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关学研究的机遇与学术群体

在上述预设和“论争”之下，我始终遵循着“读书当论其世，并当论其地也”的古训（阎若璩语），从长期流行的“政治思维”，彻底转向了“学术思维”。运用哲学概念分析与历史地理重构并进的方法，根据宋明理学与关学研究专题本身的需要，或者强调关学的历史脉络、思想源流等客观元素，如《关学源流辨析》（原载《中国哲学》第9辑）所论；或者梳理关学不同时代重要人物哲学命题、逻辑范畴等“内在理路”（余英时语），如《张载哲学逻辑范畴体系论》（原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2期）所述，均不离开思想史的“时间”观念和关中地域文化的“空间”观念；而且注意到关学在“百年不闻学统”的金元时代，关中地域文化必然出现的宗教精神形态，如《全真道思想源流考略》（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论全真道及其内丹长生思想之演变》（原载台北《汉学研究》1998年第2期）等所云。特别注视到“西学”开始传入的明清之际，关中士人的特殊机遇和宋明理学与关学面临转型变轨的思想大势，如《“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原载《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4期）之研究。总之，学者的“学术机遇”和关学的“地域文化”这两项，就是我考察关学从未忽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