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按：古学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自马融伏东阁受读后、六朝、隋、唐传业最盛。二千年来，学者披艺受学，即便诵习，先入人心，积习生常，于是无复置疑者，古学所以坚牢不可破也。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覆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而卒无以解《汉书》也，以为班固校书，本从古学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后人日读古文伪经及《汉书》，重规叠矩，掩蔽无迹。故千载邈邈，群盲同暗室，众口争昼日，实无见者，岂不哀哉！重之曰：歆造伪经，密致而工，写以古文体隆隆，托之河间及鲁共。兼力造《汉书》，一手掩群矇。金丝发变怪，百代争讧讻。校以《太史公》，质实绝不同。奸破覆露，霾开日中。发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至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共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二十六年卒。（《汉书》本传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数二十六年，为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书》讫于天汉三年，上数至元光五年献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则太史公远在河间之后也。
《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则天下凡有佚书出者，史迁莫不见之。故《自序》云：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又曰：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山东诸儒之学，盖皆详访而熟讲之矣。
今考《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但云“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十九字，下即叙卒。若如《汉书》所叙，献王得书，等于汉朝，史迁好学，不应绝不一叙。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尤为艺林殊功重事，何以史迁于《献王世家》绝不一叙？而总括“六艺”作《儒林传》，遍详诸经，于《诗》则鲁、齐、韩，于《礼》则唯有高堂生《士礼》，于《春秋》则公羊、穀梁，未尝知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谓河间虽得古文先秦旧书，而史迁不获见之，则史迁少讲业齐、鲁之都，《毛氏诗》《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东诸儒从之游者必皆熟闻。迁生后三十余年，亲与山东诸儒讲业，岂有“六艺”大业不获一闻其名者？又身为太史，百年之间，《诗》《书》间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毛诗》《左氏春秋》，河间既立博士，彰明显彻，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获一见？且左氏之书，则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汉书·司马迁传》赞叙其作《史记》所援据之书，亦曰据《左氏国语》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皆为叙事之书。可知左氏之书，分国为体，并非编年而为《春秋》作传。故《儒林传》叙《春秋》之学，有《公羊》《穀梁》而无《左氏》，以其纪事而不释经，与《春秋》绝不干预。《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为世家、列传，多据《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经文释义，史迁博达，宜扶微学，何昧昧焉诬其为《国语》，置之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同列，而黜之于《公羊》《穀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浅学者一加详考，未有不失笑其纰漏嗤黠者也。
歆阴窜易左氏《国语》为编年而以为《春秋传》，伪为《周官》以改《礼》学，又伪《毛氏诗》以证之。以传记引《逸书》数十篇，易于伪托，先为古文《书》，于是以所伪作书皆号为古文。至《易》所传，尤彰彰无可下手，则为《费氏易》以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穀之外，恐人不信，又伪邹氏、夹氏俱为传，以映带遗书之多焉。既挟校书之权，作为《七略》，肆其窜附矣，犹恐无可征信，于是缉《尔雅》，作《汉书》，以一天下之耳目。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购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故史迁仅言献王“好儒学”，歆即云“修学好古”，以其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也，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于是，首叙金帛之招善书，次叙四方道术、先祖旧书之多奏，三叙其得书之等于汉，（盖汉秘府本无其书，必云河间等于汉，乃可立也。）四叙淮南好书，以影射而实其事。郑重重复，叙之又叙，而后乃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于是直以其伪著之《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为曾立博士，而以《儒林传》应之。于是证佐分明，无可摇动，而伪书行，丰蔀数千年，人人皆在其裈中，而莫能窥之矣。
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事。史迁好学，又为太史，天下遗文古事毕集，不应共王得古文经传而不知其事，不见其书。正与《献王传》同，皆歆之伪窜者也。本传但云“得古文经传”，不著何经。《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则共王与献王同得《尚书》《礼记》。然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且按以共王本传，二十八年而薨，为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蛊事将四十年，不知安国何以久不献也？其诬妄支离，不待辨矣！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依刘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