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规划执行和技术保障

规划前的研究和调查非常重要。针对全岛来说，在工作开始之前已经有一些数据了，主要是针对土地的应用，了解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交通及公共设施用地情况等，在这个基础之上展开研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国情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和模拟实验，充分考虑当时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需要。对规划方案的测试，主要是指交通测试，针对交通容量和土地分配进行测试，以确定建立多少条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结合的公路网络等。当时的规划测试其实是一种本能测试，主要针对组屋区居住情况和日常出行情况，并结合卫星镇的开发建设，关注一户有多少人口、什么年龄、在哪里上学或上班、从事何种职业。此外，还包括社交与娱乐习惯，特别是交通方面的需求调查。在全岛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确保调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最初联合国顾问团的入户调查曾出现过误差，原因在于顾问团团员来自不同的国家，个人生活习惯与新加坡人有很大差异。例如，当时对珍珠坊小贩做过一项调查，了解他们对日常生活、商业、出行娱乐等方面的看法。实际上该项调查并不实用，一是调查对象没有普遍性，二是提出的问题不合适——如问他们希望有多少个公园。而在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工作、居住，而不是公园，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由此可见，顾问团设计的问题偏于学术性，与当时的生活和社会完全脱节，并没有因地制宜。不过后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早期国家规划署的主要任务是规划分区和容积率管控（如管理所有的私人项目以及共同协调基础设施和环境服务项目），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总体规划，后期全程参与1971年概念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和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自治前制定的1958年总体规划很快过时。尽管如此，这个总体规划为1971年概念规划的制定奠定了重要基础。当规划分区和容积率调整完成后，所有的私人项目都需要缴纳发展费。这一举措增加了财政收入，促进了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同时，《土地征用条例》的修订也降低了土地征用成本，促进了公共住房的建设，缓解了住房短缺问题。

1960—1965年，新加坡在国家建设和城市规划方面做出了贡献。面对住房短缺和严重失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利用有限的资金和自然资源，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以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需求，为急需实现的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住宅的建设。1969—1971年，规划署的主要贡献是参与联合国专家组，一起准备1971年概念规划。当时参与规划制订的还有市区重建部门和公共工程局的挂职官员。

总体规划委员会成立于1960年3月，主要职责是配合总体规划的实施，确保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提出的关于发展新加坡土地的建议符合总体规划和概念规划的要求；负责解决各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之间在土地利用方面的争执。总体规划委员会对政府部门或法定家庭收入、就业及职业结构、工业用地需求、住房用地需求、办公空间需求以及酒店空间需求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预测，在政策目标、各种发展预测和规划参数方面均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最终形成了1971年概念规划。

高度的协调是成功的关键。总体规划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机构。总体规划委员会的十名委员都来自直接负责建设新加坡的主要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如建屋发展局、裕廊镇管理局、市区重建局、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公共工程局等，任何问题反映上去立刻得到各方重视，相关部门分头去做，问题解决得既快又好。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大家在一起互相尊重，有问题集体讨论，具体分析解决，又由一个部门牵头，多而不乱。

总体规划委员会主要行动程序：政府各机构的计划提交总体规划委员会，由其审批所有公共部门发展的全部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计划。公共部门的发展由总规划师主管，根据总体规划委员会建议开展工作，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国家发展部长和内阁手中。总体规划委员会的存在使发展能够协调起来。当时建屋发展局、裕廊镇管理局和经济发展局也可以提前保障本机构的土地需求。

新加坡的总体规划具备法律效力，再加上1966年修订的《土地征用法令》，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补偿。这大大推动了新加坡的市区重建和公共住宅建设。从更大的范围来看，规划署以法定的总体规划为依据，确保预留住规划中规定用于未来的道路拓宽、学校、地铁和巴士总站、工业区、水库和军队训练的土地，从而大大减少未来的征地成本。

规划署面对的主要问题在资金方面。新加坡刚建国时，工作人员普遍认为资金不宽裕，在写预算案的时候，就会考虑多写预算额度，力图多争取一些资金，但并不是每次都获批准。

人才培养也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在这一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聪明，舍得投资引进具备高技术能力的执行级人才，这也是新加坡人才策略的成功之处。新加坡为每个联合国派来的官员配备一个新加坡官员协助其工作，主要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机会向顾问团的技术人员学习，为顾问团撤走后由新加坡本地官员执行规划打下基础。方案提交的程序是联合国—顾问团—新加坡方面，大家各司其职，团结协作。新加坡方面深入地参与了所有的工作和决策。顾问团提出向国家发展部报告，国家发展部常任秘书参与整个过程，这对新加坡而言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同时选派人员得到联合国赞助学费到欧美大学学习深造。正是有力的技术支持保证了联合国顾问人员撤出后，新加坡可以单独顺利地执行和实施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