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卢旺达拥有良好的道路——中非最好的。但就连这些道路也在讲述卢旺达的苦难故事。从基加利辐射而出的严整的双车道公路网，把全国10个省会城市中的9个缝合成一片整齐的网络，只有基布耶除外。通往基布耶的道路没有铺面、脏乱不堪，是一条发夹弯式的险峻而充满障碍的路线，路面在咯咯作响的碎石和红土之间交替，而红土在雨中又会变成深滑的烂泥，然后在阳光的烘烤下，它又会呈现出坚硬的车辙和土脊。基布耶的道路处于这种状况并非偶然。在“过去”的旧秩序下，图西族在卢旺达被称为因耶子（inyenzi），意思是蟑螂，而且如你所知，基布耶挤满了这些“蟑螂”。20世纪80年代，政府请来中国的道路施工队时，基布耶的道路就排在改造名单的最末位，然而最终轮到基布耶时，为这项工程预留的数百万美元却消失了。如此美丽的基布耶，东西两端有山脉和湖泊环绕，南北两方为原始森林所围，仿若（加上一家住满了闲散的中国筑路工人的酒店）赤道地区的西伯利亚。

从基加利到基布耶的70英里路程一般用三四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但我的四驱车队却花了12个小时。我们刚出发就下起倾盆大雨。下午3点到6点之间，当山坡上深至小腿的泥浆把我们的第一辆车吸进沟里时，我们才走了一半的路程。黑夜降临，波澜起伏的云雾笼罩过来，又加深了这黑暗。我们没看到那些士兵——十几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男人，头戴宽边软帽，身着军大衣和橡胶长靴，用木杖拨开泥泞一路前来——直到他们敲我们的窗户，我们才看到他们。所以在他们告知我们在等待救援时应该关闭车灯，集中到一辆车里还要保持安静时，我们是不怎么舒服的。这还是在1996年的9月初，在种族灭绝发生两年之后，胡图族民兵仍然几乎每晚都在威胁着基布耶。

在这条路的一边，山形成了一堵墙，而路的另一边则陷入一片明显垂直的香蕉树林里。雨越下越小，变成一片薄雾，我站在指定的车辆旁边，听着雨水无节奏的滴答声和水珠在香蕉叶上弹跳的砰砰声，看不见的鸟儿在不停地咯咯叫着。这夜晚像一架木琴，而我却非常警惕地站着。“你们是不错的靶子。”一个士兵跟我们说。但只要我们周围安全无虞，我倒是很愿意待在那儿的，在一个难得一见的国家里的一条无法通过的路上，听着，闻着，并通过收紧的皮肤感受着这个潮冷而漂泊的午夜，这是每个卢旺达人都了然于心，而我却从未在如此不设防的情况下经历的不眠之夜。

一个小时之后，山谷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这叫声听起来疯狂而可怕，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印第安人边拍嘴边发出的战争呐喊。接着是一段漫长的寂静，似乎是她在使劲把空气吸入肺中，紧接着哀号的警报再次响起，这次的声音更高更快，也更疯狂。这一次，在这女人的呼吸中断之前，其他的声音也加了进来，呐喊声从下方的黑暗中传过来，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遭到攻击了，但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一会儿，三四个士兵突然在路上冒出来，越过路肩，俯身下到香蕉树丛里。持续不断的叫喊声在一个焦点上纠缠，在达到音量顶峰后，又变成低沉的呼喊，那女人的声音因其强烈而坚决的愤怒尤显突出。很快山谷里又变得静悄悄了，只听得见香蕉叶间的噼啪声和扑通声。然后，又过了一个小时。正当基布耶赶来的车队要护送我的团队继续前行时，几名士兵从下面爬上路面，还领着五六个扛着棍棒和弯刀的衣衫褴褛的农民。走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挨过揍的、看起来像条落水狗的俘虏。

我车队里的一个卢旺达人询问了一下情况，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家伙想强奸那个哭喊的女人。”他解释说我们听到的叫喊声是一种传统的求救信号，它附带了一种义务。“你听到了，就要有所行动，你得赶紧跑过去。”他说。别无选择，你必须这么做。如果你无视这个叫喊声，你就要面对很多质问。“山区的卢旺达人就是这么生活的。”他把双手平伸出来，来回翻滚移动，以此表示这里的土地就像百衲衣的碎布一样拼接起来，一块连着一块，每个家庭都要照看好他那块碎布里的邻居。“人们分开生活，但群居在一起，”他说，“所以相互是有责任的。我喊，你就要喊。你喊，我就要喊，我们都会跑过来。而不发声的人，留在家里的人，那必须给个说法。他和罪犯是一伙的吗？他是胆小鬼吗？下次他叫喊的时候还指望有人来帮忙吗？这很简单，很正常。这就是社区。”

这种令人羡慕的安排让我感到惊讶。如果你在你的住处喊叫，你能指望别人听到吗？如果你听到有人哭喊报警，你也会大喊着跑过去吗？在你们这里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总能制止强奸行为并且抓住强奸犯呢？这真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如果这种公共责任制度调转了方向，以至于被杀人犯和强奸犯所掌控的话会怎样？如果无辜的人被当成罪犯，而保护邻居的人被视作“同谋”呢？是不是使用催泪瓦斯让隐蔽在暗处的人们哭喊，以便杀死他们，这也会变得正常呢？后来，当我造访穆格内罗时，萨缪尔跟我说到催泪瓦斯的事，我就想起了那个在山谷里哭喊的女人。

1994年7月中旬，穆格内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屠杀的三个月后，教会主席，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和他的妻子逃往扎伊尔，之后去了赞比亚（Zambia），又从那里前往美国得克萨斯州的拉雷多市（Laredo，Texas）。对卢旺达人来说，在种族屠杀之后拿到去美国的签证可不容易，但恩塔基鲁马纳夫妇有个叫伊莱尔（Eliel）的儿子在拉雷多市，他是一名心脏外科的麻醉医生，加入美国国籍已有十多年了。因此，牧师和他的妻子被授予了绿卡——“外籍永久居民”的身份，并定居拉雷多市。他们到达后不久，一群住在中西部的图西族给白宫发了一封信，要求以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在穆格内罗大屠杀期间所犯之罪行将其绳之以法。“几个月后，”这封信的其中一个签名者告诉我，“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E.多尼伦（Thomas E.Donilon）做出了一个回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了同情，然后陈述了美国对卢旺达提供的所有对外援助的条款。我们说，一边是100万人被杀害，另一边这个人却活得好好的——这让我们有些失望。”

在穆格内罗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那天，一小群图西族人来到拉雷多市恩塔基鲁马纳的住所外举行游行并挥动标语。他们希望能吸引到媒体来报道，而这个故事“曾经”确实很轰动：一个传教士被指控主导了对数百名会众的大屠杀。然而一些涉嫌在南斯拉夫犯下小得多的罪行的塞尔维亚人——一些不可能拿到美国绿卡的人——却每天都在受到国际报道，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简报之外，恩塔基鲁马纳早已从这种不愉快中脱身了。

虽说如此，当我在1996年9月回到纽约，也就是访问穆格内罗的一周后，我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正准备在拉雷多市逮捕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联合国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对他发起了公诉，指控他犯有三项种族灭绝罪和三项反人类罪。起诉书对杰拉德·恩塔基鲁马纳医生以及市长查尔斯·西库布瓦卜（Charles Sikubwabo）和一名当地商人提出了同样的指控，其中所讲的故事和幸存者告诉我的一样：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曾“指示”图西族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筑群寻求庇护；杰拉德医生曾从难民中解救了“非图西族人”；1994年4月16日早晨，父子二人在袭击者的护送下到达了这个建筑群；而两人都被指控“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搜索并袭击了图西族幸存者及其他人，杀害了他们，或对他们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

起诉是秘密进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计划也是如此。拉雷多市是一个炎热、平坦的小镇，坐落于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 River）最南端的一个弯道里，可远眺墨西哥，而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曾有过飞行记录。

我手上有一份伊莱尔·恩塔基鲁马纳医生在拉雷多市的住址，波特罗街313号，那是郊区的一条褐色死巷尽头的一座砖砌平房。我按门铃时，一只狗在里面咆哮，但是没人应答。我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当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打电话，但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接电话的人又不会说英语。我突然想到，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是在一家健康食品店工作，但在“人参屋”和“自然狂欢”这类店名看着像是专门用草药治疗便秘阳痿的地方转了几圈之后，我还是回到了波特罗街，313号还是没人。但我在街上发现一个男人正用一条园艺软管喷洒他的车道。我告诉他我在找一家卢旺达人，又给他简单说了说那栋房子。他说：“我不认识他们，我只认识这边隔壁的人。”我向他道了谢，他又说：“你说的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我说是卢旺达。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有色人种？”我说：“他们是从非洲来的。”他指着313号告诉我，“就是那栋房子，他们开的都是好车。他们差不多一个月前就搬走了。”

伊莱尔·恩塔基鲁马纳的新电话号码还没列入电话簿，但半夜里我找到一个接线员，他给了我一个伊莱尔的地址，第二天一早我就开车去了那儿。这栋房子位于一处新开发的豪华私人社区之内，就像在卢旺达一样，每家每户都设计了一个带围墙的院子。一扇电子门控制着通往各个房屋地块的入口，其中大部分的基址仍然是空草坪。有几间房子很狂野，隐约是地中海式的幻想风格，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大。恩塔基鲁马纳家就在道路尽头的一个电子安全栅栏后面。一个赤脚的卢旺达女仆领我经过一个打开的车库，车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雪佛兰科尔维特敞篷车，然后我们走进一个巨大的厨房区，她打电话给恩塔基（Ntaki）医生（他出于对美国语言习惯的尊重，把自己的名字砍掉了一截），我告诉他我希望能见见他的父亲，他问我是怎么找到这栋房子的，我也告诉了他，之后他就安排我们当天下午在一个叫“慈悲”的医院见面。

当我还在通电话时，医生的妻子詹妮（Genny），一个很有风度的漂亮女人，送孩子去上学后刚好回到家。她给我泡了一杯咖啡，“卢旺达货。”她自豪地说。我们坐在一张巨大的皮沙发上，旁边是一台厨房壁龛中的大电视，从这里可以看到院子，一个烧烤帐篷，贴了瓷砖的游泳池的远端还有一个小花园。卢旺达女佣和墨西哥保姆的遥远的声音在更远处房间的大理石地面和天花板之间回响，詹妮说：“和我公公一样，我们都是最后才听到那些说法的。他在扎伊尔待过，在赞比亚也待过，一个难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卢旺达退休，然后安度晚年。之后他来到这儿，忽然间他们说他杀了人。你是知道卢旺达人的，卢旺达人会疯狂地嫉妒别人。你要是很有钱或很健康，卢旺达人就不喜欢你。”

詹妮自己的父亲是胡图族，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并在1973年被竞争对手杀害。她的母亲是图西族，1994年，她几乎是在被杀害的边缘侥幸获救，现在还住在卢旺达。“我们这种混血儿既不恨图西族，也不恨胡图族。”詹妮说。这是一个不准确的概括，许多混血儿都被当作胡图族杀了，或者被当作图西族杀了，但詹妮一直背井离乡，她解释说：“大多数住在美国的卢旺达人都像我的丈夫一样，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他们都会根据自己的家族情况来选择立场。如果有人说你哥哥杀了人，那你就要站在他那边。”她似乎并没有完全掩饰自己对那位牧师公公的想法。她说：“他是个即使在你杀鸡的时候也不愿看到鸡血的人，但任何事都有可能。”

中午之前，恩塔基医生打电话给我们提了一个新方案：我们一起到拉雷多乡村俱乐部吃午饭。然后他们的家庭律师拉扎尔·格尔扎—贡戈拉（Lazare Gorza-Gongora）也来了。他衣冠楚楚，举止文雅，非常直率。他说他不准备让牧师跟我谈话。“这些指控是无耻的、骇人听闻的，完全是毁灭性的，”他气定神闲地说，“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个老人的晚年却处于危险之中。”

恩塔基医生是一个胖胖的、爱唠叨的人，有一双醒目的鼓眼睛。他戴着一块孔雀石劳力士手表，穿着一件带有显眼的手缝衣领的白衬衫。当他开着一辆（定制得感觉像一间客厅，还配有电视的）雪佛兰萨博班送我和格尔扎—贡戈拉去乡村俱乐部时，他带着极大的兴趣说起了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心内直视手术的各项准备工作。恩塔基医生自己就负责心脏病患者的静脉滴注工作，接着他说出了和他妻子一样的看法：对他父亲的所有指控都是典型的卢旺达式阶级嫉妒和怨恨的产物。“他们觉得我们有钱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说，“他们没法接受。”他跟我说他的家族在基布耶拥有500英亩的土地，在卢旺达有咖啡和香蕉种植园，还有很多牛，“以及所有那些卢旺达的好东西”，他说：“他是一位父亲，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医生，另外两个在国际金融机构工作。这是一个在1960年还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学士学位的国家。这当然会让所有人都憎恨他，想毁了他。”

我们边吃东西，边俯瞰着高尔夫球场。恩塔基医生对卢旺达政治侃侃而谈。他没有用“种族灭绝”这个词；他说的是“混乱，混乱，混乱”，所有人都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他说是图西族先动手的，是他们谋杀了总统。我提醒他，没有证据表明图西族和暗杀事件有关；事实上，种族灭绝是胡图族极端主义者们精心策划的，他们在总统死后一小时内就发动了这场屠杀。恩塔基医生不理会我。“如果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Kennedy）在这个国家被一个黑人暗杀了，”他说，“美国人肯定会杀掉所有的黑人的。”

格尔扎—贡戈拉看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荒谬的话，他打破了沉默。“你说‘消灭’，你说‘有计划地’，你说‘种族灭绝’，”他跟我说，“这只是个理论。我觉得你大老远跑到拉雷多来就是想把我的客户当成这个理论的有力证据。”

不，我说，我来是因为一个神职人员被指控谋杀了自己一半的会众、同一教派的人，只因为他们生来就被称作图西族。

“证据是什么？”格尔扎—贡戈拉说，“目击者？”他咯咯地笑起来。“任何人都可以说他们看到了任何东西。”

恩塔基医生接着又说，他发现了一个阴谋：“目击者都是政府的工具。如果他们不说新政府想要他们说的话，他们就会被杀。”

不过恩塔基医生说，尽管律师给出了建议，但他的父亲很关心自己的名誉，他希望和我谈谈。

“牧师认为沉默看起来就好像有罪，”格尔扎—贡戈拉说，“但沉默是为了和平。”

离开了乡村俱乐部，我问恩塔基医生有没有怀疑过他父亲的清白。他说：“当然，但……”他顿了一下，“你有父亲吗？我会赌上我的所有为他辩护。”

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是个沉着冷静的人。他坐在恩塔基医生家客厅的一把靠背椅上，把搁在腿上的马尼拉纸文件夹紧紧攥着，头戴一顶灰色的帽子，遮住了灰白的头发，身着灰色的衬衣，黑色的背带，黑色的裤子，黑色的方头鞋，戴着一副方形的金属边框眼镜。他讲的是卢旺达语（Kinyarwanda），他自己国家的语言，由他儿子翻译。他说：“他们说我杀了人，8000人。”这个数字比我以前听到的任何数字都高出四倍，牧师的声音充满了愤怒的怀疑。“这是百分之百的纯粹的谎言。我没有杀任何人，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去杀任何人。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牧师解释说，当“混乱”在基加利开始时，他认为不会发展到穆格内罗，当图西族开始去医院时，他声称必须问问他们为什么。他说，大约一个星期后，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难民，“事情开始变得有点怪异”，所以牧师和他的儿子杰拉德开了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但就在这时，有两个警察过来保卫医院了。他说：“我们没有开过会，因为他们也没理会我们就直接干了。”

然后，在4月16日周六早上7点，医院那两个警察来到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家里。“他们给我带了一封医院那儿的图西族牧师们写的信，”他说，“一封是给我的，另一封是给市长的。我读了给我的那封。这封信上说，‘你知道他们正在秘密谋划，他们想杀掉我们，你能否去找市长，求他保护我们？’”恩塔基鲁马纳看了这封信后，就去找市长查尔斯·西库布瓦卜。“我告诉他图西族牧师们给我的信里写了什么，然后又把另一封信给了他。市长跟我说：‘牧师，现在没有政府了，我也没有权力了，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很震惊，”恩塔基鲁马纳继续说，“我回到穆格内罗，让那两个警察去给牧师们带个口信：‘我什么都做不了，市长也说他无能为力了。’”然后恩塔基鲁马纳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其他“想要躲起来”的人开车离开了城镇，去了吉西塔，这里是西库布瓦卜市长所在的城市，很多带伤去穆格内罗的难民就是在这里受伤的。“吉西塔，”他解释说，“已经把人都杀了，所以那里很平静。”

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说他在4月27日之前都没有回过穆格内罗。“所有人都埋了，”他跟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那之后，他说：“我哪儿都没去，就待在我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次，那天我去了卢瓦马塔姆，因为我听说有些牧师也死在那儿了，我想去看看，哪怕能救他们的一个孩子也好。但我发现救不了了，他们都是图西族。”

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自封为图西族的大救星。他说他给他们提供工作和避难所，鼓动他们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管理层待在一起，他抬起他的下巴说道：“我活了这么久，在我一生中，我最想帮的就是图西族。”他不明白图西族怎么这么忘恩负义地控告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他说。

恩塔基鲁马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上帝更伟大”，牧师告诉我，“我想我现在比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上帝”。他说。“当我看到在卢旺达发生的事情，我非常伤心，因为政治败坏了，很多人都死了。”他的语气听起来并不悲伤，倒有些疲惫、烦躁和愤慨。“仇恨是罪恶之果，而当耶稣基督降临，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都带走。”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所有事都是一团混乱。”

“他们说是你组织的屠杀。”我提醒他。

他说：“没，没，没，没。”

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穆格内罗被杀的那七名图西族牧师给他写的那封信的准确内容。他打开腿上那本文件夹。“这里。”他说着拿出一封手写的原稿，以及一份译本。他的儿媳詹妮把这些文件用传真机给我复印了几份。恩塔基医生想喝杯酒，他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格尔扎—贡戈拉律师则告诉我：“我是一直反对跟你进行这场会面的。”詹妮把信交给我，上面标注的日期是1994年4月15日。

我们亲爱的领袖，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

您好！我们希望在我们面对的所有这些问题上，您都能够保持坚强。我们想要告知您，我们听说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所以我们请求您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出面调停，并和市长谈一谈。上帝委派了您来做这支羊群的领袖，我们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这些图谋是不会得逞的。您的干预将受到我们的最高致意，就像犹太人被以斯帖[5]拯救时那样。

我们向您致敬。

这封信是由以下牧师签署的：埃策希尔·塞姆格什（Ezekiel Semugeshi）、伊萨卡·鲁康多（Isaka Rucondo）、塞特·鲁万亚布托（Seth Rwanyabuto）、艾列泽·塞罗姆巴（Eliezer Seromba）、塞特·塞比赫（Seth Sebihe）、哲罗姆·加克瓦亚（Jerome Gakwaya），以及艾泽基亚斯·兹基林斯胡提（Ezekias Zigirinshuti）。

恩塔基医生陪我走到我的车前。在车道上，他停下来跟我说：“如果我父亲真的犯了罪，那即使我是他儿子，我也要说他应该受到检举。但我一点也不相信这回事。”

在我们见面的24小时之后，伊利扎班·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坐上了他的车，在35号洲际公路上向南驶向墨西哥。对那些正在跟踪他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说，他的驾驶显得飘忽不定，加速，减速，换车道，然后又突然加速。在离边境几英里的地方，他们迫令其停车并将他关押起来。这次逮捕行动几乎完全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几天后，在科特迪瓦（Ivory Coast），恩塔基鲁马纳牧师的儿子杰拉德医生也被逮捕，他很快被转移到联合国法庭。但牧师有美国绿卡及其赋予的权利，他雇用了专门为政治上的棘手案件做辩护的前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为律师，以抗拒对他的引渡。克拉克特别指出，将牧师或任何人交给联合国法庭，这对美国来说都是违反宪法的，联邦地区法院主审这一案件的法官马塞尔·诺特森（Marcel Notzon）同意了这一主张。1997年12月17日，在被拉雷多市监狱收押了14个月后，恩塔基鲁马纳牧师被无条件释放，之后他的自由人身份保持了九个星期。联邦调查局探员再次逮捕了他，在未决上诉期间等待诺特森法官的决定。

当我听说恩塔基鲁马纳牧师已经及时回到家过圣诞节时，我回顾了一下我在穆格内罗写的日记。在我和那些幸存者们会过面以后，我忘了，我的翻译阿斯尼（Arcene）曾经请我和他一起去医院的附属教堂，那里有很多人被害；他想对那些埋葬在附近的集体墓地中的死难者致以敬意。我们静静地站在只有长椅的空教堂里。在圣坛下的地面上放着四口纪念棺椁，披盖着白色的被单，上面绘着黑色的十字架。阿斯尼说：“做这些事的人，不懂国家的概念。国家是什么？人是什么？他们不懂。”

要当心那些说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人。他们马上就要扔回旋镖了，你可得把钢盔拿好了。

——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