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出生以来的故事？”奥黛特·尼拉米利莫（Odette Nyiramilimo）说，“你真的有时间听吗？”

我说，我有时间。

她说：“我1956年出生于吉塞尼省的基努努（Kinunu，Gisenyi），所以那场种族屠杀开始时我才三岁。我记不太清了，但我的确看见一群拿着砍刀的人从对面山上下来，我还看见好多房子着火了。我们带着牛跑到灌木丛里，在那儿待了两个月。所以当时除了牛奶，没有别的可吃。我们的房子都烧没了。”

奥黛特身体前倾，笔直地坐在一张白色的塑料草坪椅上，双手放在我们之间的空荡荡的白色塑料桌上，她的丈夫在打网球；她的几个孩子在游泳池里戏水。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基加利的体育俱乐部（Cercle Sportif），那里可以闻到烤架上烤鸡的香味，听见游泳者拍水的声音，看到网球落地造成的斑痕，还有九重葛的俏丽光彩从花园围墙上四溢而下。我们坐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奥黛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白衬衣，脖子上戴着一条有吊坠的细金项链。她语速很快，坦率地讲述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重建的房子，”她说，“但在196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看着我的父亲，衣着考究，好像是准备过某个节日，还穿着白包布。他走到路上，我和其他孩子在一起，然后他说：‘再见，我的孩子们，我要死了。’我们都哭了。‘别哭，别哭，’他说，‘你们没看到一辆吉普车从路上经过吗？你们的舅舅们都被抓上车了，我不会等着他们来猎杀我的，我就在这儿等着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们不停地哭，劝他别去死，虽然其他人都被杀了。”

卢旺达的图西族就是这么数着年过活的：以一种跳房子的方式——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等，有时在他们不觉得恐惧的时候，会跳过好多年直接穿越到1994年；有时则会放慢速度，度日如年。

卡伊班达总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乏味的领袖，他离群索居的习惯暗示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煽动胡图族杀死图西族是他认为能够保持革命精神的唯一方法。这种大众暴力的借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流亡的图西族保皇党武装组织时不时地会对卢旺达发动突袭。这些游击队员是最早被称为“蟑螂”的人，他们也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的行踪不定和他们不可粉碎的信仰。他们的攻击火力不足且时断时续，但胡图族报复图西族平民时却总是迅速而广泛的。这是共和国早期的一个罕见时期，当时图西族还没有因纵火和谋杀而流离失所。

最戏剧性的一次“蟑螂”入侵发生在1963年圣诞节前的几天。一个几百人组成的图西族游击队从布隆迪的一个基地潜入卢旺达南部，在被比利时人指挥的卢旺达部队歼灭之前，他们已经推进到离基加利不到12英里处。政府不满足于这次胜利，他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并指派了一名部长组织胡图族“自卫”部队，任务是完成“清理丛林”的“工作”，这意味着要杀死图西族并摧毁他们的家园。联合国在布塔雷雇用的一位名叫维耶曼（Vuillemin）的教师在《世界报》（Le Monde）上描述了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的大屠杀，说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种族灭绝”，他指责该国的欧洲援助工作者和教会领袖们冷眼旁观，相当于是这场政府支持的大屠杀的同谋。在1963年12月24日至28日之间，维耶曼报道说，组织有序的屠杀仅在南部的吉孔戈罗省就造成多达1.4万名图西族死亡。虽然受过教育的图西族男人是主要的受害者，他写道：“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和儿童也被狼牙棒或矛击倒。受害者常常被脱掉衣服后扔进河里。”幸存的图西族跟随大批的早期难民流亡海外，到1964年年中，多达25万的图西族逃离了这个国家。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爵士将那年卢旺达的事件描述为“自从纳粹灭绝犹太人以来，我们有目共睹的最恐怖的、有组织的大屠杀”。

在奥黛特的舅舅们被押走杀掉之后，她父亲雇了一辆卡车想把家人带到刚果去。但这是一个大家庭——奥黛特的父亲有两个妻子；她是他18个孩子中的第17个；还有她的祖父母、姻亲、姑姑、堂兄弟、侄子和侄女。这个大家庭有33个人，但卡车太小了，她的一个祖母上不去。于是她父亲说：“我们就待在这儿等死吧。”于是，他们就留下来了。

奥黛特的家族几乎就是基努努剩余的全部图西族人口。他们在山上和牛一起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还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一个村议员给他们提供了保护，他走到奥黛特的父亲身边说：“我们喜欢你，我们不想你死，所以我们要把你变成胡图族。”奥黛特想不起这是怎么做到的。“我父母在他们的余生中从未提过这件事，”她跟我说，“这有点丢人，但我父亲还是拿了那个身份证，做了两年的胡图族。然后他就因持有伪造的身份证而被传讯了。”

到1966年，流亡的“蟑螂们”解散了他们倒霉的部队，他们已经厌倦了在每次袭击后都看到图西族被屠杀。卡伊班达对自己作为胡图族姆瓦米的地位充满信心，他认识到过去殖民地的官方歧视模式阻碍了失去权力的部落进入教育、公共就业和军队等领域的机会，而这可能是控制害虫——让图西族无法翻身的最充分有效的办法。为了增加多数人的权力比例，他们在人口普查数字上做了手脚，以便使图西族仅占人口的9%，而他们的机会也相应地受到限制。但即便胡图族垄断了权力，含米特神话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在卢旺达的新胡图族精英中，一种深层的、近乎神秘的自卑感依然存在，他们给图西族竞争少数职位的配额制强加了一个额外门槛，即一种精英的逆淘汰机制：那些得分最低的人比那些表现出色的人更受青睐。“我有一个姐姐在我们班上总是得第一名，我最多是第十名，”奥黛特回忆说，“但当他们宣读那些被中学录取者的名字时，我的名字上榜了，我姐姐却没有，因为我没那么聪明，也没什么威胁性。”

“然后就是1973年了，”奥黛特说，“那时我已经离开家，去了尚古古省的一所师范学校（在西南部），一天早上，当我们正在吃早饭准备去做弥撒时，他们把窗户和门都关了。然后另一所学校的一些男孩来到餐厅，把桌子围了起来。我浑身发抖。我记得我嘴里还有块面包，咽都咽不下去。男孩们大声喊道：‘起来，图西族，所有的图西族都站起来。’有个男孩是我家那座山上的，我们一起上的小学，他说：‘你，奥黛特，你坐下，我们知道你一直是胡图族。’然后另一个男孩走过来，拉着我的头发说：‘看这个头发，我们就知道你肯定是图西族。’”

头发对约翰·汉宁·斯皮克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当他认定一个国王是含米特优等种族的一员时，斯皮克宣称他是“来自阿比西尼亚的大卫王的后裔，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直”。国王荣幸地说，是的，有一个故事，说他的祖先“曾经是半白半黑的，白色一边的头发是直的，黑色一边的头发是卷的”。奥黛特身材并不高大，也不算瘦，在“鼻子指数”上她大概也是卢旺达人的平均水平。但这就是斯皮克——这个在一次“狩猎事故”中开枪自杀的人——在百年后留下的遗产，一个卢旺达男孩折磨奥黛特，只因为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成柔和的波浪形。“而且，”她接着说，“学校的校长，一个比利时女人，她对我说：‘是的，她是第一等的图西族，带她走吧。’所以，我们就被赶走了。没有人被杀，一些女孩脸上被吐了唾沫，还被迫跪着走路，有的被打了。然后，我们就步行离开了。”

整个卢旺达，图西族学生都遭到了殴打和驱逐，他们当中很多人回到家就发现自家的房子已被烧毁。这次的动乱是布隆迪的一些事件引起的，如果透过一面血腥的镜子去看，布隆迪的政治局势和卢旺达的政治局势会显得极为相似：在布隆迪，一个图西族的军事政权掌控了权力，胡图族为他们的生命安全感到担忧。1972年春，一些布隆迪的胡图族想要发动叛乱，但很快就被平定了。然后，军队以恢复“和平和秩序”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清除受过教育的胡图族的运动，其中许多未受过教育的胡图族也遭杀害。这次布隆迪种族灭绝的狂热超过了以往在卢旺达发生的所有事件。1972年春，布隆迪至少有10万名胡图族被杀害，至少20万人逃离家园成为难民，其中许多人逃往了卢旺达。

布隆迪难民的涌入，让卡伊班达总统想起了种族对立的力量可以激发公民精神。卢旺达正陷于贫困和孤立之中，需要一个推动力。因此，卡伊班达要求他的军队参谋长、少将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énal Habyarimana）组建公共安全委员会。这再一次提醒了图西族，多数种族的统治在卢旺达意味着什么。这次死亡人数“只是”相对较少，因为卢旺达人统计出的人数只有几百人，但至少有10万多名图西族因逃离卢旺达而成为难民。

当奥黛特说到1973年时，她没有提布隆迪，也没有提到卡伊班达的政治命运，或大规模的出逃。她对这些情况没有印象。她执着于自己的故事，这就够了：一天早上，她嘴里还塞满了面包的时候，她的世界又一次崩溃了，只因为她是图西族。“我们六个女孩被赶出了学校，”她跟我说，“我被开除了，然后我们就走了。”三天之后，她们走了50英里来到基布耶。奥黛特在那里有亲戚——“我姐夫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胡图族人”。她想，自己应该会和他们待在一起。

她说：“这个男人是做磨刀生意的。我看到他在家门前的磨刀石边。起初他不理我。我想他是喝醉了吗？他没看见是谁站在这儿吗？我说：‘是我，奥黛特。’他说：‘你怎么在这儿？这时候你应该在学校吧。’我说：‘我们被开除了。’然后他说：‘我不给蟑螂提供庇护。’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姐夫的姐姐走了过来，她拥抱了我，然后”——奥黛特把双手搭在头上，然后又在胸前做劈砍的动作——“他很粗暴地分开了我们”。她看着姐夫的姐姐伸出的手臂松开了。然后她笑了，说：“1982年，我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基布耶医院，我的第一个病人就是这个人，这个姐夫。我没法面对他。我浑身发抖，然后我不得不离开病房。我丈夫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我告诉他：‘我没法治疗这个人。’他病得很严重，我发过誓，但……”

在卢旺达，一个被当成蟑螂赶走的女孩以女医生的身份回归的故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性的故事。奥黛特就是这么说的。1973年，她姐夫拒绝了她之后，她继续步行回基努努的家，但她发现父亲的房子已经空了，而旁边一栋房子也被烧毁了。这家人藏在灌木丛里，在他们的香蕉树间露宿，奥黛特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在7月，主持大屠杀的哈比亚利马纳少将罢黜了卡伊班达，宣布自己成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并呼吁暂停对图西族的袭击。他说，卢旺达人应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信息很明确：暴力已经达到其目的，而哈比亚利马纳就是革命的完成者。

“当哈比亚利马纳掌权时，我们真的在街上跳起舞来，”奥黛特跟我说，“终于有一个总统说不要杀图西族了。至少在1975年后，我们确实生活在安全之中了，但种族排挤还是存在。”事实上，卢旺达在哈比亚利马纳统治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管控得更严。“发展”是他最喜欢的政治词汇，同时也是被他当作奶牛的欧美援助者们最喜欢的一个词。根据法律，每一个公民都是总统的政党，即全国发展革命运动（MRND）的终身成员，这其实就是一个他行使其意志的无孔不入的工具。根据法律，人们只能待在自己的地方，没有政府的允许，不能改变居住地。当然，对图西族来说，过去的9%的配额制仍然保留。军人严禁与图西族通婚，不言而喻，他们自己也不能是图西族。最终有两个图西族人在哈比亚利马纳的议会中得到了席位，一个图西族人象征性地得到了一个部长职位。就算图西族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也几乎不再抱怨；哈比亚利马纳和他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承诺让他们不受骚扰地生活，这是他们过去无法指望的。

尚古古那所学校的校长不愿让奥黛特重新入学，但她在一所专注于科研的学校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并开始为将来从事医学事业而做准备。这所学校的女校长又是比利时人，但这位比利时人却对她关怀备至，把她的名字从招生簿中划除，还在政府检查员来搜寻图西族时通知她。“这都是些小花招，”奥黛特说，“但其他女孩不高兴了。一天晚上，她们来到我的宿舍，用棍子打我。”奥黛特倒没觉得住得不舒服。“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她说，“校长照顾我，我成了一个好学生——班级第一，然后通过更多的小花招，我被录取到了布塔雷的国家医学院。”

关于医学院的学生生活，奥黛特只说了一件事：“在布塔雷，有次一位内科医学教授走到我面前说：‘多漂亮的女孩啊。’然后他就开始拍我的臀部，还想要和我约会，尽管他已经结婚了。”

记忆就这样从她身上迸发出来，与之前的想法或随后的想法没有明显的联系。然后奥黛特加快了讲述的速度，直接跳到了多年后的毕业典礼和婚姻。然而，有那么一瞬间，她处在性惊吓和不适的难堪时刻的年轻学生形象浮现于我们眼前。这似乎逗乐了奥黛特，但也让我想到了她在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时没有说出的一切。所有无关于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事，她都绝口不提。后来我又在聚会上见过奥黛特几次，她和丈夫既合群又理所当然地很受欢迎。他们一起开了一家私人妇产科和儿科诊所，叫作“好撒玛利亚人”[11]诊所。他们被认为是优秀的大夫和有趣的人——热情、活泼、幽默。他们愉快而深情，彼此之间相处融洽，其他人立刻就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充满激情。但当我们在体育俱乐部的花园相遇时，奥黛特是作为一名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在和一位外国记者谈话。她的主题是毁灭的威胁，而她故事中的舒缓时刻——那些美好的回忆、有趣的轶事、机智的火花，如果有的话，也十分短暂，就像标点符号一样。

对我来说这是有意义的。我们每个人，既能够想象自己是谁，又受制于他人对我们的想象。回首过往，记忆中总会有这样一些分歧的轨迹：那些我们的生活被其他人的看法所明确定义的时刻，以及那些我们能够更自由地想象自己是谁的私密时刻。我自己的父母和祖父母是因为纳粹而成为难民来到美国的。他们的故事和奥戴特的很相似，他们被四处猎杀，只因他们的出身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抑或因为他们服膺于一些对立的政治观点而反抗那些猎杀者。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虽然他们的故事和感受明显不同，但他们对自己生活的叙述都止于他们生命的正中间，也就是在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就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停笔于此。可能是那之后再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感觉如此生动，并且可怕地意识到那些事情并活在其间。但在聆听奥黛特的讲述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其他人把你的生活变成了他们的职责——真的把你的生活当成了一个问题，然后把解决这个问题当成他们的职责——那么你可能就想要好好保护那些时刻，即那些能让你更自由地想象那个唯一的真实而不可侵犯的自己的时刻了。

我在卢旺达遇到的几乎所有的图西族幸存者也是如此。在我追问起他们在长时期阵发性的暴力事件之间的生活故事——家庭故事、乡村故事、搞笑故事，或烦恼的故事、学校的故事、工作，教会、婚礼、葬礼、旅行、聚会或争吵——回答总是含糊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正常生活。不久我就不再问了，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也很残忍。另一方面，我发现胡图族经常主动地回忆起他们在大屠杀前的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戏剧性场面，而这些故事就像图西族幸存者们说的一样，正常：在卢旺达人的讲述中，那不过是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听到的故事的变体。

所以记忆会有精简，就像经历本身一样，当奥黛特提到内科教授把手放到她的臀部上时，她咧嘴一笑，我看到她已忘却了那些被精简的部分，只顾徘徊在自己的记忆中，我感觉我们都对此感到欣慰。那位教授把她想象成多情的人，而她则把这个已婚男人、她的老师想象成一个应该更懂得克制的人。他们都错了，但人们在这些“美好的岁月”和“正常的时代”里看待彼此时是会产生一些不寻常的想法的，毕竟这还不是世界末日。

奥黛特的丈夫，让—巴蒂斯特·加萨西拉（Jean-Baptiste Gasasira）的父亲是图西族，母亲是胡图族，但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而他母亲成功地帮他弄到了胡图族的身份证。“这没能阻止他在1973年挨打，”奥黛特说，“但这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有胡图族的身份证了。”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而且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他们多次出国并专注于医学研究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孩子。“这对图西族来说是个大机会。”他们能出国要得益于他们与教育部秘书长的友谊。

哈比亚利马纳接任总统后，卢旺达比所有邻国都穷得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状况又比这些国家都要好。奥黛特和让—巴蒂斯特被安置在基加利市中心医院工作，他们的生活和卢旺达的顶级阶层非常接近，政府提供住房和汽车，频繁参与基加利精英阶层的社交生活。“我们最好的朋友都是胡图族，各部的部长以及那些掌权的同龄人都是，”奥黛特回忆道，“这就是我们的圈子，但还是有点困难的。虽然让—巴蒂斯特是以胡图族的身份被雇用的，但他的面孔和举止还是像图西族，而且我们都被当成图西族。”

排斥感是很微妙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也会变得越来越直接。1989年11月，一个男人来妇产科病房找奥黛特医生，“他非常不耐烦，坚持要跟我谈谈。他说：‘你得去一趟总统府，去安全局秘书长的办公室。’”奥黛特惊恐万分：她以为他们要询问她的习惯，即偶尔到邻国和欧洲去看望家人和被流放的卢旺达朋友的事。

自1959年以来，流亡的卢旺达图西族及其子女已增长到约100万人；这是非洲尚未解决的最大、最久的难民问题。这些难民中有将近一半住在乌干达。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年轻的卢旺达人加入叛军领袖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的队伍以抗击总统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的专制统治。1986年1月，穆塞韦尼宣布胜利并宣誓就任乌干达总统，他的军队囊括了数千名卢旺达难民。哈比亚利马纳感受到了威胁。多年来，他假装与要求返回卢旺达的难民组织谈判，但他又以本国长期人口过剩为由，一直拒绝让流亡者回家。卢旺达95%的土地都被耕种了，每户平均8个人，依靠不到半英亩的田地生活。不久，穆塞韦尼在乌干达取得胜利之后，哈比亚利马纳干脆宣布卢旺达已人满为患：谈判终止。此后，与难民接触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奥黛特知道哈比亚利马纳的间谍网络有多缜密。当开车去总统府时，她意识到一旦去见流亡者的事情被揭露，她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奥黛特医生，”哈比亚利马纳的安保主管说道，“他们说你是个好医生。”

奥黛特说：“我不知道。”

“你是，”他继续说，“据说你非常聪明。你去了那些你本来无权去的学校读书。但是你最近在医院走廊里说了什么，在哈比亚利马纳总统的兄弟死后？”

奥黛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安保主管告诉她：“你说魔鬼应该带走整个哈比亚利马纳家族。”

奥黛特此时因感到恐惧而颤抖，她笑了。“我是个医生，”她说，“你觉得我会相信魔鬼吗？”

安保主管也笑了。奥黛特回了家，然后在翌日清晨，像往常一样去上班。“我开始查房，”她回忆道，“紧接着就有一个同事跑来跟我说：‘你总是外出。这次你准备去哪儿，比利时还是哪儿？’然后他就带我去看——我的名字从诊室门上和负责的病房门上被划掉了，并且每个人都收到通知说我不再在那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