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教育权运动”再审视——从圣约翰大学到光华大学
韩 戍(1)
在教会大学研究领域，关于“收回教育权运动”已有充分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探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起因与过程，(2)或讨论政党、教育团体、重要人物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关系，(3)以及教会大学方面针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而采取的因应与改革等问题。(4)这些论述多基于民族主义的叙事立场，将“收回教育权运动”视为近代中国教育主权与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环，充分肯定其意义。近年来，亦有研究对“收回教育权运动”有所反思。有学者以广东某教会中学为例，揭示了国民党主导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其结果是党化教育的登台。作者认为，对国民党而言，所谓“收回教育权”的企图多是一种教育独裁的借口和掩饰。(5)亦有学者关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齐鲁大学学生的民族主义情感，试图展现在激进狂飙的时代思潮之外，齐鲁大学学生理性、反省式民族主义的面相。(6)
本文拟以“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1925年圣约翰大学学生全体离校另立光华大学为研究对象，重新对“收回教育权运动”进行全面审视。笔者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收回教育权运动”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喧嚣的背景之下，无疑赢得了主流舆论的拥护，但在主流之外是否有其他论述？那些历史的失语者对该运动的态度如何？“收回教育权”意味着办学主权从西方人转移到国人之手，其中的变化和断裂毫无疑问。然而，在断裂中是否仍存在着某种传承和延续？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收回教育权”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下，此种运动的成效如何？具有哪些局限性？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重新回到历史语境，试图展现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多重面相与复杂之处。
一、 “六三离校”始末和光华大学对圣约翰大学的批判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当晚，曾在圣约翰大学就读的交通大学学生聂光墀回到圣约翰大学报告惨案经过，被校长卜舫济驱赶离校。当晚，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了一个8人临时委员会。31日上午，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派代表慰问“五卅惨案”伤者，以大、中学名义通电北京政府希望严正交涉，同时以临时委员会为基础，纳入中学各级级长，组成一个团体以应对时局。下午，圣约翰学生三五成群到曹家渡一带演讲宣传。(7)
6月1日，工部局再度殴击抗议学生的消息传到校内。圣约翰学生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决定从此日起全校罢课。学生会议决：罢课期间学生不准私自出校，通电政府及各报发表宣言，每晨八时聚集于国旗之下唱国歌，等等。同时，学生会组织设置顾问、演讲、总务、纠察、干事、文牍、经济、新闻八部，以分工行动。(8)当日下午，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主任孟宪承亦在第13号宿舍召集国文教员开会，与会者有钱基博、伍叔傥、何仲英等14人。此次会议，华人教员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一致表示将支持罢课学生。
6月1日晚，卜舫济召开教授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学生罢课。由于教授会议以往皆用英语讨论，华人教员概不出席。此次华人教员则一反常规，全体出席。在会上，美国教员发言认为，圣约翰大学在工部局保护管辖之下，不允许学生做反英的宣传。中国常年内乱，大家都到租界寻求外国人的庇护，更不应该反对外国人。钱基博用国语发言抗议。孟宪承为钱基博翻译，呜咽泪下。然而，校长卜舫济不同意学生罢课，声明若罢课，学生应当离校。最后教员无记名投票，以31票对19票表决，通过学生罢课案，并允许学生住校。然而，卜舫济认为，校长有自由处分权，不受教授会的束缚。(9)
6月2日晨，校长卜舫济召集教员代表6人、学生代表6人召开联席会议，在教员与学生的压力下，正式决定罢课7天。若罢课结束后校外风波未平，学校提前放暑假。学校方面要求，学生罢课期间不准出校，不准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必须以中立的态度观察事态发展。然而，学生方面认为罢课不能无举动，学生应该发出声音表示抗议，争中国国民之人格。外籍教员代表认为，学生会没有权力，亦不能僭越学校当局的权威。教员孟宪承询问校方是否准许学生表示爱国心，外籍教员再度强调准许，但必须谨守校规，安静不动，不准发表任何政治意见或采取革命行动。午后，学生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外籍教员事，并做好与学校方面决裂的准备。(10)当晚，学生会再度集会，决定从6月3日开始校内降半旗以哀悼死难同胞。此项要求获得卜舫济的允准。(11)
6月3日晨，童子军在图书馆前将美国国旗悬置顶端，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下半旗。校长卜舫济趁学生在大礼堂开会之际，将中国国旗降下取走。童子军将备用的国旗再度升空，又遭到卜舫济抢夺（另有回忆称卜舫济侮辱践踏国旗）。卜舫济宣布学校解散，要求学生立即离校，不准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学生求助于华人教员，孟宪承等表示“不能有切实之表示”。学生又求助于校外的圣约翰校友组织——约翰同门会，同门会亦表示拥护卜舫济。(12)经过多方讨论，下午4时，学生会决定全体离校，永久与圣约翰脱离关系，今后再不进入外国人主办的学校。在纠察部的监视下，签名离校同学达到553位。6时，有562位学生收拾行装，三呼“中华民国万岁”，整队离开圣约翰。华人教员孟宪承、钱基博、蔡观明、伍叔傥等17人见其事无可挽回，亦向社会公开发表声明，全体辞职。(13)
学生离校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江苏沪海道尹张寿镛、卸任江苏交涉使许秋帆、工部局华董赵晋卿、大绅商王省三等学生家长愤慨于子弟遭受西人教会大学驱逐，筹款捐地宣布另行成立光华大学，收容离校学生并与圣约翰大学对峙。(14)
圣约翰学生离校之初，便组织“约翰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对圣约翰大学发起攻势。学生在《申报》《时事新报》等大报登载离校宣言，将圣约翰校方压制学生运动的真相公开披露，以争取同情。(15)他们在公开的宣言中讲道：“同人等自惭愚暗，早不应负笈外人之学校，徒以国内教育，不甚发达，故忍痛居此，今积数年相处之经验，经此次风潮之证实，乃知外人在华所办之教育事业，其残害我国民性者，诚无所不用其极。同人等业已觉悟而去，甘毁目前之矢誓，而自食其言者，当与国人共弃之。”(16)言语中可见学生们对之前所受的圣约翰教育痛心疾首，并对瓦解圣约翰，在上海建立一所完全由国人主持的优质大学寄以厚望。
其后，约翰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派遣大量学生前往外埠，宣传“六三离校”事件真相与光华大学之建设，呼吁国人勿入教会学校。(17)此种宣传对削弱圣约翰大学起到重要作用，许多视圣约翰大学为金字招牌的家长和学生放弃圣约翰改投光华。其中，沪江大学学生有60余人转入光华大学。(18)教会学校武昌博文大学学生退学，申请全体加入光华大学。(19)圣约翰大学的保送学校——扬州美汉、芜湖圣雅各、安庆圣保罗等教会中学的学生，亦纷纷报考光华大学或转入附中就读。九江圣约翰中学受到离校事件影响，在教师陆名德、学生赵冶的带领下，百余名学生离校另立光华中学，作为光华大学九江附中，圣约翰中学由此倒闭。(20)
新校定名为“光华大学”，蕴含“光我中华”之意，以声明这并非一所普通的私立大学，而是一所负有替国家“收回教育权”职责的大学。正如离校学生周有光所说：“我们必须认清，建立光华大学的意义，并不是简单地增加我国教育的量的建设，而是要在我国教育史上划一个新时代——教育自主的时代。”(21)此种民族主义和教育自主的诉求，贯穿了光华大学建校过程的始终，其主要表现便是继续“收回教育权”，对圣约翰大学进行持续的抨击。
首先，光华大学学生建立了专门反对圣约翰大学的组织。1926年6月3日，光华的圣约翰离校校友成立“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该会的宗旨主要有三：“(1）收回约翰大学归国人自办；(2）继续反教会教育运动；(3）促进光华大学之发展并拟建筑六三堂以垂永久纪念。”(22)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上海。3月25日，“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召开全体大会。由于北伐军所到之处，基督教事业受到严重冲击，一般认为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将奉行民族主义外交，解散教会学校。由此，“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选举成立了“收回约翰教育权委员会”，以总务长孟宪承、国文教授洪北平、英文系讲师史乃康及学生洪绍统、伍纯武等12人为委员。其后，“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向上海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接洽，要求解散圣约翰大学。在光华方面的恐吓之下，圣约翰校方宣布学校即日停办。(23)次年，圣约翰大学又有复活消息，“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为防止其卷土重来，特意组织了“反对约翰复活委员会”，议决呈请大学院阻止圣约翰复活，并向国民政府请愿，将约翰收回自办。(24)
其次，光华大学在各种校际联合性的团体中排挤圣约翰大学，驱逐圣约翰大学的席位。20年代，南洋、复旦、圣约翰、东吴等校曾有“东方八大学体育会”之组织，每年举行固定的体育比赛。“六三离校”运动发生后，复旦、南洋、东吴等三校退出，与光华、中国公学等重新组建了“江南各大学体育联合会”，成为江南各大学主流校际体育联合组织。从此，“东方八大学体育会”无形瓦解。(25)1925年末，上海中华篮球联合会开幕。在会上，光华大学球员认为“约翰学生俱系洋化，联合会不容洋化者与分，应尽为有仁义之中国人”，提议将圣约翰大学的球员开除出会。(26)圣约翰曾是“东方八大学体育会”的夺冠翘楚，从此被排斥于各种体育活动之外，体育事业一蹶不振。
最后，光华学生持续通过文字揭露、控诉圣约翰大学。1928年，“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出版了《六三血泪录》，收录了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建校的详细新闻资料和档案文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份《离校返校诸人姓名一览表》，光华方面列举了离开圣约翰大学的562位学生姓名，并将返回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学生作为“背誓返校者”标出，并抄送全国学联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昭示天下。(27)在校报校刊中亦随处可见控诉圣约翰生活的文字。一位学生将在圣约翰的学习生活描述为恐怖的经历：“前时在约翰的生活，是太枯燥了……每天自从早上敲起身钟之后，连忙盥洗，不一会儿，号角齐鸣，各宿舍的人，便如千军万马，奔腾过来，向思颜堂后面空地，集合起来。……晨膳方完，铛！铛的钟声，又催人到礼拜堂做祷告去。到了礼拜日，更加不得了！一连差不多要做两点钟的祷告功夫，这长时间的拘囚束缚，真令人难受呢！……我在约翰被束缚了三年，精神上的痛苦，也算受够了！不愿再受了！”(28)
总之，光华大学建立后，通过各种途径对其母体圣约翰大学展开批判。此种批判，一方面顺应了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潮流，为光华的存在赋予了合法性，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并提升了自身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圣约翰的批判，增加了新校的凝聚力。
二、光华批判圣约翰背后的复杂面相
圣约翰大学学生因爱国运动而离校，赢得了上海政、商、学三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两个月之内，光华大学从无到有，并筹得大量资金在沪西辟地建设新校园便是明证。不过，并非人人都支持圣约翰学生离校之举。学生离校之初，学生会为离校生多方寻找接收学校，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直接表示拒绝接收，“认为这些学生是反抗学校、家长的叛乱分子”，担心不易管理。(29)这说明，从学校管理者的角度讲，一般校政当局似乎更倾向于支持圣约翰大学校方严格限制学生干政，而对学运喧嚣的情况表示恐惧。
在圣约翰大学内部，亦非人人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多圣约翰毕业生均对母校颇有好感，选择维护圣约翰校方的立场。最典型的是校友组织“约翰同门会”。学生离校后曾求助于该会，希望能得到圣约翰校友的支持。然而，“约翰同门会”并不支持离校同学，而是坚决为卜舫济辩护，并在家长与学校之间沟通，呼吁双方和解。在同门会负责人余日章、刘鸿生、萧智吉等人领衔发布的调查报告中，认为离校运动系双方缺乏互相谅解所致。报告称，卜舫济校长不支持学生运动，主要出于保护学生、维护校规的考虑。至于不准校园降半旗，主要是真正掌握圣约翰实权的董事长郭主教的意见。郭主教认为，圣约翰作为一所在美国注册的学校，在美国当局没有表示态度之前降半旗，实为表明站在反英的立场，破坏了学校一向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传统。卜舫济第二次夺旗时，并非暴力夺取，而是从学生肩上取下，并无侮辱中国之意。卜舫济宣布闭校，也并非解散学校、开除全体学生，而是令学生暂时放假回家。至于学生，则是“视卜校长为中国之仇未免过甚”(30)。由此，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的余日章拒绝了光华大学校方希望其担任校长的邀请。(31)刘鸿生亦继续表示支持圣约翰大学，于1929年捐银45000两建设学校。(32)
由于约翰同门会在校方与学生家长中间的往来沟通，不久便出现了圣约翰退学学生大批回潮的现象。据笔者统计，当时圣约翰离校学生签名者553人，实际离校者562人，最后有98人返回圣约翰大学就读，比例达17.4%。其中包括许多离校运动后被派遣回乡宣传“收回教育权”的组织骨干——约翰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绍兴委员、湖州委员、湖南委员、宁波委员、浙江委员、两湖宣传委员、河南委员、无锡委员等多人。(33)这些学生离校回乡，显然未能获得家乡父老的同情，反而被家长所说服。对稳健务实的学生家长而言，显然不能同意子弟的鲁莽举动，遂强令他们回约翰就读。而且，当时“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34)，圣约翰先进的教育制度、高含金量的文凭和广阔的就业前景，也使一部分学生及家长在激进狂飙的民族主义潮流面前，不顾所谓的民族尊严，做出了更务实的选择。此外，离校学生中选择进入其他学校者共198人。这说明，光华大学作为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虽然符合了民族主义的时代潮流，却也未能获得广泛的信任。
吊诡的是，圣约翰大学的离校教员虽然同意学生罢课，并向卜舫济及外籍教员据理力争，甚至公开在报刊上发表离校宣言，但各人对离校一事的具体态度却相当复杂。罗志田先生认为，从五四运动起，“老师跟着学生跑”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持续发展的一种趋向。(35)从“六三离校运动”可知其论断之准确性。此中，学生是主力，学生会是动员主体，组织酝酿罢课并领导离校，运作颇有效率。相比之下，华人教员则比较矛盾。他们同情学生的爱国之举，出于民族感情，他们不可能协助校方阻止学生运动。然而，教员作为学生的监护者之一，也不希望学生因参与政治运动受到伤害。同时，圣约翰薪水优厚，贸然放弃教职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他们也不会主动与校方决裂。因此，华人教员夹在校方和学生中间进退两难，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也无法有所表示，只能静待学生运动的发展。当学生与校长决裂时，孟宪承等华人教员受民族主义狂飙推动，也只能跟随学生宣布离校。
离校后的教员并未选择继续支持学生。正如学生所言：“我们同离约翰最有气节的教职员大都因事太忙，只能在精神上帮助我们，所以组织大学筹备委员会，我们就从家长请起。”(36)这恰好表现了离校事件以后，学生与教员行动并不一致的情况。从实际情况看，这些教员对圣约翰多有不舍。比如，孟宪承本身便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回到母校任教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在任上进行了大量改革，改变了圣约翰素来轻视国文教育的状况，对圣约翰感情很深。所以，他虽然是圣约翰的首席华人教员，为避免外界物议，却不愿在教员离校宣言中领衔，而是推一个无关紧要的蔡观明出来。光华建校后，孟宪承虽然担任了教务长之职，但终究不愿与母校圣约翰大学为敌。(37)1927年3月，“六三约翰离校同志会”选举成立“收回约翰教育权委员会”，推举孟宪承为“委员”，但后者显然不愿担任，不久便离开光华大学，前往无锡主办江苏民众教育学院。(38)
那么，领衔发布离校宣言的蔡观明对圣约翰的态度如何？18年后，蔡观明在自传中对圣约翰大学怀念不已：“约翰大学是中国教会学校的首座，也可算中国境内大学的翘楚。……环境既佳，秩序井然，工作兴味，自然增进。那时课务虽忙，反觉舒适。教员在课室内，负管理全责。约翰学生出校，在社会成名的，不下数十百人，绝非侥幸，我恐怕北京大学，在精神方面，未必能够比得上。以前约翰的缺点，就是不注重中文。……聘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锐意改革，那时中文教授方法的完备，倒在我国各校之上了。平心而论，我对于教育权的收回，认为尚非其时，因中国所办的学校，不如外人所办远甚。自己的学校既办得不好，又不许人家办，似乎徒争意气，不顾实际。但那时情势特殊，且我系孟钱两君邀来，自应和他们共进退。”(39)另一位离校教授钱基博对圣约翰的真实态度如何？钱基博的民族主义观念当然要比蔡观明鲜明，而且日后成为“六三离校运动”历史的主要书写者之一。但是，恐怕他的离校也有迫于时势的因素。据钱基博研究者傅宏星的考证，钱基博曾于1925年4月22日——离校前两个月在《南通报》上连载三期《圣约翰大学校长卜先生传》，盛赞卜舫济主持圣约翰30余年的功德。(40)从圣约翰离校后，钱基博虽然挂名参加了新校的筹备工作，却并未任教于该校，而是北上投奔清华大学。另一位离校教员朱荫璋则直接返回约翰任教。
正如亲历者周有光事后认为，离校学生对圣约翰都深具感情，圣约翰离校运动是一个突然的事件，盖因双方僵持，互不相让，矛盾无法解决，才有集体离校之举。(41)周有光的回忆，虽然属于一种事后回忆，不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夸大了离校事件的偶然性，却也足以说明，对许多这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亲历者来说，对光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未必都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认识。
三、光华大学对圣约翰的继承与发展
光华大学虽然以圣约翰大学为批判对象，但由于其脱胎于后者，圣约翰的办学理念、教育风格、精神传统、校园文化却无形中在光华延续下去。正如周有光所说，光华建校初期，学生基本来自于圣约翰，一切规章制度都参考圣约翰，办学宗旨、教学风格、教育内容等也倾向于继承圣约翰的传统。(42)
光华大学虽然是“五卅惨案”后民族主义激情澎湃的产物，主事者却吊诡地继承了圣约翰的传统，坚决制止学生运动。在主事者看来，光华大学承担的“收回教育权”使命，主要是在学术和教育上与西人竞争，而非让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建校初期，校方便规定“严禁学生干与（预）外事并参加任何政治运动”。(43)校长张寿镛亦曾多次告诫学生，学术研究亦是救国的光明大道。学生在校，便应潜心向学，研究现实问题并加以解决。(44)负责实际校务的副校长朱经农亦素来反对学生干政，组织各大学校长发起“上海各大学同志会”，主张和平救国、读书救国、师生合作，禁止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和集会活动。其具体的手段包括，要求全体同学填写不参与政治运动的誓约，雇用军警监视学校，开除热心学生运动的分子，等等。由此，朱经农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其背后的政党组织视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双重支配的走狗”(45)。光华大学主事者在短短两年之内从“反帝”先锋到“走狗”的吊诡转换，实际上说明无论主张收回教育权者还是被收回教育权者，都分享着某种普遍的观念：学生应固守学校之本位，通过理性的态度关注政治。
在具体的办学方面与校园文化上，光华与圣约翰也极为相似，与上海其他大学有着明显差别。
1．小规模的办学模式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圣约翰不能体量过大，否则将可能影响学生发展。圣约翰的目标是小规模教学，只重视质量而不求数量，并拒绝扩招以增加财源。(46)因此，20年代，圣约翰的大学部在校生一直保持在500人以内，历年毕业生很少。据统计，1922—1924年，圣约翰大学各科的毕业生人数分别为49、52、64人。(47)1926—1928年，光华大学的在校生人数分别是484、358、422人，毕业生人数分别是57、48、67人。同期，同城的复旦、大夏两所私立大学的毕业人数分别为158、174、161人和42、104、182人。(48)
当然，各校办学历史长短和设置的专业与院系数量不同，还需要引入每年在校师生的比例，更能说明教育资源分配是否平衡的问题。由于复旦建校时间较早，资料不易统计，在此仅将光华与先其一年成立的大夏大学的师生比例进行比较。1925—1928年，光华大学的教员规模分别为50、47、46、68人，学生数分别是464、484、358、422人，师生比例保持在1∶6—1∶10之间。大夏的教员规模分别为47、52、47、59人，学生数分别为755、732、479、927人，师生比例普遍在1∶10—1∶16之间。(49)显然，两所学校走的路径不同，前者为保证质量，拒绝扩招新生，也很少迎合社会开设应用型专业，一直保持小而精的标准。后者为考虑盈利广泛招收学生，而教师队伍却并未随之扩大，容易导致教育水平的下降。
2．地道的英语教学
圣约翰使用英文授课，同学日常交往亦用英文。光华建校后将英语当作教学的准官方语言。如1926年教育部对光华的调查报告称：“外国教员有二人，系专教英语者。中外本科及高中二三年科目除国学课程外多用英文课本，讲解亦多用英语。”(50)建校之初，光华便出版了《光华英文周刊》。(51)每年一册的《光华年刊》上亦专门设有英文部分，发表学生的英文作品。从这些文章中可见，光华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基本流畅自如。英语表达的习惯亦贯穿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洋化色彩甚为浓厚，如一则短文中言：“每到上课前几分钟，只听见‘密斯托张替我留一个座位’；‘密斯托王给我‘利沙夫’一个‘西脱’……中文课堂内也有人答应‘希尔’的，‘泼勒生脱’的中国教员也就不期而然的发了一笑。’”(52)
重视英语的另一面，便是学校普遍重视西洋文化，轻视中国文化。具体表现在，光华大学与圣约翰一样，重视留学归来的教授，轻视国学方面的教授。从光华大学成立初期的教员薪资表中可知，对于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教师，无论专任兼任均支时薪16元，仅有的4名国学教师中，只有名望较高的伍叔傥支时薪16元，教员蔡观明仅支时薪8元，赵玉森仅支时薪7元。(53)正如蔡观明日后回忆：“我任大学各级范文讲读及作文，每周改本达一百五十余本，而待遇又和其他学科教授不同，——理由是留学生花的本钱大，初订月薪八十元，后因伍叔傥——约翰旧同事不到，课由我和何仲英分任，才增加至一百二十元。”(54)
一般同学轻视本国教员，经常会发表讽刺性评论：“汉文真讨厌——什么‘之乎者也，庄子老子’，的确使人麻木！”“不过是汉文教员，马马虎虎就够了，何必大严特严，难道读史记春秋也有点用处吧？”(55)由于学生普遍崇洋，对国文教员便自然不无轻视之意。由此，蔡观明认为，“对光华兴趣不高，且觉得光华一部分办事人，对约翰离校同人，有点敷衍意味。”其后光华通知蔡观明不予续聘，约翰离校的诸位国文教师亦先后脱离学校。由此可见，光华大学虽然以“振刷国家精神”为办学宗旨，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仍然继承了圣约翰所谓“崇洋”的态度。
3．通识教育、科学教育和体育教育并重
圣约翰大学在课程设置和管理方面采取文理贯通的模式，在承认文理差别的同时，注意各科学生对其他学科的了解。因此，圣约翰在文科的学程中设置理工课程，在理工科的学程中设置文科课程。(56)由此，光华大学要求文科、商科生必须修读8学分的生物、化学、物理或数学课程，商科学习3学分的哲学课程；理科、工科修读24学分的国文课程，理科生学习6学分的经济或历史课程。(57)文理交错、理工结合的课程设置，在当时未必是光华大学独有，但光华直接继承了圣约翰的传统，注重文理贯通的通识教育则毫无疑问。
圣约翰大学作为完全按照美国教育模式开办的大学，非常重视体育，是“上海体育学校的劲旅和中国现代体育的摇篮”。圣约翰的足球队是“华人足球队的鼻祖”。圣约翰的田径队在亚洲和国家级运动田径会上，曾数次捧得冠军。(58)光华建校后，圣约翰的运动健将大半来校，“光华大学多约翰离校学生，运动健将大半仍在，并未星散，故开校后对于体育一事仍按约翰方针积极进行，体育课程及课外运动均照原定标准切实提倡”(59)。因此，光华很快成立了体育会以及足球队、篮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和越野队等，队员基本是圣约翰旧人。圣约翰的体育战绩，遂被光华继承：“1925年10月24日，本校足球队第一次与外界比赛以五对零胜持志大学；1925年12月19日，本校大学足球队在宁与夺得华东大学锦标之金陵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以四对一胜金陵；1926年5月8日，本校与中公华东开联合运动会以第一得优胜”(60)。
4．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与校园文化
圣约翰大学校园设施堪称一流，校园文化丰富多样，学生社团异常活跃，校报校刊繁多，校园风气洋化。(61)光华虽然在硬件上不如圣约翰，但在软件上却将圣约翰的传统发扬光大。
首先，光华的大中学部皆设有自治会，各年级都有级会，下设各种部门，均以民主程序进行成员选举。自治会和级会是学生自治组织，负有纠察学生的作用，同时也负责监督学校当局。学生对校政的合理建议，都会拿到两级会议中去讨论，民主表决，最后以议案的形式反馈给学校。(62)圣约翰大学学生在离校运动中有条不紊，正是因为有一个成熟的学生自治会。光华的学生自治会继承了圣约翰，甚至很多骨干都是圣约翰的原班人马。相对于圣约翰，由于光华校政当局对学生的意见相对尊重，不像卜舫济一样压制学生运动，学生自治会获得更多的事权，锻炼了学生的民主精神。
圣约翰校内先后产生过至少73个社团，光华大学亦然。成立的学生社团有美术研究会、武术研究会、教育学会、国乐会、政治学会、科学会、童子军团、白星体育会等，并有福建、湖州、湖南、湖北、宜兴、江西、两广、宁波、绍兴、四川、闽南等同乡会，以及来自南洋、沪江、美汉、民立等中学的校友会。许多团体的成员直接来自圣约翰。如国乐会，签字离开圣约翰，到光华开学时，陆续而来竟然无一人不至。因此，便按照原样成立光华国乐会，只是名称不同而已。(63)1927年以后，各种校园团体如“女同学会”等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设立，极为丰富。
光华模仿圣约翰，形成了每年出版一册的年刊制度。年刊制度是教会大学的首创，采用精美的纸张彩印，中英文双语印刷，一年之内校内的各种团体活动，大小事宜，以及同学的文艺作品和毕业照都记录在其中。光华每年出版精美的年刊一册，坚持到1939年。其他如大夏、复旦等校均无连续的年刊存在。同时，光华出版了《光华季刊》《光华半月刊》《光华英文周刊》《光华期刊》等，彼此着重不同，但都由学生自主编辑发行，教授仅起到名义上的指导和顾问作用，颇有约翰遗风。
圣约翰的学生普遍家庭条件较好，生活和品味比较洋化，离校同学直接将这一传统带到光华，并且活动范围超出了校园。圣约翰离校生林泽苍、赵家璧便是例子。林泽苍是圣约翰大学摄影研究会会长，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使其入学光华后便在上海领衔成立了中国摄影家学会，公开出版《中国摄影家学会画报》，该刊比《良友画报》问世早一年，畅销10余年而不衰。赵家璧作为圣约翰离校生，就读光华大学一年级时即被良友公司聘请主编《中国学生》杂志。可见，圣约翰大学的条件开拓了林泽苍、赵家璧等人的视野，锻炼了他们的能力，进入光华之后，相对自由的管理体制和校园文化，让他们能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特长。
四、光华大学“收回教育权”后的种种难局
光华大学的创办，以“收回教育权”为使命。不过，从结果来看，虽然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削弱教会大学自办高等教育的目的，但其实质效果却不尽人意。由于其建校办学中持续面临着种种困局，使得“收回教育权”的结果已经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在主事者频繁易人、行政制度不健全和教授专任程度差等几个方面。
光华大学初建时，张寿镛被推举为第一任校长，全权对学校负责。然而，张寿镛的主要身份是北洋官员，而非教育家。光华大学成立初期，他在沪海道尹任上工作繁重，难以兼顾学校。1925年10月，孙传芳占领上海，重新任命地方官，张寿镛被迫去职，才回到光华专任校长职务。1926年9月，张寿镛又应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潘复征召，赴北京担任财政部总务厅厅长。由于身在北京，无法照顾学校，校长的职务由王省三暂代。然而，王省三亦非教育家，不愿长期担此责任，于1927年春表示辞职，“一时校内人心动摇”。幸而此时北洋政府濒临崩溃，张寿镛才辞职回沪，返校视事，学校才得以安定。(64)
1927年3月，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蒋介石的提携之下，张寿镛出任苏沪财政委员会委员，旋即担任江苏省财政厅厅长。9月，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32年7月26日，张寿镛才彻底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65)由此可知，张寿镛作为光华大学校长，在建校的前7年有6年时间在政府服务，只有在一些重大事宜如开学、毕业典礼时才来校视察。名列光华校董的上海银行家陈光甫当时评价张寿镛：“张咏霓立志做官，四面敷衍。”(66)光华大学学生储安平曾评价张寿镛：“当时我们的校长是做大官的，办学是他的副行，做官才是他的正业。”(67)由此可知，此时张寿镛对做官的兴趣，远远大于办学。从侧面也说明，私立大学校长的吸引力远远不如做官。
由于张寿镛常年不在学校，便仅承担了为学校筹款的责任，采取在教育界委托代理人治校的制度，即聘请名流学者担任副校长，负责实际校务。
1926年9月18日，光华大学设立副校长，由张寿镛聘请教育家朱经农担任。10月29日，张寿镛全权委托朱经农代管校务。然而，朱经农同时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商务印书馆、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等多处任职，社会活动异常频繁，真正在学校的时间并不多。而且，朱经农与张寿镛类似，对从政也颇感兴趣。1927年1月，朱经农南下广州与国民党接洽。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朱经农受到主管教育的蔡元培的提拔和重用。(68)1927年7月，朱经农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辞去光华大学副校长职务。(69)其后，张寿镛聘请张歆海担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接替朱经农。
张歆海在任期间颇受学生非议，主要是在使用经费问题上不够审慎。据报载，张歆海担任副校长，每月原定薪金240元，然而他以副校长之权威，未经校行政会议通过，每月多支取160元，月薪共400元。另有一外国女教员，学问平常，张歆海亦支其240元月薪，颇得学生不满。有人计算，若张歆海在教职员薪金上节约使用，半年可省近万元。这对于私立大学而言，绝非小数目。因此，学生颇有鼓动暗潮，驱赶张歆海之意。(70)1928年9月，张歆海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欧洲和美洲司参事，开始步入政坛，便自然辞去副校长职务。张歆海执掌光华的时间不过一年，亦无从厘定制度，也无从促进学校的发展。
由于光华大学治校者频繁易人，便导致制度上的混乱与行政的不健全。1925年10月，光华大学成立教职员代表会。1926年9月18日，组织行政会。10月24日，组织校务委员会。(71)然而，三种会议功能类似，存在着职责不清、互相冲突的情况。如一位学生评论道：“光华的行政机关，在会议方面，有董事会、行政会，教职员会议种种，在人的方面，有校长、副校长、校长室秘书、教务长、事务所、注册长，各科教务长，新近又添一位总务长，名目繁多，职权不一，组织既不完备，负责又无专任，有些有其名而无其实，有些有其衔而无其权，有些虽有会议，而会议者与执行者风马牛不相涉，议案从未见诸事实，种种办事上的困难和同学的怨声，就因此化生。”(72)甚至到1927年秋季以后，行政会议无形取消，校务会议不见议案公布，副校长教务长等职权仍无明确规定。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这些并非大问题，然而却说明，其建制不够健全，“行政手续尚未臻十分完备”。(73)
张寿镛、朱经农、张歆海等光华大学的治校者，虽然名列校长，但真正的兴趣不完全在教育界，而是在政界，一旦有更好的去处则会马上离开学校。这显然是缺乏为教育献身的精神，仅将办学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相比之下，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30余年如一日以校为家，不计功利，将毕生奉献给圣约翰大学的教育事业。两者比较，可谓差异极大。由此，学生对治校者普遍的弃学从政非常不满，质问道：“他们要的是名，否则为什么要另外做官发财，反而把光华的职务看做副业呢？”(74)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教员持续变动，专任程度差。笔者根据历年教职员名册，统计建校初期担任各科系主任的兼职情况与任期发现，建校初期各科主任与各系主任共19人，其中专任者仅9人，兼任者有10人。这些学者的任期亦普遍短暂，其中仅有2人日后在光华大学服务达10年以上，其余的17人中，有7位系主任任期仅1年，其余10位科系主任的平均任期仅1.9年。作为学校的院系负责人，任期尚且如此短暂，兼职情况如此严重，普通教授的情形可想而知。(75)
由于教授兼课严重，便不免出现一种吊诡的现象。教授与学校之间仅是一种雇佣关系，教授与学生之间仅是一种知识买卖的关系，并无共同体意识。如一位光华学生批评道：“买卖，只此而已。论月薪的，几百元一月；论钟点的，几元一钟头。事办了，钱得了，一切也就完了。”(76)还有学生愤怒形容：“有几位教授谈到光华总说：‘我不知你们光华怎样？’你想，光华的教授而不知光华目下的情形，已是少见，而还得加上‘你们光华’，我真不懂他们与光华究竟是什么一种关系，然而他们将来的履历上至少是‘光华大学教授’！”(77)在当时高等教育不发达、著名学者严重缺乏的历史背景之下，此种教授兼课严重的现象并非光华个案，在国立大学亦同样存在。(78)不过，光华大学的情况显然较为严重。教授频繁流动并兼教多家大学，只能保证基本的教学和传授知识，无法形成师生之间的学术共同体，更无从使一所教育型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所谓奠定真正的学术基础，无异于天方夜谭。
由此，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仅两三年，学生对学校的希望普遍开始转变成失望，出现了星散他去的现象。光华附中的学生亦不愿升入大学就读，纷纷投往他校。日后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记录道：“高中毕业生成绩优良免试升入大学本科，余在其列，以不满意光华大学，故不作此考虑。”(79)
五、余论
1925年，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独立，作为“收回教育权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离校事件，在当时获得了主流民意的支持。如果回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人侵凌的历史语境，圣约翰大学离校事件，虽然可能有将西方殖民侵略与西方的教育公益事业相混淆之嫌，却代表着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实为一种对民族自尊心的维护。由此，“六三离校”事件虽然有偶然因素，却也并非偶然之举。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界认为，基督教来华代表着西方侵略者对中国的“精神殖民”，反对基督教的呼声不绝如缕。就基督教本身而言，与稳健平和的天主教不同，在传教方式上亦十分激进。比如，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召开，出版了调查报告《中华归主》，此种带有强烈征服意向的出版物，显然会严重刺激爱国知识分子的神经。由此，20年代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甚嚣尘上，知识界广泛建立反教团体，发表宣言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展开猛攻。当时基督教大学在华已达13所，包括金陵、燕京、岭南、东吴、沪江、圣约翰、华中、华西协和、齐鲁、福建协和、之江文理、金陵女子文理、华南女子文理等校，规模十分庞大。教会主办的中小学更是不计其数。收回外人在华办学主权，自然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题中之义。
1924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抵制教会教育的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当年，广州圣三一学校、公医学校、圣心书院等均发生严重的学潮或全体退学事件。同年，湖南雅礼、汉口博学、重庆广益、开封汴济、福州协和、南京明德等教会学校均掀起了罢课、退学，反对“奴化教育”的浪潮。“五卅惨案”发生后，进一步推高了民族主义情绪。“六三离校事件”可谓“收回教育权”运动酝酿的必然结果。正如杨天宏教授认为，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教会学校已经像是一堆干枯的柴禾，即使是最微小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引发激烈效应，引燃一场熊熊大火，给教会教育造成毁灭性的打击。(80)
不过，“收回教育权”的正当性与历史必然性是一方面，其表现与结果则是另一方面。
尽管光华大学成立后，对圣约翰大学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和打击，但对于被“收回教育权”的一方，同样存在着大批支持者。即使是此次“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亲历者，其真实态度亦绝非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只是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正确”的前提下，这些维护圣约翰的声音被不同程度掩盖、湮没。更为吊诡的是，光华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圣约翰大学的做法，比如禁止学生运动，复制其教育理念、校园文化等。此种表面的断裂与实质的沿袭，对主张并参与“收回教育权”者或许是始料未及的。
而且，时人多从价值判断角度简单支持“收回教育权”，很少对收回之后的事业进行长远规划。光华大学脱离圣约翰独立之后，虽然在精神上摆脱了神学教育的束缚，但是由于治校者缺乏神职人员献身宗教、献身教育的超脱精神，仅将办学视为一种治生或获取名誉的世俗事业，便必然造成办学上的困局。光华大学校长长期不在校，副校长任期短暂，身在校园却心在仕途，教授兼职严重，仅将任教视为一种知识买卖的关系……众人瞩目的光华大学，在短短两三年内便给一般人失望的观感。
总之，当时国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收回教育权”，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其后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门意识到了这方面的困境，对“收回教育权”避而不谈，转为采取立案、监督等手段将教会大学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扶植其发展，在办学政策上给予方便，并逐步主导教会大学的中国化。相对于20年代激进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此种政策或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式。
(1) 作者单位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2) 如，杨天宏：《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杨思信、郭淑兰：《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
(3) 如，杨思信：《国、共、青三党与收回教育权运动》，《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郑刚：《余家菊与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3期；杨天宏：《教会学校权属问题的理法论证——民国教育家对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思考》，《民国研究》2008年秋季号。
(4) 如，陈才俊：《华人掌校与教会大学的“中国化”——以陈裕光执治金陵大学为例》，《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7期；杨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金陵女大》，《学海》2010年第5期；章博：《生存与信仰之间：教会大学的两难处境（1922—1951)——以华中大学为中心》，《江汉论坛》2013年第9期。
(5) 李兴韵：《二十年代广东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收回”——以广州私立培正中学为例的研究》，《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
(6) 徐保安：《故土中的“他乡”：民族主义与教会大学学生的爱国情感表达》，《学海》2013年第3期。
(7) 郭昌文：《脱离约翰之经过》，《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55页。
(8) 潘序祖：《六三之前三日约翰大中学生会一点珍贵的记录》，《光华庚午年刊》，1930年，第268页。
(9) 钱基博：《校史：光华大学成立记》，《光华大学五期纪念册》，1930年，第6页。
(10) 潘序祖：《六三之前三日约翰大中学生会一点珍贵的记录》，《光华庚午年刊》，1930年，第269页。
(11) 钱基博：《校史：光华大学成立记》，《光华大学五期纪念册》，第6页。
(12) 潘序祖：《约翰离校学生善后委员会大事记》，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泪录》，光华大学1928年版，第73页。
(13) 《全国教育界公鉴》，《申报》1925年6月5日，第1张第1版。
(14) 《约翰离校生开始组织新大学》，《申报》1925年6月13日，第3张第11版。
(15) 《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声明脱离宣言》，《申报》1925年6月4日，第1张第1版。
(16) 《约翰离校生进行组织大学》，《申报》1925年6月9日，第2张第7版。
(17) 《各地代表在京学联会报告》，《申报》1925年8月5日，第2张第7版。
(18) 《光华大学沪江同学会成立》，《申报》1925年11月1日，本埠增刊第1版。
(19) 《武昌博文离校生将加入光华大学》，《申报》1925年8月10日，第2张第7版。
(20) 陆伟廉：《光华中学的来龙去脉》，《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82—84页。
(21) 周耀：《光华大学十周纪念的意义》，《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第6页。
(22) 《私立光华大学概况·学生组织》，《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会刊》第1期，1933年12月，第226页。
(23) 《六三同志会收回约翰教育权行动》，《光华周报》第1卷第1期，1927年4月8日，第6—7页。
(24) 《光华组织反对约翰复活委员会，定期招待新闻记者》，《中央日报》1928年4月15日，第2张第3版。
(25)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开幕竞赛》，《申报》1926年3月18日，第3张第10版。
(26) 《中华篮球足球两会昨日开会记》，《申报》1925年12月31日，第2张第7版。
(27) 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泪录》，光华大学1928年版，第47—72、130页。
(28) 钟益谦：《我对于光华的感想和希望》，《光华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25年12月31日，第111页。
(29)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30) 《致圣约翰大中两校学生家长书（一）》，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泪录》，光华大学1928年版，第116页。
(31) 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2页。
(32) 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33) 《离校返校诸人姓名一览表》，潘序祖、史乃康：《六三血泪录》，光华大学1928年版，第47—72页。
(34) 此说法不无夸张之处。详见周有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35) 罗志田：《课业与救国：从老师辈的即时观察认识“五四”的丰富性》，《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
(36) 郭昌文：《脱离约翰之经过》，《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55页。
(37) 周有光、韩戍：《光华大学纪事——周有光先生访谈录》，《书屋》2013年第8期。
(38) 周有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39) 傅宏星：《“另类”的亲历者——从圣约翰到光华大学》，《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9期；蔡观明：《孤桐馆诗文：蔡观明诗文选》，南通市文联2008年编印，第192—193页。
(40) 傅宏星：《“另类”的亲历者——从圣约翰到光华大学》，《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9期。
(41) 周有光、韩戍：《光华大学纪事——周有光先生访谈录》，《书屋》2013年第8期。
(42) 周有光、韩戍：《光华大学纪事——周有光先生访谈录》，《书屋》2013年第8期。
(43) 《光华大学视察报告》(1926年），《光华大学立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9。
(44) 李瑊：《张寿镛的教育思想——以光华大学之办学实践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5期。
(45) 《上海区委宣传部关于最近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1926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5年8月—1926年4月）》，上海群众印刷厂1986年版，第347—348页。
(46) 熊月之、周武：《“东方的哈佛”——圣约翰大学简论》，《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47)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466页。
(48) 《光华大学历年各科系毕业生人数统计表》，严廷昌等：《光华的足迹：光华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集》，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版，第316页；《历届各学院暨师专科毕业人数比较表》，《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1年，第259页；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49) 《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调查一览表》(1925年9月），《光华大学立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28；《教员》，《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35—45页；《大学教职员》，《光华丁卯年刊》，1927年，第40—52页；《大学教职员》，《光华戊辰年刊》，1928年，第22—36页；《历年学生人数比较表》，《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第62页；《本大学教授一览》，《大夏周刊》第22期，1925年11月28日，第15—17页；《上海著名大学调查录：（乙）私立大学（一）大夏大学》，《寰球中国学生会特刊》，1926年，第247—248页；《教职员名录》，《大夏大学一览》，1927年；《教职员名录》，《大夏大学一览》，1928年，第1—6页；《历年学生人数比较表》，《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0年，第234页。
(50) 《光华大学视察报告》(1926年），《光华大学立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9。
(51) 《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调查一览表》(1925年8月），《光华大学立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9。
(52) 《本校见闻录》，《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202页。
(53) 《教员一览表》(1926年），《光华大学立案》，台北“国史馆”藏，“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9。
(54) 蔡观明：《知非录》，《孤桐馆诗文：蔡观明诗文选》，南通市文联2008年编印，第194页；傅宏星：《“另类”的亲历者——从圣约翰到光华大学》，《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9期。
(55) 齐华：《恐怕不是无病的呻吟》，《光华半月刊》第3卷第1期，1926年11月15日，第3页。
(56)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57) 《光华大学章程》，1926年，第28—32页。
(58)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5页。
(59) 《光华大学足球队成立大会纪》，《申报》1925年9月30日，第3张第7版。
(60) 《学校大事记》，严廷昌等：《光华的足迹：光华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集》，华东师范大学1995年版，第333—334页。
(61) 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62) 《光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报告书》，《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57—58页。
(63) 《光华大学国乐会》，《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第77页。
(64) 《张校长回校主持校务》，《光华周报》第1卷第1期，1927年4月8日，第6页。
(65) 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66) 上海市档案馆：《陈光甫日记》，1928年11月9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67) 储安平：《行——给小读者的第十一封信》，《人言周刊》第2卷第13期，1935年6月22日，第251页。
(68) 《朱经农对改革上海大学教育计划》，《申报》1927年4月7日，第3张第10版。
(69) 《光华大学第二届毕业礼纪》，《申报》1927年7月4日，第2张第7版。
(70) 六三生：《光华大学之校长问题》，《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第3卷第115期，1927年11月19日，第114页。
(71) 《光华大学大事系年录》，《光华大学十周纪念册》，第21—22页。
(72) 绍统：《本校国立运动问题书后》，《光华周刊》第1卷第2期，1927年4月15日，第3—4页。
(73) 绍统：《少年光华》，《光华周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0月24日，第3—4页。
(74) 如是：《从霞飞路到大西路》，《光华周刊》第4卷第3期，1928年12月3日，第9页。
(75) 《全国专门以上学校调查一览表·各科主任教员》（1925年8月），台北“国史馆”藏，北洋政府教育部档案：019000000843A9；《大学教职员》，《光华丙寅年刊》，1926年；《大学教职员》，《光华丁卯年刊》，1927年；《大学教职员》，《光华戊辰年刊》，1928年；《大学教职员》，《光华庚午年刊》，1930年；《大学教职员》，《光华癸酉年刊》，1933年；《大学教职员》，《光华甲戌年刊》，1934年；《大学教职员》，《光华乙亥年刊》，1935年；《大学教职员》，《光华丙子年刊》，1936年；《大学教职员》，《光华丁丑年刊》，1937年；《大学教职员》，《光华大学戊寅级纪念册》，1938年；《大学教职员》，《光华乙卯年刊》，1939年。
(76) 如是：《从霞飞路到大西路》，《光华周刊》第4卷第3期，1928年12月3日，第9页。
(77) 《三言两语》，《光华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2月17日，第28页。
(78) 陈育红：《民国大学教授兼课现象考察》，《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
(79) 夏鼐：《夏鼐日记》（卷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80)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