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统粤商家族企业的变革与成长
在对粤商崛起的社会背景、粤商独特的文化精神进行介绍后，下文将在粤商的三大群体（广府、潮汕、客家）中选取一些典型家族企业案例进行剖析，从而对粤商家族企业的变革与成长有更深入的了解。
1.广府商人：简氏兄弟与南洋烟草
广府商帮基本由现广州、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珠海、肇庆和深圳这七个地级市的商人组成。从汉代开始，广府民系开始接触海外文化。因此，广府人颇具开放性，敢于吸收和学习西方文明。他们视野宽广，思路开阔，精明能干，善于计算，商品意识非常强。2006年“华人富豪500强”的前十名中，广府商人就占了4席。他们分别是郭炳湘兄弟（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祖籍广东中山），李兆基（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祖籍广东顺德），何鸿燊（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祖籍广东宝安），郑裕彤（新世界集团，祖籍广东顺德）。
明清以来，广府商帮利用地利之便，在与外商打交道的过程中，纷纷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开拓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广府商帮通过海洋走向世界，在世界商界的大舞台上，展露了中国商人的聪明才智，进而把中国和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些商人所创办的企业有不少成功范例，南洋烟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探讨家族企业的组织变革，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包括所有权集中度、管理者持股、所有者身份结构）的变革。因为所有权结构可谓是企业的基因，每一次所有权结构变动都会牵动各方神经，并且对此后的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产生持久的影响（潘必胜，2009）。下文将通过对中国近代烟草业中极负盛名的家族企业南洋烟草的股权变革案例进行剖析，从而对传统粤商家族企业组织有进一步的了解。[7]
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将南洋烟草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
（1）初创阶段（1905～1918年）
南洋烟草的创办人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先后于1870年、1875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青年时代，他们跟随叔父简铭石到香港、日本等地学做生意，很快上道，曾开办过“东盛泰商店”“怡生兄弟公司”“顺泰轮船公司”等。19世纪末，外国纸烟开始打入中国市场。在这以前，中国只有水烟、旱烟等。外国纸烟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后，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对外国烟叶不征收输入税，英美烟商从中攫取了丰厚利润。1902年，具有国际烟草垄断性质的英美烟草公司成立后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展，他们看到中国有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很快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等地设厂，企图一举垄断我国的烟草市场。一时间，“大英”“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洋烟充斥着中国市场。
简氏兄弟看到这个情况，决心从兴办烟厂入手，堵塞漏洞，挽回利权，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为此，他们到日本考察卷烟技术，购买蝴蝶式卷烟机4台，筹备先在香港成立烟厂。1905年3月，在其叔父简铭石和朋友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在香港正式成立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根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记载，南洋烟草公司成立之初，只装备有一台烤炉、一间烘房、一台发电机、两台磨刀机和四台卷烟机。每日开工10小时，以半机械、半手工的方式生产大约30万支香烟。公司总股本10万元，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持股44.2%，叔父简铭石持股4%，整个家族合共持股48.2%，是第一大家族股东。公司成立之初，就推出“白鹤”“飞马”“双喜”等品牌香烟。然而，南洋烟草毕竟是初涉烟草行业。而且公司内部决策权分散，凝聚力不强，因而没能够抵挡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以至于在1908年关闭卷烟工厂。工厂关闭后，债务的累增速度超过了简氏的偿还能力。此时，简氏兄弟的叔父简铭石通过他在泰国和越南的生意，筹集了9万元资本借给侄儿使用。这9万元再加上简照南从在日本的船运生意中抽出的4万元，使南洋烟草有了13万元的流动资本，从而保证公司在1909年2月再次开工生产。
清盘改组的公司改称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股本增为13万元。简氏家族增持到94.2%（简照南、简玉阶分别担任公司总司理、副司理），接近全额持股。唯一的外姓股东持股5.8%，已不能对企业决策产生任何影响。这次增资因为是企业清盘以后进行的，所以全部股本都是增股。但这次股份增持，股份在家族内部并没有划分，大房简照南家和二房简铭石家的股份是混在一起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好，无利可分，也就没人计较；另一方面是因为简铭石是唯一的长辈，如果与侄儿斤斤计较地划分股份是不合乎中国传统礼制的。也可能因为当时赢利前景不明朗，他的心里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把他借来的13万元算作债权还是股权？后来就糊里糊涂拖下来了。1912年简铭石去世，其子简孔昭企图把13万元债务全部算作股本独家拥有，导致与简照南兄弟发生争执。结果他们订立了两房合约，股份均分，各为61250元，占总股本的份额各为47.1%（潘必胜，2009）。
南洋烟草公司重组后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此时简氏兄弟提出“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顺利地打开了销路。次年，公司便开始有赢利。辛亥革命的爆发，更激发了“大华侨”的爱国热情。简氏兄弟抓住这大好时机，在南洋一带积极拓展业务，为公司开辟销售市场。他们生产的“双喜”和“飞马”牌香烟备受侨胞的欢迎。仅印度尼西亚一地，每月就能销售“飞马”牌香烟1000箱左右，利润非常可观，这也为南洋烟草公司打开中国市场打下了基础。据统计，1912年，南洋烟草80%以上的产品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销售，18%在中国香港销售，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内地销售任何香烟。而到1915年，只有55%的产品在东南亚沿海群岛销售，27%在中国香港销售，16%在中国内地销售。此后，这一趋势继续保持下来，南洋烟草在东南亚销售的香烟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变化，而在中国内地的销售量则稳步增长。销量的上涨带来了南洋烟草利润的上升，1912年公司获利4万元，1913年获利10万元，1914年获利16万元（高家龙，2001）。
南洋烟草的股权结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15年股本由13万元升值为100万元，股权结构不变。企业经营的扩大使得南洋烟草公司对资金的需求尤为紧迫。虽然简照南极力主张与英美烟草公司进行合并，但简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对此极为反对，因此南洋烟草的资金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为寻求资金，他们最初在1916年与北洋政府进行谈判，然后又在1917年与英美烟草公司谈判。最终他们决定不与其中任何一方合作后，转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3月，简氏兄弟将企业改为股份有限公司，再度向北洋政府注册，资本为500万港元，实收资本270万港元，其中260万元由简氏家族所有。为保证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简氏家族的成员一致认为，必须阻止不守规矩或不可信的投资者购买公司的股票。因此，只将股票出售给那些“在过去曾帮助公司提高效率和日后有助于公司发展的人”。并且公司的所有股东聚会后一致同意，没有得到董事会简氏五家的一致同意，任何股票都不在简氏家族之外出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将股票出售给外国人（包括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人）。公司改组后，总公司迁至上海，分公司遍设国内十余个大城市，同时在新加坡、泗水、泰国等地也设有分公司（高家龙，2001）。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两次股权兼并，一次是简氏家族兼并唯一的外姓股东杨辑五的股份（占总股本5.8%）；另外一次就是简家内部的股权兼并，简照南迫使堂兄简孔昭的持股率从45%降低到38%，同时迫使简玉阶等同胞弟弟各自出让0.6～2个百分点的股份（潘必胜，2009）。
与20世纪初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一样，简氏并不热心于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的概念早在1850年就传入了中国，并在1904年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但是，合股公司并没有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企业组织的流行形式。简照南对于将南洋烟草股票在市场上公开发售也是极为反对，但正如简照南写给简玉阶的信函中所言，利己的投资者“借名股东，揽权集党，专为私利，不顾大局，十居其九”。简照南担心，将南洋烟草改组为股份公司会给他的家族和自身的权威带来威胁。因此，改组后为了牢牢掌握控制权，简照南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控制（高家龙，2001）。
从1905年至1918年南洋烟草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家族企业形成阶段，由于家族自有资金的局限，不得不依赖于各方力量的援助，家族处于相对控股。而在企业步入正常经营轨道后，家族企业的创始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如回购股份、增资扩股等来实现绝对控股，从而获取对企业的完全控制。
（2）成熟阶段（1919～1930年）
随着南洋烟草业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发展，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南洋烟草刚刚诞生不久，英美烟草公司就曾想把其扼杀在摇篮里，但新生的南洋烟草在简照南主持下又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起来，这就必然引起英美烟草公司对南洋烟草接踵而至的打击。除了采用价格战方式外，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商还使用更为恶毒的手段，如大量购买南洋烟草在市场上出售的香烟并储藏起来，等到香烟霉坏后再大批量廉价抛售给顾客，从而达到损坏南洋烟草声誉的目的。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洋烟草再次获得新的商机。简照南、简玉阶在报上发表《告国人书》，以“振兴国货”为号召，要求各界人士合民族之力与外商对抗。同年8月，南洋烟草为进一步增加资金，增强实力与外商相抗衡，在简玉阶提出的“以先对外招股为对策”的主张下，公开登报向社会招股。公司宣称“一家公司碍难持久，不如公诸国人”，以“杜塞漏危、挽回利权”相号召，同时再次实行公司改组，扩大资本额为1500万港元，分为75万股，每股20港元，结果上海方面募得40万股，香港方面募得35万股，除旧公司作股75万元占新公司股份的一半外，其余皆为新增加股。当时，投资者买股者十分踊跃，海内外不少知名人士纷纷投资“南洋”，股东共计1.55万余户。其中简氏家族控股60.6%，占45万股。简照南被推举为公司“永远总理”，“如非因其名下退出至不足12000股及有大过或失当，乃至不能执行职务时，不能辞退之”。合同还规定总经理日后“有权将其职务交与受托人”，从而永远保留了简氏家族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的继承权（罗力，2001）。
随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迅猛发展，简照南在实业界的声望与日俱增。他曾先后兼任广东实业团副团长、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商联合会董事等职。1922年7月，简照南又发起成立上海东亚银行，并任该行董事。此外，他们还积极举办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923年10月28日，简照南因操劳过度，在上海病逝。逝世之时，简照南拥有南洋烟草26.9%的股票，简照南一支的其他人拥有12.1%；简孔昭那一支拥有21.6%，其他股东拥有4.7%。
简照南病逝后，简玉阶继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此时，由于外部形势恶化，民族工业已从发展的高峰滑落下来。南洋烟草业务也受到严重影响，赢利水平开始下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掀起了新的反帝高潮。一时间，洋货受到排挤，国货备受青睐，南洋烟草的销售又出现了很大的转机，产品供不应求，连库存零烟都销售一空。简玉阶趁此机会在汉口和上海浦东设立分厂，扩大生产规模，并在青岛、天津等地设立分公司，生产和销售“大联珠”“双喜”“爱国”“白金龙”“红金龙”等三四十种牌子的香烟。在此形势下，1925年公司赢利达到120万元，1926年增至230万元（罗力，2001）。
但是，好景不长。1927年以后，由于不断受到英美烟草公司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及官僚资本的排挤打击，加之国内政局混乱，战火不断，南洋烟草业务每况愈下，出现了连年亏损的现象。据统计，1928～1930年，“南洋”亏损达570万元，致使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面临倒闭危险。
从上文的案例可见，在南洋烟草的成熟阶段，不断吸收外部资本使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所有权的开放，标志着家族企业的革新。之所以把这个阶段的变化称为变革，是因为它扩大了企业股本规模的同时，吸收了外部资本，资本来源开始社会化、市场化（潘必胜，2009）。而从经营者持股来看，1919～1924年，总经理是简照南，还能相对控股。但他死后，简玉阶做总经理，他只有11%的持股率，控制能力大大下降。因此，股权的开放不可避免的对企业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并且，为了谋求当时北洋政府的支持，南洋烟草在扩大改组的过程中拉入了北洋军阀黎元洪、王占元等为股东。
（3）衰退和变异（1931～1949年）
对于南洋烟草这个阶段的股权变革，国内家族企业研究学者潘必胜（2009）指出：“这个阶段的之所以称为衰退，是因为1931年企业的股本降低了，家族的持股率也略有下降。说它是变异，是因为它在没有增加股本的时候，吸收了外部资本，而且是官僚集团的特权资本，并且家族丧失了控制权。它把官僚资本作为挽救衰落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惜这根稻草没能起好作用，民营家族企业开始向特权家族企业变异，创始家族丧失了最高决策权，执行权也大部丧失，但丧失的权利不是转移给了职业经理人，而是给了官僚特权人士，企业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不是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向非市场化的特权企业变异。”
南洋烟草1931年的企业减资、简家减低持股率，是一个重大事件。1919年以来股本一直是1500万元。到1931年，因为连年亏损，无息可发，导致市场上南洋烟草股票价格大大低于实际价值。而《公司法》规定，企业必须赚回已经亏损的数目才能发放股息。为达到早日发放股息、提升股价的目的，南洋烟草决定减资，每股由原来的20港洋变为15国洋，总股数仍然维持75万股，但总股本减为1125万元。简氏家族持股比例由原来的60.6%，降低为56.8%，出让了3.8%的股份。
从表面上看，简家的减持股份对于他们控制企业并无实质性影响，56.8%的持股率足以保证他们对企业的控制权，但是这个减持造成了两方面的危害，一方面因为减低了总股本，也就降低了外来资本的收购成本，另一方面因为降低了票面价格，也就提高了股票实际价值，增加了收购方的兴趣。简家的这种减资减持行为，在近代企业资本经营活动中是很少见的。一般家族企业中首位股东的减持，基本上都是因为增资导致减持。南洋烟草则是在家族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出于外部股东分红的压力而减资甚至减持，反映其控制能力远不如那些股票没有上市的家族企业。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开放股权上市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家族的控制力会因为上市或吸收较多的外部股权而削弱（潘必胜，2009）。
值得指出的是，南洋烟草控制权的丧失一方面与持股比例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与家族企业内部管理日益混乱存在密切关联。自简照南去世后，许多完全不懂业务和经营管理的亲戚进入公司。这部分人不仅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而且还肆意挥霍，借入巨额债务，最终导致公司在短短时间内“亏损已达数百万元”。简玉阶对此痛心疾首，他向董事会提出：“外方之营业，内部之制造，又非急谋彻底改革不足以应潮流而适生存。”
不仅如此，英美烟公司以恶性价格竞争策略妄图把南洋烟草赶出烟草行业，这无疑加重了南洋烟草的经营困境。更令南洋烟草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民族资本，反而在苛捐杂税上不断加重南洋烟草的负担，使得南洋烟草在与英美烟商的竞争中进一步处于劣势地位。简玉阶曾在董事会上感慨，“年来烟税日增，因同业之竞争，加税而不能加价”，导致公司利润低下，艰难维持经营。在经营如此艰难之际，南洋烟草企业内部的矛盾更是进一步扩大，内部贪污腐败严重，各派人马争权夺利，从而导致企业周转不灵，已濒于土崩瓦解之境地。
面对企业步入衰败、家族内部钩心斗角，简玉阶逐渐失去信心，甚至萌生出家念头。在苦苦支撑阶段，简玉阶将希望放在了当时的地主买办阶级身上，极力巴结汪精卫、陈公博等广东派官僚资本集团，期望依靠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支持以复兴企业。1936年，宋子文家族资本乘虚而入，通过低价收买股票及迫签合同等方式进入南洋烟草，简氏企业的半数股权落入其手。1937年4月，公司股东会议宣布改组，宋子文担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董事长，其亲信程叔度为总经理。此时，简玉阶被降为第四股东，只担任虚有其名的董事和设计委员。尽管简玉阶仍一心关注企业发展，为之呕心沥血操劳业务，但实际上企业实权已落入宋氏官僚资本手中（罗力，2001）。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后，南洋兄弟烟草的上海总厂的厂房与重要机器设备悉数被毁，损失达537万元。不久，公司业务中心移至香港、重庆，并在重庆建立烟厂。抗战胜利后，简玉阶随即将南洋烟草的业务中心由香港、重庆迁回上海，同时积极多方筹集资金，扩大资本，希望重振企业。南洋烟草曾在1946年6月和1947年12月两次增资，调整资本到90亿元法币。然而，自1937年南洋烟草被当时官僚资本控制之后，已逐渐丧失了民族资本的性质。对外，公司借助宋子文家族的影响力，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购外汇、搜刮资材，甚至不惜与几十年的宿敌英美烟公司在分配原料与市场上分赃合作。公司内部则是面目全非，业务衰败，设施陈旧。曾经是中国民族卷烟工业中唯一一家与英美烟商长期抗衡、力挽利权的南洋烟草公司，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一片破败景象。1949年5月上海解放，南洋烟草公司上海、重庆、汉口、广州等地的分厂先后被实行军管。到1951年2月，公司正式实行公司合营，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下步入新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罗力，2001）。
2.潮汕商人：谢氏父子与正大卜蜂
潮汕人在广府人之后来到广东，占有了潮汕平原。这里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受台风与地震威胁，且为群山阻隔、陆路交通不便。而其东南濒临大海，近海有不少岛屿。地理环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开始“逐海洋之利”，发展海上贸易，民间曾经盛传“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说法。长期面对惊涛骇浪，培养了潮汕人坚强意志、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以及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由于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细耕作，“耕田如绣花”，有着精益求精的传统。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盗与儒雅并存”：一方面富有“能闯能略、谨慎精细、务实勤俭”的海洋精神，敢于冒险；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细节的文化传统。
潮商海外的足迹，最先遍及东南亚。他们依托东南亚潮人社会的经贸网络，长期掌控着“汕—香—暹国际贸易圈”，形成了以泰国为中心的近代潮人商帮。当时著名的潮商有新加坡种植业大王佘有进、林义顺，泰国转口贸易业和大米加工业巨头陈黉利家族、泰国米业大王高楚香家族、泰国典当业领班郑子彬、泰国粮油加工和航运业大王蚁光炎以及著名实业家谢易初等人。[8]
到了近现代，由于战乱等原因，潮人第二次大规模出海。这次他们主要移民到香港，形成了海外潮商第二个聚集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的国际贸易自由港地位对潮商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潮商在香港开办实业，积极把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了家族企业的多元化和国际化。这造就了以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为代表的现代潮商一代，跃入国际经济主流，形成以香港和泰国为中心的现代潮人商帮。下文将以正大集团为例，讲述潮商的艰苦创业及潮商家族企业组织的变革与发展。[9]
（1）坎坷创业
谢易初（1896～1983）原名谢进强，汕头澄海区外砂蓬中村人。入学那年，他给自己改名易初。这就是今天大家所知道的“正大集团”的创始人谢易初先生。由于家境贫寒，少年的谢易初，只念了几年书，就辍学务农了。有一次，由于被野草菇的美味所吸引，谢易初便萌生“人工培植草菇”的念头。当时，潮汕尚未有此先例，少年的易初就大胆地试验起来。他从一个叫“关脚”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园地作为育圃，在老农的鼓励指导下，认真地培育起草菇来。经过了多次反复地尝试，谢易初最后终于获得了成功。乡里人赠给他一个绰号——“草菇佬”。从此，少年易初更增强了对园艺活动的信心。
1921年，谢易初开始萌发“创业”的思想。那时正值欧战，帝国主义各列强之间忙于打仗，这使中国民族工业有了抬头的机会。澄海县的织布企业如雨后春笋，十分活跃，所谓“街头闾里，到处机杼之声朝夕可闻”。当时，谢易初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情，与人合股，在乡中办起一家小型织布厂。也许这就是他实业思想的萌芽与尝试。谁料1922年8月2日，一场特大的自然灾害“八·二”台风（俗称“海风潮”）突然发生了。濒临大海的外砂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谢易初的“实业梦”也被这场历史上罕见的狂风暴潮吞噬了。为了寻找第二条活路，谢易初将自己几年来培育种苗的一些资料记录连同仅剩的种子打进行李包中，决定去暹罗（今曼谷）谋求生路。
谢易初初到曼谷，在同宗的帮助下，租了一间小屋，挂上从家乡带来的牌匾，专卖家乡菜籽。这小店取名为“正大庄”，寓“正大光明”之意。据谢易初的自传中记载：“初到各名产种子均被扫办，若干普通品种则被舍弃，乃赶速办名产种子接市，惟却遭受种子商之杯葛。”当时曼谷种子行情的确十分严峻，少数商人垄断名优种子，初创者每每遭受排斥与打击，这是经常发生的事。为了对付面临的各种挑战，谢易初以“光明正大”为经营宗旨，积极采取以下措施，以适应商业竞争的需要：一是亲自动手，迅速采办特优品种，摆脱垄断。1924年，正是“正大庄”创办的第二年，谢易初即重返潮汕，督办一批优良菜籽，运往曼谷，及时投放市场。由于这批菜籽的品质优良，价格便宜，这一次，可谓初战告捷，为其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同时，谢易初还特地取道新加坡，采购著名的摩洛哥芫荽子来暹繁殖，确保种源的陆续接应。二是为了竞争的需要，他重组了“正大”班子，聘请族叔谢庆林摄“正大”廊主（经理），委任胞弟谢少飞担任财经，以便处理日常批发业务，确保商贸活动频繁之往来。三是进行实地调查，及时交流信息。“正大”重组后，谢易初立即偕同谢庆林之胞弟谢瑞林，亲往泰国内地各府，如北柳、北榄坡、佛说、叻丕、佛丕等地，调查菜籽销售实况，了解农民对各类种子的实际需求，及时将信息报告曼谷“正大庄”。四是设立示范种植区。例如，他在北榄府选择地点，种植“正大庄”各类名优蔬菜品种，使农民“看得见，摸得着”，选种有样板，种田有标准。这一招对当时曼谷任何一家种子商行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由于采取上述有力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锐意经营，“正大庄”商务拓展迅速，在竞争中崭露头角，种子的销售额大大增加，终于成为后来居上的商号之一。就在这种情势下，谢易初决定在越阁米街尾另租新址，把“正大庄”迁移过来，并增设零售业务，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归国再创业
1941年12月7日，日军开进曼谷，“正大庄”被迫关门停业。谢易初暂住在新加坡吉洞渔村，以打鱼为生。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9岁的谢易初才回到了曼谷、回到“正大庄”，然而等待他的只是“正大财政上仅存的白米百余仓”。20年的血汗就这样付诸流水，谢易初来不及伤心，就立即重整旗鼓。此时正值战后，泰国经济面临复苏、起飞，谢易初抓住一切商机，“正大庄”开门营业。谢易初看准鸭毛出口，两年时间，“正大庄”重获新生，利润大增。1948年，谢易初将商务理顺的“正大庄”交由弟弟谢少飞管理，自己返回故乡去完成计划多年的事业——创办颇具规模的选种农场。[1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鼓励下，谢易初又在汕头市创办“光大庄”，重申一向的经营宗旨：“正大光明”。这样，就将农场出产之特优品种和从潮汕各地收购之良种，通过“光大庄”源源不断地运往曼谷，再由“正大庄”远销世界各地。在此期间，易初又发明了“储藏种子十年还能发芽”的种子储藏法，确保种子的质量，“正大”的声名与日俱增，享誉国际。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后来在汕头的“光大庄”，由私营转入公私合营。谢易初虽然没有大学文凭，但广泛、丰富的实践活动和刻苦的自学，使谢易初深刻地领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谛。他就是运用了这一基本理论，坚持不懈地实验，在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创造了环境驯化法、远地引进杂交法和系统进育法等科学育种方法，选育了一批优良的水稻、瓜果、蔬菜和禽畜品种。
（3）叔侄创立卜蜂集团
拥有强烈爱国情怀的谢易初为四个儿子取名为谢正民、谢大民、谢中民、谢国民，即“正大中国”。1953年，在家乡读完中学的谢易初之子谢正民、谢大民回到曼谷，协助叔叔打理“正大庄”的事务。这一时期的“正大庄”在谢少飞主持下财运顺畅，两个侄儿的加盟，更是如虎添翼。当时“正大庄”经营农业，原料都来自泰国的农产品、畜产品、水产品，这样就有几大好处：第一，原料保证；第二，价格低廉，与进口原料相比，原料一定是低价的，成本低，产品价格就有竞争力；第三，采用泰国原料，不会让好处流到其他国家；第四，发展的养殖业等都是为了提高泰国人的生活水平，一定会有市场。随后，他们建立一个集团公司，在中国以外称为Charoen Pokphand Group（卜蜂集团），注册资金为500万株。
卜蜂集团真正的发展是从1971年与美国合作开始。爱白益加公司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养鸡公司，拥有最先进的养鸡技术和现代化的机械设备。爱白益加公司欲占领东南亚市场，他们首先来到泰国，在这个华人居多的佛教国度发现了卜蜂集团。在美国人的眼里，当时的卜蜂集团仅仅是个颇具规模的农业企业，其实质依旧是农业社会里的手工作坊。这种看法难免苛刻，但卜蜂集团在1971年之前的作为确实偏于保守，尤其是在饲养家畜的技术方面比较落后。谢氏兄弟并不在意美国人的嘲笑，他们需要的正是最新的技术、设备和管理。谢氏兄弟意欲发展的势头给美国人留下了好印象，双方遂坐下来谈判合作事项。卜蜂出场地、人员，并且负责销售，而爱白益加公司投入资金和最新养鸡技术，双方共享利润。与美国爱白益加公司合作一事，谢易初在制定决策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4）资本扩张与企业腾飞
寻求更大的市场，这是卜蜂多年来的一贯路线。20世纪60年代，卜蜂将目光放在东南亚地区及中国香港。1960年，谢国民在香港创建了一家综合贸易进出口公司；1974年，卜蜂集团在香港创办正大国际有限公司，并将其作为向全世界扩展业务的基地，由谢易初担任正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大民担任总裁。当正大集团还处于稚年的阶段，子侄们无论在商战中迷失航向，抑或出现暂时性的资金周转等困难时，谢易初总是掌风转舵，全力以赴。
20世纪70年代，卜蜂的资本扩展到中国台湾、中东和美国。1976年，70岁的“正大庄”创办人谢易初在新加坡设立了一家饲料公司，用谢老先生的话来说是占领新加坡市场。1975～1978年，卜蜂在美国连开了3家公司，这个面向全球的美国市场，对卜蜂在海外的扩展至关重要。1977年，卜蜂的名字传到中国台湾，从这年起泰国正大卜蜂公司在中国台湾从1家开到5家，其中2家是饲料公司。20世纪80年代的卜蜂集团更是以锐不可当的气势在海外迅速发展，生意遍及中国内地、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向印度尼西亚、缅甸进军。值得指出的是，正大集团是中国注册的第一家外资企业。
泰国媒体在1989年公布，正大卜蜂公司这一年的全球营业额达50亿美元，是泰国超一流的跨国大公司。卜蜂在海外迅速扩张的同时，在泰国国内的发展也是多头并进、一日千里。在卜蜂的资料汇编中有记录，卜蜂在泰国的分公司在1983年达到31家，其门类有：饲料公司、种子公司、捕鱼和鱼粉公司、种鸡和种猪公司、宰屠和分解公司、鸡场和猪场公司、农药和兽药公司、化学公司、颜料公司、麻袋公司、尼龙公司、建筑公司、运输公司、国内贸易公司、分期付款公司、食用公司、泰北公司、农业研究公司、蔬果出口公司、国际贸易公司等。而卜蜂在海外投资的领域也不仅限于农业，如在中国台湾与人合资创办大型百货公司。卜蜂终于实现了建立农工商贸一体化的跨国集团的目标。谢国民在1992年初被美国《财富》杂志列入世界超级亿万富豪行列。
父亲谢易初一生眷恋故土，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影响了谢国民实业报国的理念。第一次重返故土时，谢国民正好40岁。这是中国国门初开的1979年，改革开放的前景还不明朗，各国资本都在犹疑观望之时，谢国民选择了当时刚批为经济特区，仅有1.2万人口的深圳，取得了深圳市“001号”外商营业执照，还拉来了世界著名的农牧企业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合资，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养鸡场和饲料厂。1982年，正大又在珠海、汕头特区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在华投资的大型外资集团。1989年，正大是第一家投资赞助内地综艺类节目的公司，并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正大综艺》。[11]
回国投资不仅是谢易初一个心愿的实现，也是超前的“未来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商业运作。即便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众多外商对投资中国持疑虑态度时，谢国民仍公开高调地表示相信中国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
正是这样信心促使正大提前进场，在中国争得了众多的“第一”。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前期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而获得了快速发展，得以独享作为行业开创者的“垄断利润”。同时也收获了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即使是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压下，谢国民仍然不惜作出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把易初莲花超市的股份以每股10元卖掉了75%，以此为代价保住在中国的便利店业务，“因为中国便利店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太大了，决不能放弃，还要大发展”。如今正大在中国除青海、西藏以外的各省区都有设分公司、分厂，是在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2008年1月，谢国民当选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成为这个在国务院高层亲自过问下成立的全国性侨商组织的首领。
如今，正大集团在中国投资额近60亿美元，设立企业213家，员工人数超过80000人，年销售额超过500亿元。经过80多年的发展，正大集团形成了以农牧业、食品业、商业零售业为核心，制药、机车、房地产、国际贸易、金融、传媒等领域共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正大集团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2]
1921年，华侨谢易初、谢少飞兄弟在泰国创办正大种子店；
1979年，建设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饲料厂；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急需外部世界的理解，正大集团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承诺继续加大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
1985年，构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家禽一条龙企业；
1986年，投资了中国第一个国际最优良的家禽育种公司；
1990年，在中国传媒界第一个推出富有知识型、趣味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节目《正大综艺》，迄今《爱的奉献》主题曲已经陪伴了几代中国人成长；
1992年，成立正大国际财务有限公司，是中国境内经政府批准最早设立的外商独资国际性金融机构；
1997年，在中国第一个建成拥有覆盖城镇零售网络的企业集团；
2000年，正大制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2002年，投资5亿美元的正大广场正式营业，并于2003年成立正大置地有限公司；
2007年，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支持中国新农村建设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8年7月，正大集团在江西赣州成立江西正大畜禽有限公司，启动200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2012年4月，正大集团在北京平谷投资7.2亿元建立的年产鸡蛋5.4万吨的正大三百万蛋鸡养殖示范项目正式竣工投产。
3.客家商人：张弼士与张裕葡萄酒
客家人是最后到达广东的族群，客家的祖先源于中原，唐末五代时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先到了粤东北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后来“蛙跳式”布点全省。因此，客家人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气质。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几乎是僻远的山区，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说法，后来走出大山，漂洋过海，散居于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较晚接受，但适应能力却非常强。故此，谭元亨在其主编的《客商》一书中谈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种复合动态的意识形态，诸如勤劳克俭、崇文尚教、开拓进取、隐忍坚韧、宽广大气都是客家精神的丰厚底蕴”。
客家商业势力的崛起则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了中原的农耕传统，以耕种为主，但是由于山区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脚上田”做起商人。由于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区的区位优势，其更加注重到内地经商，尤其在清朝初期，执政当局奉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川经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后又定居入籍四川。据有关研究统计，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达75万之多。[13]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明代至清中期，由于广府、潮汕商帮势力甚强，客家省内贸易不多。比较多的是将兴宁的棉布、五华的生铁等土特产运往潮汕地区进行贸易。直到晚清，客家的商业势力才逐步向广州等地区扩展。此外，客家商帮拥有一支不可小觑的海外军团，利用清政府特准开放广州的政策红利及其后的通商，敢于闯荡的客家人纷纷至东南亚以及美洲国家经商贸易。据统计，明清时期客家人由于经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约有300万人，张裕公司创始人——张弼士便是其中一员。[14]
张弼士（1841～1916），原名肇燮，别名振勋。1841年生于广东大埔县西河镇车龙坪村。咸丰九年（1859），大埔遭受严重灾荒，刚满18岁的张弼士为逃荒离开家乡，漂海南下到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谋生。开始时在一位温姓老板的商铺做伙计，因为他努力工作，深得老板赏识，让他管理账房工作。后来老板更是把唯一的女儿许配给他。若干年后，温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得以继承全部财产。于是，张弼士与妻子商量，决定将一半财产开办一间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做买卖酒业生意，同时承办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业。经营成功后，又承包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另外一些岛屿的烟税，逐步走上富商的道路。经过30多年的商业、垦殖业、采矿业、金融业和运输业等亦商亦农亦工的苦心经营，张弼士赚得了巨大的利润，据统计，在全盛时期，其资产达到7000万～8000万盾和大量不动产，成为东南亚华侨的首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1）创立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19世纪90年代以后，张弼士先生将投资的方向逐渐转向国内。他虽常年身在异国他乡，但却始终怀有一颗爱国之心。当时他很想回国新办一些企业，包括创办一家名酒生产厂，并希望以此“实业救国，挽回利权”。他曾总是满怀信心地对别人说：“生为中华民族，当以己毕生精力，效力于中华民众。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
清光绪十七年（1891），张弼士应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开发矿山事宜。张弼士在烟台做了实地考察后，了解到当地盛产葡萄，于是决定在烟台开办酒厂，但因为找不到酿造葡萄酒的工艺参考资料，只好转请外国酒师。为了提升葡萄酒品质，张弼士接受酿酒师的建议，在烟台购置占地1000亩的两座荒山，从德、法、意等国引进124个品种的120万株葡萄苗。此外，张弼士多次走访欧洲各地专业葡萄酒生产厂，并一次投资巨资300万两白银，引进诸如压榨机、蒸馏机、杀菌机、发酵机等一系列国外最先进的现代化葡萄酒生产机器设备。随后他又追加投资150万两白银，筹建了3家专业葡萄酒生产配套厂。其中，包括1家专业葡萄酒玻璃瓶厂，1家以包装箱为主的木材加工厂，1家以铸造酒瓶铁模机机修为主的工厂。而储存葡萄酒用的木桶则是从他在马来西亚的垦殖场中，选用优质橡木制成。一般木桶一次可容纳5000公升葡萄酒，大型木桶则可容纳1.6万升以上。为了保持葡萄酒的恒温，他还在烟台离海岸线300米的地方，修建有大型地下大酒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筹备，我国历史上第一家采用现代机器加工制作的葡萄酒公司——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宣告诞生。为了提高自己公司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在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创办之初，张弼士还邀请当时的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和为之题写了“张裕酿酒公司”门楼大字。
（2）提高产品质量，应对市场竞争
在张裕酿酒公司诞生之前，欧美各国大量白兰地葡萄酒的生产和企业已经占据了市场。其中仅白兰地葡萄酒，在市场上就有“五帽”“老斧头”等多个世界名牌。张裕酿酒公司生产的“双骐麟”牌葡萄酒唯有依靠过硬的产品质量，才能打开市场。而影响葡萄酒质量的首要因素就是原料。因此，张弼士对选种优质葡萄也是极为重视。除了优质的葡萄苗外，科学的种植与管理方法也是极为重要的。基于此，张弼士制订了一套从土壤施肥、嫁接新品种、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到采摘收藏葡萄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的规章制度。除此之外，他还选派专门技师对葡萄结粒实行人工控制，从而做到尽量减少结粒，提高原料质量。而对于不同品种葡萄的栽培、生长和收获的各个季节的具体情况、数据，也都有专人进行记录，以此做到为下次进一步改进葡萄的种植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为了打开“双骐麟”牌葡萄酒的销路，与洋酒展开市场竞争，张弼士除了大做“双骐麟”牌葡萄酒的广告之外，还建立起了广泛的销售网络。张裕公司的“双骐麟”牌葡萄酒上市伊始，在顾客日常饮用消费中并没有多大影响力。因为，那时在国内的上层社会中，以饮洋酒为阔绰，以饮茅台酒、汾酒等为体面，而下层社会人士则以饮劣质烧酒为习惯。面对如此国情，他首先在国内的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地设立了张裕酿酒公司的分公司，大力宣传饮用国货葡萄酒如何对身体有益。另外，他还在亚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如汉城、东京、乌兰巴托和欧美的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设置了业务销售点或代理商，有时也直接销往当时葡萄酒消耗量较大的俄罗斯。与此同时，凭借着自己在南洋地区的声誉，张弼士曾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南洋华侨居住地区大做广告，宣传“双骐麟”牌葡萄酒。终于，“双骐麟”牌葡萄酒凭借价廉物美，很快在南洋地区扬名。许多海外华侨欣闻祖国有了这样好的葡萄酒后，一时间纷纷慕名前来烟台，踊跃参观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生产“双骐麟”牌葡萄酒的整个制作过程。当时，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双骐麟”牌葡萄酒年产量高达1.5万箱，共200万瓶，成为我国近代第一家体系完整的葡萄酒专业酿酒企业。
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因公务抵达烟台。第二天，烟台各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下榻的烟台山北饭店举行欢迎大会。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代孙中山先生宣读了对“双骐麟”牌葡萄酒的贺词，其中提到：“如今之计，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下手，如本埠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场，制造葡萄酒，其工业不亚于法国大厂，将来必可获胜。张君（弼士）以一人之力，而能成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孙中山先生随后在参观张裕酿酒公司时，还为“双骐麟”牌葡萄酒挥毫题写了四个大字：“品重醴泉”。
（3）享誉国际
1914年，张弼士先生应邀参加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的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双骐麟”牌白兰地葡萄酒一举获得了商品陈列赛会的最优等奖。
1915年，为了纪念一项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巴拿马运河的胜利竣工，当时的美国政府决定：在隆重举行巴拿马运河通航庆功典礼的同时，另在西部沿海城市圣弗朗西斯科（即旧金山）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当时，国内工商界人士在得知美国旧金山要举办一次高规格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后，纷纷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希望将自己生产的各类产品也拿到会上，一展风采。但熟悉国内工商界发展现状的业内人士也在担心，按照当时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参展商品的具体要求，同时再根据那时国内各行业生产水平，其实是很难拿出几件质量超群的优质产品，更不要说是去参加那样盛况空前的世界级博览会了。就是有幸参加博览会的商品，也没有奢望参展产品能获得什么大奖。然而，就在主办国通过对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41个国家的展品层层严格评选后，传来的结果让人们觉得非常意外，同时又是万分惊喜：中国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参展的“双骐麟”牌白兰地葡萄酒，竟然在世界各国众多的展品中，一举荣获金质奖章和最优等奖状。
在此之后，张裕酿酒公司在向市场推出“双骐麟”牌葡萄酒时，便开始将这一份量沉重的金质奖牌缩印在了葡萄酒“双骐麟”牌的外包装商标图样上，其目的就是要告知世界各地的葡萄酒生产同行及消费者，中国人生产的“双骐麟”牌葡萄酒，也是世界级的名牌。
（4）重获新生
1916年4月，张弼士已是75岁高龄，但他不顾年迈体弱，还在为筹集创办中美联合银行而进行商务考察活动，其中，也包括向广大消费者推荐优质“双骐麟”牌葡萄酒。由于他不停地奔走于南洋各地，紧张劳碌，加之积劳成疾，不幸于当年9月在印尼雅加达病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2月，山东烟台被日本侵略者非法占领后，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也同时惨遭践踏。从此以后，公司葡萄酒的产量被迫逐年下降。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已出现严重亏损，随时面临倒闭。
1948年10月，烟台解放。之后，当地政府采取积极措施，使张裕酿酒公司逐步恢复了生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张裕公司继续发扬张弼士先生狠抓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敬业精神，渐渐使产品质量恢复到了过去张弼士先生主持张裕酿酒公司时的最辉煌水平。20世纪50年代末，张裕酿酒公司不但生产销售蒸蒸日上，而且还注重为国内同行培养优秀的酿酒专业人才。1958年，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和烟台市有关单位联合组建成立了烟台张裕酿酒大学。之后，张裕酿酒大学为我国城乡各地迅速培养了一大批酿酒行业高级人才。这在当时国内其他企业和行业中是极其少见的。
1987年，鉴于“张裕”牌葡萄酒商标的巨大影响以及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对世界葡萄酿酒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葡萄酒局任命烟台市为中国第一个“国际葡萄酒城”。1993年，“张裕”牌葡萄酒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这是当时我国葡萄酒行业中第一个驰名商标。现在该公司的“张裕”牌商标和原先使用的“双骐麟”牌商标一样，都是我国葡萄酒行业中各个时期的名牌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