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死了的人

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三点左右，我从伦敦市中心归来，心存对生活的厌倦。我已经在这个陈腐的国度熬了三个来月，我受够了。若一年前有人告诉我我会是眼下的心境，我定会嗤之以鼻。可如今事实就是如此。天气折磨得我苦闷不堪，英国人谈论的话题令我生厌。我无法得到充足的锻炼，并且伦敦的消遣方式平淡得如同久经日晒、平淡无味的苏打水。我不断告诉自己：“理查德·汉内，伙计，这回你选错地方了，设法逃离，乃为上策。”

想到过去那些年在布拉瓦约（位于非洲南部国家津巴布韦）我设想的规划，我就悔不当初。那时我挣了钱，虽不多，但于我而言足够了。我计划了各种各样自娱自乐的方式。父亲在我六岁时带我离开了苏格兰，自此以后我再没回过家。所以英国对我来说是那种遥不可及但却又梦寐以求的地方，我打算在此度过余生。

但打从一开始我就失望极了。大约一周的时间里，我就厌倦了到处参观，不到一个月，我受够了那些餐厅、剧院和赛马。大概是因为我没什么要好的伙伴一起玩儿。许多人邀我去他们家，但他们对我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会突然向我抛出一两个关于南非的问题，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许多皇族女士邀我一起品茶，见见从新西兰来的学校教员和温哥华来的编辑。这最无聊。现在我的境况是：三十七岁，身体健康，拥有足够的财产享乐，却整日无精打采、百无聊赖。我几乎就要决定离开这里，回到南非的大草原上去了，因为我是全英国最无聊的人。

那天下午，为了找点事儿做、活动活动大脑，我一直就投资的事烦着股票经纪人。回家的路上，我径直去了常去的俱乐部（更像是酒馆），那里接纳许多殖民地的人。我点了一大杯带酒精的饮料，然后读起了晚报。晚报上都是有关近东地区（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动乱的消息，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希腊首相卡罗里德斯的。我很喜欢这家伙。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场动乱中，卡罗里德斯似乎是重要人物之一。他也是个实在人，至少相对其他大部分人而言可以这么说。我猜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特别讨厌卡罗里德斯，但我认为我们英国人都会支持他，有一家报纸称卡罗里德斯是唯一能阻止欧洲爆发战争的人。我记得当时琢磨能不能在那些地方找份工作。我突然想到去阿尔巴尼亚，也许那里不会让人整天打哈欠。

大约六点钟，我回了家，换了衣服，在皇家咖啡馆吃了晚饭，然后径直去了音乐厅。演出很无聊，都是些女人和小丑惺惺作态，我没呆多久。那天晚上，我走回自己在波特兰广场附近租的公寓时，星空万里。走在人行道上，人群在我旁边熙熙攘攘、叽叽喳喳。我羡慕这些人有事可做。女店员、职员、花花公子和警察都有某项爱好，支撑着他们。我给了乞丐一枚硬币，因为我看他打了个哈欠。我与他同病相怜。站在牛津广场上，我抬头望向春夜的天空，暗暗发誓：我就在英国再呆一天，找点事做。若还是无事可做，我就坐下一班船去往南非。

我的公寓在朗豪坊街道后面的一幢新建筑里，一楼。有一条公用楼梯，大楼入口处有一名门卫和一名电梯工，但没有餐厅一类的设施，并且每个公寓都十分独立。我讨厌仆人住在家里，所以雇了一名伙计每天过来打理屋子。他每天早上八点前到，常常七点就离开了，因为我从未在家吃过晚饭。

我注意到肘边有个人时，我正要用钥匙开门。先前我没看到他靠近我，所以他突然出现吓了我一跳。这人身材瘦削，留着褐色的短胡子，蓝色的眼睛虽小但却锐利。我认出他是顶楼公寓的住户，我和他在楼梯上打过几次招呼。

“我能和您说句话吗？”他说，“我能进去一会儿吗？”他努力稳住颤抖的声音，用手抓着我的臂。

我开了门，示意他进来。他一跨过门槛就冲向最里面的房间。我一般在那里抽烟或者写写信。随后他又奔了回来。

“锁门了吗？”他急切地问道，随后自己拴上了门。

“非常抱歉，”他恭敬地说道，“这样太过失礼了，但是您看起来是那种可以理解我这样做的人。出事之后我已经想一周了，想您是否会帮助我。您能帮我个忙吗？”

“我会听您说完，”我说道，“这是我能保证的。”这个小伙伴，紧张兮兮，又这样古怪，我开始担心起来。

他旁边的桌子上放着盛满了酒的托盘，他拿起盘子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酒。他三口就喝光了，放下杯子，结果力气太大把杯子弄碎了。

“真不好意思”他说道，“我今晚有点紧张，有点慌乱。此时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在扶手椅坐了下来，点着了烟。

“感觉如何？”我问道。我很确定这人是个疯子。

笑容突然闪现在他疲惫的脸上。“我没疯，还没。先生，我一直在观察您，我认为您遇事镇静。我还觉得您真诚耿直，不怕冒险。我要把我的事告诉您。我比任何人都需要帮助，我想知道您能否帮帮我。”

“说来听听，”我回道，“我再给您答案。”

他看起来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絮絮叨叨讲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话。刚开始我没懂，不得不让他停下来，开始问他问题。内容大致如下：

他是个美国人，来自肯塔基州，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家境不错，他开始四处游历。他写过点文章，当过芝加哥一家报纸的战地记者，后来在欧洲东南地区呆了一两年。我猜他精通那里的语言，才得以对那些地方的社会如此了解。他熟练地提到了许多名字，我记得我在报纸上都看过这些名字。

他曾接触过政治，他告诉我起初是为了利益，但后来，自己已经情不自禁了。在我看来，他聪明敏捷、不甘平淡，总想对事物追根究底。有时自己也不想，却已经陷得很深了。

这是他告诉我的以及我理解的全部。在所有政府和军队背后，有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行动正在进行，由一群极度危险的人安排策划。他偶然发现此事，着了迷，进一步追根究底，结果被发现了。我估计这场行动的参加者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无政府人士这一类人，他们想要挑起战争，发动革命，但他们背后是借机谋财的金融家。只有这些聪明的人才能在市场衰败凋零中大捞一笔，因此分裂欧洲符合这两类人的共同利益。

他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情，刚好解释了许多之前令我困惑的事情：在巴尔干半岛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一个政府是怎样突然赢得战争，为何联盟达成后又破裂，为何某一群体突然消失，战争资金从哪儿来。整场阴谋的目的就是让俄国和德国发生冲突。

我问及原因，他说这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会给他们创造机会。一旦战争开始，每件事都尚未可知，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冉冉升起。这些资本家将会趁战争之机从中大发横财。他说，资本没有良心、也没有祖国。况且，有犹太人在背后操纵，犹太人极其痛恨俄国人。

“你觉得奇怪吗？”他大喊道。“三百年来犹太人一直遭受迫害，这是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回报。犹太人遍布各地，但你必须深入再深入地挖掘才能找到他。拿任何一家大型日耳曼人的企业为例。如果你与他们有生意的往来，会面时你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一个举止优雅、年纪轻轻的什么王子[1]，操着伊顿[2]和哈罗[3]地区标准的口音。但他没什么影响力。如果你的生意很大，就会看到他身后有一个下巴突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人，眉毛下垂，举止粗俗。他是能够在你的商业文书上签字拍板的德国商人。但如果你的生意是最大的那种，一定会见到真正的老板，十有八九你会被带去见一个坐在轮椅上、身材矮小、面色苍白但却目光如炬的犹太人。先生，是的，他就是现在掌控世界的人。他痛恨沙皇帝国，因为他的姑妈被凌辱，父亲也在伏尔加的某个不知名的地方被鞭打。”

我不禁说犹太人和无政府主义联合的这套说辞已经有一点点过时了。

“是但也不是，”他说道，“他们确实赢得了局部胜利，但不仅如此，他们还触及了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金钱不能买来的东西，那就是人自古以来的战斗本性。如果马上要被杀害了，被杀前你会弄出些类似国旗和国家的东西为之奋斗。如果你侥幸逃过一劫，肯定会爱上这些东西。那些愚蠢的恶魔士兵已经找到了他们要为之奋斗的东西，而且它已经挫败了在柏林和维也纳制定的良好的计划。但我的朋友出于长远考虑还没有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但他们准备好了出老千，除非我下一个月内还活着，否则他们就会用这招把对方杀得片甲不留。”

我插话说：“但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MORS JANUA VITAE[4]，”他笑道。（我听过这句：这是我唯一认识的拉丁语。）“我待会儿再解释这个，但首先我得先让您知道这许多事。如果您读报纸的话，我猜您知道康斯坦汀·卡罗里德斯这个名字吧？”

听到这个名字我一下坐起了身子，因为就在当天下午我读报纸的时候就读到他。

“他是摧毁了他们所有计划的人。他是整场动乱中重要人物之一，他恰好也是位耿直的实在人。因此过去十二个月他已经成为了被害目标。我发现了这件事，发现这件事并不难，傻子也能猜到。可我还知道了他们想要用的办法，这对我来说就致命了。这就是我为何得死的原因。”

他又喝了一杯，我亲自为他调了酒，因为我对这家伙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们在他自己的地盘没法杀他，因为他有一群伊庇鲁斯人组成的护卫队，勇猛得能剥了他们祖母的皮。但是6月15日他要来伦敦。英国外交部办公室已经计划要举行多场国际茶话会，最盛大的一场就在6月15日。现在，卡罗里德斯被视为最重要的客人。如果我朋友得手的话，他将永远不会再见到他敬爱的各位同胞了。”

“即便如此，这太简单了，”我说道，“你可以警告他，让他呆在国内。”

“让他们赢吗？”他尖锐地问道，“如果他不来，他们就会得逞，因为他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如果希腊政府受到警告，他就不会来，因为他不知道6月15号那天的重要性。”

“英国政府呢？”我说道，“他们不会让客人被谋杀的。悄悄给他们点提示，他们就会额外当心。”

“不妥。他们可能会在城市各处布满便衣警察，增加一倍警力，可康斯坦汀仍将在劫难逃。我的朋友们不是搞恶作剧的。他们要做就要找到一个盛大的场合才会做，能够吸引全欧洲的目光。卡罗里德斯会被一名奥地利人杀害，还会有大量证据显示是维也纳和柏林政府默许纵容了这次犯罪。这当然全是恶魔的谎言，但世人会相信这些谎言。朋友，我不是胡说。我碰巧知道了这个可怕计谋的每一个细节，我可以告诉您，这将是自波吉亚家族[5]以来最无耻的行为。但是如果有某个人知道6月15日在伦敦即将要上演的这场阴谋，这个阴谋就不会得逞。那人就是我，富兰克林·P·斯卡德尔。”

我开始喜欢这个小个子家伙了。他的下巴猛地一合，战斗的火焰在他机警的眼中燃烧。他如果是在跟我编故事，也真的能做得出来。

“你在哪里发现此事的？”我问道。

“我在蒂罗尔州阿亨湖[6]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发现了端倪。这起初令我感到好奇，接着我在阿斯图里亚斯邻近加利西亚地区[7]的一家皮货店、维也纳的一家陌生人俱乐部、莱比锡[8]一家小型书店搜集到了其他线索。十天前我在巴黎搜集到了最后的证据。现在我不能告诉你细节，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心中确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判断我可能就要遭殃了，得赶紧消失，所以我走了一条十分偏僻的路线来到这儿。我离开巴黎时扮成了花花公子，一个年轻的法国裔美国人，后在汉堡改装成一名犹太钻石商人出海。在挪威，我又变成了研究易卜生的一名英国学生，正为上课四处搜集材料。但我离开卑尔根[9]之时，我又是一名专拍滑雪电影的电影人。现在我是从利斯[10]过来的，口袋里装着许多用木材纸浆造纸的文书，想要在伦敦几家报纸上发表。直到昨天我一直以为我至少掩盖了些我的行踪，还为此感到非常开心。结果……”

看起来昨天发生的事情令他垂头丧气，他又喝了一大口威士忌。

“结果我昨天发现有人在这栋房子外的街道上站着。我之前整天呆在房间里，只有天黑之后偷偷溜出去一两个小时。我从窗户瞥了一眼，我觉得我认识他。他进来和门卫说话。我昨晚散步回来后，看见信箱里有张卡片。上面写着全世界我最不想要见到的人的名字。”

伙计眼睛里透出的神情以及脸上露出的不加掩饰的恐惧，让我相信了他没说谎。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自己的声音变得有点高亢。

“我知道我死定了。只有一条出路。我得死。如果跟踪我的人知道我死了，他们就会睡大觉去了。”

“你怎么假装死呢？”

“我告诉我的仆人我非常不舒服，然后从床上起来装成一副要死的模样。这并不难，因为我很擅长伪装。接着我搞到了一具死尸——在伦敦如果知道门路总能搞到尸体。我把尸体藏在四轮汽车顶部的箱子里取了回来，借助了些帮助把它弄上了楼、带到了我的房间。我得制造证据证明它的死因。我上床，让仆人给我调了一杯酒助眠，然后让他离开了。他想去请一名医生，但是我骂骂咧咧，并表示特别讨厌水蛭。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就开始摆弄死尸。他身高和我一样，我判断他是饮酒过量导致死亡，所以我在家里常用的地方放了很多酒。他下巴和我一点儿也不像，所以我拿枪毁了它。我敢说明天就会有人说之前听到了一声枪响，但我房间那层没人，我猜我可以冒这个风险。所以我让这个尸体穿上我的睡衣躺在床上，在旁边床单上放上手枪，把周围弄得乱七八槽。然后我穿上另外一套之前准备好了的紧急备用衣服。我没敢刮胡子，以防留下蛛丝马迹。而且，现在又不能试着走到大街上。我已经想您一整天了，看起来我走投无路了，只能向您求助了。我从窗户往下看，看见您回来了，我就快速溜下了楼见您。现在先生，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您了。”

他坐在那里，眼睛一眨一眨好似猫头鹰，精神紧张但却不顾一切地坚定不移。现在我可以非常确定他没有对我说谎。这故事的确太离谱了，但我之前也听过许多不合情理但最后却是真实的故事。况且，我已经形成了习惯，根据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根据故事本身来判断他所说的是否属实。如果他想要在我的公寓落脚，然后杀了我，他完全可以说个不那么严重的故事。

“你的钥匙给我，”我说道，“我去看看尸体。请原谅我的谨慎，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总得验证点什么。”

他伤心地摇了摇头。“我猜到您会问这个，但是我没有。我把钥匙留在我梳妆台上的钥匙环上了。我得留下它，因为我身上不能留下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线索。跟踪我的那位先生眼睛非常雪亮。今晚您一定得相信我，明天您就能看到那具尸体，有十分充足的证据了。”

我稍稍考虑了一会。“好，今晚我相信你。我把你锁在这个房间，我拿着钥匙。斯卡德尔先生，我再多说一句。我相信你没有撒谎，但是如果不是，我警告你，我这人身手敏捷，而且有枪。”

“当然，”他说道，高兴地跳了起来。“先生，我还没有荣幸知道您的名字，但可以看出您是个善良的人。你能借给我个剃刀吗？谢谢您。”

我把他带到浴室，让他洗澡。半小时以后，一个我几乎认不出来的身影走了出来。但他的眼睛却依旧机警、热切。他刮了胡子，头发中分，修剪了眉毛。他走起路来像个军人，非常像之前在印度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英国军官，连肤色都是一模一样的棕色。他一个眼睛上还戴着单片眼镜，身为美国人那种说话的痕迹也变得荡然无存。

“天哪！斯卡德尔先生……”我诧异得结结巴巴。

“我不叫斯卡德尔先生，”他纠正了我，“我是英国陆军上尉西奥费乐司·迪格比，目前休假在家。先生，要是您记住这个名字，我会非常感谢您的。”

我在抽烟的房间里给他铺了床，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沙发上，比过去一个月以来更加开心。刺激的事情偶尔会发生，可是它确实发生了，即使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的大城市里，它也发生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听见我的仆人帕多克一直在敲抽烟室的房门。我在南非的时候，就帮过帕多克不少忙，后来我一到英国，就让他做了我的仆人。他不怎么健谈，也不怎么擅长收拾，但我知道他的忠诚我靠得住。

“帕多克，别吵了，”我说道，“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上尉、上尉（我不记得名字了）暂时住这里。去买两份早餐，然后回来我有事和你说。”

我跟帕多克编了一个很好的故事，说我的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由于过度操劳，神经状况非常堪忧，想要好好休息安安静静。没人知道他在这里，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印度事务部[11]和首相一直缠着，在这里休养的计划就破灭了。我得承认，斯卡德尔吃早饭的时候表现得真是活灵活现。他就像一名英国官员，用他的单片眼镜注视着帕多克，询问帕多克有关布尔战争[12]的情形，和我闲谈一些不存在的人。帕多克总是学不会称呼我为“先生”，但他一直称呼斯卡德尔为“先生”，好像不这样叫他自己就活不成了。

我留给斯卡德尔一份报纸和一盒雪茄，然后去了市区直到午饭才回来。我回来的时候，电梯工一脸凝重。“多闹心啊，先生，今早大事不好了。住在15号房间的先生举枪自杀了。他们刚刚把他抬到停尸房了。现在警察在上面。”

我上到15号房间，发现许多警察正忙着勘验现场。我装不知情，问了很多，很快他们就把我赶了出来。然后我看见了斯卡德尔的仆人，试探性地问了问他，但我看得出他没怀疑什么。他一脸肃穆庄重，不停地抱怨发着牢骚，我随即给了他半个克郎，他竟不再抱怨了，看起来这些已经远远足够安慰他了。

第二天，我参加了死因审理会。一个出版公司的合伙人给出证据，表示此人曾经带着许多纸浆树木造纸的计划书给他，因此他认为他曾是某个美国企业的代理人。最后陪审团断定这是由精神异常引起的自杀案件，他的遗物交由美国领事馆处理。我详细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斯卡德尔，他也非常感兴趣。他说希望自己也能够在场，他觉得这就像是看自己的讣告一样，将会非常有趣。

头两天他和我呆在里面房间时，非常平静。他一直在阅读，偶尔抽烟，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大堆笔记。每晚我们都会下棋，他总是在棋局上大败我。他先前经历了如此痛苦的事情，我以为他正在放松精神，恢复健康。但第三天，我能看出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他一一列出6月15日前的几天，每过一天就用红色的笔在日子后面打勾，并且简单地在旁边做出标注。我很多次发现他陷入沉思，犀利的眼神全神贯注。几次沉思过后，他变得十分易于苦恼，精神萎靡不振。

接着我能够看出来他又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小心翼翼听任何声响，还总是问我能否信任帕多克。有一两次他甚至发起了脾气，又为此道了歉。我并不怪他。每次我都能理解，毕竟他的情形已经相当艰难了。

并不是他自己的安危令他担忧，他担忧的是他的计划能否成功。这个小个子浑身都是胆，没有一丝一毫的软弱。一天晚上，他十分严肃。

“汉内，我觉得我应该让你知道更多的事情。如果我出门被杀却没有留下任何人可以阻止这场阴谋，我会憎恨自己的。”他开始告诉我之前没详细告诉我的细节。

我没有很认真地听。事实是，我对他的冒险更感兴趣，而不是对他高远的政治追求感兴趣。我认为卡罗里德斯以及相关的事情不关我的事，都是他的事。所以他告诉我的许多东西很快就消失在我脑海里。我只记得他明确表示只有卡罗里德斯到达伦敦才会有危险，而且危险来自最高层，没有任何人会怀疑那里。他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朱莉娅·塞切尼，因为她跟此危险有关。我猜测，她会是那个让卡罗里德斯离开护卫保护范围的诱饵。他还提到一块黑石和一个口齿不清的人，而且还特别描绘了一个人：声音特别年轻但是年龄较大、眼睑能够像老鹰一样盖住眼睛的危险人物，他一提及此人就止不住颤抖。

他还说了很多有关死亡的话。他对于自己的计划能否成功极其焦虑，但并不在乎自己可能随时遭遇不测。

“我认为这就像极其疲倦的时候去睡觉，夏日醒过来，草的香气从窗户飘进来。我常常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我在那个蓝草国家[13]曾经拥有这样的早晨。我想如果我死后，在约旦的另一边醒来，也会感谢上帝。”

第二天他比之前高兴了许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读石墙·杰克逊[14]的传记。晚上为了生意，我出去见了一名采矿工程师，并和他吃了晚饭。我大约10点半回到了家，这样我们就能在睡觉之前下盘棋了。

我记得当时我嘴里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推开了抽烟的那间房门。没有灯光，我感到奇怪，也许斯卡德尔已经睡觉了。

我打开灯，但却没人。后来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的墙角处，让我把雪茄都吓掉了，还吓得我一身冷汗。

我的客人四肢散开，仰面躺在地上。一把长匕首穿透了他的心脏，把他钉在了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