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风中的萧军

高海涛

电影《黄金时代》里的人物，我与之见过面的竟有四位。按时间顺序，一是锡金，二是萧军，三是端木蕻良，四是海婴。其实吾生也晚，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对当年赫赫有名的东北流亡作家，本来是只有仰望的份，而能有机会一睹几位的风采，不仅可谓幸事，也算得上一种很特殊的缘分了。

锡金——我本来是不敢这样叫的，应该叫蒋锡金先生，他是我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时的学位导师，那是20世纪80年代，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所以，我与蒋先生远不只是一面之缘，而是师生之缘。尽管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上过课，却是时而能见到的，而且他的乘龙快婿黄凡中教授，还是我同届的研究生同学。沾黄同学的光，我们也有几次面聆过蒋先生的教诲。

见到萧军是在我到沈阳工作之后，好像是20世纪90年代初，辽宁省图书馆搞过一次东北流亡作家展览，在开幕式上，我见到了这位《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他站着讲话，虽个子不高，但白发凛然，如旗似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与端木蕻良和海婴先生的见面要更晚一些，都是新世纪之后的事，一是在铁岭昌图县，一是在锦州凌海市，具体情由，因与题旨无关，不赘述了。

我想主要说说对萧军的认识和感悟。

一

看过电影《黄金时代》，我直接想到的是风，就是张爱玲在《忆胡適之》一文中写到的风，虽然张和胡与这部影片几乎都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张爱玲在美国，去看望或已有些穷愁落寞的胡適之先生，告别时她望着河水，觉得“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深处吹出来，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萧军就在这样的风中向我们走来。

影片对萧军形象的处理，在体魄和形貌上似乎拔高了一点，但就精神而言，我觉得还是很相称的，基本上还原了一个时代大风中的流浪者、漂泊者形象。这也正是萧军让我心仪的地方。

萧军的作品，我读过《八月的乡村》，也读过《第三代》，比较来说，似乎后者对我的影响更大。我特别喜欢小说主人公林荣的形象，他曾在遥远的俄罗斯做过劳工，后来回到故乡，就每天带着手风琴，像一个哥萨克青年似的到处游荡，在辽西乡间踏歌而行，随处唱道：“我们吃的是黄金似的小米呀，三月桃花似的高粱米饭。哪河里生出的鱼就爱哪里的水呀，哪里长出的树木，就爱哪里的土地……”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物，幻想着有一天能模仿他，也在大凌河两岸到处乱走，顶着大风，边走边唱。后来，我甚至把这个情节写进了自己的散文《苏联歌曲》，我写了特别爱唱歌的海芳姐，“文革”中因不能加入中学的宣传队而精神失常，只好回家给生产队放羊，但她还是一边放羊一边唱《喀秋莎》和《小路》。所以我特别引证了《第三代》里的情节，写道：“林荣之后，在我和萧军的故乡，又一个把俄罗斯歌曲唱成辽西歌谣的人，我觉得就是海芳姐。”

确实，我和萧军都是辽西人，这一点很重要。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林荣也是萧军的自画像，无论他的人生还是创作，其全部神韵与美感正在于流浪和漂泊。回顾“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学，小说家艾芜仿效高尔基，写生存的流浪汉；散文家梁遇春仿效兰姆，写精神的流浪汉，可他们最多只是写，而萧军不仅同样有写流浪汉的传世作品，他自身的生存与精神方式，也似乎奔涌或燃烧着发自生命本真的流浪汉气质。那种气质总让我想起惠特曼及其《大路之歌》——

走哇，带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风雨，

带着健康、勇敢、快乐、自尊和好奇。

梁遇春当年论西方的流浪汉，曾把惠特曼的《草叶集》称作“流浪汉的《圣经》”，而在萧军身上和他的作品中，我们则会感受到来自关东大地无边旷野的强劲苍莽的“草叶”气息，他有一个独属于中国本土的流浪汉的灵魂。这也许就是萧红评价他时所说的“强盗的灵魂”——不讲礼法、毫无机心、任性顺情、自由飞扬。是的，在所有关于东北流亡作家的回忆和讲述中，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萧军，他体现了自身的丰富性与具体性——他可以扑倒在鲁迅的灵前失声痛哭，也可以在大上海的草坪上挥拳动武；他可以从哈尔滨的小旅店救出沦落无助、苍白凄婉的萧红，也可以在大西北的黄河边坦荡忘情地追求世家少女；他可以在革命圣地傲然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和礼遇，也可以率性上书、甘犯众怒为王实味辩解；他可以在陕北尘土飞扬的大风中和共产党的领袖饮酒高歌，也可以辞官不做，倾慕白云……

这辞官之举，就发生在我的母校。和锡金一样，萧军也曾在我的母校工作过。当时的东北师大叫东北大学（曾在佳木斯等地，后迁长春），是由张学良创办的老东北大学与原解放区的延安大学合并成立的，校长是张学良胞弟张学思将军，萧军任文学院院长。对那段经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

到了佳木斯又和家人团聚了，他们是比我先来的。这里按照供给制的制度，也确实把我做“院长”来待遇了……出门有马车，据说还为我准备了一位挂枪的警卫员，但我把这位警卫员辞谢了，因为我不习惯身后有人跟着……最不习惯的竟有人喊起“院长”来了。这一称呼对我竟是陌生得很，似乎和我毫无关系。而我向来只能听人叫“萧军同志”或“老萧”，我以为才是在叫我。于是最后我就下了决心，必须要把院长这个官衔从我的头上摘下去。

萧军的辞官之举虽是性情使然，却不失为一个标志，那种对等级制的抗拒是美的，也是悲剧性的，既印证了他所谓的“自由主义”个性，也预示了他命运的奇特转折。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哈尔滨办报，那里是他初遇萧红携手跋涉魂牵梦萦的地方，但也正是在那里，他开始了厄运，风雨如磐，灵台无计，不习惯“待遇”的他却不可抗拒地得到了另一种待遇，并从此沉寂了整整三十年。

二

萧军的老家原属义县，离我的老家很近；现属凌海市，离我的老家同样很近。在那个其貌不扬的、连名字也很土气的沈家台乡下碾盘沟村，当地政府建起了萧军故居纪念馆，并同时建起了一个很气派的广场——“八月的乡村”广场。萧军让他的故乡永远留在了八月，留在了金色的秋天。不，这秋天或许是红色的，因为鲁迅先生在为《八月的乡村》所写的序言中曾这样评价——

……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

站在“八月的乡村”广场上，我甚至也会想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八月之光》，虽然这样联想可能没什么道理，因为萧军的八月应是中国农历的八月，而福克纳的八月则是公历的八月，二者相差一个多月呢。但说没道理，也有道理，我觉得至少，不管是萧军的八月还是福克纳的八月，都是对家乡的深情赞美，也都有鲜红的一团，散发着神秘的光芒和味道。

总之，萧军出生的小山沟并不比我出生的小山沟更好，而就是在这里，萧军走上他毕生漂泊、流浪、爱恋、抗争的传奇之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心迹颇似美国人所谓的“在路上”，但又有着俄罗斯式的深重的土地情结。正如萧军自己所表白的：“我是在满洲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标的雪原，我爱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涛沫似的牛羊群，更爱那些剽悍爽直的人……”

在萧军故居，这如诗般深情的语言，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俄罗斯莱蒙托夫的诗句：“我爱那荒原的一片篝火，草原上过夜的大队马车，还有田野那边的山头上，两棵闪着微光的白桦树。我怀着人所不知的快乐，望着堆满粮食的打谷场，覆盖着稻草的农房，和那镶嵌着浮雕的小窗。”是的，真正的流浪汉，以心灵守望家园，这正是萧军和东北流亡作家最独特也最具张力的情感品质，他们在流浪和漂泊的同时，也深深挚爱和留恋着故乡的土地。

这也是一份精神遗产。作为一个东北人、辽西人，我想自己可能在冥冥中接受了这份遗产。最明显的例证是我近年来写的散文，有人定位曰：在世界与乡土之间。如著名评论家吴义勤先生说：“这是另一种文化散文，或者说表现了散文创作的新趋向，既有世界视野，也有乡土记忆，称得上是‘全球本土化’写作的一个样本。”山东师大的李掖平教授则说得更具体：“海涛君无论是写到大洋彼岸，还是写到美诗英文，或是写到城市倥偬和大学安闲，总是要执拗地把话锋转回到故乡去。”他们都说得很对、很准，但没有人知道，这种执拗是属于东北人的，或许也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精神资源，但更多的还是来自辽宁这片海边黑土地自身的文化生成和俄罗斯文化的深刻影响。

的确，世界文化和故土家园是我精神的两极，虽然我没有像萧军那样到处流浪，但也去过许多地方，尤其我的读书经历，堪称流浪汉式的，我特别喜欢在英美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中流浪和漂泊，有时翻几页原著，有时译几首英文诗，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写作。但不论写什么，哪怕涉及古希腊，我也一定要和自己的故乡及生活经历联系起来，不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底气，也没有述说的激情。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有个阿克梅派，曼德尔斯塔姆解释其诗学纲领时说，阿克梅派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在某种意义上，就兴趣而言，我也是阿克梅派，只是我对世界文化的眷恋也同时伴随无边的乡土情结，我喜欢世界和乡土之间的那种距离感、陌生感、张力感。

三

在当代文学史上，萧军是第一个受到政治冲击并被文坛所摈弃的作家。从流浪到流亡，再到被放逐，这样传奇般的际遇，显然有其文化人格的内在因素。

萧军的最好注解应该是萧红。对后者而言，萧军始终是一个真正的骑士。有关“二萧”这两位“大时代儿女”的真正心史，恐怕没有人能做出最权威的注解。用诗人里尔克的话说，他们被拉在什么乐器上，什么样的琴师把他们握在手里？他们是同命相依的漂泊者，虽然在共同跋涉过难忘的岁月后黯然分手，但毕竟有某种重要的东西使他们在精神上一脉相连。所以，在弥留之际，萧红还是想到了萧军，她说：“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当其生命已到了落红萧萧的尽头，天才的女作家并没忘记把凄美的纱巾回赠给她的拯救者和骑士，不过，萧红还应该清醒地知道，萧军的骑士品格在率真质朴的忠诚之外，还更多地意味着自由与反抗，以及堂吉诃德式的不合时宜。

顾准先生论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说中国从来不会产生欧洲那样的骑士，却同时又举出不少中国传统文化人格中具有骑士精神的例子。他强调，骑士的本义中包含着反抗，其精神实质，说到底就是自由人格的象征。萧军就是这样的属于关东黑土地的骑士，这不仅表现在他初见萧红时的仗义和豪侠，更在于他身上有着流浪与漂泊的激情，那是一种仿佛出自天性的对自由人格的坚定不屈的诉求。这种原生态的、粗犷莽荡的自由天性，无疑既造就了他的文学成绩，也促成了他多舛的命运，不仅导致了他与萧红的分手，还更直接引发了他在延安和东北解放区两次与环境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灵魂，因奔放不羁而常常孤立无援。

萧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悲剧个性与乐观精神是浑然统一的，即使在不同寻常的逆境中，他也能坚守人格的自由、心态的健康、情感的自尊。作为天性放达的人，“他一生中没有一天不是欣欣向荣的，就是悲哀时节，他还是肯定人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阵之后，他的泪珠已滋养大了希望的根苗”（梁遇春语）。特别是“文化报事件”之后身处逆境的萧军，其开朗的胸襟不能不让人想到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给他的心灵滋养。他是从别人的“春天”开始熬过他自己漫长的“冬天”的，而在这三十年中，他除了拼力生存，强烈维护自己发表作品的权利外，心境仍能安然自适。“文革”浩劫中，萧军与老舍在北京被批斗时相见的情景令人分外感怀，两个生命气质鲜明又不同的作家，在那种特殊的“生死场”上相见无言，但这无言中却有惊天动地的文化人格选择，老舍第二天投了太平湖，而萧军却选择了横眉冷对地活下去。可以说，萧军的流浪汉性格中有着特殊的坚忍与顽强，正因如此，当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后，人们发现“出土文物”似的萧军还是那样坦荡、达观，正气依旧，锋芒不减。此时离他开始文学“跋涉”的日子已有五十年，离鲁迅先生去世的日子也已四十余年。

在有关萧军的叙事中，鲁迅是无法忽略的存在。人们提到萧军，总必先谈鲁迅。因为鲁迅说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就把他称为“鲁迅石”，并仿佛这是对他最公正合理的评价。鲁迅对萧军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萧军对鲁迅的崇敬也刻骨铭心，但问题在于，除去鲁迅的影响，萧军是否有独特的人格精神遗产？我想，至少萧军所走过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历程。他的生命中有勇往直前的跋涉，也有无可归依的漂泊；有坚定嘹亮的呐喊，也有孤身流浪的歌吟；他的心灵属于黑土地、白桦林、茂草、高粱、流云、野马，属于为人的基本尊严而率性奋起、真切坦荡、乐观顽健的抗争。而这些，是不能全部归于鲁迅的精神的。鲁迅本人就曾十分赞赏萧军的“野气”，认为那是江南文人所没有的气质，更是奴隶所没有的气质。尤其萧军后来的人生遭际与命运，同鲁迅当年的时代环境及人生体验是无法类比的。因此，在20世纪文化人格多元存在的风景中，可以这样说，不论鲁迅精神多么伟岸，也不能遮蔽萧军所独有的精神品格与力量。

也许这是东北黑土地的一种赋予。这片土地相信流浪与漂泊，相信反抗与奋争，有时甚至相信苦难。不久前我读到了翻译家高莽先生所撰写的《白银时代》一书，其中所述的阿赫玛托娃的生平很让人感动。作者写道，阿赫玛托娃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命运，她相信天国，也相信人民，相信未来。因此，当厄运降临的时候，她比许多同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表现出了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实际上，萧军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完全当得起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句：“我们从来没有回避过，对自己的任何一次打击……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谁比我们更自豪，更纯粹……”

鲁迅写过《狂人日记》，但萧军并不属于那种“狂人”，他可能更像是中国古代语境中的“狂客”。狂人肯定不受欢迎，狂客也很少有人待见，所谓“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就道尽了此中悲欢。所以，仅就文学史研究而言，萧军的形象不仅是暧昧的，也相当程度被世俗化了——鲁迅的弟子，萧红的骑士。作为当年东北流亡作家的卓然拔萃者，他的名字似乎只有在鲁迅光芒的照耀下，或在萧红光彩的映照下，才显示出某种分量。这种世俗化，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边缘化，而萧军的独特意义则被盲视和遮蔽了。或许，萧军的意义同他的人生命运相似，注定属于流浪与漂泊。

流浪与漂泊还不足以让我们向他致敬吗？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在某种意义上，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流浪和漂泊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的追求。萧军的经历与命运，构成了他作品之外的另一个可圈可点、可读可思的文本。他不是作家中的大师，但他身为作家所表现出的自由天性和自主人格却意味深长。他不仅是鲁迅精神的体现者，同时也是其自我人格的界碑。在这里，千古文章未尽才的萧军，其人生形象一如风中烈焰，历历鲜明。他漂泊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也漂泊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

萧萧风中，踏歌而行，这就是我向萧军致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