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意识与身体
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个体正在建立思想的统一并构建出身体与意识的关系。到第五年结束时，个体的性格已经成形。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追求的目标、接近他人的方式和情感偏好都已定型，这些特性在以后可以被改变，但前提是个体需要摆脱在童年时已形成的那些错误。
人类总是在争论究竟是意识掌控身体，还是身体支配意识。哲学家们加入了这场争论，各自选择阵营。他们把自己称为理想主义者（idealist）或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他们为此已经争论了上千年，而问题依然像以前一样棘手，悬而未决。也许个体心理学可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一定的帮助，因为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需要面对身心实际的互动。人的意识和身体可以得到治疗，但如果方法错误，那我们将无法提供帮助。我们的理论必须从经验中发展出来，必须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这些互动中，所以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寻找到正确的观点。
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消除了这个问题所造成的大部分压力。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的问题。我们看到意识和身体都是生命的表达方式，它们是整个生命的组成部分。我们开始理解意识与身体是一个整体的互惠关系。人就是一种存在变化的生命体，仅有身体上的成长是不够的。一株植物需要扎根于土壤，最好在一个地方，不要随意地移植。然而，如果一株植物有思想或者说存在任何意义上可以与人类相比较的感官感受，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即使植物可以预见未来，它的感受也是无用的。植物会思考的好处是什么呢？“有人来了，他马上就会踩到我了，我会被踩死的。”但就算植物能这么想，依然一寸都挪不了。然而，所有能移动的活物都可以预见及估算移动的方向，基于这个事实就有必要假设他们都有意识或灵魂。
感觉，你当然有，
但你却没有感情。（《哈姆雷特》，第三场，第四幕）
预见到运动方向是意识的核心作用。一旦我们认识到它，我们就能够理解意识是如何控制身体的——意识为运动设定了目标。仅在开始出现一些偶然的随机运动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奋斗的目标。由于做出什么样的运动是由意识的功能去决定的，所以意识占据了生命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身体会影响意识，毕竟身体才是做出行动的主体，意识只能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和经过训练而发展的可能性去指挥。如果意识想将身体移到月球上，那么除非意识发现了一种可以突破身体局限的技术，否则那将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更愿意投身于各种肢体的活动。不仅开发出了不同的活动模式，正如我们能看到的复杂的手部活动，人类更善于对自己的行为赋予各种含义去改变身边的环境。我们应该能预料到这种预见能力将会最大限度地去发展人类的思维，而人也能够清晰地证明有目的的努力可以改善局势的整体地位。然而，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的每一次行动都只能完成一部分目标，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唯一的终极目标而准备的。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意图获得一种安全感已经得到满足的感觉，一种已经克服了生活中的所有困难，并且最终我们周围存在的关系都取得了安全和胜利的感觉。有了这个目标，所有的动作和表达必须协调并统一起来。意识向着最终的理想目标去发展，与身体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身体也力求统一，也在朝着一个处于萌芽中的理想目标去发展。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皮肤破了，全身都会忙碌起来以便让其复原。然而，身体在这里展现出来的不是自己的全部潜力，意识还可以帮助身体实现更大的发展。运动和训练的意义就在于此（除去健康的目的以外）。这些都是意识为实现最终目标而提供给身体的辅助工具。从生命的最初开始，不间断地持续到最后，这种成长与发展的伙伴关系将持续存在。身心的合作就像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头脑就像一个马达，拖着它在身体中发现的所有潜力前进，帮助身体进入一个安全且优于所有困难的位置。在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和症候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意识目的的表达。个体做的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如转动眼睛、活动舌头，或是调动脸部肌肉，都是通过脸部表达一定的含义，而这个含义就是由思想意识赋予的。
现在我们可以逐渐明白心理学或意识科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了。心理学领域探索的意义包含个人的所有表达方式，找出关键信息达成目标，并将其与他人的目标进行对比。在努力实现安全的最终目标时，思想始终面临着使目标具体化的必要性，这是计入“安全”的关键点。通过朝着这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而达成目标。当然，这里有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但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设定，就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活动。比如我们抬起手，脑海中必定已经产生了一个活动的目标。在现实中，意识选择的方向实际上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意识错误地认为这个决定是最有利的。因此，所有心理学错误都是选择活动方向的错误。感到安全对于人类来说是基本要求，但有些人弄错了安全感从何而来，那么他们接下来的具体行动就会让自己误入歧途。如果我们看到一种表达或一个症候却无法识别其背后的含义，那该怎么理解呢？首先，理解它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简化为一个纯粹的动作。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偷窃”这个动作。偷窃是将财产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让自己感到更加富有和安全。因此，这个动作的出发点是一种贫穷和被剥夺的感觉。其次，就是找出个体被置于什么境地，在什么条件下会让个体有“被剥夺”的感受。最后，我们可以看出个体是否已经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这个情况并克服这种被剥夺的感受，看出个体的行动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或者个体是否错误地制定了满足欲望的方法。我们不必苛责个体的最终目标，但是我们可能会指出个体选择了一种错误的实现手段。
人类对其环境所做的改变，我们称为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人类意识指导身体活动的结果。我们的成果受到意识的启发。我们身体的发展也是由意识直接引导和协助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没有意识目的性的人类表达方式。
然而，绝不应该让意识过分地强调自己的角色。如果我们要克服困难，身体健康是必需的。因此，意识参与管理内部环境的方式可以保护身体免受疾病的困扰，免受病痛和死亡，免受损伤，以及避免意外和功能失调的危险。其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和痛苦，能够保持想象力，无论遇到好或坏的情况依然能够意识到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是什么。这种感觉将身体对外界环境的反馈固定下来。想象和辨别是预见未来的方法，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其他更多的作用，比如依据身体的行为激起不同的情感模式。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的感受可以表达出他赋予生命的意义以及他为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所设定的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尽管意识掌管着身体，但意识并不依赖于身体。意识主要依靠于他们定下的目标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显然，并不是生活方式主宰个体。假如没有进一步的帮助，个体的态度并不能形成气候，行动必须通过感受加强。个体心理学中有新的观点认为我们所能察觉到的感受永远不会与生活方式相悖。只要有目标，感受总能调整自身以获取目标。因此，我们不再处于生理学或生物学的范畴中，感情的出现不能用化学理论来解释，也不能通过化学实验来预测。在个体心理学中，必须预先假设生理过程，但我们对心理目标更感兴趣。我们并不是很担心焦虑会影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更多的是想寻找焦虑的成因以及了解如何终结焦虑。
因为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将焦虑视为从被动压抑的性行为中发展出来的，或者是在承受了出生时难产的痛苦而产生的，这样的解释与今天的话题无关。我们知道，一个习惯于母亲的陪伴、帮助和支持的孩子也会焦虑，无论其来源是什么，这是一种可以达到控制母亲的行之有效的武器。我们对愤怒的生理描述并不尽如人意，经验告诉我们，愤怒是一种用于主宰个人或情势的手段。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种身体和意识的表达肯定源于遗传基因，但我们的关注点应集中在如何利用这样的基因去努力地实现一个既定目标。这才是心理学真正应该秉持的态度。
在每一个个体中，我们能观察到感觉在朝着某个方向成长和进化，以便达成要实现自身目标意图的那种程度。个体的焦虑或勇气、快乐或悲伤总是与其生活方式一致，因此其力量与支配地位也与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致。一个通过悲伤实现其优越感的人无法对自己获得的成就感到愉悦和满足。只有在他悲伤的时候，他才会感到高兴。我们也会注意到感情会随着个体的需求出现或消失。患有公共场所恐惧症的人，当他在家里或者对某人有控制权的时候会失去那种焦虑的感觉。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会屏蔽掉生活中让他们感觉不足以成为征服者的那些可能性。
情感基调与生活方式一样固定。例如，尽管懦夫对弱者很傲慢，或者在被他人保护时会显得很勇敢，但他依然是懦弱无能的。他可以在门上装上3把锁，用警犬和咒语来保护自己，并坚持说他充满了勇气。没有人能够证明他的焦虑，但他为了保护自己而引出的麻烦充分体现了他性格中怯懦的那一部分。
在性和爱的领域里也提供了类似的证据。当一个人想要接近他的性目标时，总会出现一种性的归属感。为了集中注意力，他需要将与之有冲突的任务和干扰都排除，进而唤起相对应的感觉和功能。缺乏这些感觉和功能就会出现阳痿、早泄、变态和性冷淡等症状，而这种情况通常是建立在拒绝排除不恰当的任务和兴趣之上的。这种异常总是由错误的优越感和不当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在这样的案例中，我们总会发现这些人期待获得他人的体谅而不是给予他人关心，缺乏社交意识，在勇敢和积极行动上毫无建树。
我的一个病人是家中次子，一直饱受内疚感的折磨。他的父亲和哥哥都非常重视诚实这种品质。这个男孩7岁的时候，他告诉学校的老师有一个作业是他自己完成的，但事实上，那是他的哥哥帮他做的。之后的3年里这个男孩一直心怀内疚。最终他去见了老师，并承认了他说的那个谎言，但老师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回事。接下来他哭着去找父亲，第二次进行坦白，这次他成功了。父亲对男孩能够表现诚实而感到自豪，称赞并安慰了他。尽管得到了父亲的谅解，但这个男孩仍然感到沮丧。我们不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男孩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和恪守道德不惜在如此琐碎的小事上苛责自己。他家严苛的道德氛围使得他有一种在诚信上要出类拔萃的冲动。在学校功课和社交吸引力方面，他觉得自己不如哥哥优秀，所以他试图在其他方面表现出色。
在以后的生活中，他又因为其他事情自责而深受折磨。他经常自慰，并且在学习中一直弄虚作假。在每一次考试之前，他的内疚感总是会增加一些。随着这样的心理发展，他积累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又因为他内心敏感，所以比他哥哥心理负担大得多。因此他准备好了一个借口去应对所有的失败以便让自己平衡。当离开大学时，他打算做技术工作，但这种强迫性的内疚感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他整天都在祈祷上帝的原谅。因此，他没有精力去工作。而现在，他因为情况很糟糕被送往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认为是无法治愈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有所改善并离开了精神病院。医院诊断他这种症状无法完全治愈，如果病情复发，他必须重新入院接受治疗。后来他换了工作并开始学习艺术史。在考期临近的时候，他选了一个公共假期去教堂，在众人面前扑倒，哭喊道：“我是所有人中最大的罪人。”如此，他凭借自己敏感的良心再次成功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精神病院又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回到了家里。有一天，他竟赤身裸体地下楼吃午餐。而曾经的他是一个很注意个人形象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己的兄弟及其他人相比也毫不逊色。
他的内疚感是使他看起来比别人更诚实的一种方式，他还用这样的方式去努力获取优越感。然而，他的挣扎针对的只是生活中无用的一面。他逃避考试和就业表明了他内心的怯懦和强烈的不适感，而他的神经症和其他所有的症状都是为了有目的地逃避每一项他担心会失败的活动。他在教堂里的虚伪表现以及在餐厅那种骇人听闻的出场方式都显示出他在使用自己一贯的手段去获取内心的优越感。他的生活方式需要他这样做，因而催生出来的感受也正是他想要的。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生命最初的四五年间，个体正在建立思想的统一并构建出身体与意识的关系。个体会利用遗传基因及其从周围环境所获得的印象去适应自己对优越感的追求。到第五年结束时，个体的性格已经成形。个体赋予生命的意义、追求的目标、接近他人的方式和他的情感偏好都已定型，这些特性在以后可以被改变，但前提是个体需要摆脱在童年时已形成的那些错误，因为个体从前的所有表现形式都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一致，所以现在，假如个体想要纠正错误，那么新的表现形式就需要与新的理解一致。
个人通过自己的器官与外界环境接触并从中获得印象。因此，我们可以从他训练身体的方式中看出来：他准备从环境中获得哪种印象，以及他如何利用自身的经历。如果我们注意观察他看待事物和倾听他人的方式，以及吸引他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人有所了解。这就是姿态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向我们展示了身体器官所获得的训练，以及器官原本的用途是如何被加以运用，进而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姿态总是以意义为前提的。
现在我们可以扩大对心理学的定义，即心理学是去理解个体对自己身体表达的态度。我们也可以开始讨论人类思维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不适应环境且难以满足环境要求的身体通常会被意识视为负担。因此，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智力发育方面会遇到比常人更大的障碍，他们的意识更难以影响、移动和控制自己的身体去占据优势位置。同样是保护一个物品，他们需要在意识上付出更大的努力，精神也必须比其他人更加集中，所以他们的头脑难以负荷，他们开始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和自负。当一个孩子总是被其身体缺陷和行动不便的情况所占据时，他就没有精力去关注外面的世界了。也就是说，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对他人产生兴趣，因此，他会在社会意识及合作能力都较低的情况下成长起来。
身体缺陷会造成许多障碍，但这些障碍绝不会成为没有出路的宿命。如果意识能发现自己擅长的领域，并训练自己努力克服困难，那么个体也可以像那些负担较轻的人一样获得成功。事实上，存在身体缺陷的儿童虽然面临一些障碍，但往往比正常儿童能完成更多的事情。生理缺陷是进步的促进因素。例如，一个男孩可能会因眼睛的缺陷而承受不同寻常的压力。他脑子里充斥着想要看见的念头，因此他更关注看得见的世界，也更喜欢去区分颜色和形状。最终，他比那些天生就能看见或从不注意细微差别的孩子对肉眼可见的世界有着更棒的体验。因此，只要意识能找到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一个有缺陷的器官就能成为伟大的探索的开端。比如，在画家和诗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都被证实存在视力上的缺陷。这些有缺陷的人受到训练有素的意识支配，最终他们可以比常人更加有目的性地运用自己的眼睛。同样的结论在未被发现的左撇子儿童群体中更为常见。在家里或在刚进入学校时，他们被训练使用自己不太擅长的右手，因此在写作、绘画或手工艺方面的表现都不太好。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如果意识可以成功地克服这些困难，通常这只不完美的右手会发展出很高的艺术性，这是真实存在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左撇子儿童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掌握笔迹，会具有更多的构图和绘画天赋，也可能更擅长手工。由此说明，找到合适的技能，通过兴趣、训练和练习，劣势可以转变为优势。
只有希望为整体做出贡献而不仅是把兴趣集中于自己的孩子，才能成功地通过后天的训练弥补先天的缺陷。如果这些孩子只想让自己摆脱困境，他们就会继续倒退。只有抱着既定目标去努力，并且实现目标本身比中途遇到的障碍更重要时，他们才能保持勇气。这是一个兴趣和专注力指向哪里的问题。一方面，如果个体正在努力寻找自己以外的关注点，他们将会很自然地朝这个目标去训练和准备自己，并最终达成既定目标。困难是成功途中注定会被征服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个体的兴趣在于强调自己的缺点，或者在没有任何目的的情况下只为了解脱而去对抗这些缺点，那么他们将无法取得实质的进展。比方说，原本笨拙的右手不可能通过思考就把它变得灵活，或是避免出现任何笨拙的表现，只有通过实际的练习去使它们更灵活，对成功的渴望远胜过对当下存在的那种对笨拙产生的沮丧感。如果一个孩子要集合所有的力量并克服所有困难，那么他的行动必须来自一个无关自我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基于他对现实、对他人以及对合作的兴趣。
我对那些患有肾脏类疾病的家族进行了调查，有证据表明先天缺陷是有可能发生转变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经常患有遗尿症，这种器官缺陷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以从肾脏和膀胱相关的疾病、脊柱裂，或腰椎皮肤对应区域上的痣或胎记中看出。然而，先天的缺陷并不足以解释遗尿症存在的原因。孩子不是受制于器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去使用器官。例如，有些孩子会在晚上尿床，但白天不会把自己尿湿。有时有些习惯会在环境变化或父母的态度改变后突然消失。对于心智健全的儿童来说，遗尿症是可以被克服的，除非孩子刻意地利用这一缺陷去达到某种目的。
然而，患有遗尿症的儿童大多会因为受到外界刺激不去克服这个问题而是继续下去。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可以给予孩子正确的训练，但如果母亲缺乏经验，那么这个本不应存在的弱点就会持续下去。通常，成员患有肾病或膀胱问题的家庭对与排尿有关的一切都是过度紧张的，因此母亲可能会用错误的方法来努力地阻止遗尿症。如果孩子注意到这一点是备受关注的，那么他很可能会不愿克服，这将给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反对他所接受的教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想要抵抗父母的教育，那么他总会找到自己的方法去攻击父母最大的弱点。
德国一位非常知名的社会学家发现，刻意压制犯罪的家庭，比如法官、警察或监狱看守的家庭中往往存在着令人惊讶的高比例的罪犯，而教师的孩子往往都冥顽不化。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通常是真的。我还发现，神职人员和医生的孩子中有很多都患有神经类疾病。同样的道理，当父母过度地强调排尿的重要性的时候，孩子就会用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式向家长表明他们的自我意志。
遗尿症患者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向我们证明如何使用梦境来引发某种情绪以便做出自己想要的行为。睡在床上的孩子经常梦见自己已经下床去上厕所了。他们以这种方式为自己辩解，以便给尿床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完全合理的借口。他们尿床通常是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使其他人服从自己，让自己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能受到关注。有时这是一种怀有敌意的对抗方式。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真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孩子用膀胱而不是嘴巴说话，他们让器官的缺陷成为其表达意见的手段。
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意愿的孩子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一般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属于被宠爱的群体，而后又失去了作为独一无二的关注中心的地位；又或许是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出生让他们觉得更加难以确保母亲对自己给予全部的关注。遗尿症代表的是一种因失去与母亲的联系而不惜通过不当手段去重获青睐的行为，这种行为实际想表达的是“我还没有长大，我仍然需要被照顾”。每个孩子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选择不同的手段。比如，他们可能会使用声音去建立联系，夜间的不安和哭泣正是这种手段的体现。有些孩子会梦游、做噩梦、从床上掉下来，或者感到口渴，要求喝水。这些表达的心理背景是相似的，只不过他们会因为具体情况或环境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
这些案例正好表明了意识对身体的影响。意识很可能会影响身体而使身体产生某种特定的症状，甚至可以管理和影响整个身体结构的建立。当然，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假设成立，而且也很难论证其准确性。然而，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如果一个男孩胆小，那么他的这种胆怯将会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反映出来。他不会关心，甚至都不会想要去追求身体上的成就，因此他不会采取任何有效的方法去锻炼肌肉，并且他会过滤掉所有刺激他需要强健体格的外来印象，而其他那些让自己受到影响愿意去锻炼身体的孩子，将在身体健康方面比他胜出很多。他因为自己缺乏兴趣将继续落于人后。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身体的整体发展是受到意识影响的，并且身体可以反映出意识的错误或缺陷。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精神上的痛苦如果得不到排解，通常就会由身体表现出来。比如，我们已经知道内分泌本身可以在生命最初的4～5年受到影响。若是内分泌本身存在缺陷则不会对行为产生强制性影响。相反，内分泌会不断因为客观环境、孩子感兴趣的方向，以及思维在这种有趣的情境中的创造性活动而受到影响。
另一个证据可能更容易让我们理解和接受，因为我们对其更熟悉，它不会形成对身体的固定特征而只是一种临时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现每种情绪都会对应着一些身体表现。个体将以某种可见的形式表现出他的情绪，也许是他的姿势和态度，也许是他的面部表情，也许是他腿和膝盖的颤动。在器官本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变化。比如，脸红或脸色苍白说明身体的血液循环肯定受到了影响。在愤怒、焦虑、悲伤或任何其他情绪中，身体总是会表现出对应的症状。简言之，每个人的身体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当一个人处于令自己害怕的环境中时，他会颤抖，头发直立，或是有心悸的表现。还有一些人会出汗或窒息，说话声音嘶哑，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有时受到身体的紧张影响，会出现食欲减退或者呕吐的症状。对于一些人来说，主要是膀胱会受到这种情绪的刺激，而另一些人则是性器官。例如，许多孩子在参加考试时都能感受到性器官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众所周知的，一些罪犯经常会在犯罪之后去找自己的情人或是去嫖娼。在科学领域，有一些心理学家声称性和焦虑是分不开的，而另一些心理学家则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心理学家的观点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些人确实感受到了这样的联系，有些则没有。所有这些反应都与个体相关。有一些是遗传因素导致的，这些表现通常会给我们一些暗示，让我们可以看出其家族中的特征和弱点，在同一家族中的家庭成员可能会有非常相似的身体反应。然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意识是如何通过情绪来激起某种身体状况的。情绪和他们的身体表达告诉我们，意识在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动作和反应。例如，正在发脾气的人肯定希望能尽快克服自己的不良情绪，他认为最好的方式似乎是击打、控诉或攻击另一个人。反过来，愤怒的情绪会影响身体器官，让人采取行动或给其施加额外的压力。有些人在生气的同时会出现胃部不适、脸色涨红，或者他们的血液循环会因为情绪而发生异常，并由此引发头痛。我们通常会发现被压抑的愤怒和羞辱会引发偏头痛或习惯性头痛，而有些人的愤怒会引起三叉神经痛或癫痫的发作。
身体受到意识影响的途径从未被完全研究清楚，我们对此或许永远无法找到一个全面的解释。精神上的紧张可以影响到自主神经系统和非自主神经系统。如果处在紧张的情绪下，自主神经系统就会采取行动，比如有些人会敲击桌子、舔嘴唇或撕纸。只要个体感觉到紧张，他就一定会用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如咬铅笔或叼雪茄都能给他的紧张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从这些表现中可以看出这个人已经无法忍受当下的状况了。面对陌生人就脸红、颤抖或抽搐都是紧张的结果。通过非自主神经系统，这种紧张的情绪会传遍全身，从而使整个身体都处于紧张的状态。然而，对于这种身体上因紧张而出现的种种表现，我们并不清楚其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只能在可见的结果上去探讨症状。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其实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参与了情绪的表达，而且这些生理上的反应是意识和身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意识和身体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寻找出意识与身体之间的作用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从以上证据中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一种生活方式和其对应的情绪倾向将会对身体的发育产生持续的影响。如果一个孩子真能早早地确定其生活方式，那么在相关经验的指导下，我们应该就能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发现生理表达的结果。一个勇敢的人会在他的体格中表现出他的态度。细言之，他的身体将会依据不同需求而建立起来，肌肉的紧张程度会越来越强，体格也会越来越强健。姿势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着身体的发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肌肉较好的张力。勇敢者的面部情绪表达也是不同的，最终他的整个外形都会异于常人，甚至头骨的构造也可能受到影响。
今天，我们很难去否认意识可以影响大脑。病理学告诉我们，在个体因大脑左半球病变而丧失读写能力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训练大脑的其他部分来恢复读写功能。通常情况下，当个体经历过中风之后，大脑的受损部位是不可能修复的，然而大脑的其他部分会补偿、恢复器官的功能，从而再次完善大脑功能。这一事实对于帮助我们展示个体心理学在教育上应用的可能性尤为重要。如果意识可以对大脑施加这样的影响，而大脑只是意识的工具（当然它是最重要的工具，但也只是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开发和改进这个工具的方法。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一个标准化且一生都受其控制的大脑，但我们可以寻找到改善大脑并使其更加适应生活的方法。
一个将目标固定在错误方向上的意识，比如，不努力发展合作的能力，将无法对大脑的成长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我们发现，许多缺乏合作能力的孩子在随后的生活中会表现出智力和理解能力的迟缓。由于成年人的整个状态就能揭示出在他人生最初的四五年中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生活方式对他的影响，我们也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以及他赋予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在合作中的障碍，并帮助他去纠正那些失败。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已经朝这门学科迈出了第一步。
许多作者指出了意识表达与身体表达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但是似乎没有人想要去探究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例如，克雷奇默[1]曾经描述过如何从身体的结构中发现某人与某种意识的对应关系，按照体型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矮胖型（pyknic type）的人通常鼻子短，有肥胖的倾向，恺撒[2]曾将这类人描述为：“让我身边充满敦实的人，他们肩膀圆厚，能够整夜安睡。”
克雷奇默将人的体格与心理特征关联起来，但没有说明产生这种关联的原因是什么。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可得知，这种体质的个体不会出现身体缺陷，很适应我们的文化环境。他们在生理上的感觉与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力量也充满信心。如果他们需要与其他人一决高下，也不会觉得紧张，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战斗。然而，他们没有必要将别人看作敌人，或者怀着敌意去与生活抗争。有心理学家毫无依据地将他们称为“外向者”，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外向的，则是因为他们从未因身体而陷入任何麻烦。
克雷奇默将精神分裂症患者（schizophrenic）与矮胖型的人做过对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婴儿时期开始就会表现得高于常人，鼻子较长，有一个蛋形的头。他认为这类人是保守和内省的，如果他们饱受精神折磨就会患上精神分裂症。他们是恺撒所说的另一种类型的人：“卡修士看起来饥饿、消瘦。他思虑过重，十分危险。”
也许这些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身体缺陷，因而长大后更自私、更悲观、更内向。也许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可他们一旦发现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变得痛苦和多疑。然而，我们可以发现，正如克雷奇默的研究结论，很多人是混合型的，矮胖型的人也可能发展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所具备的那些精神特征。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以任何方式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就会变得胆怯和沮丧。也就是说，如果通过刻意的贬低，任何孩子都会变得像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这也是我们在教育中不提倡的。
如果我们经验丰富，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个人的行为表达中了解到他的合作能力。合作的必要性总是在促使我们无意识地寻找这样的迹象。这些迹象不是抽象地而是直观地向我们展示，如何在这种混乱的生活中更好地定位自己。同样地，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历史的重大调整之前，人们的意识就已经认识到调整的必要性，并会努力地去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努力只是出于本能，就很容易犯错。人们总是不喜欢那些具有明显身体特征的人，比如毁容的或是驼背的。因为人们总会下意识地认为，这类人不太适合合作。这种判断显然是错误的，但个体也只是基于自己的生活阅历而做出判断。由于我们尚未找到方法来促进与这一类特殊人群的合作，所以这类特殊群体的缺点被过分地放大，这致使他们成了大众迷信的受害者。
我们通过以上的描述做出总结：在生命最初的4～5年，孩子将会统一其意识的奋斗方向，并建立起意识与身体之间的根本联系。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可以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情绪和生理习惯。其发展过程包括大大小小的不同合作，正是通过这些合作，我们才能学会判断和理解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通常来说，合作能力弱是失败者的共同特征。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定义心理学：它是对合作能力缺陷的理解。由于意识是一个统一体，与意识一致的生活方式贯穿于所有的表达中，所有个体的情绪和意识必须与其生活方式一致。如果我们看到某种情绪已经明显造成困难，并与个人的福祉背道而驰，那么仅是试图改变这些情绪是完全没用的。情绪只是如实地体现出个人的生活方式，只有改变其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在这里，个体心理学为我们的教育和治疗前景提供了特别的指导。我们绝不能单一地针对某个症状或某种表现形式进行治疗，而是必须去发现人们在整个生活方式中所犯的错误。在生活模式中、在意识赋予生活的意义中、在意识面对外界环境而支配身体做出的反应中、在意识对经验的认识中去找出症结所在，这才是心理学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是用针扎孩子并观察他能跳得多远，或者挠他痒痒看他能笑得多大声，这些都不应被称为心理学。然而，这些在现代心理学中很常见的现象实际上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个体心理的东西，但只有在他个体能提供特定生活方式的证据时才能得知。生活方式是心理学的主题和研究对象，而在学校里，这一部分的研究内容则主要被生理学或生物学所占据。对于那些研究刺激和反应，试图追踪创伤或特殊经历以及研究遗传基因和后续发展的人来说，这样的研究是必要的。然而，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需要考虑心理本身和意识的统一。我们正在研究个体赋予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意义、他们生活的目标和奋斗方向，以及他们对生活中各种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方式。迄今为止，我们在理解心理差异上所拥有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观察个体的合作能力。
注释
[1]恩斯特·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1888—1964），德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
[2]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史称“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并且以其卓越的才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