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刘向校书推及石渠诸经的入藏

若《汉志》书目部分著录西汉学官所立五经版本，那么，像杨氏《易》这样的早期学官本当载录于《志》。宣帝之后，元帝、平帝时学官所立，《汉志》亦不录。东汉十四博士之学，《汉志》中也未见反映。⁽⁶⁾若从班固立场着眼，杨氏《易》、京氏《易》、大戴《礼》、庆氏《礼》是当载于《汉志》的。由此可见，《汉志》五经文本的记录，还是以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记录为主。刘氏父子校书时，并没有综合采集学官所习五经的各个版本。另外，刘向父子校书时使用过的五经文本有的也未著录于《汉志》，如《易》中古文本、费氏本、高氏本，《尚书》中古文本等。

由此可见，《汉志》既未全部载录学官中所习五经众本，也未全部载录刘向校雠过的各本。这应该与刘向校书的实际情况有关。

刘向校书的对象是中秘书，并参校以官府书、大臣书和民间书三种不同来源的文本。《汉书·成帝纪》河平三年记载：“命刘向校中秘书。”颜师古注曰：“言中以别外。”《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汉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即汉成帝在阅览中秘古文之后，诏命刘向整理中秘书。两处记载都说明汉成帝要刘向整理的对象是中秘书。从目前传世刘向《别录》佚文分析，也是如此。刘向所述各典籍来源中，有的没有官府书（如《说苑》、《邓析子》、《申子》），有的没有大臣书（如《申子》、《山海经》），有的没有民间书（如《晏子》、《老子》、《管子》、《列子》、《邓析子》、《山海经》），但是没有哪部书没有中秘书，《淮南九师道训》、《孙卿子》、《战国策》甚至只利用了中秘藏书。故王国维有“班《志》全用《七略》，即以中秘书目为国史书目”的论断。⁽⁷⁾此目录乃是中秘书的整理目录，即刘向雠校并撰写提要的中秘书目录。

那么，《汉志》所录五经诸本，当是西汉秘府所藏并经刘向雠校之本，范围相当有限。因此，西汉时期其他五经文本不见于《汉志》就不奇怪了。像《易》中古文本、费氏本、高氏本，《尚书》中古文本这样的文献，虽然刘向在雠校其他文本时使用过，但未将其作为工作对象进行雠校，故无校书之《录》，也就不可能入《七略》，并见载于《汉志》了。⁽⁸⁾

前文已提及，《汉志》所录五经文本乃是以甘露三年前后学官所习为特点的。《易》为施、孟、梁丘三家，这三家都是宣帝时期所立，其中最后立者为梁丘《易》，时间是甘露三年。《尚书》宣帝之前有欧阳《尚书》，甘露三年立大、小夏侯《尚书》。《诗》三家均在宣帝之前立。《礼》宣帝之前有后氏，《汉志》载后氏、戴氏二家。《春秋》宣帝之前只有公羊，甘露三年立穀梁。

学官指博士讲学之所，隶属太常，本属外府管辖。⁽⁹⁾博士弟子所学为何会入藏中秘？这又可从甘露三年石渠会议来解释。特别是在《汉志》《书》、《礼》、《春秋》、《论语》、《孝经》各类文献的经、传、说之后，均有石渠《议奏》存录，显示出经部文献是以石渠会议的条奏为总结的结构特点。

《尚书》类文献中，经、传、章句、解故、说义之后，便是石渠《议奏》。最后是班固新入的刘向《稽疑》一篇。所收文献中刘向、许商的《五行传记》属于成帝时期的文献，⁽¹⁰⁾其他的当均在石渠之前。

《礼》类以石渠《议奏》作为最后一家，之前的文献除了《周官传》外，⁽¹¹⁾也多在石渠之前。

《春秋》类最值得注意，在《春秋》经、传文献之后，是石渠《议奏》。《议奏》之后，又列《国语》、《新国语》、《战国策》、《太史公》等《春秋》经、传之外的文献，尤其说明石渠《议奏》乃是作为经、传文献的综论（条奏各家异说而判之）存在的。

《论语》类与《春秋》类类似，传、说之后是《议奏》，《议奏》之后又列与《论语》接近的《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和《孔子徒人图法》。

《孝经》类在传、说之后，列石渠《五经杂议》，可说是对五经各家异义的辑录。

石渠会议乃是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之会，由“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并且“上亲称制临决”，即石渠之议要上呈汉宣帝决议。既然是辩经，则各经文本及传、记也当与《议奏》一并上呈，这也就是为什么宣帝时期立于学官的诸经文本得以入藏中秘的原因。

据《汉书》记载，曾参与石渠会议的学者有：萧望之、韦玄成、刘向、薛广德等二十三人。他们所学如下表：

除孟氏《易》、韩《诗》外，上述学者所习五经正好与《汉志》所载文本的家派相符。

由此判断，刘向所校五经文献，多数是在石渠会议之后，入藏中秘。或者说，刘向所校五经秘书主要是石渠会议所集、所议、所藏之本。《汉志》曰：“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¹²⁾可知汉武帝时曾有大量图籍入藏秘府，但《六艺略》部分的主要文本却是汉宣帝时入藏，这是深可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