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 下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师古曰：张禹也。）
《鲁王骏说》二十篇。（师古曰：王吉子。）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卷。（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至于《论语》《孝经》亦复不遗。传《鲁论》之庸生，当亦歆所窜入，以实其伪经之传人耳。《鲁论》由张禹传至东汉，包氏、周氏之说犹其真派，然已杂合齐、鲁，乱家法矣。至郑康成杂合古今，真伪遂不尽可考。《志》称：《论语》古二十一篇。注云：出于孔子壁中，两《子张》。按：《论衡·正说篇》云：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见。则歆之伪《论语》尚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著之《七略》耳。然自郑康成杂合古今，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之注，则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臧氏琳《经义·杂记》语。）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歆遍窜群经，证成伪说，不复可条辨也。
《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按：《大戴》孔子对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尔雅以观于古”语，其歆伪《尔雅》所由附会者欤！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说》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 “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
按：《孝经》传授，不详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误》之疑。又未明《左氏》之为歆所窃伪，以《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与《左传》同，不知《左传》之袭《孝经》，反疑《孝经》之袭《左传》，于是，孔门真传之书反疑为伪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若《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刘向《说苑》，皆有援据。《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公羊叙疏》引。）西汉儒者言之凿凿，以为出于孔子固非。《困学纪闻》引晁氏云：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又引冯氏云：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称曾子，而末引《诗》《书》，与《坊记》《表记》《缁衣》相近似，必孔门之故书雅记，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库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经传》，而信为七十子遗书，则误矣。文侯《孝经传》, 《汉志》不录，此与《子夏易传》皆伪书，不足据。《隋志》谓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确。然而江翁、后仓等所传，渊源深远。刘歆既伪造古文，必欲使经艺咸有古文而后止，不必有他义也，《孝经》与《易》《论语》，皆不过颠倒改易文字以自异。然据桓谭之言，《孝经》仅千八百七十一字，异者乃四百余字，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共王无得古文之事，为歆伪撰，辨已见前。而歆必以《孝经古孔氏》一篇为首，托之孔安国，亦犹伪造《古文尚书》之故智耳。桓谭尝问学于歆，专守古学者，不足据也。因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国之传，安国之传亡逸于梁世，而刘炫之伪《孝经孔传》出焉，亦与王肃伪《古文书》同，则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然则伪《孔传》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余流别，山阳丁晏《孝经征文》辨之甚了，今不详。
《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威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详《经典释文纠谬》。）及歆《与杨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所称子云之言，史佚之教，皆歆假托，无俟辨，然子云本受歆学，或为歆所绐耳。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训诂、禽鱼、草木之文，非唯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张揖《上广雅表》：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孙《疏证》云：《大戴礼》卢辩注云：尔，近也，谓依于《雅》《颂》。是卢氏不以“尔雅”为书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谓循乎弦，尔乎《雅》也。然则刘歆盖因而附会之耳，幸有歆说在，犹可互证。
《汉书·王莽传》：莽奏征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盖皆歆所伪窜，藉莽力以行其书。《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俱为歆伪无疑。《经典释文·序录》称：注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凡五家。然则歆既伪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尝有。其“犍为文学”无有姓名，亦歆所托，则徐敖传《毛诗》、庸生传《古书》之故态也。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王制》：五岳视三公。后人校改之名也。）《释地》“九州”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传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盖歆既遍伪群经，又欲以训诂证之而作《尔雅》，心思巧密，城垒坚严，此所以欺绐百代者欤！然自此经学遂变为训诂一派，破碎支离，则歆作俑也。
或据《周易》“《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皆与《尔雅》合。《丧服传》亲属称谓与《释亲》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尔雅序正义》引。）与《释诂》合，而信之。不知歆网罗其真以证成其伪，然后能坚人信，况《易·杂卦》亦歆所伪哉！郑玄、张揖、郭璞之徒为其所谩，不亦宜乎！
孙氏星衍《尔雅·释地四篇·后叙》云：《尔雅》所纪，则皆《周官》之事。《释诂》《释言》《释训》，则《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及《训方氏》“掌诵四方之传道”也。《释亲》，则《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释亲疏”。《释宫》亦《小宗伯》“掌辨宫室之禁”也。《释器》“其
罟谓之九罭”云云，则《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 “肉曰脱之”云云，则《内飨》“辨体名肉物”; “黄金谓之
”云云，则《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媺恶”; “金镞翦羽谓之
”云云，则《司弓矢》“掌六弓四拏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三寸谓之玠”云云，则《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 “一染谓之”云云，则《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也。《释乐》，则《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也。《释天》，则《眡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诅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巾车》“掌公车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则《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又《山师》《川师》《邍师》之所掌也。《释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 《山师》《川师》“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又《土训》“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也，又《仓人》“掌辨九谷之物”, 《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皆在”也。《释畜》，则《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牲，辨其名物”；其马属，则《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鸡属，则《鸡人》“掌其鸡牲，辨其名物”也。昔鲁哀公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孔子告之《尔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著《尔雅》为在《周礼》前，《周礼》之名物必以《尔雅》辨之也。观此说，知《尔雅》与《周官》符合，其同为伪书易明矣。
歆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故既作《尔雅》后，复作《小尔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尔雅》一卷，李轨解。唯《宋中兴书目》:《小尔雅》一卷，孔鲋撰，十三章。（见《玉海》四十四。）自后《宋史·艺文志》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云：见于孔鲋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尔雅》一卷。《汉志》有此书，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轨解一卷。今《馆阁书目》云：孔鲋撰。盖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也。国朝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曰：今之为康成学者，恒谤讥此书，以为不合郑君，同乎俗说。然还按《诗》《礼》，乃郑君之改易古文，非《小尔雅》之偭违经义。据其后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汉之经师，咸有家法，唯有小学，义在博通。就今所传杨子云、刘成国、张稚让诸家之作，多资旁采，鲜获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于此书，则依循古文，早见凌杂，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尔雅训纂》逐条按之，无一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者，盖与《尔雅》同为刘歆伪撰；《古今字》当亦出于一手，（门人陈千秋曰：《尚书释文》引贾逵说：俗儒以
重六两，《周官》剑重九，俗儒近是。按：逵所谓“俗儒”之说，即出《小尔雅》。逵、刘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诋为“俗儒”？然逵以其与《周官》合，故以为近是。是即《小尔雅》与《周官》出于一手之明据，逵特偶驰骋其辞耳。）至自尊而窜附“孝经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说，足以卫《小尔雅》；不知更足以证刘歆之伪也。至宋人以为孔鲋撰者，盖五代之乱，此书已佚，而伪造《孔丛》者，尝刺取以入其书，宋人又就《孔丛》录出之，故当代书目遂题为孔鲋所撰，则展转附会，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扬雄作。）
《别字》十三篇。
《仓颉传》一篇。
扬雄《仓颉训纂》一篇。
杜林《仓颉训纂》一篇。
杜林《仓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扬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六经”皆不他及，诚以孔子所笔削，虽《论语》《孝经》不能上列，况其他乎？小学者，文史之余业，训诂之末技，岂与“六经”大道并哉！“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学，而附入《孝经》，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
按：《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尚书大传》：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盖与《内则》俱卿、士之礼。《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此士庶人之礼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则太子之礼，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倘其自著一书，发明六例，岂不甚善？唯伪托于经，则不得不恶而辨之也。
其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六体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则其时吏民皆识古文，古文之学何以不兴？且许慎、卫恒、江式之流，咸以为古文绝于秦、汉，何也？盖缪篆、虫书，以摹印章，书幡信，则或有之。《八体六技》盖歆所伪撰。《史籀》十五篇，盖犹是周入小学之书，唯与歆所伪之壁中古文异体，故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丘，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穀也。
《仓颉》虽为秦篆，然上原《史籀》，当为文字正体。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时，王莽柄国，尊信刘歆，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借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扬雄之好奇字，盖为歆所惑，而受歆学者，（《法言》《太玄》并用伪经。）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易《仓颉》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盖歆征其私人以绐扬雄，又假扬雄之名使编《训纂》以绐天下，其术甚巧；扬雄有知，应悔为其所卖也。班固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固所谓“六艺”者，歆之《毛诗》《逸书》《逸礼》《周官》《左氏春秋》《尔雅》《月令》之伦，其伪古文皆取之。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仓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仓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仓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仓颉篇》本合《仓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扬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仓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仓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扬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说文·叙》中只举《仓颉篇》《训纂篇》，未及班书，读者未了。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成于十二年。《说文》“隍”下引班说，可见许采班书。《新唐书·艺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说文》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汉相传之正字，尽为歆所增乱，而不可识矣。吁！雄、固、许慎失之于愚，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于李斯矣。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真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再变为希腊，又变为拉丁，然后为今法文，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以音纪字，至简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焘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终于简者也。今古文反简，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为“雲”; “”字，古文也，小篆加水为“淵”;（王筠曰：
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
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
”矣。水字横书之，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
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齐，不顾偭规错矩也，岂得为古文哉？）“
”字，古文也，小篆加人为“保”;《宧部》云：篆文“宧”从“页”。徐锴曰：籀文“宧”从“
”。然则“宧”为古文，“宧”为籀文，“颐”为小篆。然则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说文·叙》云：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王筠曰：今之书册，固不知几经改易，然“其”“盤”“災”三字皆籀文，“敢”“棄”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遫”字见《礼记》，此亦有所承，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书，何以复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国妄改，不合于《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说文》谐声，多与《诗》《易》《楚辞》不合。如确是三代古文，则应相合，益以知其伪也。
按：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
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不止如王筠所谓“其”“盤”“災”“敢”“棄”知经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于六书，故能发出。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如柳子厚深于《国语》，而作《非国语》，扬雄深于《离骚》，而作《反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
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体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候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山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者。
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篆意，《汾阴》《好》则有“秦权”。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
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 “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掩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
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隶”字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
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包氏世臣以为蔡中郎所变，然《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象》，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后人加出“八分”之说，又指为王次仲作，益更支离。然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刘氏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于古今转变之故，颇能发明。通于此义，则知自孔子时之文，三变至今日而犹存，未尝有人改作之，唯歆窜乱之耳。
夫籀、篆之体，有承变而无大异，虽以歆之颠倒妄谬，亦不过谓“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孔子手写之经，自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世不绝，别有秦、魏之博士贾山、伏生及鲁诸生手传之本，师弟亲授，父子相传，安得变异？则汉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无别体也。子思谓“今天下书同文”，则许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表谓“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卫恒《四体书势》谓“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皆用刘歆之伪说，而诞妄之
言也。古文、奇字本于钟鼎，今《说文》所载，古文千余无奇字，盖即《八体六技》之书。许慎说经皆从古学，则是尽见古文。刘歆以古文之体写其伪经，然字数不过千余，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则三代金石异文亦仅矣。
凡中世承平，右文渐盛，则金石渐兴，宋之刘敞、黄长睿、欧阳《集古》、明诚《金石》皆然。明及国朝，此风弥扇，而伪钟鼎、伪碑版遂蜂涌其间。京师市贾皆擅此技，山东贾人且开炉专铸古铜，正不独《岣嵝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其余“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历世既邈，又字多异体，势难尽识，不出于勉强傅合，则必将杜撰伪作。故谈金石学者未有不自欺而附会者也。
汉自武、宣后，郡国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渐有好之。当时上好符瑞，方士媚上伪为之，真者殆无一二。且道家兴于汉、魏，后作为符篆诸体，虞集识之，凡七十余体，则方士所伪造应不少。《汉书·郊祀志》：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盖当时识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见鼎铭皆出于王命，而书体绝异，此鼎铭不知何体。歆“古文”二字大体从此撰出，其以《左传》附于张敞亦以此，然恐张敞识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
扬雄、刘歆皆以绝特之学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硕学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许慎云：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则当时实有奇字，于是扬雄好之，而作《训纂》。侯芭、歆子棻皆从问之，亦歆所为也。歆既好博多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
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歆既位国师，为王莽所尊信，爰礼、扬雄、甄丰皆其私党，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涂恽受其古文伪《书》，徐敖、陈侠受其《毛诗》，皆借歆力擢至贵显。两次诏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学者耳目咸为所涂，几以为真壁中古文矣。杜林为张敞外孙，既夙有师承，易于托附，故西州漆简为东汉伪古文书之胎祖，而复为《仓颉》《训纂》《仓颉故》，以乱旧文。贾逵传父徽所受涂恽之学，和帝中受诏修理旧文，传之许慎，今所传《说文》是也。《汉志·小学》诸书，见近人所辑，仅得十一于千百，然半为歆所窜定者。许慎主张古学，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和帝时或未数班固书也。其书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诸体亦皆自古文变出，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
当是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曹喜工篆，而曰：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蔡邕采之为古文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后开鸿都，诸方献篆，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张揖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苍》《雅》、八体、六书，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并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余波。于是，《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盛行，为“小学”之轨则。唐世立之于学官，以课试天下之士，于是歆、慎之学统一天下，尊无二上矣。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诗》虽有三家，其归一也；《书》皆出于伏生；《礼》皆出于高堂生；《易》皆出于商瞿，尤无异论；《春秋》出于公羊、穀梁；经传纯全，安得谓为“乖离”？歆伪为古文，不攻旧说之乖，无以见新学之是。是时古文之出，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皆不从之，故歆又以学者为“不阙疑”, “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为大患，皆歆抑真今、崇伪古之微言也。
《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
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辨见前。）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
二、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伪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上《古经》，歆伪也；下《经》，博士传孔子之《经》也。《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歆伪也；齐、鲁《论》者，七十子所传也。《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古孔氏》者，歆伪定也；《孝经》者，博士所传孔门之旧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
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穀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 “《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 “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公、穀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
“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 《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列“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
“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之席计，非圣无法，大罪五。
歆作伪经，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后世犹甘尊信之否乎？
《论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而《儒效篇》发大儒之效尤详。《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庄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徐无鬼篇》：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太史谈论“六家”指要：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酷吏传》序：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郦生传》：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说也。（诸子、传记所言“儒”皆如此，不能遍举，仅每家择录一二耳。）凡所云“儒”者，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国号，如高祖之改国号为汉，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艺祖有天下之号为宋，皆与异国人言之，至于臣民自言，则云“皇朝”“圣朝”“本朝”“国朝”，人自明之，不待称国号也。
孔子之学，秦时已立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博士以《诗》《书》为职可知。《贾山传》：祖父袪，为魏时博士。则秦、魏亦从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卫，曾子居鲁，子贡居齐，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澹台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虽以七国之无道，盖无不从孔子之教矣。老、墨后起，揭帜与孔子争；而义理精密，大势已成，终不能敌。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战国诸子，名、法、农、战，蜂涌并兴，莫不欲夺孔子之席，日与孔子为难。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至于文、景，虽好黄、老，博士仍具官待问。然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孔子之道虽大行，仍与诸教相杂，未能别黑白而定一尊，犹文王之化行江、汉，三分有二，未大一统也。至武帝时，董仲舒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绝勿进；丞相田蚡亦好儒术；公孙弘请广厉学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设甲乙科；元帝时，郡国遍立校官。于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共归孔子之学，则天下混一，诸家息灭，无复“儒”“墨”之可对言，亦无九流之可并立。故太史公特为孔子立《世家》，其“赞”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于《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列国世家》，皆特书“孔子卒”，盖尊为一统共主也。其七十子，则立《仲尼弟子列传》以尊之。其后学以孟、荀为大宗，亦立传焉。斯真史迁之高识别裁也。
太史谈之以“儒”列于“六家”者，谈本老学，其时未绝异教，故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若史迁即不尔。至于向、歆之世，则天下之受成于孔学者，久以“六经”为学，教出于一，既无异论，亦无异学，凡义理、文字、书册莫不统焉。歆之编《七略》也，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则七十子后学者，如子思、孟子、孙卿，犹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艺祖之有真、仁、英、神也，不尔，亦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也。其后学若陆贾、贾谊、董仲舒之徒，则其将相大臣也。编书之例与编史之例同，则七十子后学者，亦宜为《五宗世家》《萧曹世家》之比，宜附于《本纪》之后，不与《外夷列传》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经艺，亦陈良之俦传仲尼之道者，则诗赋家亦古《诗》之流。以《太史公书》附《春秋》家后例之，亦宜附《诗》家之末。然勿混正统，则与《兵书》《数术》《方技》各分为略，附于“六经”七十子后学记之后，如《文苑》《方术》之各立专传，尚无不可。唯名、法、道、墨者，本各自为教，如汉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辽、夏、金、元，自为异国，不相臣服。史家于《文苑》《方术》之下立《外夷传》，俾其事得详而其体不与中国敌，体裁至善也。循斯为例，则名、法、道、墨诸家，其道不能废者，宜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如《晋书》之有《载记》，乃为合作也。今歆编《七略》，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是陈寿之《三国志》，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萧方之《十国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既独尊孔子之“六经”，而忽黜其教号、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则是光武修汉高之实录，而乃立《汉传》《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传》并列，俾文、景、武、昭、萧、曹、绛、灌与冒顿、乌孙、身毒齐类而并观。高宗修宋艺祖之实录，而又立《宋传》《辽传》《夏传》《金传》《元传》，俾真、仁、英、神、赵普、曹彬、韩琦、富弼之伦与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打、赵元昊、成吉斯齐类而并列。有是史裁，岂不令人发笑哉！
且九流之中，唯道、墨与儒显然争教，自余若农家之学，则《书》存《无逸》, 《诗》存《七月》《生民》，非农而何？《论语》言“正名”, 《易系》“明罚敕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时”, 《礼》贵《筮日》，非阴阳家而何？若夫为命之重，刍荛之采，则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兼纳之其中？今乃以之与儒并列，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后学者，即孔子之学也。其中如《系辞》《丧服传》《公羊传》之类，附经已久，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足以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则是孔子之教，“六经”之学，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他则无补。而“十家”之术，虽“纵横”“小说”反覆鄙琐，亦得与孔子之道“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仁义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长，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
孔子之道，范围天下，子思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贬之，大书《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谤圣毁贤，无如此极，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盖为操，莽之盗汉，非为金、元之灭宋也。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一职之守，因痛抑孔子，以为若而人者，亦仅备一官守，足助顺阴阳、明教化而已，阳与之，实所以夺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矇谤日，终不能以双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于诸子，而叙七十子于其中，后世因之。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艺文志》以下，至国朝《四库全书总目》莫不从之。传仲尼之正统者，仅列九流之一家，讲“小学”之伪文者，乃为“六经”之附庸，颠倒悖逆，至于此极！二千年中，云霾雾塞，如坠深阱，未有人变易之者，天下尚有公是邪？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传》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今大声疾呼，以当鸣鼓之攻，别采群书为《七十子后学记》，以附“六经”之后，以备孔门之学，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而革刘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说。其详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于九流，其谬固如此。而后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别立列传，皆囿于歆之邪说。夫《史记》之立《儒林传》，盖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之学未一统，伏生、申公之伦皆独抱遗经，经略方新，而反侧未靖，《史记》纪其行事，特揭“儒者”之号，以表异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厉学官、置博士之后，孔子之学淹有四海，而犹拘拘以“儒”自表，无乃悖乎？后汉儒术尤盛，将相皆出其中，举朝皆儒，别立《儒林》，尤为无理。尤可异者，《宋史》为尊朱子，以《儒林》《道学》分为二传，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别为异论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无故而自更国号矣。而近世仪征阮元，更附会以《周官》“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之说。夫“儒者”之名，始于孔子，一统之号，臣庶所尊，抑之为艺而以道专属于师，又以师、儒不过我法中系民之一，抑先圣之大道，以自尊其渎乱不验之术。试问：非儒何以为师？非道何以为儒？似此出于异教之口，已为可怪，歆贬洙、泗之国号，斥尼山之教术，而犹有尊信之者，此真离经畔道之尤者也。自汉迄明，其立《儒林传》，皆名不正、言不顺之大者，今并纠于此以正大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