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贸港区对接服务“一带一路”的思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关于全国各地自贸区改革的探索与建议，包括自贸区对接“一带一路”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与合作，提供国际贸易中物流、货运、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便利化。⁽⁸⁾然而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港在战略定位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自由贸易港侧重的是全方位的开放，不仅包括货物流通的开放，还包括信息、服务等更广泛的流通。自由贸易港和“一带一路”都是国家战略，彼此之间仍然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今后可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产能合作、国际公共服务平台等几方面尝试探索两大战略对接的可行路径。

（一）以自由贸易港区为窗口推动文化交流

中国自贸区建立以来，在文化产业监管方面采取一系列新举措和新制度，例如：放宽文化产业经营许可范围，简化文化活动审批流程，便利艺术品进出口贸易，多元化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为知识产权交易提供法律保障等。这一系列措施，形成了特有的自贸区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展示窗口和贸易平台。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已很全面，关键是要将“一带一路”的正确理念对外界做好宣传推广，上海自贸港区建设将会依靠自身特有的文化监管制度与管理模式成为宣导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文化意识的有利平台，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贸易，消除彼此观念上的隔膜与芥蒂，将“一带一路”开放合作、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精神理念由上海自贸港区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乃至全世界，以文化融通实现意识共通，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二）以自贸港区为平台增进国际经贸合作

上海自贸港区是首批开始进行试验的自贸区，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这都为上海自贸港区的建设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会。依靠良好的法制营商环境，通过政府对外宣传、市场主体参与、信息资源交流等多种方式可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入了解上海自贸港区将会带来的制度红利，从而吸引更多“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公司、企业、个人进入上海自贸港区开展贸易投资，为上海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另外，“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企业实力较弱，不具备很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控成本、降风险、谋利润视角分析，上海自贸港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外企无疑具有较强的市场吸引力，这也为上海自贸港区内的企业带来了潜在的贸易对象与合作机遇。以上海自贸港区为纽带，借助中国自贸区所特有的制度创新（例如对外投资备案制、“资金出海”政策等），鼓励港内中国企业勇于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外企的经贸合作，协助“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通过经济红利共享不断提升中国自贸港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国际市场地位。

（三）以自贸港区推动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

过去十年，国际投资趋势与国际产能合作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由于科技水平的显著提高，运输成本如航空运输成本、远洋运输成本等大幅下降，物流管理水平提高，互联网普及下的信息成本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传统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资源禀赋优势”等红利效应正在大幅减退。高附加值产品如软件、先进材料、电子器件、航空器、医疗设备等产业的投资与国际产能合作基本固化，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均将核心高端制造业保留在本土，极少进行技术转移和产能国际合作。而低附加值产品如服装、纺织、鞋帽、普通制成品等的全球产业布局，更依赖贸易制度安排下的全球产业重构，综合成本和产业链融合已经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一个新标准。二是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区域地缘政治因素，在过去五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外商投资虽然在总体数字上有所增加，但流入基础设施和实业领域的投资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虽然表面上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短期的上升，但这些国家内生性发展动力依然不足，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基础依然薄弱，而“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中提供了中国产业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有效连接的机会（见表1-9）。

表1-9　各国外商直接投资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 database．

在新一轮的全球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集中分化的重新整合中，一方面是全球产业链重组与再构中的中国地位确立，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轴，推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短板补齐与内生发展动力再造。因此，除了传统的双边贸易合作外，一种新的以中国产业链为主体和主导的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逐步构建与形成。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产业链进行自然对接提供更加现实、更具操作性的机制路径。中国自由贸易港由于其投资和金融功能的存在，理应作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资本出发地和投资信息汇集地，而“港区经济”强大的产业集群，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港的各类加工、制造优惠政策产生的“制度红利溢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在实现路径上，在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和设计初期，就应该抓住“关键少数”产业集群，以中高端产业链辐射和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产业布局。这种路径设计，一方面可以发挥自由贸易港本身对全球产业的拉动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成，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造就业空间的同时，也可以解决这些国家普通生活用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而帮助这些国家改善贸易平衡，而这恰恰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因此，就“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价值和内涵质量而言，上海自由贸易港区所推动的中国产业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对接，对于全球经济长期平衡增长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四）以自贸港区推动综合国际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目前，全球自贸港的特点与普遍功能之一就是其综合服务功能。一个国家服务业发展的状况和其辐射覆盖的能力是这个国家对外影响力的重要体现。由图1-1可知，美国是世界上服务业领先的出口强国，其所占的全球份额超过了排名第二的英国和排名第三的德国的总和，更是达到了中国服务出口总量的约2.8倍。⁽⁹⁾因此，就战略使命而言，应该通过有效的机制与手段，如上海自贸港区的功能设计，提升中国在全球的服务能力。

图1-1　2016年全球服务出口份额百分比

从图1-2可以看出，服务出口在全球自由贸易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拓展综合服务功能，通过对上海自由贸易港的机制设计和实现路径创新来扩大中国在全球服务市场的份额，是上海自由贸易港区建设功能中的另一个重要内涵。

图1-2　三大自贸港服务市场出口额

以上海服务业为例，如表1-10所示，2016年，上海的第三产业总产出占GDP比例已经达到了70%，达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平均标准。而从服务业分行业的角度来看，2018年上海金融业产出占GDP比例为17.9%，占服务业比例为25.9%；房地产业分别为5.7%和8.2%；批发和零售业分别为14.3%和2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为6.3%和8.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为5.6%和8.1%。这“五大金刚”构成了上海服务业的基础。除了金融业服务接近全球发达城市水平外，上海其他的专业化服务，包括科学技术、信息服务、医疗服务等行业的产出，还与全球领先城市差距较大。因此，上海自贸港区建设可通过各种专业服务叠加的累积效应，形成中国新的综合国际公共服务平台。

表1-10　2016—2018年上海市部分行业占GDP以及第三产业份额　　　（%）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另外，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服务水平普遍低下，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这些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中国金融业，尤其是一些小微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累积的经验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所以，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服务拓展而言，上海自贸区即将带来的金融服务功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通过上海自贸区综合国际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不仅可以提供贴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实需要的专业服务，而且沿线各国也完全可以通过上海自贸港区这一公共服务平台将自身的优势尽情地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