的是水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学。海洋文化学的创始人是十九世纪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说，十七世纪世界工业革命后，有些国家驾驭了海洋，变成了具有海洋文化的先进国家。而像中国和印度，虽有海洋，但海洋并不影响它们的文化，其文化没有海洋因素。显然，他创始的海洋文化理论是有道理的，但说中国无海洋文化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能与他从未到过中国有关。
联合国曾宣布：二十一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这意味着世界的焦点和中心是海洋，是认识、利用、开发、征服海洋，也意味着共处、争夺海洋。每个国家的驾驭、利用海洋的实力，是其国家硬实力的主要标志；每个国家在海洋文化上的决策力和影响力，则是其文化软实力的主导力。海洋文化又是与每个国家的江河文化密切相连的，海洋国家大都称自身的代表文化，是本国主干母亲河文化，如美国是密西西比河文化，英国是泰晤士河文化，法国是塞纳河文化，德国是莱茵河文化，埃及是尼罗河文化等。外国学者也称我们中国是黄河长江文化。我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探索并发现珠江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徐闻，就是要匡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对接世界的江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理论，并以这种理论理解和解读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重大步骤和战略决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始，我国的发展战略决策是以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指导理念的。首先选择深圳、珠海、厦门三个海边城市开办经济特区，就是出自这理念；接着开放沿海14个城市，以及海南岛、广东“先走一步”，再就是开发三个“三角洲”，即黄河三角洲（即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是以这理念指导战略决策的鲜明体现。就广东来说，从开创深圳、珠海特区，到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到建粤港澳大珠三角、到建设泛珠三角（“9+2”）合作区、到建设珠三角经济圈、再到发展珠三角“两翼”和粤东西北战略，都是以这理念为底蕴的。现在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又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最近又将“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纳入国家战略，并要求与东盟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我省正根据中央部署，正在发挥自身的优势，率先在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起“排头兵”作用。可见“一带一路”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以江海文化为理念的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创新发展。
（收入本书时，本文三、四部分已删去）
附注：本文是2014年初至2016年间，先后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文化厅、交通厅、水利厅、海洋局、地税局、省科技协会、省海洋协会，东莞、梅州、江门等市委中心组和广州市荔湾区中心组，以及广西梧州市、贺州市中心组等单位或专题会议上做的专题报告稿。
论文艺繁荣发展的五大动力和“珠江文派”
——纪念广东文学两度辉煌的领军人物之一萧殷师百年诞辰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广东文学有两度辉煌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主要是1959年至1963年的五年间；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主要是1978年至1982年的五年间。这两个“五年”，正是中国当代史上两个时代气候与时代浪潮渐起方兴的时候。前“五年”，是国民经济调整带来的宽松暖流气候，造就了以《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和《山乡风云录》为代表的粤味文学的辉煌时期；后“五年”，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思想大解放，造就了以《我应该怎么办》《姻缘》《海风轻轻吹》和《雅玛哈鱼档》为代表的具有粤味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兴起，以及以欧阳山的《一代风流》五卷长篇、吴有恒的《滨海传》等三部长篇、杜埃的《风雨太平洋》二部长篇、秦牧的《愤怒的海》、陈残云的《热带惊涛录》等为代表的粤味文学再度辉煌时期。
广东文学这两个“五年”辉煌的历史经验，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迫切期望创作出无愧时代的作品，创造出新的时代辉煌。所以，很有必要去总结历史辉煌而创造出更新更大的现代辉煌。
正好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纪念萧殷同志百年诞辰，回顾这位为革命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文艺编辑家和教育家的光辉业绩，感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是，萧殷同志在广东文坛这两个辉煌的“五年”中，作为领军人物之一的作为和经验，由此切入探讨造就文艺辉煌的条件和动力是什么，是很有好处、很有意义的。
在前“五年”，萧殷同志正式从中国作家协会调来广东作协，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还任《作品》月刊执行副主编，并主管每周一大版的《羊城晚报·文艺评论》版。他主要是以这两个阵地，开创性地组织了广东文艺批评队伍，开创了广东文艺理论批评的新局面，他也就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在此期间，他突出的贡献是在《羊城晚报·文艺评论》开展了对长篇小说《金沙洲》的讨论。这场讨论的时代背景，是在宽松暖流气候下，以强调文学的典型性而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倾向进行了理论冲击，同时又以具有粤味的长篇小说《金沙洲》为个案，将其具有广东的地域文化特质和优势在理论冲击中一并张扬出来，形成了一种发自南方并具有珠江文化内蕴的理论强音，与当时被称为“广东三宝”之一的《羊城晚报》和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所写的粤味文学作品，组成了时代新潮与粤味文化协奏的大型交响乐。这是萧殷同志和他领军的广东文艺批评队伍，在广东文坛前“五年”辉煌中作出的贡献。
在后“五年”，萧殷同志从“五七”干校出来，被安排在刚恢复活动的广东省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再仼刚恢复原名的《作品》月刊主编，并任新成立的文艺评论委员会主仼，再次担仼领军人物。在这后“五年”中，他主要领军对“四人帮”文艺黑线及其余毒进行大批判大清理，率先为被诬为“毒草”的《三家巷》等粤味文学作品平反，率先发表陈国凯等具有粤味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并大胆地率先发表尚未完全“解放”的“右派”作家王蒙等的作品，尤其是邀请了当时尚未完全“解放”、被诬为“文艺黑线”领导人周扬、夏衍、张光年等南下广州作报告，并将他们的报告公开发表。如此等等的举措，使《作品》成为全国最受欢迎期刊之一，使广东成为全国率先“三活跃”（思想活跃、组织活跃、创作活跃）地区。另一方面，欧阳山等老作家原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也在这时候陆续完成出版；中青年作家的新作也如雨后春笋，纷纷竞起，形成了真正的广东文学第二个春天，再次组合了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时代浪潮文学与粤味文学的大合唱，将第二个“五年”的辉煌推上了顶峰。显然这次二度辉煌，也是与萧殷领军的广东文艺理论批评队伍分不开的。
从广东这两个“五年”的辉煌，以及萧殷同志在领军中所作的杰出贡献上看，我认为可以得到文艺繁荣发展五大动力的启示：
一是运筹力，“运筹帷幄”的“运筹”，即宏观把握和运作之力，包括报刊舆论和文艺批评的统筹力和影响力。萧殷同志利用《羊城晚报·文艺评论》版，以《金沙洲》为个案，组成作协理论组、有计划地连发三大版评论，之后又通过《文艺报》转载，进一步扩大影响，就是运用运筹力的体现。
二是环境力。环境即社会条件和氛围，包括全国性或全省性的大环境，文艺界本身的小环境，也即是全局性和局部性环境。前“五年”，全国和全省都是宽松温暖气候环境，当时中央颁布的“文艺八条”，尤其是1962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总理出席、陈毅副总理讲话，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也在会上讲话（后以《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见》为题在《作品》发表），说明全局环境是宽松温暖的。当时的广东文艺界，在萧殷同志主持下的环境也是宽松温暖的。例如在全国最早的文艺评奖——《羊城晚报·花地》评奖中，对陈国凯及其小说《部长下棋》的排除无端非议的评选过程，就是突出事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后“五年”，则是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时代浪潮环境，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反动黑线和滔天罪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代浪潮，全国文艺界开始了“第二个春天”，广东文艺界也开始了第二个“五年”的辉煌。在这期间，被称为“第一个向中央要权的省委”——广东省委，在习仲勋、任仲夷的先后领导下，给广东文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温暖环境，注入了无限的复苏生机与活力，使广大作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中不致落伍，发挥出最大的创作实力和潜力。作为广东文学领军人物之一的萧殷同志，也在这后“五年”辉煌的环境力发挥上，起到“领潮争先”的作用，他领导全国最早的对“三突出”的批判、对《三家巷》的平反，就是实例。
三是创作力，主要是指作家队伍的创作实力、功力、潜力及其发挥的伸张力。广东作家队伍阵容强大，创作力强，老中青均有人才，专业业余都有名家。前“五年”的辉煌，主要靠老一代作家创作力的发挥；后“五年”的辉煌，则是老中青三代和专业或业余力量的大协作。萧殷从在中国作协和文艺报工作时开始，即是作家、尤其是青年业余文艺写作者的良师益友，到广东工作后一直都是如此，《与习作者谈写作》《习艺录》是他的业绩实证和代表作，王蒙、陈国凯等无不尊他为师，所以他不仅是文艺批评家的领军人物，也是作家的领军人物；广东文学两度辉煌，有他自己创作力发挥的功绩，也有他帮助他人增强或发挥创作力所作出的无名奉献。
四是文化力，即文化意识及民族地域文化特质的主导力，对广东来说，主要是发挥珠江文化特质及其文化内蕴的伸张力。迄今似乎尚未有人注意到，在广东文学两度辉煌中起到标杆作用的作品，包括长中短篇小说或散文，大都是写广东乡土题材或具有粤味的作品，也是具有岭南或珠江文化特质和文化内蕴的作品，如前“五年”的《三家巷》《苦斗》《花城》《香飘四季》《山乡风云录》，后“五年”的《滨海传》《愤怒的海》《热带惊涛录》《风雨太平洋》等长篇，以及《我应该怎么办》《姻缘》《海风轻轻吹》《雅玛哈鱼档》等短篇，都如此。萧殷领军的典型问题大讨论，个案也是描写珠江三角洲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金沙洲》。这些作品和理论的实际，暂且不究作者的主观意识如何，起码在其艺术形象和艺术效果上，具有彰显岭南或珠江文化特质和风采的作用与效果；这些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有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正就是这种文化力所起的伸张作用和效果；而作家们之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这样做，也正就是这种文化力的主导作用的体现。
五是群体力，即作家群体的感应力和互促力，尤其是相互之间的感应力和互促力。这就是说，在同地域或同圈子的作家之间，由于在相同的时代和环境中生活，相互之间会逐步形成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感受和群体意识，并同时在彼此间也会产生相互感应和相互促进的无形力，这些对外或对内的群体性感应力和互促力，统称为群体力。由此力的主使，群体内的作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创作上产生某方面或多层面的相类或相通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相互感应和相互敦促，又会形成一种互补和互促的合力。这种现象，日久成熟，即可形成文学流派。地域性文学流派，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前列出的广东文学两度“五年”辉煌的代表性作品，在体现珠江文化特质和风采的相类相通现象，是这种群体力外张现象的产物和佐证；而这些作品鲜为人知的产生过程，则是这种群体力内张现象的史实说明。在座文坛前辈们会记得，1960年前后，中国作家开始试行专业作家制，有成就有声望的作家可以申请脱产创作，靠稿费生活，不领工资，但要申报创作规划，经批准才有这待遇。当时只有欧阳山、秦牧、陈残云、萧殷等有此殊荣，实际上未能完全这样做（据说不领工资未实行），但他们申报的创作计划则是继续实行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的创作计划是作家自己提出、并经相互讨论批准后公开发表的，这就是作家群体力的内向发挥之处。欧阳山早在1957年提出脱产五年创作《一代风流》五卷的创作规划，经当时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批准。1959年出版首卷《三家巷》，由于写广州地方风情，又在《羊城晚报》连载，影响很大。此后，陈残云的“乡、山、海”计划（《香飘四季》《山谷烽烟》《热带惊涛录》）、秦牧的“花、海、艺”计划（《花城》等散文、《愤怒的海》、《艺海拾贝》）、杜埃的“三部曲”计划（《风雨太平洋》）、吴有恒的“乡、海、山”计划（《山乡风云录》《滨海传》《北山记》）等，都是系列性和地域文化性的，显然与《三家巷》影响有关。这就是群体感应力和互促力的内在体现。所以，这种文学现象不是偶然的，既是一种文学动力的驱使，也是一个地域文学群体的成熟，或者说是形成一种文学流派的体现。
从广东文学两度“五年”辉煌的实际看来，广东作家群在思想艺术上有大体一致的主导倾向，在创作内涵上有大体相类的地域文化特质和内蕴，在叙事和语言艺术上有大致相似的方式方法，是已经形成为一个地域性的文学流派的。所以，1986年3月老作家吴有恒提出“应当有个岭南文派”的主张，可惜响应者少，只有我和张绰同志呼应“已经有个岭南文派”。由此造成了创造出两个“五年”辉煌的作家群，只是一个“有实无名”的文派。现在事过20年，我仍认为这说法是对的，但应称之珠江文派为好。我现在正与广东旅游出版社合作，以“记住乡愁”为主题，编选一套珠江文派代表作品选析，诚望大家指教支持。如果现在将“珠江文派”作为一个建设目标的口号，或者作为繁荣发展文学创作的一项措施规划提出，我看是可以的，因为这有利于文艺群体力的形成和发挥，也可以将促进文艺繁荣发展的五大动力都并用于这一建设目标或举措去典型带动。
（本文是2015年12月8日在萧殷诞辰10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