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九条（附宋世家赞一条）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十二诸侯年表》。）

按：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 《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穀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此表骤言“左氏”，且称丘明为“鲁君子”，惧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穀》，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之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此又不待辨也。下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各体既杂而不类。又《吕氏春秋》于十二诸侯年、月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于十二诸侯年、月事亦必无关。以此例之，不过歆以《史记·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亡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历书》。）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㝢，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寓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一则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左传·昭十七年》。）再则曰：少皞有四叔。（《左传·昭十九年》。）三则曰：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四则曰：及少皞之衰也。（《国语·楚语》。）又伪作《月令》，以孟秋为其帝少皞。皆所以证成其《世经》之说，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己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遽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颊。《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吴世家》。）

《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夏本纪》称禹后有斟寻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之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不闻《公》《穀》有是义。史迁闻《春秋》于董仲舒，述《儒林》无《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经语，岂容没之？足见歆之窜伪也。

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

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以上《鲁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 “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劄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氂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氂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著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