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

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鎗，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宋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受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穀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 《春秋》只有公羊、穀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著，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 《春秋》之传在《公》《穀》, 《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穀》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穀》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穀》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穀》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穀》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献王传》则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 《移太常博士书》亦诵言之。此《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实也？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著，夫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如刘说，歆亦不能自辨矣。盖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续经之传云“悼之四年”，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在孔子时且未即位，何得遽称其谥？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义》一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书名以贬。倘左氏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此歆无可置辞者也。《公羊》《穀梁》大行汉世，自君臣政事奏议咸依焉。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无之，而不惜凭虚。至其所首欲夺之者，虽以七十子亲受之说，犹痛贬之为“末世口说”, “安意失真”，置之与“无是”“乌有”之伪邹、夹同科。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昔魏收作《魏书》，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人号为“秽史”。歆之作伪乱道，其罪又浮于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盖歆之所妄分也。云“《经》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则《公》《穀》相传皆十一篇，故《公羊传》《穀梁传》《公羊颜氏记》皆十一卷也，即“子虚”之邹氏、夹氏《传》亦十一卷。然则天下相传《经》皆十一篇，盖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犹传之，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公羊·闵二年解诂》。）盖西汉胡毋生以来旧本也。歆《古经》十二篇，或析《闵公》为一篇，或附续经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伪本也。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 《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 《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后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 “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 “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 “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重定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

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洩冶。杜注云：洩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郤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

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著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