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进四退”的学行与仕途
我们先来观察吕柟的学行。据吕柟毕生最好的学术诤友马理为其撰写的《墓志铭》记载，吕柟于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生于高陵县，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十七八，屡为督学杨一清（邃庵）、王云凤（虎谷）“拔入正学书院，授以所学”，“由是见闻益博”，其“学行”为“世儒所宗，称为泾野先生云。弘治辛酉（二十三岁），登乡举第十。正德戊辰（三十岁），宗伯举第六，廷试赐状元及第”。历官自“翰林修撰”至“礼部右侍郎致仕”，共三十余年，虽官衔甚多，但在官不过十余年，“其在朝者，惟修撰及祭酒而已”（参见《文集》附录）。这两个职务，为他三十年间的结友、讲学活动提供了方便。再参照《文集》吕柟的自述，可以将其学行仕途，总括为四进四退，而讲学著述，始终不辍。
“三十而立”是儒家为人为学的第一阶梯。吕柟于弘治年间，通过塾学、县庠至太学卒业，“已卓然自立而弗惑矣”，他十八岁（弘治九年）在家乡构云槐精舍，开始聚徒讲学；二十三岁（弘治十四年）始编《高陵县志》，这是他一生“垂三十余年”才编成的一部力作，正如他在《志》序中说：
弘治辛酉，予忝乡举，即事斯志，往来京师，箧载以行。入翰林后，秦晋之越历，河海之奔驰，稿未或忘，垂三十余年，斯编粗就。（《泾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是年秋，他与马理同入太学，与四方名儒三原秦世观（西涧），榆次寇天叙（涂水），安阳张仲修（西渠）、崔铣（后渠），林县马敬臣（柳泉）辈相期许：“文必载道，行必顾言。毋徒举业，以要利禄；毋徒任重，弗克有终。”每日孜孜，惟以孔孟圣贤进德修业、“规过辅仁、肄礼讲学”为事（《文集》卷首）。对此，吕柟终生怀念，他在《送溪田西还小序》中回忆：
昔在弘治间，予与溪田马子伯循（理）及四五友朋入太学，同舍居肄业，或共窗读书，或一寺习礼，或面规其过，或阴让其善，或求法于祖宗，或问学于舜、颜，冬出不辞冱寒，夏行不惮祁暑，访友或于深夜，论世或至千古，坐则联席，行则接影。若是者，盖四年也。（《文集》卷之五）
如此结友讲学，前后五个年头，于弘治年终（1505），又与马理同归关中，复讲学于云槐精舍两年。于正德三年（1508）廷试，以“仁孝”对武宗“法天法祖”之称旨(1)，武宗嘉之，赐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国史馆纂修《孝宗实录》，充经筵讲官。同年进士有朝邑韩邦奇、邦靖兄弟，余姚徐爱（横山），天水胡瓒宗，榆次寇天叙等三百五十人。在此前后，关中士人登第者还有武功康海（对山）、渭南南大吉和马理等。吕柟在翰林院，与同为编修的康海、何瑭（栢斋）、景旸（伯时）等三人志同道合，日相切劘，以道自守，语无阿比，行不苟异，直面拒逆起于关中同乡的权宦刘瑾，因此，于正德五年（1510）与何瑭相继引疾乞归，复讲学于云槐精舍。此为一进一退也。
在这一出处进退的六七年间，吕柟实际已建立起以他和马理为中心，包括山西、河南学者在内的关中学术群体。吕柟在《太学送张仲修序》中称诸友为“吾党”，在为康海撰写的《墓表》中坦诚表达他与康海、马理等关中理学士人“迹若矛盾”，实为“其心本一”的“横渠同党”（《文集》卷之一、卷之二），此皆确凿明证。吕、马名震中外，“高丽使者慕之，录其文以去”(2)，列为朝鲜国学习之范式。从而确立了由经学而理学的学术定位，及通过书院讲学而重构关学的外部组织形式。这是关学得以重构的良好开端，以下我们便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意义所在。
吕柟乐安门生李舜臣《刻泾野先生文集序》称：
（刘）瑾败，用言官荐，（吕柟）起复为翰林，终武皇年，官无所益。嘉靖初，以议礼与致政者不合，偶用言事，谪解州判。（《文集》卷首）
此乃二进二退、三进三退也。时间为武宗正德七年（1512）至世宗嘉靖六年（1527），即吕柟三十四至五十岁，共十五六年。其中二进在朝“复为翰林”仅一年多，即“告病还山”，居家八年，讲学于东郭别墅与东林书屋（院），《内篇》卷之二、卷之三有其讲学纪录；三进还馆，纂修《武宗实录》，充经筵讲官，曾讲《虞书》，仅一年多，即因上疏格心责难世宗“大礼”不正，被下锦衣卫狱，后谪山西平阳府解州判官，摄行州事。在解三年，“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政绩卓著。正如御史卢焕等交章荐所称：“兴学而人才丕变，励俗而礼让大行。”于是，“解民四方髦士从游者众，乃即废寺建解梁书院”，“士民各安其业，有古新民之遗风”，中州人士竖碑感识“遗爱”。（以上参见《文集》附录）此可不论。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这下狱谪居而获“真铁汉”声望的特殊年代里，不仅应命纂修重订《解州志》、《平阳府志》、《潜江县志》和《司马文正公集略》、《义勇武安王集》（关羽集）等，还撰写了《晋游杂记》、《十四游记》（包括《游涑水记》等）、《元成书院记》、《河东书院记》、《雄山书院记》，以及记载学行事功的大量诗作，收入其友人胡瓒宗于嘉靖二十二年校勘序刻的《泾野先生别集》中，流传至今的“岂有征夫能过化，雄山村里似尧时”、“眼见黄河东岸哭，做官何心待封侯”，就是其中的名句。而且，根据解梁书院讲学的需要和仇氏兄弟在雄山村推行《蓝田吕氏乡约》的实践经验，吕柟汇集校编成《乡约集成》共十四编；更重要的是，他得到巡按中州的潜江初公的资助，完成了《周子演》（后改名《周子抄释》）、《二程抄释》、《横渠张子抄释》的编著，于嘉靖五年（1526）刊刻于解梁书院。十年后，他在太学讲学期间，除编《仪礼图解》、《诗乐图解》书成，又应徽州戴冠、胡大器等门生之请，依据杨时《朱子语略》，重新编释成《朱子抄释》，并总汇为《宋四子抄释》（实为五子），序刊于太学。这无疑是明代“关学”得以重构的重要标志，也是吕柟理学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
所以，王廷相（浚川）以“性行淳笃，学问渊粹”八字举荐（《行状》）。李舜臣《文集序》称：
（嘉靖九年）庚寅（1530）春，补南京宗人府经历、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南京尚宝司卿。盖自庚寅至于甲午（1534），先生在南京已五六年矣，五六年间，岂不三四转乎？然而皆散地也。乙未（1535）入于国子监祭酒，丁酉（1537）迁南京吏部侍郎，己亥（1539）捧表入贺皇太子正东宫位。天变（太庙火灾），自陈致仕，遂不起而卒于家。（《文集》卷首）
此即四进四退也。正是吕柟五十岁以后至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去世前，共十四五年间的讲学鼎盛时期。据《文集》、《内篇》和有关记载，初讲于柳湾精舍，既讲于鹫峰东所，再讲于太常南所，后北上讲于太学（国子监），继晋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又讲于礼部北所与南所，终致仕归故里，讲于北泉精舍。其间九载南都，与湛甘泉（若水）、邹东廓（守益）共主讲席，海内学者大集，环向而听讲者前后几千余人，不仅“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而且弟子几乎遍及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十二个布政司（省）。其中有名可考的高徒，据《内篇》、《文集》、《别集》所载，共有三百余人。在《内篇》卷之七至卷之二十七中，门人胡大器、魏廷萱、徐象先等记录了这一时期讲学的内容与过程，再现了吕柟“传孔氏圣人以教人”的“言行合一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