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二 少年哀乐过于人
早就听说杨应彬同志十二岁时就写了一本叫《小先生的游记》的书，但一直未有机会拜读。今天在百侯中学，终于读到了这本书。说实在的，初时是慕杨应彬同志之名而翻阅的，但很快地，这本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以致一口气读完了。
掩卷沉思，我脑海里仿佛展现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苦难岁月……“路正长，夜也正长”，夜幕笼罩着神州大地，笼罩着人们的心灵；“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微弱的星光下，十二岁少年单薄的身影在刺骨的寒风中步行……
这是一本薄薄的书，薄薄的书里却装满了一个十二岁少年的沉重的忧思，忧思中流溢出了强烈的理想和执着的追求。“自古英雄出少年”，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杨应彬同志是一个英雄；在我看来，杨应彬同志十二岁写出这本书来，是一个少年英雄。
“宝剑锋从磨砺出”，崎岖的山路，凛冽的寒风，更兼漆黑的夜晚，还有冰冷似铁的课桌，磨砺出一个少年追求美好生活的炽热滚烫的心，磨砺出一个“身无分文，忧国忧民”的少年英雄。一时间，我脑海里一行行地滚动着这本薄薄的书里的字幕……
“……只有池塘中的蛙鼓，石缝里、泥土中的蟋蟀声，及偶然从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声，在这岑寂的天空中回荡着，公安局门口的一盏汽灯，在晨风拂拂中发着抖。”凌晨两三点钟，潘一尘先生要起程到上海去了，杨应彬点着灯，到外面井边挑水给潘先生洗脸。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勾画出如此真实的画面，叫我不能不从心底里发出几声赞叹：“写得好！”蛙声、蟋蟀声、犬吠声，一声声垫托出凌晨两三点的静夜——这是叫人害怕的出奇的静；“一盏汽灯，在晨风拂拂中发着抖”，这一盏汽灯“发着抖”，写出凌晨的夜是那样黑，凌晨的风是那样冷。这时，我不觉得汽灯在“发着抖”，而是十二岁少年在“发着抖”——穿着单薄衣衫的身子在发抖、稚嫩的心灵在发抖。读着，读着，我的身子、我的心灵也仿佛在颤抖。“……天还没有亮，只有几颗星儿们，在发泻着它残弱的光辉；所以前面尽是一片黑暗，大地完全在黑暗的包围中。”在这令人“发抖”的寒冷的黑夜，杨应彬跟潘一尘先生起程到上海去。第一次出远门，世事惨淡，前途渺茫，一个十二岁的山沟里的穷孩子，心里装着什么呢？除了一个“愁”字，还能有什么呢？“惭愧得很，连一双鞋都没有”, “只带了一枝自来水笔，十多页的日历纸……真是光棍！……光棍！”作者上船后，无限悲伤侵袭心头：“独自倚船樯，无限悲伤；别去爷娘背井乡。”
“别去爷娘背井乡。”这“爷娘”是少年杨应彬最为牵挂的。那时，杨应彬系百侯中学初二学生，母亲与当时许多客家妇女一样，是靠一枝扁担挑起全家生活的。“高陂距离我的家乡有五十里之遥”，公路是没有的，都是崎岖的山路，母亲挑七八十斤的东西，跑几十里山路，才赚得七八毛钱养家活口。母亲长年累月靠挑担养家活口和供养子女上学，十分辛苦，挑担为生之艰难，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少年杨应彬对此有着铭心刻骨般的记忆。就这样，少年杨应彬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希望，走过五十里崎岖山路，走出山门，又在船上经受飓风的洗礼和考验，来到“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的大上海，可谓“万苦千难中挣扎出来的。”
痛苦的磨难，没有磨灭少年的意志，反而磨砺出少年的思想锋芒。十二岁的杨应彬穿着一件背心、一条裤子，带了一枝自来水笔和十多页过期的日历纸，跟着潘一尘先生从百侯中学起程到了上海。在上海，杨应彬见到了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看到他亲自指导推行生活教育的百侯中学学生，十分高兴。当他看到杨应彬被太阳晒得通身黝黑时，亲热地称杨应彬为“小黑炭”；当他听了杨应彬讲述从百侯中学起程到上海的“万苦千难中挣扎出来”的经过后，鼓励杨应彬把“万苦千难中挣扎出来”经历和到上海的感想写出来。于是，杨应彬在“亭子间旁一座木楼梯转角处”，写成了这本赴上海的日记，并送到陶行知先生手中。陶先生看了书稿，非常满意，一字不改，亲笔题写了书名：《小先生的游记》。这本书的序言还是朱泽甫老师的弟弟朱一明写的，当年陶先生派潘一尘、程今吾、程本海、唐文粹、朱泽甫、钱寒康等10多人到侯中推行生活教育，朱泽甫老师先来过侯中，后来到大埔县的大麻中学去推行生活教育。1935年，《小先生的游记》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并在解放前再版了十二次。1935年秋，杨应彬在上海参加“左翼教联”和山海工学团，任儿童部负责人。作为陶行知先生亲手培养的学生，杨应彬从上海“起程”，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程。
沉思良久，我忽然想到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这本书的字字句句是那么“真”, “真”得扣人心弦；十二岁的杨应彬“少年哀乐过于人”的身影跃然纸上……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假如没有陶行知先生派潘一尘先生等一批老师来到崇山峻岭的大埔县，来到百侯中学；假如没有潘一尘、程今吾等老师的帮助，一个山沟里的穷孩子会怎么样呢？杨应彬同志在《良师·益友·楷模》这篇文章里说：“原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今吾（洁声）同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并曾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大埔百侯中学任教”; “今吾同志担任了我们第一届的班主任”; “由于交通闭塞，绝大多数青少年对山乡以外的情况茫无所知。……这批搞‘生活教育’的老师一到百侯，立即使山乡沸腾起来，一切都非常新颖”; “我是程今吾同志的学生，自从一九三三年受到他的直接教育以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教师，他的风范和革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杨应彬是一个苦孩子，但又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幸运的是他遇上了陶行知先生派潘一尘、程今吾等一批老师来到百侯中学推行生活教育的机会，幸运的是他遇上了爱才、识才又特别关心苦孩子的陶行知先生。可见，杨应彬是当年百侯中学推行生活教育培养出来的“小先生”，这也是陶行知先生亲笔题写了书名“小先生的游记”的缘由。杨应彬作为陶行知先生亲手培养的学生，没有辜负陶行知先生的厚望，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时时处处以陶为师，是学陶师陶的典范。陶行知先生在为百侯中学谱写的校歌中，称赞百侯中学的教育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今日侯中陶子们心目中，杨应彬是“求真”和“做真人”的楷模。
杨应彬同志说过：侯中，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和素有良好教风、学风、校风的学校；侯中曾得到了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亲自指导推行生活教育运动，“是一个富矿”。是啊！侯中的确是一个“富矿”，而这本《小先生的游记》不正是富矿里的一块极为珍贵的矿石么？
（原载《生活教育》杂志2007年第10期）
邱汉章，广东大埔百侯人，高级教师、大埔县教育局干部。曾任教于大埔百侯中学、虎山中学，大埔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自幼爱好文学，发表文章300余篇、诗词500多首。2003年与罗维猛合作出版系统性的教育理论专著《客家人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