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荷兰的一名年轻科技记者来到硅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一次会议上，我意外地初次认识了ASML（阿斯麦公司）——一家正在与当时如日中天的佳能和尼康展开技术竞争的荷兰公司。
作为来自飞利浦的一个新手记者，我成天都会听到各种关于产业竞争如何激烈的讨论。但是在圣何塞的费尔蒙酒店，我的荷兰同胞告诉了我一个不同的看法：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它都会令世界瞩目。
这家位于荷兰南部小镇维尔德霍芬的机器制造商在IT行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这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在美国的第一次会面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ASML的工程师——在我的家乡居然有这么一家决定发展计算机芯片工业并充满热情的小型高科技公司，我感到非常激动。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我突获灵感，想要写一本关于ASML起源的书，讲述这样一台“荷兰机器”如何通过努力神奇地从“光着脚没鞋穿”到最终战胜日本巨头——佳能和尼康。
在像飞利浦这样的巨头都举白旗认输的领域，这家袖珍公司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从1984年的几乎一无所有，到17年后成长为业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这是个让人着迷的成功故事。我经常在想，究竟是谁站在它背后并促使其成功的呢？
但是，我的写书计划一直未能实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严重影响到我的公司——Techwatch（技术观察）。我于1999年创立Techwatch并出版了我自己的杂志Bits & Chips（《比特和芯片》）。因为出版业严重衰退，我的银行账户在2002年和2003年持续透支。我和公司仅有的3个员工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持公司的生计。更糟糕的是，为了使公司运转下去，我不得不出让了公司的主要股份。
即便如此，我仍决心开始本书的创作，并在2003年第一次采访了于1984年加入ASML的第一批员工中的维姆·亨德里克森（Wim Hendriksen）。他不停地告诉我：“ASML能做成今天这个样子，是在成立之初就计划好的。”坦率地说，这家公司现在的文化是很有攻击性的：不顾一切地成为赢者直到垄断市场。这种颠覆性的思想在ASML成立时就根植于其文化中，并孕育了后来的一切。
每个独立思考的记者都会对ASML的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你能想象一家制造超级复杂的产品的公司，其企业文化在过去数年一直是“烂摊子”，但在几个月之内就彻底改变了吗？甚至在1984年春夏之交时建立的企业文化在30年后仍旧保持不变？我觉得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人类记忆的特点就是经常扭曲过去，而在那个时候我也有足够的经验来看待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观点。
ASML前首席执行官威廉·马里斯（Willem Maris）在2010年年底去世，这促使我开始认真对待我的写书计划。我不仅决定出版Bits & Chips的ASML特别专辑，还采访了一些业内知情人士。有一件事变得很清晰：ASML的发展历程就像一条笔直而平整的路，公司在登顶的路上翻越了很多陡峭的山坡。很多关于ASML的故事和轶闻在荷兰的高科技圈子里传来传去，结果变得和事实相去甚远。我发现ASML的发展历程中存在一些谜一样的奇怪转折。用一句话说就是，ASML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心弦而让我不得不讲出来。
* * *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什么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得告诉你一些关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科技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的事。
我很喜欢讲解复杂的科技产品，但是那时我的兴趣转到人的身上了。特别的是，我对那些关于技术革新的杰出故事无限着迷，尤其是Natlab（飞利浦物理实验室）的科学家们的故事。那时，能够经常和这些天才们对话让我感到特别幸运，这些对话的内容极大地充实了我在本地知名报纸——NRC Handelsblad（荷兰新鹿特丹商业报）上写的科学专栏。在任何时候，一旦在这些顶尖的科研领域中发生了有趣的事情，我经常是他们第一个想要分享的对象。
这些采访无疑是绝佳的体验：它们不仅是关于科技的，还是关于市场机会以及这些发明和机器的社会意义的。Natlab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着太多让人着迷的故事，我知道研究这些不仅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而且需要我和被采访对象之间紧密合作，同时我们还要与管理层以及产品部门的官僚作风做斗争。Natlab的人经常对飞利浦最高管理层的官僚主义行为进行尖锐的批评，此外，他们常年对研发中的商品持怀疑态度。
工程师们经常被称为“书呆子”。在大众眼里，他们通常是没有社交能力的人。但是我遇到的工程师们，特别是Natlab的工程师们，都有着极其广泛的兴趣和渊博的知识，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将可能带来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正是他们把一个崭新的科技世界带入我的生活。事实上，他们极少是刻板的“书呆子”形象，相反，他们不仅发展全面，且社交能力十分出众。
但我不得不承认，有时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确实像“书呆子”。ASML电动晶圆台的发明者罗布·穆尼格·施密特（Rob Munning Schmidt）在退休后还在研究终极音频放大器；Natlab的主任哈霍·梅耶（Hajo Meyer）在退休后以他在声学方面的学术文章为基础，做了50把音乐会级别的小提琴；在阿姆斯特丹运河边小屋的地下室里，Natlab的另一位主任马里诺·卡拉索（Marino Carasso）则喜欢自己把元器件焊到电路板上。
我近距离地感受了整个ASML：从办公室的书桌到厂房的地板。我不仅和公司的创建者、研发天才们及管理层沟通，也和秘书、研究助理、机器操作员、服务技工以及工会代表交流。早期负责管理ASML的商会官员也给了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接受采访。相比管理层，其他人都对这个奇妙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当我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在纸上描绘出他们在ASML的经历。我不能避免讲述ASML赖以成功的技术，但是我知道，关于人、文化、资金以及组织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因为无论技术多么奇妙，它都只是ASML成功的组成部分之一，即使技术的进步是成功的绝对前提。
* * *
但是，如果我真的要写一本关于ASML传奇人物的书，那这本书应该包含多少技术内容呢？无论如何，这个故事中的主角们包括高管都是工程师，同时，ASML存在的根本也靠的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开拓精神。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困扰：我想写一本每个人都能看懂的书，但我又不能不写技术内容。
正因如此，在2016年秋天，我决定写两本关于ASML的书：一本注重经营管理，另一本注重技术。我认为注重经营管理的那本是给大众读者看的，好让他们了解荷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高科技公司。
您现在读的这本是注重技术的。有些人建议我不要出版这本书，他们认为书中讲了太多的技术内容。但是在我们出版了另一本书《Natlab：ASML、NXP（恩智浦半导体）和CD光盘的诞生地》后，读者的反馈与我们想象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对于喜欢科学和技术的读者来说，阅读那些所谓的困难章节毫无问题。
即便如此，本书还是把写人，尤其是ASML背后的工程师们，当成首要而且是最重要的工作。我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解科学和技术，帮助没有技术背景的读者读懂。这也意味着有技术背景的读者不会在这本书里找到有深度的技术内容，对他们来说，有太多的技术资料可供其查阅。
现实是，没有人深入写过关于光刻技术历史的书。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半导体行业的值得收藏的好书，但令人惊讶的是，它们都很少讲到“光刻”这项关键核心技术。这也是我在这本注重技术的书里讲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光刻技术发展史（包括日本人获得过的短暂成功）的原因。
对我来说，人的因素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我把本书命名为《ASML的架构师》（本书原版书名）的原因。这个名字不仅指光刻机的架构，还代表着公司的架构。
在科技领域，每个人都经常谦虚地说他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家和发明家经常强调前人搭建的根基，而弱化他们自己的贡献。在这本书里，我会描绘这些巨人创建的根基，同时也会让你看到那些谦虚的研究人员做出的卓越贡献。
* * *
制造出光刻机这样复杂的机器是团队协作的结果，这也是我在书中强调技术背后的工程师群体的原因。荷兰历史上第一台光刻机——一台重复曝光光刻机（photorepeater）是在这里诞生的。如果不是飞利浦公司的杰出研发人员弗里茨·克洛斯特曼（Frits Klostermann）和爱德·鲍尔（Ad Bouwer）在工作中不断追求极限，这台机器不会如此完美。
研发工作总是无比艰难。现在我们会深入地“交换想法”，或者也叫“反复评审”，这对制造光刻机这种复杂设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反复评审”这种做法一直贯穿ASML的历史：工程师们在最前沿的科学和技术上反复开展讨论。正是精益求精、反复求证的态度，才使他们达到真正的极限。
我想把这种工程师文化带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会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成果。我尽量只描写关键人物，即使我知道这么做会漏掉一些人。
经过了这么多年，精确地找到某种技术的出处是极其困难的，更容易让人记住的只有那些创造出杰出的新事物或新方法的个人，虽然他们还是会说灵感来自整个团队。即使是专利上面列出的名字，也不能每次都公正地代表成果背后的所有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想向读者展现一个技术世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会重点讲述一些非凡且激动人心的时刻和发现，而那些我认为枯燥的部分只会简单提及。
* * *
我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我很喜欢从自己的角度来重新体验一遍ASML的探险历程。那些了不起的事件、ASML如同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历史、偏执狂才能生存的芯片产业，特别是很多受访者对我的坦诚，都一再地给予我动力并激励我把更多时间投入在这本书上。有一位被采访者甚至还很高兴有此机会袒露心声，他说那些年他所做的研究工作真的很糟糕，如果他的自白能被印在书上，那么他就不会觉得那么内疚了。
对我而言，自己开一家出版公司有时会觉得很艰难，但是时常又感觉很幸运。这是因为当我要写一本书的时候，我自己的公司可以为我提供无与伦比的便利。举例来说，把超过300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成文字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而我可以把这些事交给我们公司的实习生来做，所以当我花大量时间写作的时候，公司还是可以正常运作。此外，我可以经常和身边的同事们分享一些逸闻趣事和新知识，这总能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
* * *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工作是验证“公司现在的样子就是成立之初规划的样子”的说法。客观地说，ASML是有总架构师的，他的名字叫贾特·斯密特（Gjalt Smit）（ASML第一任首席执行官）。他就是在ASML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定义公司的那个人，但是他近乎疯狂的热情和全身心的奉献，却并未让他在ASML过得很好。最初，我很担心整个故事会变成圣人式的颂歌，为了避免这样，作为记者的我只能做一件事：竭力去寻找各种反面的声音，同时在写书的过程中不被自己的偏好所影响。
所以，你看到的是，贾特·斯密特并没有被描写成一个圣人。斯密特和大股东阿瑟·德尔·普拉多（Arthur del Prado）之间的激烈争吵众所周知，斯密特没有给出关于争吵的任何细节，而德尔·普拉多也否认了他们之间的争吵。直到去年一位当时在场的前同事出现，真相才变得清晰：在ASML工作仅3年半后，斯密特就离开了。
虽然最终斯密特被迫离开了ASML，但每个人都承认他带来了奇迹一样的结果。他在ASML种下了那粒种子——不计成本和闪电般的速度。这引导着ASML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玩家”成为全球的“超级霸主”。即使在斯密特短暂管理期间，世界也感受到了这家公司的不同：在1984年ASML什么都不是，但到了1987年年初，《纽约时报》已经把它和佳能、尼康相提并论了。
最早从飞利浦来的50名员工构成了ASML的技术团队。其中最了不起的事情是贾特·斯密特把焦灼混乱的员工组建成了一支充满热情的队伍，并且融合了很多截然不同的文化。很多人都将此归功于斯密特。斯密特在1984—1985年说过的话显然给团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我采访时很多人能逐字引用他的原话。我自己也深刻认识到贾特·斯密特作为管理者的天赋。当他意识到我非常认真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经常挤出时间从瑞士的家飞到荷兰与我对话并回答我的问题。
当然，ASML的故事还包括没有人情味的工作文化。在世纪交替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位已经离职并卖掉ASML股票的百万富翁，当时他还有好几年才到退休的年龄，所以我问他为什么离开ASML。他看起来很疲惫：“你看，18个轮子的大卡车设计的时速是每小时60英里（1英里约为1609米）。你可以开到每小时90英里，但你不能总开那么快。在ASML，17年时间里我的时速一直是每小时90英里。”
ASML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但这本书和描写其他荷兰企业的书非常不同，比如写荷兰银行、飞利浦的书。在那些书里，很多信息都来自充满怨恨的离职人员。而在这本书里，和我谈话的那些员工都对在ASML的工作经历感到非常自豪并非常渴望与我分享。当然，这个成功的故事也会带有怀疑、报复和傲慢。
在这个非凡的故事中，人们总是非常坦诚地讲述他们自己的性格缺陷、工作失误和犯过的错误。在我看来，ASML的成功是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之上的，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坦率和诚实。
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并没有给出纯奉承式的描述。更了不起的是，即使出于自我保护，他们也没有给出违背事实的说法。
在写书的最后几个月，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只做停留在表层的描述。幸运的是，我获得了访问大量机密信息的权限，这使我产生了更多的灵感。我坚信，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鼓舞人心的东西来自诚实：只有展现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才会让你超越自我。
最后，我仍然坚信这是一个非凡的故事。它的非凡之处在于ASML如何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成功的方向，在于如何依靠合适的人、合适的知识以及巨额的资金和正确的决策走向成功，还在于这家公司如何做到完全信赖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贾特·斯密特在未发表的ASML回忆录里写的：“我不认为在完全一样的条件下，一个同样成功的公司会在今天出现，事实上任何公司的成功都不可复制。”
瑞尼·雷吉梅克（René Raaijma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