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宗周眼中的吕柟

万历以后的晚明大儒冯从吾、刘宗周、黄宗羲等对吕柟南都九载讲学活动之意义都有高度评价，但讲得最得体的还是刘宗周，他说：

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观其出处言动，无一不规于道，极之心术隐微，无毫发可疑，卓然闵、冉之徒无疑也。异时阳明先生讲良知之学，本以重躬行，而学者误之，反遗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谓一发千钧。时先生讲习，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³⁾

刘宗周与冯从吾同师许孚远（敬庵）而出自湛甘泉一派，他虽深于阳明之学，但背弃其“致良知”之说，而转手另立诚意慎独之教，被黄宗羲终生尊奉为“先师”，并以《师说》为纲撰写了《明儒学案》。然而，黄却有背师说，竟将吕柟列入“河东学派”，这显然不合史实，容后详论。

我之所以说，只有刘宗周对吕柟之学的论断最为得体，因为惟刘宗周洞察到：（1）吕柟以醇儒大家风范，面对“良知之学”之盛行，历经九载南都讲学活动，最终确立了以周、张、程、朱为门径、四书五经为阶梯，以躬行礼教为本，以“甘贫改过”为求仁入圣切要功夫的“关学”定位；（2）这一学术成果，不仅使吕柟实际成为“接着张载、二程讲”的张载之后的关学集大成者，成功地重构了明代关学，而且以“尚行之旨”，对湛学、王学自身所隐藏的“遗行而言知”之弊端，具有“一发千钧”的挽救作用，从而形成了以吕柟、马理等为中心而超越关中地域的“吕柟关学学派”。这正是刘宗周最早揭示出的吕柟讲学活动之真谛。

(1)　（明）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之三一《殿试策》，万历刻本，已收入陈俊民校编即将出版的《泾野先生文集·万历本补编》中。

(2)　《明史·儒林一》，第24册，第7249页。

(3)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中华书局，1985年修订版，上册，第11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书名及卷次、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