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粤商组织变革成长的脉络与启示

明清以来，广东商人充分发挥临海的地利优势，架起了中国与西方商业文明之间的桥梁。1757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广州更是成为中国政府设立的唯一对外贸易特区。因此，早期的粤商代表多为从事与外贸有关的行业，如清代广州十三行。广州的一口通商特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在近百年的中西经贸往来中，粤商逐渐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一大商帮。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实行五口通商，广东的行商大多转向买办商人，成为洋商的代理。广东买办重视血缘与地缘的组合，著名大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都以家族式买办而著称。他们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熏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保险、矿务、轮船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可谓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

晚清以来，政治动荡，面对外忧内患，粤商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激流当中。徐润、唐廷枢等热心海防建设，捐巨资购买或研制西方的“坚船利炮”。一些粤商倾其所有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提倡实业救国。众多海外粤商更是怀着振兴实业的爱国情怀，回国投资铁路、航运、百货、银行、矿业。近代以来，粤商更是有意识地与西方开展“商战”，郑观应将商战实践提升到理论层面，所著《盛世危言》系统论述了商战的理念（刘正刚，2008）。粤商在近代中国独树一帜，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均属于最有实力的商帮，引导着早期中国工业化的走向。

传统粤商对新式企业的投资不仅立足于本土，而且逐渐向上海、天津等大都市挺进。从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开始，广东商人在家乡陆续投资船舶修造、卷烟、造纸、碾米等新式机器工业。使用机器作为动力，又一次体现了敢开风气之先的勇气。不仅如此，广东商人在商业经营中十分重视组织的凝聚力，遍布海内外的广东会馆将粤商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团体的力量参与商业竞争。在异地经营的粤商常以家乡为招牌，通过会馆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增强商业竞争实力。应当说，传统粤商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改变了广东以及粤商在海内外的形象。他们从广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将中国商人的经营谋略以及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传统粤商开放、包容的心态，灵活善变的经商思维，以及“敢为天下先”的粤商精神不仅带来了粤商在近现代的巨大成功，也启迪了一代又一代的新粤商。

由于频繁的战乱、剧烈的制度变迁等客观原因，粤商及其企业经营曾一度被迫中断。然而，粤商精神、商业网络等却并未随之耗散，而是以一种潜伏的形态存在。一旦有了足够的土壤，粤商将迅速成长、壮大。步入新时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这30多年间，广东企业家迅速崛起，敢为人先、务实创新、大胆变革，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这些杰出的新粤商代表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粤商精神，更是不断为粤商精神输入新的内容，如创新意识和长远的发展眼光等。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正是一部新粤商顺应时代潮流，在对内、对外开放中求新求变的变革史。这一次，粤商再次走到了潮流前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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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建光：《粤商发展历史简论》，《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2] 《粤商》，MBA智库官网，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1日。

[3] 本节所引用的十三行史料主要来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 章文钦、管亚东：《一组近代广州的历史照片》，《羊城今古》2000年第3期。

[5] 胡科：《粤商：从哥德堡到十三行》，《黄金时代》2006年第7期。

[6] 肖应云：《清十三行草根商总卢观恒商海沉浮初探》，《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591期。

[7] 南洋烟草相关统计数据主要来自潘必胜《中国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1895～195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商务印书馆，2001。

[8] 《潮商：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支开拓劲旅》，潮商网，2010年12月22日。

[9] 谢氏父子与正大卜蜂案例主要参考黄杉、管琼编著《四海潮人（中国商帮传奇：潮汕帮）》，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广东省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潮商俊彦》，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10] 黄杉、管琼编著《四海潮人（中国商帮传奇：潮汕帮）》，广东经济出版社，2001。

[11] 《谢国民：南洋上空的赛鸽》，天下潮商网，2012年2月16日。

[12] 资料来源于正大集团网站，最后访问日期：2012年8月1日。

[13] 史川轩：《粤商“三重门”》，《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10月21日。

[14] 张弼士与张裕葡萄酒案例主要参考左旭初《我国第一个葡萄酒商标创立者张弼士与张裕葡萄酒》，《中国发明与专利》2010年第8期；谭元亨：《客商》，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