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是哲学之魂[1]
文化精神是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精神是哲学之魂。这种文化精神通过文化主流意识显现出来，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内在体现，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支点。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弘扬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
一 文化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文化精神作为哲学之魂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就是要使文化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主流文化始终在文化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
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我们只有用不断创新的理论去指导不断发展的实践才有真正的价值。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我国现阶段代表着一种主流文化倾向。
人的精神世界，不论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都呈现出纷繁复杂、流转多变的状态。然而，不管多么复杂多变，人的社会存在，即经济地位、阶级属性、政治面貌、知识结构、社会经历等等，都必然决定他的头脑里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这个主导意识便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反映他和他所属群体的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对人的精神世界起着支配作用。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构筑了共同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支柱所反映的就是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主流意识。
这种文化主流意识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一种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是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在动力。这种文化主流意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内在体现，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这种共同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只有在全社会不断地明确和强化这种共同理想，让它真正转化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自觉行动，并为之团结奋斗、共同努力，我们才有希望真正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中国人民才有希望过上文明富足的生活。
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坚持先进的文化方向，就是要提升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体现民族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民族性，都是以自己的民族精神为依托的。这种民族精神是文化传统的基础，是一个人、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精神支柱的源泉。传统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精神，一种承载过去、面向未来的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世世代代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民族的基本精神。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中华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是东方文明的厚重体现。用美国学者的话说：“东亚拥有一个独特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它不仅使东亚拥有一个伟大的过去，也使它为今天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即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无形纽带，也是推动一个民族不断前进、发展的内在动力。民族的振兴，离不开对民族精神振兴的依托。在当前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实践中，提升民族文化精神，加强共谋发展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向心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要在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建设，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越来越多人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开始崇尚东方文化和东方价值观念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和青年却在利益调整和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放弃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迷失了基本的文化精神。这就为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
当然，民族性从来都不排斥世界性。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撞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有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这种文化的碰撞，以科学的精神吸纳不同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同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占领网络文化阵地，才能在各种文化的撞击中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强化文化主流意识。
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强化文化主流意识，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任何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背后都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我们既不能就经济而谈经济发展，也不能就社会而谈社会进步，都应考虑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在其中的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精神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联系得如此紧密。离开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浓厚的智力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因为缺少内在动力而不能持久或者严重失衡。特别是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如果一个地区的人们缺少一种能够凝聚人心、激发热情的文化精神和智力支撑，社会进步就会缺少持久的动力，经济活动也很容易变成一种纯粹的物质利益冲动和追求。因此，我们要努力变革和提高人的生命的精神境界，这在西方称之为“人的革命”，在中国称之为“素质转型”，即按照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人进行再塑造。显然，这种对人的再塑造很大程度上是靠文化建设来完成的，包括塑造健康人格、先进理念、道德规范、现代思想以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精神。
二 人文精神是哲学精神的内在体现
哲学要体现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即哲学意义上的人本意识。离开了人，哲学就会丧失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遗失根基，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迷失方向。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始终是一种关注人的哲学，是在关注人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的哲学。这种关注，不仅仅关注人的一般性发展，而且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关注一部分人的发展，而且更关注所有阶层中所有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并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理论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对于批判资本主义丑恶现实，建立一个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恒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正式、明确地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概念，是他们在1945～1946年合写的第二部篇幅巨大、内容丰富的成熟的哲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做了最后清算的基础上，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明确指出：“个人是受分工所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既成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物质活动的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放到资本主义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人的片面发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所造成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由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决定的，必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孕育生成。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描绘未来高级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哲学学说正式确立起来，当首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同章程中，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提出了未来社会的理想：“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共产党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终形成的主要标志，与他们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精彩论述是分不开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也曾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3]。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明确提出了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4]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5]。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深刻的经济根源上全面分析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过渡性、暂时性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性，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实质、社会条件和实现道路等做了系统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的全面发展始终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和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1894年年初，恩格斯应邀为意大利周刊《新纪元》题词时，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打算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们要求的题词。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下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恩格斯用简短的一段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就是为了取代“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但丁语）的旧纪元。
列宁和毛泽东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实践层面上拓展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列宁在领导苏维埃建设的过程中也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放在首位，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7]列宁认为，苏维埃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未来的理想，也是现实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侧重在“德、智、体”3个方面来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早在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向全国青少年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希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化为“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并将这一观点确立为我国基本的教育方针。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列宁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
邓小平同志也很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198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国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985年，他又指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可以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并将其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总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站在新的高度，从经济、文化和政治3个方面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为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奠定了现实的理论基础。
增强文化人本意识，就是要提升人在一切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使文化建设和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实践在人本的意义上实现完美的统一。文化建设是一个通过人的文化活动提升人的文化品位的实践过程，振兴老工业基地同样是一个通过人的不懈努力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的实践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不论是解决体制矛盾还是跨越观念障碍，归根结底都是解决人的问题。
增强文化人本意识，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不断提高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是历史上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物。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以此与宗教神学相对立的早期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欧洲新兴资产阶段反对封建的政治思潮和新文化运动。以意大利的彼特拉克、达·芬奇，荷兰的爱拉斯谟，法国的蒙田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学派，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他们以人为中心，反对中世纪的崇拜神、贬低人的思想，提倡人的尊严和价值，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善与崇高；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反对经验哲学和蒙昧主义，提倡科学文化知识，等等。尽管人文主义思潮不可避免地带有古代哲学的局限性，但其宣扬人生来平等、个性自由不可侵犯、现世的幸福高于一切的主导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确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文化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一种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包含在公众的利益之中，是一个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联合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主要包括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生活中的根本需求，文化利益是人的全面发展在文化生活中的根本需求，政治利益是人的全面发展在政治生活中的根本需求。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实践中完成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始终不能迷失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本质目标。抓住了人，就抓住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就抓住了哲学的灵魂。
三 民族精神是文化精神的基石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充满活力和自强不息的动力源泉，是文化精神的基石。从广义上理解，民族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群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如古代民族、阿拉伯民族、非洲民族、中华民族，等等。狭义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人类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由为数众多的民族所组成的。世界上大约有2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其中有7个上亿人口的大民族，即汉、印度斯坦、美利坚、俄罗斯、孟加拉、日本和巴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多。中国现在有56个民族。一个民族内部往往有着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因而也往往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
这种具有民族特点的思维方式体现着一种民族精神，或者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为依托的。这种民族精神是文化精神的基础，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政党乃至一个国家创新发展的动力资源。离开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民族思维的创新就会停止。以民族精神为依托的文化精神，既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无形纽带，也是推动一个民族不断前进、发展的内在动力。民族的振兴有赖于文化精神的支撑，文化精神的发扬光大有赖于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升华。当前，在我国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市场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弘扬我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精华，弘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弘扬文化精神要在本民族已有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上不断创新，要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深入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那种艰苦奋斗、自强不息、重视群体的精神，那种百折不挠、勇于探索、敢于斗争、富于创造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是民族思维创新的精神支柱，是民族优秀传统的积淀。一个民族的思维离不开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和感情。一个民族的优秀人物所创造出的精神产品，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而这些恰恰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本民族的先人们在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它们既是民族的，又以它们独特的民族思维丰富着人类思想文化的宝库，所以它们又是世界的。
但民族精神归根结底受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影响。所谓思维模式，是人脑的思维内容和思维方式的统一，它既是以往思维活动的结果，又是思维进一步运动的前提和起点，是思维科学、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不仅形成了语言风格和逻辑范畴，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即构成思维模式。人脑思维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统一的逻辑规则和感性形象结合的、经过实践和学习建立并完善的动态系统。这也就是说，思维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后天的实践和学习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人们利用已经建立的思维模式去认识新事物，会不断丰富、完善以至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同一民族的思维模式会随着民族思维的创新而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民族思维的创新也必然会受在民族生活和民族习惯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维模式是人的思维能动作用的关键问题，是创新思维的逻辑框架和认识基础。人们总是依据过去有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利用已有的思维模式去认识新事物。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越趋于完善，对新事物的整体认识和把握就越快、越好、越深。如果一个民族缺乏理性思维和哲学意识，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一个左右摇摆的民族，缺少创意的民族和难以超越自己和时代的民族。一个人没有在实践中形成思维模式，在认识活动中就很难用一般去把握个别，使个别上升到一般，因而也就不会做出新的判断、形成新的认识。创新思维主要表现在从个别到一般的形成思维模式的过程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运用思维模式的过程。
显然，民族精神既是民族思维模式运行的结果，也是民族思维模式变革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和民族意识中形成的民族记忆和思想体系，也就没有民族思维的创新。但是如果一味地固守民族的思维模式，就会制约甚至窒息民族思维的创新。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人们认识新事物的武器，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人们认识新事物的阻力。
任何一种思维模式一旦形成，都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民族思维的历史沉淀，既有很多积极的、值得发扬光大的东西，也有某些消极的、惰性很强的东西。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讲，对创新思维也有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大一统的思维模式所造就的“一大二公”思想、“万众一心”的思想；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思想，都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创新思维的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传统与反传统的矛盾与斗争，是促进民族文化精神发展的内在机制。就中华民族而言，人们不会忘记割掉一条辫子经过了多么艰难的历程；女人不再裹足并走进学堂又经历了多么漫长的历史。难怪鲁迅先生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民族文化精神往往是在坚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反对落后传统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应当承认，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差异，具有各自的民族优势和弱点，各民族之间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和相互取长补短的精神境界。这里当然不包括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
随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不断发展，民族交融的趋势日益强化。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交流、文化交流乃至思维方式的相互影响和碰撞，常常使人们的思维更加活跃、更加开阔、更加前卫，也使哲学语境中的民族性更加突出。
[1] 本文发表于《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49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7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1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32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89页。
[7]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7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