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的轮廓
摩尔根曾做过一点动物学研究（特别是他出了名的海狸研究）。但是，整体来看，他的主要著述还是集中于对亲属制度（kinship）的人类学分析上。亲属制度的研究，在当时的欧美社会人类学领域里占据着主流地位，与生物学进化论的地位同等重要。为什么亲属制度研究在19世纪中叶的欧美占有如此显耀的位置？近期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是因为那时的西方法权正处在兴旺发达的阶段。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便说，近代西方依据希腊、罗马的制度设计出一套近代的科层制，为了论证这套科层制的新意义，欧美理论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将自己的社会与非西方社会对立起来，以欧美的科层主义与非西方的亲属制度加以对比，以显示自身文化的独特价值。[1]
站在今天“反思”的立场上，赫兹菲尔德能看到，基于血缘关系论制造出来的亲属制度概念体系，实为替西方科层主义铺平道路的超地方民族血统论的思想基础。然而，在摩尔根著述发表的过程中，欧洲人类学中出现的有关论述却未加任何反思地画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界线。19世纪60年代是近代人类学形成的决定性时期，那时出现了几部具有标志意义的著作，包括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的《母权论》（Das Mutterrecht，1861）、梅因（Henry Sumner Maine）的《古代法》（Ancient Law，1861）、麦克伦南（John Ferguson McLennan）的《原始婚姻》（Primitive Marriage，1865）。摩尔根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等著作，与这些同时代的著作汇流，造就了社会人类学早期的“原始社会”概念，它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与近代政治制度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的历史进程。[2]这些著作有的试图证明母权制先于父权制（巴霍芬、麦克伦南），有的试图证明相反的历史走向（梅因），但它们共同认定，以血缘关系为财产传承制度和社会组织原理的“氏族”[3]，先于西方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
在众多的关于人类亲属制度演变的论著中，摩尔根阐述的阶段性演化史，最有力地反映了一致的人类心智与多样的政治治理方式之间的历史关系。摩尔根对于这一关系的论述，也具有较典范的民族志和比较社会学风格。他依据的资料，不仅同他的心路历程，而且同他目睹的“土著”风俗习惯形成了密切联系。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如下：
1．《易洛魁联盟》（League of the Hode-dé-no-sau-nee，or the Iroquois，1851）
2．《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Systems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1871）
3．《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
4．《美洲土著的房屋与家庭生活》（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1881）
这些著作是摩尔根人类学研究不同阶段的成果。第一个阶段，开始于他成为律师的那一年（1842年），到1851年摩尔根结婚为止。在这个阶段里，摩尔根的主要研究就是著名的“易洛魁民族志”。年轻的摩尔根参加一个叫“New Order of the Iroquois”（意为“易洛魁新秩序”）的社团，后来依据这个社团的模式为缔造易洛魁邦联寻求道路。据说，他也曾代表易洛魁部落与华盛顿政府交涉，争取为其获得保留地。为了替易洛魁寻找宪章，摩尔根先是研究现有的史料，接着，在托那万达保留区（Tonawanda Reservation）附近的塞内卡易洛魁人（Senec Iroquois）当中寻找直接的见证。1847年，他在《美国人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易洛魁人的信笺”，这些信笺于1851年经过修改收入他的专著《易洛魁联盟》中。这本书集中反映了摩尔根在那十余年里的民族学研究工作。
《易洛魁联盟》是一部接近现代民族志的描述性作品，它的理论解释体系奠基于某种进步精神的基础之上。与梅因的《古代法》一样，《易洛魁联盟》一书追寻的是一种古史的研究，而这部书的立论，深受英国哲学家格罗特（George Grote）[4]对希腊的研究的影响。格罗特在他的论著中已指出，希腊文明是从以家庭为基础的政体向城邦演化的结果。在城邦出现以前，希腊存在着分立的家庭，这些家庭到后来结合成群，变为胞族（gens）、联族（phratry）和部落（tribe）。其中，胞族很重要，它既是亲属组织，也是政治单位，具有某种古老民主制度的影子，也不乏宗教精神。在希腊人的政治演化过程中，以亲属制度为基础的民主群体，演变为独裁和暴君制度，到雅典时代又建立了一种高级的民主制度。摩尔根的《易洛魁联盟》依据的历史演化线索，正是继承了格罗特的这种政治体制演化史的精神。
《易洛魁联盟》发表后，摩尔根对印第安人的兴趣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休眠状态”。此时他接着从事律师工作，花了许多心血养家糊口。在这个学术研究相对低沉的时期，摩尔根仍然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1854年，他与他的亲密伙伴基督教长老会教士麦克依凡等创立了一个叫“俱乐部”（The Club）的文学社团。1855年，他成为铁山铁路公司总裁。随着财富的增长，摩尔根对其他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参与政治，曾积极为印第安人的利益奔走呼号。两年后，他加入了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受此激励，他恢复了他的民族学研究。1856年夏天，他受命筹备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为此，摩尔根重读了易洛魁资料，集中研究了这个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并给予新的解释，试图将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模式总结为美洲印第安部落的总体模式。1857年，摩尔根发表了《易洛魁人的继嗣法》（“Laws of Descent of the Iroquois”）一文，初步总结了他对亲属称谓制度的研究。
从1850年到1857年间，摩尔根的学术研究及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变得相对冷漠。但是，1858年夏天，为了律师事务，他去密歇根的马魁特居住，在那里研究了奥吉布瓦（Ojibwa）亲属制度，发现了与易洛魁相近的方面。第二年夏天，一个从南印度回来的传教团给他提供了关于泰米尔（Tamil）亲属制度的信息，他发现泰米尔人的亲属关系称谓与易洛魁人的也很接近。这些发现令摩尔根非常兴奋，他认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相近亲属关系称谓说明，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不仅代表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模式，也代表亚洲的部分情况。摩尔根沿这一思路重新设想了美-印亲属制度的模式。1859年1月他设计了“关系程度”（degrees of relationship）研究的问卷，附在信笺后，通过邮寄征求信息与意见。同年8月，他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宣读一篇题为“红种的血亲制度及其与民族学的关系”的论文。随着大量资料的发现，10月，摩尔根写出一篇13页的学术论文，由斯密斯松尼安研究院发表，为《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做了全面铺垫。
《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的第一稿于1859年至1865年间写出，这期间，摩尔根花费大量精力搜集资料，从各地收到纲要性的关系目录。此后，摩尔根也写了一些论文稿件。从1865年到1871年，《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接受斯密斯松尼安研究院的审评，加进了关于“血亲关系的推测性历史”这一视角。《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是一本大书，在人类学领域中，应属于摩尔根最重要的著作。它长达600多页，其中200页为血亲和姻亲制度的列表。摩尔根用这些表格来代表“关系体系”，或“亲属称谓体系”。表格分三部分，分别代表三种语言体系中的亲属称谓。正文实为对表格的评论，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欧洲与西亚民族的亲属制度，第二部分描述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第三部分描述印度以东的亚洲和大洋洲的亲属制度。摩尔根认为，人类语言体系很多，但关系体系则只有两种，一种是“描述性的”（desriptive），一种是“分类性的”（classificatory）[5]。欧洲与西亚民族采纳的是“描述性的”亲属称谓制度，而印第安人、亚洲人、马来人，则采纳“分类性的”亲属称谓制度。简单地说，“分类性的”亲属称谓制度相对古老，其最典型的是易洛魁人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父亲与他的兄弟之间共用一个称谓，母亲与她的姐妹之间共用一个称谓；而“描述性的”亲属称谓制度则相反，具有区分血亲与姻亲的各种可能关系的词汇。尽管摩尔根对血亲与姻亲制度进行的是比较研究，但他最终认为，“分类性的”与“描述性的”两类亲属称谓制度不是平行并存的文化类型，而是先后存在于历史中的社会形态，“分类性的”称谓是一种远古的血亲与姻亲制度，而“描述性的”称谓则是后起的制度。
1871年，摩尔根带着他的新书访问伦敦，会见了梅因、麦克伦南、卢伯克、达尔文、赫胥黎等，受到了英国新人类学圈子的欢迎。当年，达尔文发表了他的《人类起源》，泰勒发表了《原始文化》，卢伯克发表了《文明的起源》。泰勒和卢伯克的著作对摩尔根影响很大。泰勒和卢伯克对技术进步的历史特别感兴趣，也共同认为伴随着技术进步，存在着“心智”进步的历史进程。泰勒特别关注宗教观念的演化，而卢伯克关注史前史，两者的论著都蕴藏着摩尔根所感兴趣的血亲与姻亲制度的社会形态史内容。摩尔根对英国人类学派抱着满腔热情，但这个学派中的麦克伦南则开始对他展开了批评，他讥讽摩尔根，说他错误地以为原始人不识母亲，而事实上，对母子纽带的认识，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类当中。
回到美国的摩尔根不知道英国人类学家对他的批评，他根据自己的新认识，部分借用了泰勒和卢伯克的观点，开始撰述技术进步史与家庭史，其最终成果是1877年出版的名著《古代社会》。在这本书中，摩尔根耗掉了他学术生涯的最后十年。书写这本书时，摩尔根的意图是依据民族学资料来重构人类社会进化史。书中主要考察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在同一时间脉络中呈现于历史进程中的面貌。可以说，《古代社会》一书，是摩尔根对民族学资料展开的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这本书也因此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国际声望。1881年，紧接着《古代社会》，摩尔根出版了《美洲土著的房屋与家庭生活》一书，以一种具有开拓性的姿态，在对建筑的研究中呈现出原始社会结构的空间面貌，同时，通过这项研究，他更为直白地陈述了对于史前时代人类社会生活中“共产主义因素”的认识。同年12月，摩尔根与世长辞。
[1] Michael Herzfeld，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1992．亦参考早期批评作品：David Schneider，A Critique of the Study of Kinship，1984。
[2] 关于这些著作的概要内容，请参考戴裔煊，《西方民族学史》，2001。
[3] 氏族（中文版有时与“胞族”混译）：拉丁语为Gens，亲属；在希腊语、梵语也有同词，词根含义都是“生殖”，暗示世系的共同血缘；美洲印第安研究曾称为tribe、clan等。
[4] 乔治·格罗特（1794—1871），英国哲学家。他还是一位活动家和银行家，曾参与政治，是激进派国会议员。1826年出版希腊史的分析批判著作，1846年出版《希腊史》两卷，1856年出版《希腊史》最后一卷。有关介绍见：顾准，《顾准文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第253—281页。
[5] 亦译为“说明式的”和“类别式的”，参见《古代社会》中文版及黄淑聘，《略论亲属制度研究：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