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当第二共和国逐渐演变成一种极权主义的体制，感到失望的就不只是图西族了，通过这一体制，哈比亚利马纳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宣布自己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可笑的99%的选票。总统的随从绝大部分都是从他西北部的根据地抽调上来，而南部的胡图族则感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在农民群众中，胡图族几乎和图西族一样一直在遭受压迫，哈比亚利马纳恢复了曾被鄙弃的强制公共劳动的殖民地制度后，他们的处境就越发艰难。当然，正如无处不在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党的执行者所要求的那样，每个人都在歌颂总统的大众游行政治“秀”中吟唱起舞，但这种强制性的公民欢呼并不能掩盖卢旺达大部分地区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情绪。尽管在哈比亚利马纳任职期间，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卢旺达人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总统及其亲信已经变得非常富有。

在卢旺达人的记忆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与其他大部分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相比，卢旺达对外国的援助捐赠者来说就是一座伊甸园。基本上你走到这片大陆的其他地方，你都会看到“冷战”势力的代理独裁者们通过掠夺和杀戮来进行统治，而那些高喊着反帝口号的叛乱分子又让白人开发人员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误解。卢旺达是宁静的，或者说，像西北部的火山一样，处于休眠状态。这里有完善的道路，很高的教堂礼拜出席率，很低的犯罪率，以及稳步提高的公共医疗和教育水平。如果你是一名有外国援助预算任务的官员，你的职业成功主要取决于你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时提交的令人愉快的统计报告，而不是依靠谎言或添油加醋的话，那么卢旺达就是你的最佳选择。比利时把资金投入这个老根据地；法国也一直渴望扩张它在非洲的新殖民帝国——法语国家组织[12]，该组织已于1975年开始向哈比亚利马纳提供军事援助；瑞士向卢旺达提供的发展援助比向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提供的都多：华盛顿、波恩、渥太华、东京和梵蒂冈都把基加利列为最受欢迎的慈善捐助对象。山区里遍布着年轻的白人工作者，尽管他们是无意识地，但的确为哈比亚利马纳赢得了更大的荣耀。

然而在1986年，卢旺达出口的主要产品——咖啡和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一落千丈。剩下唯一好赚的钱都是从骗取外国援助项目中得来的，那些在哈比亚利马纳羽翼下出人头地的西北人之间的竞争也由此愈加紧张。在类似于黑手党这样的犯罪集团中，如果一个人已经投身于黑帮的逻辑和行动之中，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黑帮的一员。这种观念是卢旺达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座由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所构成的紧密的金字塔，是这个不断变换的政权唯一未曾改变的部分。每座山都有一位酋长，每一位酋长都有他的副手以及他下面的小头目：这种尊卑秩序从最小的社会单元，一直延伸至最高的中央权力机关。但是，如果姆瓦米或者现在的总统从根本上支配了卢旺达，那么又是谁在支配他呢？20世纪80年代末，一伙西北部的人通过控制半国有企业以及全国发展革命运动的政治机构和军队，把卢旺达变成了他们意志的工具，随着时间推移，总统本人的立场已更像是一个地区权力的代言人，而非总统本应有的立场。

从卢旺达的国家广播电台和胆小如鼠的报刊上，人们很难猜到哈比亚利马纳并不能完全主宰他自己的公共形象。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总统的出身不值一提，他甚至可能是一个扎伊尔或乌干达移民的孙子，但他的妻子阿加特·堪齐嘉[13]则是大人物的女儿。阿加特夫人，一个喜欢在巴黎疯狂购物的伟大教徒，是权力的幕后操纵者：是她的家人和亲信将他们的光环赋予了哈比亚利马纳，他们为他搜集情报，偶尔还要为他干些暗杀的勾当，到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财政开始紧张的时候，也是“夫人家族”（le clan de Madame）在外国援助中获利最丰。

不过这当中还有好多事情是你们现在就应该了解的，所以请允许我稍稍离题一会儿。

1980年秋，博物学家戴安·弗西（Dian Fossey）在卢旺达西北部山区对山地大猩猩的习性进行了13年的研究之后，她回到康奈尔大学完成自己的著作。她和康奈尔大学的约定中有一条是要求她去教一门课，而我就是她的学生之一。有一天，在上课前，我发现她又陷入她惯有的阴郁情绪之中。她刚刚抓到清洁女工把她的“弗西专用”梳子上的头发清理掉了。我印象很深：一个清洁女工，还是这样一个勤奋的、触发了我这个大学生想象力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女工，弗西却和她吵了一架，甚至可能把她解雇了。她告诉我，在这件事上，她的头发，包括剪下的指甲都必须由她自己处理。烧掉是最好的，虽然用抽水马桶冲掉也可以。因此，清洁工是个冤大头：弗西实际是在生自己的气。把头发像那样留在梳子上是很不好的习惯：任何人都能拿走它，并对她施咒。我当时还不知道弗西在卢旺达被很多人叫作“巫婆”。我说：“你真的相信这种骗人的把戏？”弗西反驳道：“在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要是不信，那我早就死了。”

五年过去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戴安·弗西在卢旺达被人杀害了。有人用砍刀杀了她。很久以后，在卢旺达进行了一次审判，过程很蹊跷：一名卢旺达被告人在上庭做证前被发现吊死在牢房里，弗西的一名美国助理研究员缺席审判，但其被判有罪并判处死刑。案子结了，疑团却未解开。很多卢旺达人仍然相信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的一个表亲或姻亲是谋杀的幕后真凶；他的动机据说与黄金和毒品走私活动有关，或者也可能和弗西的研究站附近国家公园里的大猩猩偷猎活动有关。这一切都疑云重重。

当奥黛特跟我说到她和哈比亚利马纳的安全主管之间关于恶魔问题的谈话时，我想到了弗西。权力是极其复杂的，如果有权势的人相信恶魔，那最好不要嘲笑他们。卢旺达的一名联合国新闻官给了我一份大屠杀后，他在哈比亚利马纳家的废墟中捡到的文件复印件。（在总统的财产中，纪念品收集者们还发现了一部希特勒《我的奋斗》的电影版，包裹上绘着一幅偶像化的元首肖像。）这份文件汇编了一位被称作“小鹅卵石”的天主教预言家在1987年发表的预言，这位预言家声称自己可以直接与圣母玛利亚交流，并预言了即将到来的荒凉和时间的尽头。“小鹅卵石”对未来几年的预言，包括共产党企图占领梵蒂冈、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内战、一系列的核爆，还包括北极的一个俄罗斯反应堆使平流层上形成了一个冰盖，挡住了太阳，并导致了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死亡；此后，地震将使所有的国家消失，而饥荒和瘟疫会消灭很多一直在挣扎求生的人。最后，在一次全面的核战争和三天的黑暗之后，“小鹅卵石”保证，“耶稣基督将在1992年的复活节回到地球”。

我不敢说哈比亚利马纳有没有看过这个预言，只不过我发现它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的家庭，它的精髓非常接近于那些让他那位有权有势的妻子着迷的观点。在卢旺达的中心附近，有一座名叫基贝霍（Kibeho）的山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非常有名，因为圣母玛利亚时常在那里显现，并且还能做出一些针对当地的预言。在卢旺达这个非洲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至少有65%的人口是天主教徒，15%是新教徒），基贝霍的各种预言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天主教会针对这个情况成立了一个官方的“科学调查委员会”，并宣称这些预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基贝霍成了一大景观，朝圣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而阿加特·哈比亚利马纳夫人则是这里的常客。在基加利主教文森特·恩森吉尤姆瓦（Vincent Nsengiyumva，他本人也是全国发展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的积极成员）教士的鼓励下，阿加特夫人经常带着几名基贝霍的预言者一起出国旅行。这些年轻女人和圣母之间的对话曾被多次报道，但在圣母玛利亚传达的信息中，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圣母一再断言卢旺达不久就会沐浴在鲜血之中。“那些消息是在向卢旺达宣告灾祸，”奥古斯丁·弥撒戈（Augustin Misago，他曾是基贝霍教会委员会的成员）教士跟我说，“哭泣的圣母幻象，人们拿砍刀杀戮的幻象，群山被尸体所覆盖的幻象。”

卢旺达人常常把他们自己描述成非常可疑的人，而且是有理由的。你去卢旺达的任何地方，去私人住宅、酒吧、政府机关或难民营，酒水饮料都是有瓶盖的，而且只能在喝酒的人的眼前打开。这是一种敬畏毒药的习俗。一个敞口的瓶子，甚至一个瓶盖明显松动的瓶子都是不可接受的。玻璃杯也很可疑。和农民们一起喝烈性香蕉啤酒的时候，如果这酒不是瓶装的，而是从一个普通的壶里取出来，或者大家要分享一杯酒时，那么供应者必须先喝一口，就像中世纪宫廷的食物检测者一样，他要证明这酒是安全的。

所谓的投毒故事在卢旺达人口耳相传的历史中屡见不鲜。马克·文森特（Marc Vincent），一位来自布鲁塞尔的儿科医生，20世纪50年代初曾就职于殖民地政府，他发现当地人都认为中毒和巫术是所有致命疾病的根本原因。文森特在他的专著《卢安达—乌隆迪的孩子》（L'enfant au Ruanda-Urundi）中回忆说，他无意中听到一个病得很重的10岁男孩告诉他的父亲：“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弄清楚是谁给我下的毒。”一个8岁的孩子告诉文森特：“是的，死亡是存在的，但是所有死在这里的人都不是普通的死亡，而是巫术造成的。你要是随地吐痰，就会有人带走你的唾液，甚至带走你踩过的尘土。我父母告诉我要小心。”文森特说，这样的观念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当地人眼里到处都是下毒者。”

即使到今天，在小道消息[14]（在街头的传播中不断被扭曲的话语）中，甚或在正规的媒体上，死亡都被解释为隐匿的下毒者所造成的。在没有证据证明或驳斥这些谣言的情况下，对毒药的持久恐惧呈现出了某种隐喻的性质。当死亡永远是敌人造成的，而当权者又自认与神秘主义相一致时，猜忌和诡计就成为生存的工具，而政治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毒药。

所以哈比亚利马纳的妻子对他是有所欺瞒的，至少他的妻子知道世界全面毁灭的那些预言，卢旺达人似乎也都认为她应该知道。在街谈巷议中，阿加特夫人被称为坎乔格拉（Kanjogera），即国王穆辛加（Musinga）的邪恶母后的后继者，卢旺达传奇故事中的麦克白夫人[15]。阿加特夫人的家族是宫廷中的宫廷，被人称作阿卡祖（akazu），也就是小王宫。阿卡祖是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所组成的同心网络的轴心，也是胡图力量的资助者。当总统想越过阿卡祖时，他很快就会受到教训。例如，哈比亚利马纳曾在阿卡祖之外培植了一个亲信，斯坦尼拉斯·马尤亚（Stanislas Mayuya）上校，他非常喜欢马尤亚，但阿卡祖的一个酋长把马尤亚击毙了。持枪歹徒被捕，随后此人和该案的检察官都被杀害。

马尤亚遇刺事件发生在1988年4月。接下来的一年很奇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卢旺达实施一项“结构调整”计划，1989年政府的预算被削减了近一半。同时，税收和强制劳动的需求又在增加。雨水不足和资源管理不善造成了部分地区的饥荒。腐败丑闻的细节被人泄露出来，哈比亚利马纳的几位批评者遭遇了所谓的交通事故，他们被撞死了。为了防止卢旺达的优秀形象在国际援助捐赠者的眼中一落千丈，基加利警察发动了若干次扫黄行动来逮捕“妓女”，逮捕的范围包括所有对当权者不满的女性。内政部纵容一些激进的天主教徒破坏出售安全套的商店。记录下这些恶行的有独立思想的记者都被投进了监狱，随后是失业的闲人，他们被剃去头发，为一项“再教育”计划做准备。

麻烦越多，新的麻烦制造者就越多。反对胡图族的人们开始寻求他们的话语权，他们去游说那些援助拨款占了卢旺达年度预算60%的西方政府，以期获得他们的关注。时机很完美。柏林墙在1989年11月倒塌后（奥黛特也是在这个月被解雇的），在“冷战”中获胜的西欧和北美势力开始要求他们在非洲的扈从政权着手实施民主化。这种做法相当跋扈，但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首席外国资助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会晤后，1990年6月他突然宣布，现在是在卢旺达建立多党制政体的时候了。

哈比亚利马纳对改革的接受明显不是出自真心，这是一种对外国政治高压的妥协，权力公开竞争的前景并没有带来放松和热情，反而在卢旺达引发了广泛的惊恐。众所周知，那些和总统的权力互为倚仗的西北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的。当哈比亚利马纳公开宣布政治开放时，阿卡祖收紧了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镇压的速度与变革带来的威胁成正比，一些主要的改革倡导者因此逃往国外。

此后，1990年10月1日下午，一支自称为“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军从乌干达入侵卢旺达东北部，对哈比亚利马纳政权宣战，同时还提出了一项政治纲领，呼吁结束暴政、腐败以及“制造难民”的种族排斥意识形态。

每一场战争都有其独特之处。胡图力量的反常规性无须过多赘述。“卢旺达爱国阵线”开始入侵时，有50人越过边境，虽然还有数百人紧随其后，但战场显然是划定的：东北部的一片国家公园。如果你想和“卢旺达爱国阵线”战斗，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上前线。但是在10月4日的晚上，也就是入侵行动开始的三天后，基加利和周边地区发生了大量的枪击事件。政府在早上宣布它在首都成功镇压了意图谋反的叛乱者，这是个谎言。枪战是一场骗局，其目的很简单：夸大卢旺达的危险处境，并制造出叛乱者的同谋已经渗透到这个国家核心的印象。

“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为哈比亚利马纳的寡头统治提供了一个反对多元主义的最佳武器：对一个共同敌人的共同恐惧。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逻辑（身份等同于政治），所有的图西族都被认为是“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同谋”，而不同意这一观点的胡图族则被视为热爱图西族的叛徒。哈比亚利马纳一伙人不想进行边境战争，但他们很乐于看到全国性的混乱，这可以作为肃清“内奸”的借口。名单已经准备好了：受过教育的图西族、富裕的图西族和出过国的图西族是首批被捕的对象，而那些被认为与政府步调不一致的知名胡图族也出于各种原因而被逮捕。

奥黛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收到了一位总统副手的电话，这人说：“我们知道你是胡图族，但是因为你妻子的缘故，你和那些图西族很接近。如果你爱你的家人的话，那就让那些图西族写一封信给总统，承认他们勾结‘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叛国行为。”这位副手口授了一份信件的范本。让—巴蒂斯特回答说，他的朋友与“卢旺达爱国阵线”无关，这是真的。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发动袭击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但哈比亚利马纳一再表示，他担心乌干达军队里的卢旺达人在密谋对付他，而“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入侵者中确实有一大批乌干达军队的逃兵。不过只要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随从有这种担心，那无须确凿证据，他们的怀疑本身就可以证明受怀疑的对象就是敌方间谍。

让—巴蒂斯特跟讯问他的人说自己没有接触过那些流亡者。奥黛特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之后他就被孤立了；1990年10月至11月，有将近1万人被捕，但这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比如，被派往医院抓捕奥黛特的就抓错了人。“我当时已经被开除了，”她说，“但我有一个同事和我同名。她是胡图族，她不承认她是我，她比我高多了，但他们说：‘只有一个叫奥黛特的图西族医生。’之后她就被收押并受尽折磨，到1994年，她又因为被误认成图西族而被杀了。”

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内，政府一直在呼吁人民保持冷静。但基加利的假袭击，以及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却传递出了另一层信息。10月11日，在“卢旺达爱国阵线”入侵的十天后，在吉塞尼省的基比里拉（Kibilira）村，当地官员通知胡图族，他们本月的共同劳动任务中还包括要与图西族作战，而这些图西族至少已经和他们和平相处了15年。胡图族唱着歌、打着鼓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屠杀持续了三天；约350名图西族人被杀，3000人逃离家园。对那些记忆力远不及奥黛特的人来说，基比里拉的大屠杀就是种族灭绝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