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生命的意义

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如果要去创造新事物或者打破陈旧，那么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做，不能依靠别人。

人类生活在意义的领域中。我们无法感知抽象的事物，而只能去经历那些对人自身有重要意义的境遇。即使是在最原始的认知中，我们的经验也总是为了符合人类的目标而存在的。比如：“木头”的意义就在于“木头与人的关系”，“石头”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人试图逃避意义，只将自己投入境遇当中，那将是非常不幸的。他会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他的行为对自己或他人都没有用。总体来说，那将是毫无意义的。但没有人可以逃避意义。我们总是通过自身赋予现实的意义来体验现实。因此，我们自然会假设这个意义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未完成，或是不完整的阶段，甚至它永远不会完全正确。意义的王国中也是存在错误的。

如果我们问一个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人可能无法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为这个问题去过多思考或尝试寻求答案。尽管这个问题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且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经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生活是为了什么？生命意味着什么？”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只有当人们遭受失败时才会这样发问。如果一切都顺风顺水，没有艰难的试炼摆在人们面前，这个问题就永远不会被提出来。其实，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提出这个问题并诠释它。如果不听从言语，而是观察人的行为，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对“生命的意义”各有自身的定义，而且所有立场、态度、行动、表达、举止、志向、习惯和性格特征都符合其自身的定义。每个人表现得好像自己可以依赖于对生活的某种特定的解释。在每个人的所有行动中，都隐含着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这就像一个宣告，“我就是这样的，而宇宙就是那样的”。这样就能赋予自己一种意义，也赋予生命一种意义。

对生命赋予的多重意义与人类本身一样多，正如我们被教导的那样，也许每种意义或多或少都有其错误的一面。没有人能拥有对生命意义绝对正确的理解，也可以说，任何能被付诸行动的意义都不是绝对错误的。所有意义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徘徊着。然而，在这些不同的意义之中，我们依然可以意识到一些答案更好，另一些答案很糟糕；有一些错误微小，而另一些错误则有可能铸成大错。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是更好的意义所共享的相同之处，而更糟糕的意义又缺乏了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更为科学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定义，一种有助于我们追求真正意义，能够使我们在有生之年脚踏实地的衡量标准。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真实”意味着忠实于人类，忠实于人类的宗旨和目标。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真实的定义；如果存在另一种对我们毫无影响且我们也不知道其存在的“真实”，那这种所谓的“真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

每个人都要面对3种重要的制约，这3种制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我们是如何应对现实的。所有与人对峙的问题都是这些关系的终点。人必须一直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总是在反问着人；而终极的答案将向我们展示，个体是如何用自己的一生去诠释其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的。

其中一种制约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被称为“地球”的贫瘠的星球上，我们无处可逃。所以，我们必须在地球可以为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其他有限条件下繁衍生息。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我们都需要发展，这既可以保证我们个人在地球上的生存，同时还能确保人类在未来生生不息。这个问题迫使每个人去寻求答案，没有人可以逃避得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回应：它们揭示了我们认为哪些事实是有必要的、适合的、有可能性的，以及这些事实的可取之处。每一个答案都被一些事实限制着，比如“我们属于人类且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人类生理上的弱点和我们所处环境的不安全性，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人类的福祉，我们必须努力地完善我们的答案，使其既有远见又不失延续性。就好像面对数学难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无法通过假设或猜测获得，唯有始终如一地追寻，运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方可达成。我们不会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一劳永逸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尽全力去寻找那个最接近完美的答案。我们必须不停地努力只为了寻求那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个答案必须始终直接适用于一个事实：我们与这个贫瘠的星球——地球，是一体的，我们所拥有的所有好的一切与不好的一切都与其相连。

这样一来，我们又被带入了第二种制约。我们不是人类这个族群中唯一的成员，我们与身边其他的人共同生活。个体的弱点和其局限性使得单独一个人无法在被孤立的状态下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并试图靠自己去解决所有问题，这个人就会走向消亡。这个人无法延续自己的生命，更无法延续人类的生命。因为我们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个体总是要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被束缚的。个人福利和人类福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社会联系。因此，每一个关于人生问题的答案都必须考虑到这种制约，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反映出人类关系的本质，即“我们需要共同生活，若是独自一人就会灭亡”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要生存，那么情绪上就必须与这个问题和目标相协调，如此我们才能继续个人生活，才能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与我们的同伴合作，继续人类的繁衍。

接下来就是我们受到制约的第三种关系：人类有两种性别。若要为保存个体而共同生活就必须考虑到这一事实。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属于第三种制约，无论男女都无法回避。人类在与这个问题对峙时所表现出的行为就是他的答案。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人的行为总是表现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最佳解决方案。

这3种制约设定了3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地球的自然环境限制下找到一个适合生存的职业；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中找到一个位置，以便我们可以共同协作并分享合作利益；如何适应人类具有两种性别，且人类的延续和进步取决于我们的感情生活这个事实。

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生活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归类到职业、社会和两性关系这三大类主要问题中。正是在对这3个问题的回应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揭示出自己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人没有完整的爱情生活，工作上没有任何建树，朋友也很少，且若要这个人与自己的同伴建立联系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从这个人有限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存在，人生缺乏机会且充满失败。从这个人狭隘的生活方式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对于生命的定义是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自我封锁，然后得以毫发无损地逃脱。

假设另一个人在生活中与他人具有一种亲密而广泛的合作关系，而且工作颇有建树，朋友也很多，与其他人的社交广泛且富有成效。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生活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任务，既提供给自己许多机会，也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从他应对生活中所有问题的勇气中可以看出他所持有的观点：生命意味着对他人感兴趣，愿意去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愿意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正是这样，我们找到了所有被误读的“生命意义”以及真正的“生命意义”的共同衡量标准。所有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酒鬼、问题儿童、自杀的人、变态和妓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类人缺乏同理心，对社会鲜有兴趣。他们从不相信职业、友谊和性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局限在私人范围内，没有其他人能够在他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受益，他们的兴趣也只会在自己身上短暂地停留。他们的成功目标仅仅停留在虚构的个人优势上，他们的胜利只对自己有意义。

杀人凶手承认说，当他们拿着一瓶毒药时就觉得手中握有一种权力，但显然这样只是确认了他觉得什么对于自己是重要的，对其他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没有体现他任何的优越感。事实上，个人意义根本不值一提。只有在交流中才有存在意义的可能性。如果一个词只能对某个人产生意义，那么这个词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的目标和行动也是如此，必须从对他人的意义上才能体现出我们的价值。每个人都在为意义的重要性争论，但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意义必须体现在对他人生活的贡献上，那么这类人就会犯错。一个小宗教团体的领袖分享过一则逸事。有一天，她打电话召集了她的会众，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将在下周三来临。她的追随者们对此深信不疑，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产，抛弃了所有世俗的牵绊，兴奋地等待着这场灾难如约而至。然而星期三过去了，没有任何异常事件发生。到了星期四，追随者们打电话向这名女先知寻求解释。“看看我们身处的困境吧，”他们说，“我们放弃了所有的物质保障，告诉身边每个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即使面对他们的嘲笑，我们也并没有气馁，而是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重复着，因为我们知道这则消息绝对可靠。然而星期三已经过完了，这世界依然存在。”“但我的周三并不是你们的周三呀。”女先知辩解道。这也就是说，在个人意义上她确保了自己能应对挑战，这也使得她的个人意义永远不会受到考验。所有真正的“生命意义”的标志是它们有共同的含义——它们是其他人可以分享并接受的意义。解决生活问题的良方除了对自己有用，也可以为他人扫清障碍，所有生活中的寻常问题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成功的解决方案。即便是天才，也仅是被定义为具有最大化的实用性价值。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被认为对他人有重要影响的时候，我们才称其为“天才”。在这样的生活中，生命的意义将永远意味着“为整体做出贡献”。

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并不是职业的选择。我们并不关注职业，而是关注在职业中所获得的成就。在生活中遇到问题也能自如应对的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他人感兴趣并乐于合作，这一切完全都是自发的行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受同伴们的兴趣所引导，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试图化解冲突、解决矛盾。或许，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他们可能怀疑我们对生命意义的定义是否真的应该是对他人的贡献，对他人感兴趣并乐于合作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或许会问：“这个人自己怎么办？如果他总是在考虑其他人并为他人的利益服务，那他自己的利益是否会遭受损失？至少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他们想要获得长远的发展，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为自己考虑一下。”我们中是否有人需要学习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加强自己的个性呢？首先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一个人赋予生命的意义就是希望去做贡献，如果他所有的情绪都是针对这个目标而设定的，那么他很自然地就会把自己置于可做出最佳贡献的状况中。他会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目标，他将训练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练习以便于掌握这项技能。只要确定了目标，与之对应的训练也将随之而来。久而久之，他就会预备好去解决生活中的那三大难题并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让我们以爱情和婚姻为例，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伴侣感兴趣，如果我们正在努力丰富与伴侣之间的生活，我们当然会倾其所有。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在真空中发展个性，而不需要以奉献自我作为目标，我们只会让自己变得专制和不快。

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今天，若是回顾一下从祖先那里继承到的遗产，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耕地、道路和建筑，这些让人们生存下来的一切都来源于祖先对人类生活的奉献。还有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处理不同人生境遇的技巧，这一切都是那些为人类福祉做出贡献的祖先留下的。那么其他人呢？那些从不与人合作，认为自己可以给予生命其他意义的人做了什么？那些只关心“我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死只能证明他们的一生都是徒劳，就好像地球对那些人说：“我不需要你。你并不配拥有这一生。你的奋斗目标没有未来可言！让那些被你视若珍宝的价值观、思想和灵魂都一同随你去吧！没有人需要你，当你死去后，那和你有关的一切也就消失了。”对那些从不合作而将生活赋予其他意义的人，其最终的论断总是诸如“你没用、没有人想要你、离开吧”这一类。当然，在我们现有的文化中也可以发现许多不完美之处。我们发现有弊病的地方就是需要我们改变之处，而改变必须始终是为促进人类福祉而存在的。

有些人一直都理解这个事实，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是要对整个人类感兴趣，并试图发展对于社会的兴趣和爱。在所有的宗教中，我们都发现了对人类得救的关注。在世界所有伟大的运动中，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增加社会利益，宗教是众多努力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宗教经常被误读，除非在这项共同任务中对其进行更加密切的应用，否则很难看出他们是如何做出比现在更大的贡献的。个体心理学以科学的方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提供了可实现的技术。我相信它会向前迈进一步。也许科学通过提高人们对全人类福祉的兴趣，将能够比其他政治或宗教运动更接近目标。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问题，但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对他人的兴趣。

既然将生命赋予意义就像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寻求守护天使的同时也会遇到恶魔一样，那么理解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了解各种含义之间的不同，以及在寻求过程中出现错误的时候该如何去纠正，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心理学的范畴，它与生理学或生物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心理学可用于理解意义对于人类福祉的用处，以及心理作用是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和人类财富的。

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开始了对这种“生命意义”的暗中摸索，即使是婴儿也在努力地探索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的力量将在这一生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个孩子在5岁以后就已经形成了固定而明确的行为模式，遇到问题和挑战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他们已经解决了自己最深层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构想，即对于世界和自我的期待。从彼时起，他将通过一种稳定的认知方案去看待这个世界。经验总是先被演绎出来才能被接受，并且这样的演绎总是符合生命被赋予的原始意义。即使这个意义是严重错误的，即使遇到的问题和任务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不幸和痛苦，我们也无法轻易放弃。被放入生命意义中的错误只有通过重新考量当时做出错误定义的情形，识别出错误并修改认知方案才能被纠正。也许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人可能会被错误的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强迫去修正他赋予生命的意义，并可能因此而成功地完成自我的转变。然而，如果没有一些社会压力，或者他没有发现错误而是继续采用原有的方式，他必然会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修正最好在理解这些意义的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进行，这些专业人士可以在一开始就发现原始错误并能协助当事人提出更适合的方案。

让我们简单地说明一下不同童年的不同表现方式。童年时期的不愉快经历可能会让人给生命赋予相反的意义。每一个背后有着不愉快经历的人都不愿再重复那段时光，除非告诉他这样的重复有利于在将来进行补救。一种人会觉得：“必须努力消除这种不幸，并确保下一代能被更好地对待。”另一种人会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其他人总是能得到最好的。如果这个世界对我不好，凭什么我要好好待它呢？”正是因为这样，有些父母会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我小时候也遭受过同样多的痛苦，我不也扛过来了，你为什么做不到？”第三种人会觉得：“因为我童年不幸，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被原谅。”这3种人不同的诠释证明了，除非改变自己的思想，否则其行为是永远不会变的。正是在这里，个体心理学突破了这一理论的定论。成功或失败并不是由经验所决定的。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那些经历中的突发事件，即所谓的创伤，而是我们编造出来以便符合自身目标的动机。我们对经历所赋予的意义是由自己决定的，当我们将特定的经历作为我们未来生活的基础时有可能会出现错误。意义不是由境遇决定的，但我们会通过那些赋予境遇的意义来定义自己。

然而，一些孩子在童年时期，由于某些特殊情况会对生活的意义产生错误的定义。其中第一种就是那些有器官缺陷、被疾病困扰或从婴儿期就体弱多病的孩子。这些孩子本身的压力就很大，除非他们身边有人能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自身转移到他人身上，否则他们自身的感受总会占据主导地位。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因为将自己与周围人相比较而变得灰心丧气。在我们现处的文明中，他们的自卑感很可能会因其受到同伴的怜悯、嘲笑或孤立而变得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自暴自弃，失去可以在与他人共同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希望，并认为自己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耻辱。

我是对那些器官发育不全或内分泌异常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做过研究的人。这个科学的分支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那条发展路线。从一开始我就在寻求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而不是在遗传或身体状况上寻找对失败负责的理由。错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由器官缺陷造成的，我们从未发现两个孩子的内分泌对自身产生过相同的心理学影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孩子克服了身体缺陷所带来的那些困难，并且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挥出不同寻常的才能。由此可见，个体心理学并不宣传优生方案有多么好。很多杰出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我们的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起初都是存在器官缺陷的。通常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不佳，甚至有些人英年早逝。那些努力克服困难的人，在身体与外部环境的对抗中取得了进步，这个过程使他们强大起来，使他们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从身体状况来看，我们无法判断思想是会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去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有很大一部分存在身体缺陷或内分泌失调的儿童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他们的困境并没有得到理解，而他们的关注点往往也只停留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被先天的缺陷给打败了。

第二种将生命赋予错误意义的往往是那些被宠坏的孩子。养尊处优的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让自己的愿望如同法律一般得到重视。他不但不需要努力就可以获得特权，而且他通常会认为这种特权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当他进入一个不再视他为中心的环境，而且其他人并没有将他的感受放在首要位置去考虑时，他将变得不知所措。他会觉得这个世界辜负了他。他只知道期待他人的给予而不懂得自己付出。他从不知道如何面对问题。其他人长久以来对他的有求必应使得他已经失去了独立性，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做点什么。他的兴趣点只专注于自己，从未学习过如何与他人合作，也不了解合作的必要性。当他面对困难时，只有一种应对方法，即向其他人提出要求。在他看来，如果他能重新获得特权，如果他能够强迫别人认识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并且应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那么他的情况就会改善。这些娇生惯养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最危险的一类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怀着善意但做出强烈的反抗，另一些人可能会假装乖巧以便获得施行暴政的机会。但他们正像普通人一样，为着各种大众的理由举行罢工，反对合作。还有其他人在进行更为公开的反叛。当他们找不到自己所习惯的那种轻松温暖的从属关系时，他们会感到被背叛，会认为社会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并试图向所有同伴报复。如果社会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敌意（几乎毫无疑问会这样），那么他们就会把这种敌意作为他们个人受到虐待的新证据。这就是惩罚总是无效的原因，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为证实一个观点：“其他人在反对我。”但这些被宠坏的孩子，无论是罢工还是公开反叛；无论是试图通过弱点操控还是通过暴力进行报复，他们实际上都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确实发现有些人在不同的时间采取这两种方法，但他们的目标始终一样。他们觉得：“生命就意味着要成为第一，要被当作最重要的那一个，去获得我想要的一切。”而只要他们继续将生命赋予这样的意义，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会被误解。

第三种容易将生命赋予错误意义的是那些被忽视的孩子。这类孩子从来不知道爱与合作是什么。他对生活的理解并不包括那些友善的力量。当他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很自然地就会高估自己的困难，而低估自己可以借助他人的帮助和善意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认为这个社会对他是冷漠的，并将一直冷漠下去。尤其是他并不认为通过帮助他人的行为可以赢得感情和尊重。因此，他不仅会怀疑他人，也无法相信自己。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取代无私的感情。母亲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向孩子传递一种他人值得信赖的感受。之后她必须扩大并增强孩子在其他环境中的信任感。如果她在获得孩子兴趣、情绪与合作的第一项任务中失败了，那么孩子将很难发展出对社会的兴趣及对同类的友善。每个人都有能力对他人产生兴趣，但这种能力必须得到培训和锻炼，否则这种能力的发展就会受挫。如果有这样一个完全被忽视、被讨厌甚至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们应该能理解他只是看不到合作的存在。他被孤立，无法与他人交流，完全不知道任何有助于他与其他人共同生活的常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个人是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的。一个孩子能从婴儿期成长起来就证明了他得到过他所需要的照顾和关注。因此，我们从不会遇到完全被忽视的那种孩子，我们遇到的是没有得到正常关注，或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孩子。简言之，被忽视的孩子从未遇到过值得信赖的人。在现有的文明体制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难过的结论：那些孤儿或私生子的生命中总是会出现许多次失败，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儿童整体地归入被忽视的群体中。

先天的缺陷、纵容和忽视都容易给生命带来错误的意义。陷入这些情况的孩子几乎总是需要帮助，以便修正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以便能够赋予生命更好的意义。如果我们关注这个情况，我的意思是真心地对他们感兴趣并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去训练自己了，我们才能够从他们的行为中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拥有梦想并与他人结交可能是有用的，个性在理想生活与现实社会中也是一样的。只是在理想中，社会要求的压力不那么沉重，个性的体现就少了很多防备和隐瞒。然而，在所有的帮助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他的记忆去快速地帮其获取一种个体赋予自身与生命意义的领悟。任何回忆，无论他认为多么微不足道，都可以留下令人难忘的片段。记忆的难以忘怀往往来自他对于生命片段的记忆方式。回忆会告诉他“这是你所期待的”或者“这是你必须要避免的”，甚至是“这就是生活”。在此，我们必须强调，执着于回忆的经历本身并不如事实重要，而且回忆通常会美化生命中的那些意义。每一段回忆都是纪念品。

童年的初次记忆特别有助于表现出个人对生活的特殊态度，以及他形成这种生活态度时所处的环境。初次记忆如此重要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人的基础评估和境况包含在其中。他的初次登场或多或少是第一次完整自我的象征和成就自我要求的体现。第二，这是他的主观出发点，也是为自己拉开人生序幕做的铺垫。因此，我们经常可以在其中找到他所认为的弱点和不足之处与他视为理想的力量和安全感的目标之间的对比。个体所认定的初次记忆是否真的是他能记住的第一个事件，甚至是不是对真实事件的回忆对于心理学目标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回忆的重要性只在于其所被赋予的意义，以及那样的意义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些初次记忆的例子，看看他们固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咖啡壶从桌子上掉下来，烫伤了我。”我们不应该惊讶于这个女孩以这种被无助感追逐并高估了生活中的危险和困难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回忆。如果她心里在责备其他人没有照顾好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毕竟有人曾经非常不小心地让这么小的孩子处于那样的危险当中！对世界的第一印象这样呈现在另一个人的初次记忆中：“我记得我3岁的时候从婴儿车里摔下来。”伴随着这样的初次记忆，他进入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世界即将结束，我在半夜醒来，发现天空被火照耀得通红。星星全部陨落，我们撞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但在爆炸之前我醒来了”。当这名学生被问及是否有什么事情让他害怕时，他回答说：“我担心我的人生会一败涂地。”很明显，他的初次记忆和他反复出现的梦境里都充满了沮丧，这在他害怕失败和灾难的时候得到了印证。

一个12岁的男孩因为尿床而与母亲不断地发生冲突，因此被带到诊所，他说出了自己的初次记忆：“妈妈以为我丢了，跑到街上寻找我并大声叫喊我的名字，她听起来非常害怕。其实，我一直藏在房子的橱柜里。”在这个记忆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生命意味着通过制造麻烦去获得关注。欺骗是获得这种安全感的方法。我被忽视了，但我可以愚弄别人。”他的尿床行为也是一种让自己成为忧虑和关注中心的有效手段。他通过母亲对他的焦虑和紧张印证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像前面的例子一样，这个男孩很早就得到了外界生活充满危险的印象，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其他人为他感到惶恐不安，那么他就是安全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确信，当他需要的时候别人都会在身边保护他。

一个35岁女人的初次记忆是这样的：“当我3岁的时候，我走到地下室去。我站在黑暗的楼梯上时，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表哥打开了门跟着我走了下来。我非常害怕他。”从这段记忆中看来，她似乎不习惯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而且她在面对异性的时候尤其紧张。对于她是独生女的猜测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她35岁时依然未婚。社交意识的更高发展表现如下：“我记得我的母亲让我推着我小妹妹的婴儿车。”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寻找到只有在面对较弱的人时才能放松的迹象，或者是对母亲的依赖的迹象。当家里有新生儿出生时最好可以与年长的那个孩子合作，一起照顾新生儿，让年长的孩子对新加入的成员感兴趣并分担照顾的责任。如果他们能参与合作，那么他们就不会将父母对婴儿的关注视为一种对其自身重要性减少的威胁。

渴望与同伴相处的愿望并不总是证明对他人有真正的兴趣。一个女孩在被问到她的初次记忆时回答说：“我和我的姐姐还有两个女朋友一起玩。”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孩子是得到过交际方面的训练的，但是当她提到自己最大的恐惧是害怕被孤立时，我们对她的努力才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缺乏独立的迹象。

如果一旦发现并理解了生命被赋予的意义，我们就掌握了整个人格的关键。人们有时会说人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但只有那些从未找到正确途径的人才会怀有这样的想法。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如果没有找出性格中的原始错误，那么关于这个话题的任何争论或治疗都不会有效果。改善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培养更加合作和勇敢的生活方式。

合作，也是我们对抗神经症倾向发展的唯一保障。因此，培养和鼓励儿童的合作至关重要。应该让他们在日常接触和游戏中找到与同龄孩子相处的方式。合作中的任何障碍都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例如，被宠坏了的孩子，只学会了考虑自己，进入学校以后对他人也缺乏兴趣。只有觉得自己可以得到老师的青睐，他才会对那门课程产生兴趣。他只会倾听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当他接近成年时，他在社交感觉上将出现越来越多灾难性的失败。从他第一次犯错开始，他就停止了关于责任和独立的训练。到现在为止，他对于生活中的其他任何任务，都感到痛苦且无力应付。我们现在不能因为他的不足而责怪他，我们只能在他开始感受到后果时帮助他进行补救。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从未学过地理的孩子能成功地回答出有关地理知识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从未接受过合作训练的孩子，在他面对需要受过培训才能解决的合作任务时能够知道正确答案。但是，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用合作能力去寻求解决方案。每项任务都必须在我们人类社会的框架内，用一种可以促进人类福祉的方式去执行。只有了解生命即奉献的人才能够充满勇气地去迎接困难，才有机会获得成功。

如果教师、家长和心理学家明白在赋予生命意义时会犯的错误，同时他们自己没有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才可以确信那些缺乏社会兴趣的孩子会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机会更有信心。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不会停止努力，不会寻求捷径，不会试图逃避或去推卸责任，不会索取特殊对待或同情，也不会感到羞愧并去寻求报复，更不会问：“生命有什么用？我从中可以获得什么？”相反，他们会说，“我们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自己的任务，而且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是自己行动的主人。如果要去创造新事物或者打破陈旧，那么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做，不能依靠别人。”如果以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同时又能以与他人合作的方式去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类在合作上的进步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