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极地情深
有一种精神，浑厚壮阔，超越喜马拉雅。
有一种情感，纯粹无私，比肩兄弟姐妹。
她们难忘那患难与共的人生历程，甚至愿意重新去体验一次。虽然遇到了异常的艰难险阻，但正是在这样困境重重的情形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私心杂念，没有功利色彩。战士们的心灵像山峰上的雪一样晶莹剔透，胸怀像连绵的山峦一样宽厚，在生死相依的行军日子里，她们演绎了动人的大爱乐章。多年后，她们常常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当年进藏路上那些无私无畏情同手足的战友。
怀暖冰脚
说起六月飘大雪，可能有人见识过这种罕见的反常天气，但说到七月盛夏冻肿了脚，恐怕就没人见过了。
章道珍的脚就在七月被冻伤过，她因此而永远忘不了一个叫高乐政的女战友。
高原夏天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本来烈日当空，突然阴云密布，转眼狂风大作，大雨哗啦啦地冲刷下来。转而风停雨歇又是晴空万里。部队在神经质一样的天气中被折腾得狼狈不堪。文工团宿营后，本以为能安稳地睡个好觉，没想到夜间又有暴风雪。章道珍正在睡梦中，听到有人喊：“马不见了，马不见了！”
她连忙起来，发现自己分队的马不见了踪影。几个人赶紧分头去找。章道珍自己的马也不见了，马丢了可是一件大事，意味着第二天行军所有的东西无法负担。她和另一个同志顶着风雪焦急地寻找，一直找到后半夜才把马找回来。这个时候，章道珍感觉自己的双脚木木地发沉，回到帐篷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鞋子脱下来。她发现脚肿成了两块硬硬的冰坨，疼痛难忍。与她睡一起的是另一分队的高乐政。由于白天的劳累，她睡得正香，章道珍不忍将她弄醒，拖着冻伤的双脚躺下后，不敢将一双冰脚伸进被子里。她慢慢地将冻脚移到一侧，尽量不靠近那边的高乐政。没想到高乐政很快就被一股寒气凉醒过来，她发现章道珍的脚时，毫不迟疑地搬过来，抱进被窝贴在自己的胸口。已经累得无法动弹的章道珍说：“乐政，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会冻坏你的！”
高乐政抱着章道珍冰块一样的脚，感觉胸前一阵透凉，她紧紧地抱着说：“道珍你千万别动，要不你的脚明天就完了！”这头的章道珍任凭热泪流到当枕头的棉衣上，她已不能随意支配自己的脚了。由于暴风雪一直没停，帐篷里气温太低，高乐政抱着章道珍的脚一直焐到天亮，却依然没有焐热，但章道珍已经被战友的行为感动得不能自已了。
第二天早上，章道珍跪着打好背包后，却怎么也穿不上自己那三十七码的鞋了；后来分队的同志找来了一双四十码的，她仍然穿不上；又找来全团脚最大的肖迎春的一双四十二码鞋，她总算勉强穿上，但还是有点嫌小。
行军时朱子铮团长安排章道珍骑马，想到夜里找马的心情，想到马冻得可怜的样子，章道珍坚决不肯。她在战友们的扶持下，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军宣传部部长夏川看到章道珍的样子后，过来问朱子铮怎么回事，说：“你们的人脚都肿成这样了，怎么还叫她走路？”朱子铮把章道珍不肯骑马的情况向夏川汇报后，夏川看了章道珍一眼，说：“你的坚强意志和爱马精神都很可佳，但你不能这样走下去。”这个时候，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牵着他的青灰骡子正好走过来，问明情况后不容分说就把缰绳递给了章道珍。章道珍想拒绝，但看到首长一脸严肃的样子，又有些让人敬畏。刘振国和警卫员一起把章道珍扶上骡背。骑在骡背上，章道珍感觉疼痛的双脚好受些了，但看到和自己父亲年龄一般大的首长在走路，心里很不是滋味。
章道珍想着该怎么样去说服眼前的首长，让自己痛快地下来。她突然有了主意，接着用央求的口气说：“首长，我这冻脚越是骑马，血液就越不流通，再这样下去，我的脚会坏死的，快让我下来吧，我能走。”
这一招果然奏效。刘振国听了章道珍的一番话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觉得这小丫头说得还真有道理，才让她下来了。
三个男兵的死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部队进入二郎山时，前政文工团的男女兵们齐声高唱起了这首歌。
二郎山海拔仅3400多米，在整个进藏路上，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山。但它在川西境内的盆地上突然拔地而起，与高原地段没有可比性。行军时队伍一路轻松欢笑，歌声不断。戏剧队的尹学仁、邓群介、章道珍、司徒蓉、卫家喻等演员们一路唱个不停。到了泸定桥、大渡河这些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每到一处，都会响起大家群情振奋的歌声。
团长朱子铮回忆当年事，感慨万分，那是一个充满欢乐和友爱的集体，像个真正的大家庭。谁病了谁就会得到关心，但谁又不愿意落后。
尹学仁是个活跃分子，他身高体壮，从甘孜出发时，主动扛着两根旗杆和团里的器材。离开岗托不久，他就病了，大概是因为年轻，他的好胜心又强，有了病不愿意说，生怕拖队伍后腿。到昌都前翻越最后一座达马拉大山时，尹学仁头痛恶心得厉害起来，脸色苍白。分队在上山前做起了“碰球”游戏，到了半山腰，细心的章道珍从尹学仁碰球时的声音，判断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她跑了过来，发现他已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脚下像拖着石块一样沉重。章道珍要帮他分担点东西，他却摆手笑着说没事。行走时他的双腿已经飘飘忽忽，分队长陈霁、副分队长肖迎春赶紧过来分担了他身上的东西，大家一路将他拉着扶着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他的两腿不停地抖动着，嘴里一口一口地吐着淡红色的泡沫。
下山后，部队宿营在昌都边上的云南坝。宿营做饭时，尹学仁蹒跚地向安佩走来，他艰难地蹲到灶前，面色发紫，大口大口地喘气说：“我很想吃一口家乡的小烙饼！”安佩看了看他的样子，心里一酸，马上说：“你等等，我给你做。”安佩用江水洗净凝固燃料用的盒盖，放在三块石头上，用树枝在茶缸上搅拌好代食粉，点燃了燃料，将代食粉糊糊平摊在烧烫了的盒盖上，用最快的时间做出了一张小烙饼。安佩将小烙饼送到了尹学仁手中，尹学仁望着安佩，眼中流露出感激的神色。他慢慢地咬着，吃力地咽着。看着他的样子，安佩直想哭。
安佩对我说，多少年以后，她时常会想起两位死去的战友，一位是文工团的女兵刘韵华，刚到拉萨不久后生下女儿便离开了人世；另一位就是男兵尹学仁。两人生命垂危时对生命无比眷恋的眼神，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中。每每想起尹学仁在极度饥饿却又无力吃东西时的样子，安佩的心都要碎了。那时，她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一丝放弃生命的念头，她相信只要活着，多大的困难都会挺过去的。
据团长朱子铮回忆，当天晚上大约11点多，大家正在睡梦中，尹学仁已经不行了，他的呼吸已十分困难。军医过来抢救，说他得的是肺水肿，给他刚喂进去药，又全吐了出来。给打了一针后安静地睡着了，凌晨4点时，他的呼吸更微弱了，守在他身边的同志焦急万分，医生赶紧做了人工呼吸，但已无济于事，他永远地睡去了。
安佩、江一、章道珍、司徒蓉、卫家喻等女兵们，在云南坝放声大哭。
在云南坝北侧500米的山角边，年仅十九岁的尹学仁长眠在那里。
朱子铮说，在断粮的日子里，女兵们表现了女性特有的爱心。国庆节那天本想吃上一顿饱饭的，但没能得到上级批准，那天开饭时，女兵们商量，尽量让那些出大力的男同志们多吃点，他们负重比她们多，一路上还要照应伤病员。吃饭时，安佩、司徒蓉、江一、章道珍等几个女兵，主动把碗里的饭送到肖迎春、邓群介等一些男兵这边。一直喜欢照顾女兵的男人们，哪好意思吃，就这样送过来推过去，团长过来问几个女同志：“你们怎么不吃呢？”女兵们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特别高兴，这一高兴呀，就不想吃饭了呀！”
在翻越海拔近6000米的大雪山时，山上的积雪很厚，漫过人的膝盖，部队在雪山上一个个手拉手艰难行走。军乐队的马云亭病了，面色蜡黄，呼吸困难。张国藩一个人替他背起了背包，并和另一个同志架着马云亭在雪山上艰难行走。张国藩由于负重过量，体能已透支，很快也感觉到呼吸困难起来，胸闷难受。队长魏耀宇赶紧让大家把张国藩身上的全部东西放在了骡马身上，但没走多远，张国藩感觉心里发慌想吐，双腿已经迈不动了，他似乎得了急病，面色相当难看。魏耀宇又让队伍腾出一匹马来让张国藩骑上，并在左右两侧各安排一人保护。陈曼石、章道珍等几个女兵主动负担着马上的物资，她们背着沉重的行李跟着保护张国藩，张国藩伏在马上，头部已垂到马的腹部。
张国藩两次从马上摔了下来，他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了。下山的路很滑，一旦再摔下来就有滑到深谷中的危险，几名同志只好将他连背带扶，蹭着山坡下山。下山后，邓群介，这个强壮的小伙子，提议用竹竿绑成一个担架抬着张国藩走。救人要紧，团长朱子铮觉得是个好办法，江一、司徒蓉、彭联碧等几个女兵赶紧捆绑担架，那几十根准备到拉萨举行入城仪式时用的旗杆被做成了一个担架。
邓群介，这个同样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说什么也想不到，这个担架对他来说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邓群介和其他几个同志抬着张国藩走，其他人轮流地抬着，但邓群介却始终坚持着，没有停歇。他看到别人走得都很艰难，自己不好意思叫人换手，他咬着牙坚持抬，这样的超负荷使他耗尽了全部的体力。
到达宿营地后，张国藩昏迷了，医生过来抢救一会儿，但也无济于事，他和尹学仁一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就在大家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时，肖迎春过来找到朱子铮说：“团长，邓群介也不行了。”大家赶紧又跑到邓群介的帐篷里，只见邓群介安静地躺在地上，面如死灰，见到团长和同志们过来，他用微弱的声音问：“张国藩……咋样了？我就是胸闷……”
朱子铮让他赶紧吃药，他吃了药，几分钟后全部吐了出来。医生又给他打了一针，他安稳地睡了，然而，他的呼吸渐渐微弱，脉搏越来越轻，越来越慢……又是一个凌晨时分，又一个年轻的战士永远地长眠在进藏路上。
这个夜晚，女兵们的哭声划破凌晨宁静的天空。
2006年夏天，在北京的复兴路大街、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成都的东郊和九龙沟以及六朝古都南京，每一位当年的进藏女兵，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不扼腕长叹。几十年来，她们从不曾忘记那三个埋在雪山上的战友，他们的身影清晰如昨。每每想起他们，女兵们都老泪纵横，嘴里念叨着：“年轻可爱的战友呀，你们将永远地躺在终年积雪的山上，永远地寂寞、孤单。”
寻墓
天真烂漫的女兵，怀抱远大的理想，一路受尽了恶劣环境的折磨，忍耐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那些挺过来的女兵，无论后来怎么样，她们都结婚生子经历了完整的人生过程。而还有一部分战士，她们连拉萨都没能到达，只能永远地长眠在雪山脚下、怒江之畔。
她叫杨顺慈，成都人，一个十八岁的高中女学生，文静可爱，凭着满腔热血加入进军西藏的队伍，成为光荣的女战士。杨顺慈和一批女战士经过长途跋涉，翻过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达马拉山、瓦合山等雪山之后，来到嘉玉桥。嘉玉桥位于西藏东部昌都以西的恩达和洛隆之间，横架于怒江之上，是进军途中必经的栈桥。这里处在横断山脉地带，雪山耸立，山谷深险，河流湍急，是进军西藏途中最艰难的路程之一。因为超负荷行军，杨顺慈在嘉玉桥畔的一个小村庄宿营时病倒了——重感冒引发急性肺炎。
途中，她的脸色不好，嘴唇发乌，走路吃力，但她还是很顽强地和大家一起艰难行进着。郑桂芬、罗宗英、唐泽贞几个战友主动帮她背背包，以减轻她的负担。这样熬了一两天，大家见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向连里反映，连队抽了一匹马，让她骑上。到了嘉玉桥宿营时，她的状况越来越差，战友们铺好床，就让她躺下休息，其他人按照分工，有的出去拾柴，有的找水，只留下一名同志照顾她。开始，她的呼吸还比较正常，偶尔也咳一两声，以后就听不到咳声了。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既没有照顾危重病人的经验，也没有对付高原缺氧的方法，还以为她睡着了，根本想不到她会死。大家拾柴、找水回来，战友给她送水过来时，发现她已停止了呼吸。女兵们一个个泣不成声。
在海拔5000多米的雀儿山，当时进藏部队传唱着一首奋战雀儿山的歌曲：“提起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下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山坡架帐篷，睡在云雾中，树枝铺在雪地上，胜过钢丝床……”这首歌曲是对筑路大军奋战雀儿山的真实写照。
在雀儿山脚下的雪地里，埋着两个年轻的女兵。
她叫杨细珍，湖南人，只上过初小，当过童养媳，因家中无亲人，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湖南，将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参军入伍后，她把军队当作温暖的家。1951年春天进军西藏，她常在或饥饿或寒冷的行军中，教女兵唱湖南民歌。
战友曹旭英说，杨细珍学历虽然赶不上那些高中学生，但唱起歌来音很准，而且很富有感情，湖南籍的女兵们听起来格外亲。活泼可爱的杨细珍和大家相处格外密切，受过苦的她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想着别人。在队伍中女兵人数少，生活很不方便，行军在荒原高山途中，几位女兵便组成一道人墙，遮着人们的视线，轮换着躲在人墙后面解小便或紧急处理女孩子特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杨细珍总是先让姐妹们轮换，最后才轮到自己。在途中口渴难忍的情况下，她总是把自己水壶里的水让给别人喝，大家都喜欢她，把她当作大姐姐。
另一个名叫邹建新的女兵，四川泸县人，十八岁，以高中学生身份参军，拉得一手好二胡。1950年在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学习，上级将文娱骨干集中到十一中队，交给他们演出歌剧《白毛女》的任务，以鼓舞部队斗志，启发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邹建新分在《白毛女》演出队声乐组，负责拉二胡。
就是这样的两位女兵，随同筑路部队驻扎在雀儿山下，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她们住在战士们搭建的土窑中。一次，夜间有暴风雨，土窑突然坍塌，两位能唱善弹的女战友，就这样被土石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翻越了雀儿山，曹旭英将医疗器械、医药箱和行装放入帐篷，她不顾整日强行军的疲劳，不顾外面呼啸的寒风，走出帐篷寻找两位战友、亲密女伴的坟墓。在荒无人烟的山谷，一个女兵单独远离驻地是非常危险的，她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远望着夜幕即将笼罩的山野，站立在嶙峋的乱石丛中，面迎凛冽的寒风默默地说：
“亲爱的战友，我的姐妹，你们的小妹不能到你们墓前了。我在这儿给你们敬个军礼！”
在男人中间
她叫陈钊，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她身姿挺拔，面容清癯，思路敏捷，谈吐清晰，见到她你会觉得眼前这个老太太非同一般。十六岁那年，她从开封女子中学跑了出来，参加了豫皖苏地区游击队，跟着部队打了几年仗，入了党，提了干。
她们兄妹四人都是当年通过开封地下组织参加革命的。在18军中，哥哥和弟弟都当上了文艺兵，陈钊因为个头高而落选。对此她一点不后悔，她当时唯一的愿望是当一名炮兵，这种理想在女兵中，当属少见的。在成都的洗面桥横街的西藏自治区成都干休所，我曾就此问题问过她。她说，她从小喜欢军事，入伍后希望到正规部队去，当年刚进游击区时，她就把自己的头发理得很短，加上自己的气质就很阳刚，不细看真看不出她是个女兵。后来进军校学习时，自己主动报了军事队，人们都叫她花木兰。
第18军在乐山召开进藏誓师大会后，陈钊被派到政治部任指导员。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大着胆子上任了，她要管理部队“八大员”，许多老同志都比她大，而且大都是男的。陈钊上任后第一次当众讲话，特意选在晚点名时，因为这个时候光线暗些，自己的表情变化大家看不清楚。后来，为了与老兵们融洽感情，她主动与战士们多接触。到炊事班帮择菜，她发现那些老兵虽然爱说俏皮话，爱发牢骚，但工作起来很认真，纯朴可爱，很讲情义，有的老兵心眼实又细腻。不到半年，陈钊离开了连队，调入西南军区保训队。临行前，她看到送她的老兵，表情里隐藏着一种难舍之情，她的鼻子酸酸的。
进藏路上，她调入了军政治部保卫部，司政机关本来女兵很少，保卫部只有她一人。行军中的陈钊，虽然很要强，不愿意受到特殊照顾，但“照顾”还是免不了。比如，她无法一人占用一个帐篷，常常和男同志睡在一起，那些兄长一样的战友，总是把最暖和的地方给她留着。她有什么不舒服，都会得到兄长们的关爱。
在西藏自治区成都干休所的一间会议室里，陈钊回想悠悠岁月，充满怀念。她说，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战友之间的感情纯朴深厚，甚至超越了亲兄弟亲姐妹。她记得在第18军刚组建时，向大西南挺进，过了淮河，她得了疟疾，夜里总是发高烧。作为机关文印股唯一的女兵，她和男同志睡在一个地铺上，股里一位王同志，每天夜里按时叫她起来吃药。当时没有暖水瓶，老王在吃晚饭时留着一杯开水，夜里起来时，先用草把水烧温，然后再喊她起来吃药。那种细致入微的照料，现在想来仍让她感动不已。
在成都，我很想见见一个叫杨星火的女诗人，但她已经故去了。
她留下了一行行关于那个年代的激情炽热的诗作，还有关于她进藏的故事。在美丽的蓉城，我无法听这位诗人亲口道来，只能借助当年和她一起出生入死的“老西藏”们的讲述，以及她留下的相关回忆文章来尽量还原她的故事。
在前面已经集中写过关于女兵们来月经的故事，之所以将这一个故事放在这儿，我觉得更能准确地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男女战友间那种超越世俗的深深的爱和情。
当初，这个女兵诗人写下的第一首诗叫作《叫我怎能不歌唱》，被谱成曲后，一下子唱遍了大江南北，还获得了一等奖。
杨星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那年她跟着筑路部队生活了八个月。女孩子参加筑路，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个特殊问题。刚下连队时，什么东西都带，包括足够三个月用的例假草纸。三个月后，草纸用光了。那时，部队正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筑路，到哪里买去呢？这种事，女孩子又羞于启齿。怎么办呢？情急之下，她只能把床垫里的棉絮剪下来用。三个月后，床垫被剪光了。下个月又能剪什么呢？只能剪被子。可是高原的夜如果没有棉被是不行的。这时的杨星火真有点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孩了。
正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老营长到连队来了。他把她悄悄叫到离住处几十米外的一棵树下，塞给她一大包东西。她打开一看，脸“唰”的一下红了，里面是草纸和消毒棉花。她低着头看着脚尖，羞答答地问老营长：“你怎么知道人家……”老营长骄傲地仰起头看看天，说：“我是谁啊？神仙！料事如神。”杨星火突然想起母亲，在家的时候，这些事是瞒不过母亲的眼睛的，也只有她才会那样细致。眼前这位看上去粗壮的汉子，却有着母亲般的细致和柔情。她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后来，她从卫生员那里了解到，有一次连队检查卫生，卫生员看到她的床上没有床垫，又发现她的“专用厕所”里有一堆一堆的红色棉絮，他们就将这个特殊情况向营部反映了。老营长一听就知道发生什么了，就命令一个战士骑马到公路终点采购了一些卫生用品。
黄道群是千名进藏女兵中，少有的一名女侦察兵。这位早年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女情报战士，一直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她的事迹很多时候无法去宣传、去受奖，但她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
她当年随第18军侦察科进行先遣队侦察时，一直和男同志们住在一个帐篷里，同志间那种纯洁无私的感情，那种无比珍贵的经历让她永生不忘，每次回味起来，她都感到很温暖很美好。
女政委
她叫郑旭，是一位在进藏队伍中受许多女兵爱戴的大姐。
我曾数次打过长途电话寻找这位“大姐”，在将要失去信心时，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根据这个线索我找到了她，怀着激动的心情赶紧联系，可老人的耳朵已经很难听到我的声音，无法顺利接受采访。
在第18军文工团进藏队伍的许多女兵的心目中，身高体壮的已婚副政委郑旭是个说话干脆、办事利索、性格刚毅的女强人。她的表情虽然总是十分严肃，但她有一副柔肠。部队到达甘孜休整时，团里收到了一封从后方政治部转来的信，信是泸州郊区一些人联名写来的，信的内容是“揭发”团里歌舞队一个叫童莹华的小演员。小童刚刚十四岁，天真活泼，性情开朗，跳起舞来姿态优美。
信中反映小童是地主家庭出身，她家在当地有些劣迹，要求部队开除小童，将她退回去。郑旭看了信，想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老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曾出现过不少株连地主子女的过火现象，并造成了那些子女的人生惨境。她扣下了那封信。这件事仅有个别领导知道，连小童本人都不知道。后来，有人就此事问郑旭，为何就能把信单独扣下了。郑旭认为，主要还是取决于自己当时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家庭问题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郑旭才作出决定的。
郑旭爱憎分明，部队进入康定时刚好在国庆前夕，文工团要为当地藏胞和僧俗上层演出，这是入藏的第一场演出，任务交给了豫剧队。豫剧队的前身叫“河南灾童剧校”，早在1945年在西安由河南灾民和流浪艺人创办，牵头创建人是河南籍帮会头目和著名艺人，这些小演员都是从小受苦的孩子，在旧社会饱受了童年的艰辛和艺人的苦楚，整个班子入伍后便加入军文工团进藏。
一个叫王绥德的老职员，平时身上流露出一些坏习性，总是不把郑旭放在眼里，对一个女流之辈领导自己有些不服。对于这些表现，郑旭开始也没太介意。那天演出将要开始时，王绥德拉着一名小男生来到后台找到郑旭，说小演员忌荤，晚饭里有些猪肉，导致小演员没吃饭，不能上台演出。郑旭觉得事情太突然，第一次为藏族人民演出，不能出岔子，于是，耐心地做了王绥德的思想工作，要炊事班以后注意伙食的调整。小演员的戏又不重，赶紧让吃点东西，准备上台。没想到那王绥德却坚决不同意。开场的锣鼓响了，没有时间再纠缠下去，郑旭果断地命令换人。这件事引起了郑旭的注意，后来王绥德到了甘孜又违反了纪律。一次，郑旭从一些小演员口中得知王绥德有严重的犯罪行为，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发现这个家伙原来是个罪大恶极的流氓痞子，多次欺压男童，强奸幼小的女演员，加入队伍后仗着自己过去的淫威，仍在暗中操控着豫剧队。后来，经过军保卫部调查后，王绥德交代了自己的罪行。王绥德被军法处置后，那些受过欺凌却不敢声张的小演员，真正得到了解放。一个长期受王绥德操控的小演员扑到郑旭的怀中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