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其时”实影射梁式

这场笔仗发生在十馀年前，那时我还小，对苏青和《续结婚十年》完全不了解，不能置一词。近几年来，我渐对沦陷时期上海文坛产生兴趣，又与黄、胡两位前辈熟识，以今天的认知水平重阅当年文章，发觉双方说法仍有瑕疵，有重提的必要。写作本文时，我也与两位前辈做过多次交流。

关于《续结婚十年》，黄恽先生评价：“这本书的情节写得相当接近事实真相。”胡文辉先生则说：“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这部小说的价值未必太高；但从历史角度看，其价值就相当稀罕了。”历史价值既富，自传性又强，就有对号入座的馀地。以下考证涉及小说与现实的对应，为了醒目，小说中的人物和报刊名一律加引号注明。

小说中，“苏怀青”想要寻找写作的园地，先去找了老朋友“鲁思纯”。这时“鲁思纯已经无可奈何地进中国报馆了，他当的是《中国周刊》编辑，与报纸不大相关”。听了来意，“鲁思纯”热心地说：“你现在既然生活安定了，还是替我们的《周刊》多写些稿吧。《中国报》的总主笔范其时先生，他很赞美你的文章，要请你写稿，这话已经同我说过好几次了。”

第二天傍晚，“鲁思纯”来看“苏怀青”了，同来的尚有“潘子美”和“一个头发花白的中装男子，鼻架玳瑁边的眼镜”，“经鲁思纯介绍以后，才知道他便是《中国报》的主笔范其时先生”。“苏怀青”请小仆欧办了菜，买了酒，四人边吃边谈，空气非常融洽。“鲁思纯”酒酣耳热，“潘子美”插科打诨，此时——

范其时则始终只静静的倾听。他是一个国学极有根底的人，北伐时曾入某将军幕，因而与当代的几个要人相识。这次到上海是给人家掇哄过来的，他为人优柔寡断，做事又迟缓，人家见他没有用，便把他安放在报馆里，做个挂名总主笔，其实中国报馆里共有七八个主笔，又有许多分类编辑，大家各自为政，谁也不听他的调度。他自己又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主张，又胆小怕事，更怕得罪人，除了开编辑会议时不得不充主席外，平日什么话也不说。由他主持开会时，每一次至少须费四五小时，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只呆呆坐在上面不语，最后还是别人看不过去了，喊停止辩论，请主席付表决吧，他这才畏缩地问争执的两造说：“可以表决了吗？”若两造各无异辞，他才敢正式表决。他的为人态度据他自己说是“明哲保身”，别人虽然口里也称他为好好先生，背后无不笑他脓包，连走一步路也踮着脚跟生怕一不小心会踏死只把蚂蚁似的。这晚他听鲁思纯愈谈愈起劲了，潘子美又点头道是，他便忍不住打岔说声：“两公多饮几杯酒吧，我要请求主人赐饭了。”

饭后“鲁思纯”沉默下来，“潘子美”觉得无聊，“范其时打了一个呵欠，又瞑目端坐在椅上，像老僧入定”。“苏怀青”请他到沙发上坐，“范其时”睁开眼睛笑道：“像我们这般穷书生坐在小姐房里已经觉得够舒服的了，椅子也很好。——只是我今夜还要到报馆里去写一篇星期论文，酒醉饭饱了，就此告辞吧。”

“苏怀青”和“范其时”就这么初识了。另外两位出场人物，也须稍作介绍：

关于“鲁思纯”，小说中描述：“他的学识是从刻苦自修来的，出身是一个学徒，后来考取某书店的助编，终于得到某中外闻名的学者赏识，请他主编了《清风》杂志，以后又陆续自办了好几种大型刊物，都曾予当时文坛以不少影响。”这显然影射出身学徒自学成才、受邹韬奋提携到生活书店担任编辑，旋得林语堂赏识主编《论语》，又办《人间世》、《宇宙风》的陶亢德。关于“潘子美”，小说中提到他是一位青年作家，“聪明而有能力”，“给老父留住了”，“只好留在上海，做《中国报》的编辑”，“起先心里本不愿意，但后来见上司都倚重他……故而大胆活跃起来”，则完全是现实中柳雨生（名存仁）的事迹。“鲁思纯”和“潘子美”后来出席“亚洲文艺协会”，抗战胜利后被捕，这也与现实中陶亢德和柳雨生出席“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后来被捕的情况一致。故这两个影射早已为学者所公认。

这时“鲁思纯”、“潘子美”都进了《中国报》做编辑，而“范其时”正是这家报纸的总主笔。当事人陶亢德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恰有一节可与小说比勘：

日本对英美宣战之后，不久攻占香港，在香港的朋友，有的往内地去了，有的来上海。来上海的人里面，有一位柳存仁，是个极熟的朋友……香港沦陷之后，他很吃了一些苦，后来与同为广东人的林柏生手下人搭上关系，因而能举家离港返沪。

他到上海我并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忽来我家，这才知道。他到上海后已在中华日报馆挂了一个主笔名义，改名雨生。当时凡是附逆什么的人，十九改名。我却“坐不改名”，这是老伴后来责我笨的证据之一。老实说来，我之不改名，也有我的打算：入污泥而不染在客观上是空话，但我总想不要如无缰之马，能够尽量不作恶为非，不改名似乎也是控制的一法，就是说我怕一旦化了名，极可能更不知检点随便胡作妄为了。这也许是非非之想，但我当时是确作此想的。

柳雨生的来看我，是《中华日报》想叫我编辑该报出版的《中华周报》。如我答应，他去约《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梁式和我谈谈。我说可以考虑。

在雨生家里和梁式见面。他代表《中华日报》请我编辑《中华周报》。我说可以，不过有一条件，就是内容要完全由我作主。他说这个没有问题。事情就此决定。

看得出：小说里的“《中国报》”，影射现实里的《中华日报》；小说里“中国报馆”旗下的“《中国周刊》”，影射现实里中华日报社旗下的《中华周报》。那么“《中国报》的总主笔范其时”，显然就是影射“《中华日报》的实在主笔”梁式了。有关资料记载，梁式此时正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鲁思纯”是为“《周刊》”约稿的，那么现实中陶亢德应是为《中华周报》约稿。小说中“鲁思纯”这么向“苏怀青”解释他接办“《中国周刊》”的原因：

因为……因为我不得不进《中国报》了，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我已同他们约法三章，第一不写对不住国家的文章，第二……总之，我预备替他们编一本着重社会人生的刊物。

1946年5月14日的《申报》曾节录陶亢德在法庭上的陈述，关于接办《中华周刊》的经历，他说：

国军西撤后，上海情形恶化，乃至香港，筹划《宇宙风》等之复刊，往来广州香港之间，继续文化抗战。至三十年十月，因家事回沪一次，本拟即行返港，转赴内地，奈太平洋形势恶化，交通断绝，未得成行。逗留在沪，生活大成问题，曾函请老舍、徐许[]等友人在内地觅事，未获佳音，适有友人介绍入《中华周刊》，充任编辑。自度可做之事，仅报贩、印刷工人、编辑三者，而前二职，可能助长敌伪宣传，仅后者可破坏彼等之宣传工作。为谨慎计，并向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代理主任朱雯等商酌，获得赞同，乃向伪方提出条件三项：（一）不登南京伪府要人演辞，（二）不刊时事报道消息，（三）自己不写政治言论。均经伪方允诺，始毅然就职，即将伪《中华周刊》改变性质，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问题。故我之充任该职，乃利用伪方将本人作为装饰品之心理，消极方面为破坏敌伪宣传工作，积极方面更收集敌方情报。

陶亢德晚年又回忆：

我不编《古今》于前，不编《杂志》于后，何以竟肯编辑《中华周报》了呢？莫非《中华日报》给我厚酬？不，报酬可以说少。那么难道《中华周报》享有盛名，做它编辑使我身价十倍？决不！《中华日报》是汪的直属机关报，只有臭名。然则我之答应编辑，究竟所为何来？这又是我的一厢情愿。《中华周报》不见于报摊，销售一定少得可怜，我没有看过，它的内容却不难猜想得十分准确：不外乎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一套。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我是按我的想法组稿的，虽然谈人生讲生活的文章并不容易写得好，也没有什么人肯用心写；而且也不免偶尔登一两篇译自日文的战争纪事，以免太不涉及时事，引起日本方面的注意，虽然译稿竭力避免为“皇军”扬威。

调阅当时的《中华周报》，1942年9月19日出版的第十二期刊出署名“编者”的《今后的本刊》，指出“此后我们拟内容逐渐改革一点”，果然风格自此大变。看来陶亢德接编该刊正在此时。把苏青的小说、陶亢德的法庭陈述和晚年回忆相对照，“不写对不住国家的文章”，“自己不写政治言论”，“竭力避免为‘皇军’扬威”立意接近；“我预备替他们编一本着重社会人生的刊物”，“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问题”，“我的一厢情愿是把它的臭内容改变得略有人气，将它编成一个谈人生或谈生活的刊物”若合符契。《今后的本刊》中，编者也正征求着“着重社会问题人生修养”的随笔，一切都吻合。

梁式可以代表《中华日报》邀请陶亢德接编《中华周报》，自然也可以应陶亢德之约代表《中华日报》邀请苏青为《中华周报》写稿。苏青很快就在《中华周报》发表了文章，首篇是1942年9月26日第十三期发表的《真情善意和美容》。那么现实中梁式和苏青首次见面的时间也就锁定了，大致就在1942年的9月，陶亢德决定接编该刊到苏青在该刊首次发文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