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志》五经今文本与宣帝时期的学官本
《汉志·六艺略》乃其首略，体例与《诸子略》、《诗赋略》均有不同。这三《略》均为刘向亲自参与雠校的部分，故其源流之梳理，刘氏父子首功，班固踵武其后而已。今阅其体例，乃是先有五经书目，且标注今文经书的家派，如《易》经十二篇，标注曰“施、孟、梁丘三家”，尔后乃是传、说、记一类文籍。书目之后是小序，简述五经的渊源流变，其中特别涉及西汉学官所立之学，这也是家派。书目大体是刘向校雠的成果，班固于小学一类略有增加。《小序》叙事仅及汉元帝时期之学官设置，故亦当据《别录》或《七略》之文，班固或有增补（见下文）。
唯需特别留意处，乃是五经书目后的标注部分。如果书目各家仅是标示学官之学，而不区别版本的话，那么书目标注的“施、孟、梁丘三家”之类，则非三个不同经书文本，而是同一《易》经十二篇之下的三家之学。但《易》类小序云“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据此知“施、孟、梁丘三家”当指文本，而非学术。《易》类小序称“《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据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家数、篇数均需将施、孟、梁丘经单独统计，才可凑足十三家、二百四十九篇之数。《书》、《诗》、《礼》、《春秋》之统计也类似。(2)另外，《书》大、小夏侯与欧阳卷数不同，《诗》三家、《春秋》二家经更是有异文。故书目所列虽与学官所习有关，但主要还是指经书版本。
然若仔细对比《六艺略》之目录与小序，我们会发现二者前后所述版本竟不一致：
续表
五经之中，《书》、《诗》、《春秋》书目与小序一致，但《易》、《礼》不同。小序所言学官中所习《易》经有京房一家，但书目不载；《礼》经是大小戴、庆氏三家，但书目却为后氏、戴氏二家。小序在五经之后，并于五经之末均云“某某立于学官”，似刘氏父子所校经书与学官所立之学有关。然《易》、《礼》书目与小序的差异说明，书目又似与小序无关。
不过，考案《汉书》，我们会发现上述《易》、《礼》今文经家学之数，书目与小序的不同，与各家学问立于学官时间先后还是存在联系。《汉书·儒林传赞》曰：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又《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
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
《汉书·刘歆传》载《让太常博士书》：
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
《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诏：
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
据此，知西汉五经博士所教习之经典，武帝至宣帝时期为齐、鲁、韩三家《诗》，欧阳《尚书》，后氏《礼》，杨氏《易》，公羊《春秋》。宣帝时期又立大、小夏侯《尚书》，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其中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四种为甘露三年诸儒讲五经同异后立。那么，施、孟《易》学在甘露三年之前已立于学官。元帝时，京氏《易》又立，《汉志》小序所言正是至此时而止。如《易》类小序称“讫于宣、元”，《书》类小序称“讫孝宣世”，《礼》类亦称“讫孝宣世”。《汉书·宣帝纪》与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均未称宣帝时立大、小戴《礼》，《艺文志》小序亦未明言。据汉章帝建初四年诏书，知《礼》大、小戴乃是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所立，典章诏令可信度当胜于传赞，因此班固《儒林传赞》所述恐怕有误。
如此，则《汉志》小序所载五经立学情况，除《礼》三家未知外，其他经学乃是迄于元帝之时。相比于小序，《汉志》书目部分的记载则止于汉宣帝之时，因甘露三年所立诸经已著录于目，而元帝所立京氏《易》则不在目中。
但是除了上述诸家文本外，西汉武帝、昭帝时代学官中还有其他的经文在讲习，这些文本并未载录于《汉志》。学官之外的经文本更是多不见录。
先看《易》。西汉《易》学传自田何，田何授周王孙、王同、丁宽等人。王同传淄川杨何。杨何之学，汉武帝至汉宣帝时为学官所习。《史记·儒林传》云：“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当指学官所习以杨何之本为主。《汉书·儒林传赞》亦称武帝至宣帝期间，学官中《易》学只有杨氏一家，此时，当有杨氏《易》经之本。
《易》为卜筮之书，民间传本得以避过秦火，故当不止有田何一家之传本。查《汉志》，《易传》有“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丁氏”，韩氏当指韩婴，他并非田何弟子或再传弟子，韩氏学有传，则其必有经。韩氏《易》经的情况已不可考，但此本必属于田何传本之外的本子。
除了韩氏《易》，西汉时期淮南地区的《易》学也不出于田何一系，《汉志》著录有《淮南九师道训》，刘向《别录》曰：“淮南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著曰《淮南九师书》。”此九人亦非田何一系也。
又，《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曰：“《易》家有救氏注。”更知《易》本非仅田何一系。
《汉志·六艺略》小序又曰：“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知中秘尚有《易》中古文本，学官尚有京氏本，民间尚有费氏本、高氏本。
故西汉时《易》经本至少有：中古文本、杨氏本、施氏本、孟氏本、梁丘氏本（三家皆祖田王孙）、京氏本、韩氏本、费氏本、高氏本、淮南本、救氏本等十一个。这十一个传本，都不难见到。且除杨氏本、韩氏本外，其他各本刘向校书时都雠校过。但列于《汉志》书目的只有施、孟、梁丘三家。
再看《尚书》。《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倪宽“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倪宽师从孔安国，则当时五经博士中的《尚书》博士乃是孔安国。(3)孔安国非伏生一系学者，学官中当有《尚书》孔氏本。(4)
此外，西汉中秘尚藏有中古文本《尚书》，见于《汉志》小序。(5)可知除欧阳本、大小夏侯本、孔壁古文本外，西汉时至少还有孔安国本、中古文本。
《礼》经之本，书目载“后氏”、“戴氏”二家。后氏，即后苍（或后仓），因善《诗》、《礼》而为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后苍由博士迁任少府，本始三年（前71）离任，当卒于任上。本始二年距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故而武帝至宣帝时期学官的《礼》学尚有许多博士主持过，也当有《礼》经的某家学官之本，且非后氏本。
《汉书·儒林传》又载后苍弟子有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其中只有戴圣曾任博士，“小戴，以博士论石渠”。由此推断，《汉志》书目所说的戴氏，当是戴圣本《礼》经。
总而言之，《汉志》并未将西汉五经的各个版本全部载录，而是仅著录了与汉宣帝时期学官所立有关联的五经版本。武帝时期的杨氏《易》、昭帝时期的后氏《礼》和元帝时期的京氏《易》，这些都是武、昭、元时代学官中讲习的版本，但《汉志》均未载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