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缝间的桥”
摩尔根极端反对种族歧视，他热爱印第安人民，尊重他们的才能和成就。他敢于与当时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权威”作斗争，反驳他们的谬误观点。[1]
这段话来自于1977年《古代社会》的中文译者在该书前几页列入的《摩尔根传略》。摩尔根“与当时资产阶级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权威’作斗争”，不怎么能让我觉得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翻译者一定要翻译和介绍他的著作。我是在“改革”以后才上大学的。上大学后，有个别年头，还是能够遭遇报纸杂志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的。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是引进西方学术思想，刚开始被引进的还是被冠以“西方资产阶级”这个说法，渐渐地，我们习惯地接受了“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随着“引进外资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也不再觉得“西方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不过，我能理解当时杨东莼等先生用这句话的意图：倘若不这样说，出版社恐怕很难接受那本书。可是，无论怎么说，我自己对这段话的前面一句，倒是特别欣赏。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摩尔根是一位有魅力的人类学家，这恰是因为“摩尔根极端反对种族歧视，他热爱印第安人民，尊重他们的才能和成就”。
1846年，也就是在移居罗彻斯特市两年后，摩尔根开始探访附近的印第安人，因为他对土著人具有深重的同情心，故受到印第安人的欢迎，他还与不少印第安人成为亲人，后来，他被塞内卡部落鹰氏族收为养子，取名为“Tayadawahkugh”，意为“裂缝间的桥”。为什么那支印第安部落的人给摩尔根取名“裂缝间的桥”？给摩尔根取名的印第安人早已仙逝，150多个春秋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于他们当时的具体想法也已难以考据。不过，我们有理由猜测说，“裂缝间的桥”这个名字，或许深切地表达了易洛魁人对于一个来自白人世界善良人士的某种美好期待，因为对19世纪中期的印第安人来说，文化之间的裂缝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太多的苦难。
摩尔根从事他的人类学调查，未能像后来的田野工作者那样寻求“远方的召唤”，到离家乡极远之地去探访“野性文化模式”对于文明的启发。他只是就近展开自己的断断续续的调查，印第安人离他丝毫不远。在几个世纪的殖民遭遇中，这些土著人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土地、森林、山脉、湖泊，幸运者只能被定义为“被保护对象”而纳入美国人的社会中，不幸者早已被“牛仔”杀害。在“牛仔”风光不再的时期里，人类学家要前去探访这些土著人，不需要走多少路。然而，他要跨越的鸿沟，却依然不断地在扩大着。人类学家要走向印第安人，似乎需要找到一条通往保留地的秘密隧道；通过隧道后，还要找到引他进山的路；上了山顶，发现一座本来连在一起的山已被美国人自己一刀切成两半。真要去往山的另一边，他需要把山顶上仅剩的一棵树砍下来，放在断裂的山的两边，将它当成独木桥。而印第安人在收摩尔根为养子的时候，如此妥帖地想象这位白种人是那座独木桥，给他那么沉重的压力，甚至希望后来人能够通过他，从文明进程中的美国人那边，走到印第安人的这一边来。
直至摩尔根去世三十年后，印第安人对人类学家的那种期待，才开始成为人类学家自认的使命。倘若从摩尔根时代起，人类学家就采取“从土著人的观点出发”的观点来接近他们的目的地[2]，那么，印第安人对于西方人类学的“土著式期待”或许早已成为西方人类学的优秀之处了。然而，我们不能将这种后来逐步发现的“土著人的观点”强加在摩尔根身上，正如历史不能按照我们后来人的设想重新走过一样。那时的摩尔根，还是摩尔根，一个被印第安人设想为“裂缝间的桥”的美国白种人。
使摩尔根与土著人区分开来的，确有种族的表面差异。但是，差异既然是表面的，也就容易被他克服。摩尔根构思《古代社会》的年代，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居住于美国北方的摩尔根，反对种族歧视是正常的、合乎主流的。令后来西方人类学家觉得遗憾的是，那时的那种差异，更主要是由思想造成的。那时的人类学家自以为是高土著人数等的“科学家”，土著人像“物”（things）一样，是“人类科学词汇”要去“代表”的对象。1987年，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教授特劳特曼在评论摩尔根的田野工作时感叹说，摩尔根竟在人类学创立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方法之前如此之久远的年代里，“将他的著作奠定于原创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3]。对此特劳特曼又感叹说：“对田野工作的侧重，甚至使摩尔根著述的发表方式带有非常现代的面目。”[4]的确，摩尔根的人类学并非开始于《古代社会》这样的社会哲学阐述，而是开始于易洛魁部落的民族志，这一点部分支持了特劳特曼的观点。然而，倘若我们将摩尔根看成是一个整体的人类学家人生的承载者，那么，他的身份依然是与他的部落区分开来的“科学家”。
摩尔根常说，他的成就来源自一些“令人愉悦的偶然发现”（happy accidents）[5]。所谓“令人愉悦的发现”，指的正是摩尔根在易洛魁人当中作为参与观察者寻找到的“资料”。对于摩尔根的人类学生涯来说，这些被发现的“资料”的确是特别重要的。然而，摩尔根显然并非是一个愿意停留于资料的整理和低层次分类的人类学家；他抱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今天的人类学家意识到他们自身倘若缺乏“从土著人的观点出发”的能力，就无法对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而那时的人类学家却持有一个相反的想法，他们以为人类学家倘若缺乏支配资料的理论力量，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人类学家。摩尔根也是这样，他相信他的资料能够对于人类学家解释整个人类史提供支持，相信只有作为人类学家的自己，才能够赋予这些资料真正的意义。
对资料的理论意义的追求，甚至对于那些完全相信“从土著人的观点出发”的人类学家来说，也没有被舍弃。因而，摩尔根将理论当成研究目标，很难说有什么错。如果说今天的人类学家对于他当时的做法能有什么质疑的话，那么，这一质疑必定只是针对他采取的理论提出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摩尔根采取的理论，没有使他逐步趋近印第安人的生活的本相、文化的形式和整体的利益，反而使西方与这些弱小的共同体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所以，他的诠释演绎出来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类学相反的人文思想。我能接受特劳特曼的建议，承认摩尔根著述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并不浓厚，相信摩尔根并不是在达尔文的思想影响下从事他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他的社会形态史观点的。然而，我不能不指出，18世纪以后积累起来的关于“进步”和“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目的论，对摩尔根是有深刻的影响的。我认为，正是这一历史目的论使摩尔根在“裂缝”间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时，同时也一步一步地拆除了这座桥梁。
[1] 杨东莼，《杨东莼学术论著选》，第4页。
[2] Clifford Geertz，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1983，pp．55-72．
[3] Thomas R．Trautmann，Lewis Henry Morgan and the Invention of Kinship，1987，p．9．
[4] Trautmann，Lewis Henry Morgan and the Invention of Kinship，1987，p．10．
[5] ibid.，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