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征的中辍与对藏宣慰的开展
一 尹昌衡西征中辍的原因分析
北洋政府中止尹昌衡西征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是英国的干涉。早在武昌起义发生的当天，英国政府就命令英印当局派遣阿博尔远征兵团进军西藏，试图阻断西藏地方与内地的联系。因为在英国看来，辛亥革命会给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带来多大的不确定性是其难以预料的[61]。1912年6月16日，当英国方面得悉北洋政府电令尹昌衡率师西征后，随即派其驻京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质问北洋政府：不照会英国，即出兵于西藏，究何理由？6月22日，北洋政府回复朱尔典称：此次出兵，以绥抚为主，非正式之战争，要求英国方面切勿疑虑[62]。同日，北洋政府召开国务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会议决定：①恢复达赖喇嘛名号；②在打箭炉和拉萨分别设立军务司和民政总监；③藏事平靖后，将前、后藏划分为省[63]。
英国方面并不满意北洋政府的答复。1912年6月23日，朱尔典前往会见袁世凯，谴责川军利用四川省每年需负担的庚子赔款100万银两充作远征西藏的军费，并警告说如果川军进入西藏，“英王陛下政府将不会再向中国提供任何贷款”[64]。即便如此，英国政府的反对并没有立即让北洋政府放弃西征，四川的军队还是照原计划开赴康区。面对北洋政府在康藏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立场，英国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其以往的西藏政策。8月17日，朱尔典向北洋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企图阻止中国对藏行使主权，并以此作为承认中华民国的条件。这份备忘录成了此后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纲领性文件[65]。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来说，如何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得到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承认并进而获取他们的借款，是关系到政权巩固和民国存亡的大事。于是，在英国方面再三的外交压迫下，北洋政府最终放弃了进军西藏的计划。
第二，在西征行动被中止后，尹昌衡与北洋政府之间曾在康藏事务上进行过激烈的论争。在尹昌衡看来，进取拉萨当为西征军的本意所在，从而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授予其本人及政权机关合适的名分，以作规复西藏之准备。1912年8月25日，在北洋政府发布停止“征藏”的命令后，尹昌衡认为“藏番一日不靖，则川边一日不宁，乘胜远征，实为要著”，并拟“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令稳练沉勇之将率为前锋，直趋拉萨”，请求北洋政府授其“蜀、边宣慰使”名号，率领卫队入藏[66]。9月，尹昌衡又建议北洋政府将筹边处、西征军及新旧各机关一律取消，设立“边藏镇抚府”，以控制江达以东、飞越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在镇抚府的开府地点上，尹昌衡认为，“昌都便远略，巴塘为中枢，炉城宜策源”，但是考虑到当时“昌都巴安，途险室毁，非俟经营，未能遂入，故将镇抚府暂设炉城”，待时机成熟后，再移往昌都，“以图远驭”，并拟于10月1日开府[67]。但是，北洋政府以“藏事磋商，尚未解决”为由，要求将“边藏镇抚府”改为“川边镇抚府”，以明职能[68]。对于北洋政府的这一意见，尹昌衡于9月28日致电袁世凯，认为“川边名称，对内固为适宜，对外则有利弊，盖边藏界址，素难分晰，南北两路，幅员尤宽，非趁此次经营，则他人反可藉口川边二字，蹙我范围，一经失败，不可收拾。查边藏皆在炉关以西，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目前字义含混，外人莫由干涉，将来努力充足，凡事便于扩张”[69]。
对于尹昌衡在康藏事务上表现出的急迫心理，当时的护理四川都督胡景伊作了这样的评述：“尹都督急欲靖边，乃倡议征藏，以为藏部既服，康境必靖，就行军方略言之，自宜如此。但领兵入藏，关系英藏条约，见诸实行，尚非此日，为今之计，惟有力靖全边，先固门户。”[70]曾供职于尹昌衡西征军的丁慕韩对尹昌衡在西征过程中的一些举措亦颇有微词，认为尹昌衡“不惜掷全局于孤注，以成其名”[71]，从而建议北洋政府“密饬尹昌衡，对于边藏一切举动及来往电函，务须以镇静和平处之，而勿事夸张”[72]。丁慕韩进而分析了对西藏采取一味的军事征服在学理上缺乏充分依据，他认为，“对于西藏用兵直谓‘平边’，不宜用‘征藏’及‘西征’等名目也。共和聿成，五族一体，汉、满、蒙、回、藏事实上虽有教育优劣之不同，而名分上固无人格高下之区异。‘征藏’、‘征西’等名词之不适用，学理上有至当之解释”[73]。在当时民国政权处于强邻逼处的险恶环境下，如果继续强行征藏，不仅会“遭外人之忌”，而且也会“益离藏人之心”[74]。
当时由一些“留心边事”的人士所组成的“藏卫团”亦力持和平宣慰的主张。该团团长李新琪认为“藏事非热心志士，冒险不易图功”，“若专主用兵，无论险远艰难，终恐时服时叛，莫要于以开导联络，为入手办法”[75]。此外，王裿昌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历朝治边，专恃威迫，虽一时可稍获帖然，究不过慑服于兵力，而无爱戴之心，一旦有隙可乘，则思侥幸于一逞，所以愈言治边而边患愈不可治也。今者五族共和，权利相等，而西番民族，乃欲脱离羁绊，以事外人，是诚不明其意，而徒藉历来之成例，以为判断，而我若恃兵力以解决，则感情愈恶，疑惑愈甚，终至倾心外向，永无回顾之意而后已。若是我之用兵，直不啻驱鱼爵于渊丛，将危险不可名状矣。”[76]
在有关尹昌衡西征的讨论中，孙中山的看法颇具代表性。为商讨民国前途问题，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北上。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当时正值英国提出关于藏事的“8·17备忘录”后不久，袁世凯在对藏采取“剿”或“抚”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为此，袁世凯特地开列了“对于蒙、藏军情紧急之办法”一项，专门与孙中山讨论这一问题的对策[77]。8月27日，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孙中山认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反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78]9月5日，孙中山再次阐述了他对康藏问题的看法：“自尹司令进藏迄今数旬，虽无失利，然伤人耗财，究属得不偿失。且达赖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运动。故收拾西藏，亦须由运动着手，施行种种政策，如诱以高爵、饵以重币等类。若徒恃征伐，不惟无济，且恐坚其外向之心。”[79]总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上述意见很大程度上被袁世凯采纳，成了北洋政府以怀柔与政治手段为主解决藏事的重要依据。
第三，北洋政府中止西征军征藏在很大程度上也与袁世凯试图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掌控有关。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取得总统大位后，袁世凯试图按自己的思路另立法统，以摆脱革命党人之支配。当时四川为川督尹昌衡所控制，因其政见与袁世凯不合，早在西征之初，袁世凯就想借西征的名义，派遣段祺瑞入川以控制四川，四川方面则以民穷财尽、无力供应为由，表示“当担独任”[80]。时人王勤堉对北洋政府突然中止西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主要原因是袁世凯一心称帝，不欲川、滇地方军事势力扩大，因而不接济饷械，致使孤军无法深入，徘徊边地，坐失良机[81]。正如朱尔典在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信函中所说，当时的四川与云南两省实际上已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于是朱尔典主张就困守拉萨的川军撤离西藏作出安排，这样既可“增强北京政府在同四川协商时的力量”，亦可“消除他们向西藏进军的各种借口”[82]。朱尔典信函的本意虽然是企图迫使驻拉萨的川军离藏以阻止川、滇军西征，但同时也间接透露了北洋政府中止西征所蕴含的意图，即通过把西征规模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以实现对地方军事实力派的打压。
二 北洋政府对十三世达赖的怀柔与劝慰
随着西征军的迅速推进和藏军的节节败退，西藏方面于1912年9月1日表现出了谈和的意向。当时还驻留在拉萨的驻藏办事长官钟颖电达北洋政府称，达赖派堪布二人前来议和，提出了5项要求：①恢复达赖教权，加崇封号；②汉人不得侮慢藏地佛教及寺庙；③西藏行政重大事宜可与汉官商议，但不能将西藏改设行省；④不得在拉萨驻扎军队，办事官员和卫兵人数只限200人；⑤撤退尹昌衡的征藏部队[83]。9月12日，云南西征军司令殷承瓛接到了察瓦龙札夷、毕土两寺大喇嘛等禀称，达赖“此次愿意共和”，并要求“言归于好”[84]。针对达赖方面表示出的媾和意向，为了避免西藏局势的复杂化，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段祺瑞于9月18日在参议院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对西藏不主用兵以避开英国之干涉。此后，解决西藏问题应当直接与达赖沟通[85]。
北洋政府中止川军西征后，英国方面于1912年10月15日表示，若北洋政府能优待达赖喇嘛以及履行中英条约之规定，不以武力对付西藏，则条约范围以外的事情不再干涉。对此，北洋政府予以应允。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亦于10月中旬致电北洋政府，提出了和谈的5项条件：①西藏人当与汉人有同等之权利；②民国政府每年补助西藏白银500万两；③西藏人得以西藏境内之矿山，自由向外国人抵借；④西藏人可自由练兵，民国政府不得干涉，内地可以派遣1500人的军队驻于西藏；⑤一切官制可照民国政府之规定施行，但人员则须任用西藏人。从西藏方面所提出的条件来看，虽然不欲实行独立，但是自由练兵以及以矿山换外债之提议则隐含着英国在背后的怂恿和操纵。对此，北洋政府于10月22日经过反复讨论，表示除了其中的第1、5两条尚可接受外，其他3条则需进一步商讨。随后即把讨论的结果由钟颖转告达赖，并着手准备派员与达赖进一步商改和谈的条件[86]。此外，为了消除误解以及进一步促使达赖脱离英国影响以利于藏事的谈判，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
事实上，清廷于宣统二年（1910）罢黜达赖喇嘛名号的举措不但没有给当时西藏形势带来预想中的改善，相反却给清廷在道义上与对藏的实际行动上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当达赖名号被革的消息传播后，并没有因此而影响达赖在当时藏人心目中的地位，反而被认为是对达赖喇嘛作为信仰之主的地位的挑战与侮辱，从而引起了包括西藏、蒙古在内的广大藏传佛教文化圈内很多民众的强烈抗议。英、俄等国也因其辖区内藏传佛教信徒甚多，为避免以相同之宗教信仰而联络声气、滋生风潮，从而影响大局，纷纷向中国政府抗议，表示中国应召回达赖，使其抚绥藏民。不仅如此，当时清朝驻外使节以及边疆大吏亦纷纷奏请朝廷召回达赖。印度大吉岭佛教徒亦召开大集会，一致通过了以下3点要求：①中国革去达赖喇嘛名号一事为侮辱佛教，要求达赖复职；②要求中国撤回入藏之军队；③要求将驻藏大臣革职[87]。同时，清朝在西藏的新政也由于达赖喇嘛名号被革这件事而引起藏民的更大抵触。窘迫之际，驻藏大臣联豫遂派遣罗长裿赴印度大吉岭欲迎达赖返藏。罗长裿于宣统二年（1910）八月十二日行抵大吉岭与达赖商谈返藏事宜，但是最终因达赖所提返藏条件（不能驻川军；不能封闭造枪、造币两厂；不能惩办犯官犯僧；不能平反第穆呼图克图冤狱）没有被清廷接受，于是迎回达赖一事终无结果[88]。更要紧的是，自从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后，英印政府派哲孟雄（锡金）政务司官员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照料”达赖，企图利用达赖进一步攫取和巩固在藏利益。而达赖也欲利用英国通过外交途径向清政府施压，以阻止清朝在西藏的新政。由此开始了达赖与英国政府之间在各自利益的基础上相互利用的历史。
鉴于晚清政府在对待达赖名号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恢复达赖名号就成了当时北洋政府维持藏局的亡羊补牢之举。1912年10月28日，北洋政府发布命令，恢复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89]。11月10日，袁世凯召开会议，议定了西藏善后办法4项：①达赖投诚后，关于藏事均应和平办理；②川督尹昌衡暂驻打箭炉，其部队改作警察，布署在理塘一带，维护地方治安；③各省援军限一个月内撤回本省；④特派宣慰使入藏，宣布共和旨趣[90]。这一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北洋政府正式确立了政治宣慰、和平解决藏事的方针。随后，采用怀柔羁縻之策，派员宣慰，疏通西藏上层便成了北洋政府对藏的中心工作。
北洋政府在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后，通过当时的蒙藏局通知西藏噶厦政府。但是，西藏方面却对蒙藏局发来的复封令大惑不解。当时噶厦政府电称：“蒙藏局请复封号之电，昨已递到，但不知蒙藏局系何等衙门，处若何地位，何以辄能复还封号？达赖封号乃前清皇帝所革黜，仍需有清帝复还。且皇帝为明智弘善之嘉班阳，不敢违背，请报大总统筹画。”[91]噶厦政府的电文反映了当时西藏方面对清朝皇帝的尊崇和对国体变更所产生的认知隔膜。因此，如何使达赖及噶厦政府知晓由清帝国到中华民国过渡的原理以及民国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使西藏方面认同和接受民国中央政府统治的关键一环，也成了民国政府开展对藏宣慰工作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1912年11月，为了更快地进行册封典礼，以维主权，北洋政府派遣马吉符、姚宝来为册封使前往西藏册封达赖喇嘛，以示尊崇黄教之盛意。然而，英国政府竟然拒绝北洋政府的册封使假道印度大吉岭入藏，试图阻止北洋政府与西藏地方发生直接联系[92]。在进藏沟通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此前被北洋政府派往西藏劝慰达赖喇嘛恢复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杨芬经过多方努力，避开了英人的侦察，并通过达赖派驻英印的交涉官札喜旺堆（bkra-shis-dbang-vdus）等人，由其偷偷派遣藏人绕道进藏，传递劝慰书信，经过颇多周折，才得以与达赖接洽。11月20日，杨芬接到达赖的密件，“据其来意，大有转圜内向之心”[93]。针对这种情况，蒙藏事务局（存在时间为1912年7月～1914年4月，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于12月2日通过杨芬致函达赖喇嘛，宣布对藏实策，表示要更换清朝的驻藏官员，并对引起藏乱的人员追究惩办，以“伸理番族冤枉”；恢复达赖的“释教宗主”地位，并派全权大员来藏，与达赖面商改良事宜及兴革之事[94]。同时，为了进一步敦促达赖承认并接受共和，杨芬于12月16日致函达赖喇嘛，向其解释了民国政体的由来。杨芬从达赖喇嘛所尊崇的清朝皇帝（嘉班阳）入手，向其说明改建民国一事乃皇帝为杜绝列强瓜分中华大地作出的审机观变之举。待共和告成，皇帝“遂下逊位诏旨”，于是“斟定临时约法，优待皇族条件，优待蒙藏条件”。因此，“共和者，假之于革命，成之以嘉班阳。尊崇共和者，即嘉班阳也”[95]。通过这样一番解释说明，达赖喇嘛对“民国”的真意有所知晓，且“已有内向之思，不似前此之疑惧固执”[96]。由此可见，在从清帝国到中华民国的过渡中，重新以清朝皇帝来维系西藏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在当时虽出于无奈，却也颇为有效。
[1] 《清实录》第五九册，卷五三四，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第117页。
[2] 尚秉和：《西藏篇》，载《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第137页。
[3] 《联豫等奏陈西藏形势紧迫应予设法筹维情形折》，宣统元年九月十四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161页。
[4]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7页。
[5] 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十五日，在英军侵入拉萨的前夕，十三世达赖喇嘛自拉萨出走，有泰以达赖事前不遵约束，临时复宵夜潜逃，遂纠参多款，请旨暂行革去其名号，以示惩儆。达赖喇嘛虽因出逃而被革除名号，但是清廷仍命地方官员沿途妥为迎护。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悔其失策，奏请开复达赖喇嘛名号，以召“番众”、维人心。达赖出逃后，清政府在康、藏两地积极地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统治、巩固西南边疆的新政。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由于西藏所面临的局势相对缓和，清廷始准当时停留在山西五台山的达赖入京陛见。九月初四日达赖抵京后，清政府赐加达赖封号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示尊崇而维民心。十一月二十八日，达赖在觐见后不久离京回藏，并于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初九回到拉萨。
[6] 陈渠珍：《艽野尘梦》，任乃强校注，重庆出版社，1982，第10页。
[7] 《详陈川军抵藏情形并请奖叙折》，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载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下）·联豫驻藏奏稿》，赵慎应校，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三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530页。
[8]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28页。
[9] 罗长裿，字申田，湖南湘乡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工书善文，以候补道分发四川，初任赵尔丰之新军第五营统领，因军事非其所长，后改调为幕宾，以凤山接任统领。宣统二年（1910）简驻藏左参赞，因受联豫赏识，被任命为兵备处主管。宣统三年（1911）因整饬军纪触犯了波密川军中的哥老会势力而被乱军杀害于工布。
[10] “谢国梁撰藏事略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2336，载《1899～1949年有关西藏问题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未刊，内部资料。
[11] 《驻藏川军变乱情形及原因》，载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348页。
[12] 对于袍哥所创设的“公议局”，据当时在拉萨及其近郊的英国人观察，“公议局”是由流寓拉萨的汉族人士、商贾和官吏组成的一种代议机关，授权实行监督财政、批准年度预算、调阅驻藏大臣的文卷，有权制约和监督驻藏大臣以及任命文武官员。见〔苏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年）》，张方廉译，民族出版社，1960，第135～136页。
[13] 《藏乱纪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49页。
[14]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22页。
[15]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8页。
[16] 夏格巴·旺曲德典（zhwa-sgab-pa-dbang-phyug-bde-ldan）：《藏区政治史》下册，刘立千、罗润苍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本，1992，第112页。
[17]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8页。
[18]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24页。
[19] 《藏事陈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47页。
[20]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8～139页。
[21] 夏格巴·旺曲德典（zhwa-sgab-pa-dbang-phyug-bde-ldan）：《藏区政治史》下册，刘立千、罗润苍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内部资料本，1992，第115页。
[22] 忧患余生：《藏乱始末见闻记》，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27页。
[23] 杨露浓辑《康藏大事记》下，《边政》1930年第3期，第3～4页。
[24] 傅嵩炑（1869～1929），字华封，四川叙永秀才，清末随赵尔丰入康，任边务大臣总文案（秘书长），宣统三年（1911）被赵尔丰保荐为代理川滇边务大臣。
[25] 孙绍骞：《平乡纪事》，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巴蜀书社，2006，第260页。
[26] “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编昌都调查报告”，1942年9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141）918，载《1899～1949年有关西藏问题历史档案资料汇编》，未刊，内部资料。
[27]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9页。
[28] 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3，第65页。
[29] 1912年初，四川局势初定，又有川滇之隙、成渝之争，满地疮痍，无暇谋远，乃于同年2月成立筹边处，派黄昌煦为炉边宣慰使，以清末边务大臣事例出关安抚。
[3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上册，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74年影印版，第480～481页。
[31]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39～140页。
[32] 《国务院电尹昌衡等汉藏现有冲突速设法联络》，5月9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5页。
[33] 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第6～7页。
[34] 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7页。
[35] 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7～8页。
[36] 《国务院电尹昌衡办理藏事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8月30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2页。
[37] 《袁世凯电黎元洪拟授尹昌衡川西镇边使》，8月31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2页。
[38] 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10～15页。
[39] 《尹昌衡电政府等收复巴里等地请助饷俾得深入》，9月12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8页。1913年划定的川边行政区域32县中的太昭、嘉黎、硕督、科麦（即桑昂曲宗）、察隅5县皆在瓦合山脉以西，处于当时藏军的实际控制区内。川督尹昌衡率师西征之初，拟恢复赵尔丰时之川边境域，兵力未至，先拟县名。后来北洋政府令尹昌衡的川军停止西进，故当时的这5县实无知事到任。据任乃强《西藏自治与康藏划界》，《边政公论》1946年第5卷第2期，第9页。
[40] 尚秉和：《西藏篇》，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42页。
[41] 参见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22～27页。
[42] 据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10页；军事科学院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三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40～341页。
[43] 尹昌衡：《西征纪略》，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8～10页。
[44] 孙绍骞：《平乡纪事》，载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巴蜀书社，2006，第260页。
[45]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三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341～342页。
[46] 孙绍骞：《平乡纪事》，载《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第264页。
[47] 《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7月7日，出自张双志编《民国治藏政策法令全编》上册，载张羽新、张双志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1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75页。
[48]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年10月～1936年12月），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第84～85页、第91页。
[49] 《蔡锷通电请拨兵救藏》，5月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页。
[50] 1911年傅嵩炑率先锋三营返川援赵后，驻留在康巴的边军进行了改编，推顾占文为临时督军，驻巴塘，彭日升驻昌都，牛运隆驻德格，刘赞廷驻江卡。分地固守，以备藏军。见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第118页。
[51] 《尹昌衡等电汇报各处电讯请统筹藏务》，5月11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6页。
[52] 《李烈钧通电拉萨危急请滇蜀协拯》，5月1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8页。
[53] 《国务院电蔡锷请派兵会同蜀军进藏镇抚》，5月18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1页。
[54] 赵式铭编《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蔡锷订正，载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616～624页。
[55] 《国务院电蔡锷盐井规复后即可驻师毋庸再进》，9月10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0页。
[56] 《尹昌衡电政府请饬滇军保守滇境俾川军一意进行》，9月13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8页。
[57] 《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请划清用兵区域并请款接济》，9月1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4页。
[58] 《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瓛电请明定滇川权限并饬各省分认军费俾得急救拉萨》，9月1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55页。
[59] 《国务院电蔡锷川边军务由尹督专任滇自不必与争》，9月20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65页。
[60] 赵式铭编《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蔡锷订正，载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632页。
[61] 〔苏联〕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年）》，张方廉译，民族出版社，1960，第133～134页。
[62] 佚名：《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载《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0号，第2页。
[63]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上册，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74年影印版，第580～581页。
[64] 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Vol. 2，pp.430-431.转引自高鸿志《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65] 英《外交部档案》，全宗第535号，第15卷，第153～154页，第193号文件附件。转引自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第356～357页。
[66]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校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32～33页。
[67] 《胡景伊电政府据尹昌衡电暂设边藏镇抚府于炉城》，9月25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72页。
[68] 《国务院电尹昌衡应遵迭次电令暂勿深入并定名为川边镇抚使》，9月2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75页。
[69] 《尹昌衡电政府不如定名为关西镇抚府》，9月28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78页。
[70] 《胡景伊电政府乡城需饷自应勉力筹备》，12月16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12页。
[71] 《藏事条陈·丁慕韩藏事条陈（1912）》，牛达、辛轺校点，载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第7页。
[72] 《藏事条陈·丁慕韩藏事条陈（1912）》，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8页。
[73] 《藏事条陈·丁慕韩藏事条陈（1912）》，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5页。
[74] 《藏事条陈·丁慕韩藏事条陈（1912）》，载《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第十三函，第8页。
[75] 《藏卫团团长李新琪呈议藏事办法》，7月17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17页。
[76] 《四川前参谋长王裿昌呈请派员入藏以资宣慰》，9月25日，载《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72页。
[77]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350页。
[78]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359页。
[79] 王耿雄编《孙中山史事详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395页。
[80] 邱远应：《尹昌衡史事答问》，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双流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内部发行，1991，第97页。
[81] 王勤堉：《西藏问题》，商务印书馆，1933，第67页。
[82] 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China and Tibet，1904 to 1914，Vol.2，p.431.转引自高鸿志《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83] 据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下册，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印行，1974年影印版，第209页。
[84] 赵式铭编《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蔡锷订正，载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第626页。
[85] 佚名：《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载《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0号，第4～5页。
[86] 佚名：《内外时报·英藏交涉始末记》，载《东方杂志》1913年第9卷第10号，第5～6页。
[87] 冷亮：《西藏宗教与政治之关系》，载《东方杂志》1941年第38卷第14号，第43～44页。
[88] 《罗长裿奉饬赴印未能劝回达赖详文》，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第278～281页。
[89] 《蒙藏局奉发袁世凯恢复达赖喇嘛封号令给钟颖与达赖喇嘛咨行及照会》，1912年10月31日，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54页。
[90] 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1911年10月～1936年12月），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第47页。
[91] 《姚锡光代呈赴藏劝慰员杨芬报告致袁世凯呈》，1913年7月，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81页。引文中的“嘉班阳”（byams-pa）为藏人对清朝皇帝的称呼，意为“弥勒佛”转世。此外，达赖为欣热僧（spyan-ras-gzigs）——“观音佛”化身，班禅为月巴墨（vod-dpag-med）——“无量光佛”化身，三位一体，普度众生。
[92] 《外交部为英不允我册封达赖喇嘛专使假道印度入藏事复蒙藏局函》，1912年11月29日，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55页。
[93] 《姚锡光代呈赴藏劝慰员杨芬报告致袁世凯呈》，1913年7月，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80页。
[94] 《杨芬为慰复并陈明政府对藏实策致达赖喇嘛函》，1912年12月2日，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58～2359页。
[95] 《杨芬为慰促达赖喇嘛速电大总统承认共和事致达赖喇嘛函》，1912年12月16日，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60～2361页。
[96] 《姚锡光代呈赴藏劝慰员杨芬报告致袁世凯呈》，1913年7月，载《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2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