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关学研究的学术机遇

先说我自己走进“关学”的学术机遇。记得1999至2001年间，我先后应郎宓榭、曾春海教授邀请，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东方研究所和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分别为东西方不同的两所大学研究生开设“张载关学与宋明理学”、“全真新道教与内丹长生论”等专题讲座，很有意思的是，郎、曾两位教授照例先向他的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我演讲结束回答问题时，竟然皆面临到同一个疑问，好心的青年学子问我：“听说你在20世纪80年代任过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校出版社社长、总编，后到浙江大学又作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主任，这均是政务要职，你如何还能同时在学术上取得不菲的研究成果？是否有什么魔方？”我回答得很简单：若要说有“魔方”，只能归结于我三生有幸，面临到的是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术机遇和受“隆师取友，变化气质为本”（吕柟语）的关学传统之深刻影响。

熟知我为人为学的师友同学都知道，十年“文革”中，我曾因祸得福，难得有数年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潜心苦读《通鉴》、“四史”和关中文献，这可能就是我尔后自觉开启关学研究的缘起吧。1976年春，我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号召，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参加“人防工程”劳动而因公腰伤，我又因应对“批林批孔”之时势，苦中寻乐，在一年多的硬板病榻上，终于酝酿出了尔后被视为我“成名之作”的《孔子儒家考辨》（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1、2期）与随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上刊出的《历史上的哲学和哲学发展的历史》长篇习作，正是这两篇长文习作，将我推向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1978年秋季，我应邀参加了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1979年夏季，又应邀参加了在太原举行的“全国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会”，这是“文革”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和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工作者的首次盛会，著名专家学者几乎都参加了此次会议。我有幸先后结识了张岱年、任继愈、王明、孙叔平、冯契等前辈专家和尔后成为我毕生“亦友亦师忘年交”的汤一介、萧萐父、李锦全等学者，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太原会上，我还被推选为新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此后又先后荣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兼“陕西中国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和“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大陆学术顾问等职，从此，我有了国内外更广泛的学术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