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语译

“太上”之君的治道，使得人民只知道有那么一位君主的存在，而不感觉和他有任何的关系，大家各行其道。次一等的君主，行仁义，立制度，有意为民，而人民也得以亲近君主，赞美君主。再次一等的君主，专重刑法，使得人民惧怕严刑酷法，而不敢胡作非为。最下一等的君主，欺骗人民，残害人民，使得人民铤而走险，群起反抗。这说明了在上位的君主，如果没有诚信之德的话，在下的人民便不会以诚信来对待他。所以真正实践“太上”之君的治道，要处身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默默中，完成天下太平的大功，及使人民各安其居的大业。而人民却不知君主之所赐，反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要义

1．本章叙述政治的四个层次。

2．最后归结到“自然”两字。

太上之君的自然无为

“太上”，王弼注：“太上谓大人也。”“大人”两字见于《易经》，虽然境界很高，却和老子此处意旨不符。河上公注：“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这是指在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等圣君之前的无名之君。就此处的“太上”来说，河上公的说法是合乎老子意旨的。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在《老子》中一再提到“圣人”，又是何所指？《老子》中的“圣人”与“太上”是同是异？与尧舜等圣君又是同是异？

先从后者来说，吾师张起钧教授曾谓《老子》中的圣人是指古代的圣王如尧舜等，这是从源流上来说，儒、道都是从同一个中国文化的源流中出来的，那么儒家所指的圣王，也必为老子所推崇。只是儒家重视礼乐制度，所以都从外在的事功来讲，也就是从尧舜等具体的人物来树立标准。而老子是从内心的修养来讲，因此不提尧舜等人物，而以“圣人”两字笼统称呼，以标出这是一种理想的人物。但这种理想人物并没有远离尧舜等圣王。

那么，为何老子此处说“太上”而不说“圣人”？其实，“太上”和“圣人”都是《老子》中理想的境界或人物。说“圣人”，犹偏于无为的治道；说“太上”，则重在无为的境界。尤其在后面的第十九章，老子特别强调连圣智等名相都要超脱，所以此处不谈圣人，而说“太上”就是有意指出无为的最高境界。

“下知有之”，王弼、河上公注本作“下”，而吴澄、永乐大典本作“不”。虽然有一字之差，但本意都是指太上之君，处无为之事，和人民好像没有关系似的。因此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有的人即使知道有那么一位君主，也好像没有似的。正是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尧时的《击壤歌》）无论这首歌是否真的是尧时的作品，但它所描写的理想正是老子“太上”的境界。

“亲而誉之”，是指次于“太上”的境界，王弼注说：“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这是指有为的君主，以仁义礼乐来治理国家。他们对人民有恩有惠，人民自然亲近他们、赞誉他们。就这一理想来说，显然是儒家所标榜的圣君。在本章，和老子整个思想来说，此处的圣君，和前面的“太上”是两个层次。对于“太上”的境界，这是老子政治的最高理想，当然不容我们怀疑。问题在此处“亲而誉之”的境界，老子对它的态度究竟如何？在这里，我们却不得不加以分辨，因为稍有误解，便会扭曲了老子的真义。因为“太上”是最高的理想，是绝对无为的境界。可是“亲而誉之”却有不同的层次。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自己却不以为这是功德、至言，可是人民却感受这种功德、至言，这是一种“亲而誉之”。另外，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自己有意为之，而人民也感受其恩惠，这又是一种“亲而誉之”。所以最高的“亲而誉之”，可以达到“太上”的境界，如尧舜等圣王，稍次的“亲而誉之”，也是儒家的理想圣君，如文武、周公。再等而下之，历代颇有治绩的君主，如汉的文景之治、唐的贞观之治，也是一种“亲而誉之”。所以在本章中老子虽把“亲而誉之”放在次一等，但我们要了解其中的层次，尤其要认清在真实的政治上，“亲而誉之”已是难能可贵了，“太上”只是老子标出的一个理想。我们说它为“理想”，并没有意味它是虚构的，或是不可能的。其实“太上”的境界是内心的、是至德的。一个“亲而誉之”的君王，如果真能“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说不执着他的成就，而能顺物自化，他就是心中有了“太上”的境界。因此我们认为在本章，虽把“太上”和“亲而誉之”分作两个层次，但在真正的实践上，“太上”却可以落实下来，变成了“内圣”，而“亲而誉之”可以推展开去，成了“外王”。

再次一等的君主，不崇尚仁义礼乐的德治，而专任刑法，使人民畏惧。如王弼注说：“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河上公注说：“设刑法以治之。”王注所谓威权当然与刑法有关，因为君主如果没有生杀的大权，便不能凸显他的威权。可是就刑法来说，在一个“亲而誉之”的良政中，并不是没有刑法。在《尚书·尧典》中便说：“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尽管《尧典》一文的著成年代，学者多有不同的意见，但其中所载都为古事，至少自尧以后，到周代，都有明文规定。可见在尧舜时的圣王之治，刑法仍然是很严的。因为这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便是重刑。所以本章“畏之”，不只是设刑法而已，而是专任刑法。所谓专任刑法，就是不讲德治，而以严刑酷法，达到使民畏惧，不敢为非的目的。显然这是法家的政治理念。

王弼、河上公本作“其次，侮之”，纪昀说：“大典：‘侮之’上无‘其次’二字。”于省吾说：“按作‘其次，畏之侮之’是也。”虽然“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都是老子所反对的政体。但“畏之”和“侮之”仍然有层次的不同。“畏之”是指的以刑法使人民畏惧。但法虽严，犹有法可循。尤其君主如真能依法而行，尚可以致治。可是“侮之”却不同，这是指君主根本不遵守法度，一意孤行，欺骗人民，草菅人命，弄得民怨沸腾，群起反抗。这是暴君的作为，无政治可言。

信与自然的关系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这句话是对应前两句的“畏之”“侮之”而来。“信”是诚信。君主不讲诚信，也就是说不以诚信修己，不以诚信待人，那么人民便不会相信他。整个国家便是尔欺我诈，祸乱不已。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了。

接下来的“悠兮”，王弼注本作“悠兮”，河上公注本作“犹兮”，而孙登注本作“由”。这三个字义相较，以“悠”字为佳。因为“悠”字含悠闲、悠长两义，都用以描写天地的悠悠。此处形容“太上”境界的悠闲、深长，可说是非常恰当的。如《老子》第七章的“天长地久”便是指天地的悠长。第二十三章的“希言自然”也是指天地自然的希言。正和这里的“悠兮其贵言”相通。“贵”是重视，引申为不轻易、不随便。“贵言”和“希言”，意思是相同的。

“功成，事遂”是指使天下太平的功，使万物自化的事，都完满达成了。在这里可见“太上”之君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在默默中，化育万物。他是顺着百姓的愿望而发展，所以百姓感觉不到任何的干涉和压力，好像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如此的。

“自然”两字是道家思想的中心旨趣，此处第一次出现在《老子》书中，一般的解释都是就字义来分析，“自”就是自己，“然”就是如此。“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这样的解释很偷巧，却极不负责。因为就字义来说，是绝对不错。但什么又是“自己”呢？却把这个难题交给了读者自己。固然“自己如此”，进一步的解释多半是指没有上帝的意旨命令自己，没有道德教条限制自己，甚至没有任何外在的条件约束自己。可说是完全由自己而发，绝对的自由意志。然而这样的解释，只是文字的转注，说了等于白说，因为令人不解的仍然还是这个“自己如此”的自己。好吧！举个例来说，“山自高兮，水自深。”（《洞山〈良价〉诗》）固然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达尔文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又何尝不能称其为“自己如此”的自然。再就人类社会来说，有的人生性多欲，或来自遗传，如科学家的研究，或来自过去的业，如佛家的理论，这也可被称之为“自己如此”的自然。因为这个“自己”太模糊了，所以“自然”两字变得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了。

事实上，就“自然”两字的意义来说，只是“自己如此”，非常简单。但就其内容，或如何达到自然的方法，却是相当复杂的。例如《老子》书中提到“自然”两字共有五次，除了本章的“百姓皆谓我自然”外，另有：

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

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

这些章中的“自然”都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性如此，不着人为，意义非常明显。可是我们如果进一步去推敲这个天地万物的自然的内容，便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个“自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物理现象的自然：如四时的交替、万物的化育，这是自然。可是有时飘风骤雨、洪水地震，这也不能说不是自然。所以这种自然是物理现象，是不属于道德范围的，也就是不能以是非来判断它。尽管如此，人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是可以凭着他们的智慧加以改善的。

（二）是人为环境的自然：这句话里的“人为”和“自然”是冲突的，可是为什么连在一起呢？因为人住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却不断地以他们的理智加以人为的改造，这些改造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方面，如储水灌溉，使植物常青；坏的方面，如工业的产物，污染环境。我们对坏的方面，常责之以“人为”，而加以批评，可是对好的方面，却完全接受它，久而久之，也就变成自然。当我们坐车经过乡间，看到了那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果园，我们常会不知不觉地赞叹大自然之所赐了。

（三）是人类本能的自然：告子说：“食色性也。”这里的性就是本能的自然。这是人类与生俱来，而自然发展的。西方心理学家提出一个“自我”（ego）来解释这种本能的发展。印度佛学也拈出一个“我识”来说明这种本能的活动。

以上三种是我们一般常指称的自然，却不是老子所谓的自然。当然老子的自然，是和以上三种自然有部分的关系。如自然环境和本能物性等。但老子的自然至少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虚，一是德。所谓“虚”不只是像一般的“自己如此”，去摆脱掉外在的约束，而且连这个执着“自己”的自我意识也要虚掉，这才是真正的自然。所谓“德”是指的至德的修养，唯有通过心性的功夫，达到无为的境界，才能动而皆自然。离开了这两个基础的自然，恐怕都不免会把老子误解为物理的自然现象，或本能的自然主义，甚至纵欲的自由主义了。

本句最后的“自然”两字和本章最前面的“太上”两字前后呼应，托出了一个“太上”无为的自然境界，但却不可忘了“功成，事遂”，原来其间还有很多功、很多事要做的，否则百姓便不会说自然了。

新语

本章首段所列政治的四个层次，最上的“太上”和“其次，侮之”正好对比，“太上”是无为政治，在它之下的三者“亲而誉之”“畏之”“侮之”是有为的政术，一层层往下降。老子所强调的当然是“太上”无为之治，无论是“下知有之”或“不知有之”都是指人民根本不感觉有政治在左右他们，所以“百姓皆谓我自然”。

在要义中已叙述“自然”的四种意义，此处老子第一次提“自然”两字，而且没有给“自然”任何价值的定义，只以“百姓”的想法而言，这一点也说明了老子的“自然”两字的素朴本质，我们读老庄，往往把“自然”两字抬得很高，甚至神秘化了。此处以“百姓皆谓我自然”把“自然”两字下降到百姓的最简单的想法，即《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不正是本章的写照？这不正是“自然”两字最好的注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