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一 12岁的少年写了一本再版12次的书
杨应彬同志是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他的散文构思新颖，文笔优美，文中充满了革命之情、人民之情、民族之情，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杨应彬的散文《春草集》，书中编者介绍说：“他开始创作于30年代，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和关怀下，1935年出版了《小先生的游记》。”但是，编者却不曾说明应彬同志写《小先生的游记》时仅仅是一个12岁的少年。12岁的少年写了一本深受少年读者欢迎的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1934年，杨应彬还是广东大埔县百侯中学的初中学生。《小先生的游记》是他从家乡大埔县到上海旅行悲欢的真实记录。他以一个乡下孩子的特殊视角去感受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反映都市里贫富对立的社会生活。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30年代、40年代的中学生几乎都知道有一本叫做《小先生的游记》的书。这书一版再版一直远销到香港、新加坡、南洋，一共再版了12次，我70多岁的父亲曾经告诉我，他在东莞中学念书时老师也在课堂上向同学们推荐过这本书。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去过上海的人，“上海”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字眼，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的地方。然而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孩子杨应彬却用十分清醒、冷静的笔触揭示出迷人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一个只认衣衫不认人的金钱社会。高大的洋房，风驰电掣的车辆，西餐大菜都属于有钱人。富人们整天享乐、逛公园、看电影、上舞厅、找女人、打麻将……
穷人只能住在昏暗拥挤的阁楼上过着囹圄般的生活。更穷的人则睡在街上，“忍受着冷风的吹打，白雪的凌括”。“境况最差的人在菜市场卖粥的地方吃一种‘三色饭送一勺汤’的东西，有时候袋子里‘空空如也’，那你只好对那三色饭流涎了。你想去讨点东西吧？谁给你。”
“讲到衣服，更令你难堪。在大公司的镜柜中，在布匹庄的陈列柜中，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布，时髦男女进去出来，进去的手里挟着光滑的皮夹子，出来时手里挟着美丽的布匹，你有这种能力吗？你能穿的，只是东补一块、西添一块的斑斑驳驳的衣服。”
“在行的方面，更是很明显，很清晰地把上海分成了两个阶级，有钱的人可以坐黄包车，可以坐汽车，可以坐电车。贫穷者只好用你的一双脚去跑了。”
小作者细致入微地观察了富人和穷人在衣食住行上的悬殊差别之后说，“唉，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人”。
使我惊异的是聪明的小作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上海的繁荣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关系。他看到黄浦江边巍然高耸的楼房时说：“这种洋房，要谁才能住呢？什么人都能够住吗？不，不能的。现在的中国，能够达到这种地步的时候，那就好了呢！这种洋房，都表示出中国受外人的经济侵略已经是根深蒂固，不动摇的了。他们在中国设立了许多银行，用这银行，把中国的金钱吮吸去，做他们武力侵略的利器。”
“现在上海所有繁华、幽穆的街道，哪一条不是外国人的租界？什么六大马路啰！什么爱多亚路啰！什么霞飞路啰！什么法大马路啰！什么静安寺路啰！……或繁华或僻静的街道，哪个不为外人所据？唉！上海的繁华，实在因为充满了外人呵！”小作者的成熟，老练敏锐的洞察力，远远超过他同龄的少年。
在一个网球场上，有几个黄毛绿眼的英国人在打网球，他们雇请了几个中国孩子替他们捡球。其中一个中国小孩扔球时用力过猛，将球扔到了英国人身后很远的地方。那个英国人走过来就给他一个耳光。“那小孩给他打了耳光，非但不哭，并且还表示着道歉的样子，向他求宽宥。”小作者心里很难过。“他所以不敢哭的原因，我知道了，这是因为他要保全他每天的收入呀！假如他要哭，那末黄毛绿眼睛的英国人就不要他了。他的收入虽只几个铜子，但是买大饼吃却能过一餐呵！他一哭不是将他的收入抛掉了吗？”小作者生动具体地点出中国孩子为了谋生只能屈服在外国人淫威下的事实。
小作者在上海看到《申报》上两条消息。一是丝价狂跌，三家工厂倒闭，1300名工人失业。二是上海半年进口游戏品57万元。小作者指出，从这两条消息可以看出上海金融正受到重大的打击，而农村的经济一天天破产了。国难当头，在“提倡国货”的口号声中，居然还有人不忘游戏，进口游戏品，还掩人耳目地说什么“报国不忘娱乐”, “娱乐报国”，真是荒谬绝伦！
小作者到上海后还专程去凭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遗址。当时距十九路军抗战已有两年了，十九路军多是我们广东人。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全国人民的声援募捐活动一直深入到穷乡僻壤中。小应彬远在大埔的百侯中学也非常仰慕这些为国牺牲、流血的抗战英雄，他到了布满颓垣废瓦的战地凭吊英灵并写下诗句赞扬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吁嗟呼，诸同志！你今死，为何死？阴魂当记雪国耻！”
应彬在上海时正值国产进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轰动一时，创造了一演数十天票房高居不下的记录。应彬也去看了这部影片，看后他记下了观感。他说：“这出戏是完全描写贫苦的人受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榨取的痛苦，天天在吃血虫——资产阶级——的吮吸之下，过着牛马生活，弄到家破人亡的。”这段话出自大人之口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出自一个12岁的孩子的口，却十分令人惊异。
常言道，环境创造人。生活在外患内战的30年代，特别使人早熟，贫困艰难的生活使12岁的杨应彬敏锐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和阶级的对立。当时陶行知的学生程今吾到了应彬的家乡百侯中学任教并当上他的班主任，程今吾对他的启蒙和新式教育更使他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给了他阶级分析法的锐利思想武器来剖析社会。
程今吾老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到“四人帮”的迫害而死。大埔县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曾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响，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程今吾等老师到百侯中学后贯彻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方针，革新学校教育，传播进步思想，进行启发式教学，提倡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让学生互教互学，既活跃了学习气氛，还养成自学的习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毁灭》、《铁流》、《士敏土》、《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等大部头的书都成为这些中学生的精神食粮。
程今吾老师还要求每个学生每日写一篇日记，日记中不准记流水账，一事一记，让学生学会观察社会，分析事物，将一天中感受最深的东西以及读书看报的感想记下来，鼓励学生自由结社出版墙报，对培养青少年独立观察社会的能力、写作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程今吾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杨应彬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写作能力大大提高。
当身穿小背心，小短裤，浑身被晒得黑黝黝的杨应彬来到上海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时，陶行知立即喜欢上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广东孩子。他拍着他健康的肩膀说：“穷孩子的阳光比少爷小姐的鱼肝油、维他命更有益处。”
当他知道这个孩子离开家后打着赤脚走了五十里山路才乘到船；船在海上遇到了台风，经过六天六夜的颠簸、与风浪搏斗后才到了上海，他大为感动，要杨应彬赶快将他的经历写出来。杨应彬在陶行知的鼓励下，趴在上海暂住的亭子间楼梯的拐弯处，将他到上海的艰难经历写了下来。陶行知先生亲自为他阅看书稿，他对稿子表示满意，未作修改，亲笔题写了书名《小先生的游记》，便将稿子送给了上海儿童书局。半年后，书出版了，杨应彬拿到了五十块光洋的稿费。他可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呀，对于他的贫困家庭这是一笔雪中送炭的大数目，这笔钱救了他一家的命。
国民党文网森严的书报检查制度是不允许书籍中出现“阶级”、“阶级斗争”字句的。《小先生的游记》中因为有这一类的字句而罹难，曾经一度被查禁。
“文化大革命”中，应彬同志又因为这本书成为“反共教育家陶行知徒子徒孙”而横遭批判。
五十六年风雨终于过去，回过头来再看这本文情并茂的小书，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史上的一朵奇葩。它在30、40年代曾经激发过少年读者追求光明、创造新世界的热情，令他们终生难忘。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我认为这本书对新一代的少年儿童亦有教育的作用，它会有助于青少年认识过去，树立起正确的人生目标。我认为这本书应当再次出版，介绍给新一代的少年读者。
有的人在黑暗中摸索了很久才找到了光明。应彬同志很幸运，他从少年时代就得到了良师的指引，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原载1991年1月28日《广州日报》）
王晓吟，女，广东东莞虎门人。1967年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斗门县灯笼部队农场种过水稻，在海南岛做了七年教师。后回到母校中山大学教书十年，之后曾任岭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