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末民初之际的西藏与川边
一 清末西藏地区局势与川军进藏
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英国乘日、俄战争之机，悍然派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的远征军侵入西藏，并在驻藏大臣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龃龉中，乘机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二日直抵拉萨，七月二十八日以武力逼迫西藏噶丹赤巴（dgav-ldan-khri-pa）与英方签订了《拉萨条约》10款。英国对西藏的军事入侵给清政府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为了应对西南边疆出现的空前危机，以“挽利权而资抵御”，光绪帝于该年八月任命凤全为驻藏帮办大臣，委“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1]。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月，清政府派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及参赞张荫棠赴印度与英国议约。然而，会谈双方因主权（Sovereignty）与宗主权（Suzerainty）之争，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唐绍仪告病回国，张荫棠续议未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会谈移至北京，同年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以《拉萨条约》为附约。《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挽回了清政府在西藏的主权。
自《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国加紧了并吞西藏的步伐。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国分别在锡金（哲孟雄）和春丕（chu-sbi）设政治边务大臣及民政署，并一意将亚东（gro-mo）至夺打塘一带命名为春丕谷。藏事的败坏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对西藏作出全面的收拾整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六日，清廷命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兼办开埠、赔款等事宜。同年七月，张荫棠经大吉岭入藏，并于十月抵达拉萨，开始了对西藏新政的筹划。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因与驻藏大臣联豫不合，当时正积极在西藏处理藏事、开展新政的张荫棠被迫去职，西藏事务进而被联豫主掌[2]。但事实上联豫在藏并不任事，“番官惟达赖之命是听，私入公所主持一切”[3]，西藏局面已经很难控制。
为了拥兵以自重，联豫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保商固藏”为名奏请调四川候补道钟颖为协统，率兵1000余人入藏[4]。清廷很快批准了联豫的请求。宣统元年（1909）六月二十一日，川军1000多人自成都拔队西进。清廷此举立即引起了西藏噶厦方面的强烈反应，厦札（bshad-sgra）密报当时尚在赴藏途中的达赖喇嘛[5]，谓“英兵已退，川军大至，恐不利，宜制止之”。于是，达赖密令厦札调兵抗阻[6]。九月，川军陆续抵达昌都（chab-mdo）。当时，已经到达通天河一带的达赖喇嘛暗中派代本改桑坚赞、硕第巴鲁朱、堪布降巴曲桑（即噶伦登珠喇嘛）等三人，潜运军械，在距离昌都两站之遥的恩达（lnga-mdav）调遣洛隆宗（lho-rong）、硕般多（shod-pa-mdo）、边坝（star-rdzong，即达尔宗）各路之兵数千人，企图抗拒川军。因昌都距拉萨程途辽远，联豫奏请派边兵作为川军后援，以期策应。宣统元年十月下旬，赵尔丰亲赴昌都督师，十一月初，川军与边军分路挺进，藏军望风逃溃[7]。在边军的护送下，川军于宣统二年（1910）正月陆续到达拉萨。
川军长驱直入拉萨后，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三，联豫所派之欢迎进藏川军的卫队竟然在归途中开枪击杀了包括大昭寺济仲大喇嘛在内的多名藏人，又向布达拉宫乱射，一时之间拉萨全城震动，民众不安。达赖恐遭不测，即携其左右逃往印度。清廷于当年正月十六下旨革去“达赖喇嘛”名号，废为庶人。随后，清政府照会驻京英国公使陈述印、藏商务关系，同时又命联豫在亚东、江孜（rgyal-rtse）、噶大克三地商埠各派巡警200名，以维持秩序，保护外商，并乘达赖喇嘛“缺位”之机，拟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规定以后达赖喇嘛专司西藏教务；在西藏建省之前，西藏之商务、外交等悉由驻藏大臣禀承清廷命令相机处理，达赖喇嘛不得越权干涉[8]。
二 西藏、川边地区统治秩序的瓦解
宣统三年（1911）正月，驻藏大臣联豫令川军协统钟颖率所部征剿波密（spo-yul），但因波密地势险峻，民众剽悍，川军久攻不克。同年四月，钟颖从冬九撤差，退守工布。联豫遂借机解除了钟颖的兵权，并把自己赏识的左参赞罗长裿[9]委任为代理协统，负责继续进剿波密[10]。
宣统三年（1911）七月波密平定后，发端于四川的保路运动风潮逐渐波及西藏。自清代以来驻藏川军的粮饷历由四川供给，因保路运动导致四川大乱后，驻藏川军的饷源断绝。九月二十五日，川军将联豫劫持并将之囚禁于拉萨札什城兵营，其职务暂由负责全藏警务工作的驻藏右参赞钱锡宝接替。十月一日联豫被放回后，钱锡宝因与川军统帅钟颖之间存有隔阂，恐因此而祸及己身，于是以赴印度劝达赖喇嘛返藏为借口出逃[11]，拉萨川军遂拥立钟颖为驻藏长官。拉萨川军哗变后，军中的一部分袍哥领袖为夺取联豫、钟颖的权力，以响应“四川独立”为由，创设了“公议局”[12]和“大同保障总公口”[13]，并通知驻江孜、日喀则（gzhis-ka-rtse）的军队，各树大汉革命旗帜，赶赴拉萨擒杀联豫和钟颖。各路乱军于十月初到达拉萨，联豫闻讯后弃关防逃往哲蚌寺躲避[14]。钟颖则以贿赂的手段犒赏各军官，但是“劫杀愈不能止”[15]。就在驻藏川军先后哗变、内斗不已之际，当时还停留在印度大吉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特派孜仲岱玛司库（lde-ma-mdzod-pa）带着一封加盖其私章的藏历铁猪年（1911）文告前往康区，号召该地区僧、俗两界为了佛教事业，同心协力做好“驱汉”工作[16]。接着又派遣厦札传檄各地藏兵于1912年1月首先围攻江孜[17]。自此，西藏局势从川军系统的内乱逐渐转变为川、藏两军之间的直接冲突。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消息传到拉萨后，公议局于1月28日行文联豫、钟颖等人，准备接管原清朝驻藏机构。同时，为了应对当时西藏各地出现的危急局面，公议局派遣管带潘文华等带兵前往江孜等地支援解围。但是，色拉寺（se-ra-thog-chen-gling）以“汉兵往与番边开战”[18]，拒不支差，且要求川军离藏，仅留驻藏大臣照旧办事。2月，因拉萨色拉寺财物甚多，驻藏川军攻寺图财，由此引起了藏民的极大公愤，达赖于是号召各地藏人反抗清朝统治，“自此互相残杀之事无日无之，万难禁止”[19]，西藏局面逐渐失控。随后，公议局宣告解散，联豫、钟颖等人又重新复出主持工作，但是局面并没有因此好转。驻江孜、日喀则等地的川军在藏军的压迫下，先后离藏。在拉萨，数万藏兵围攻川军，因寡不敌众，清朝驻藏机构衙署及军械局、铜元局等为藏人所夺[20]。为了尽快驱逐清朝军队，达赖喇嘛在噶伦堡（Kalimpong）任命坚色囊岗（spyan-bsal-gnam-gang，别名zal-bzang-dgra-vdul）为西藏所有军营的大基巧（spyi-khyab）。藏历水鼠年（1912）3月，坚色囊岗返回拉萨后，与藏军总司令强巴丹达（byams-pa-bstan-dar）等人一道，组织藏军作大规模抵抗，川、藏两军的冲突日趋激烈[21]。
由于饷械匮乏，驻藏川军于1912年6月19日与藏方议和。在川、藏两军的和谈中，藏方提出了收缴川军枪支及川军离藏的要求，但被川军方面拒绝，于是双方再次开战[22]。随后，驻藏大臣联豫于6月下旬离藏。7月6日，钟颖被藏军包围。7月30日，双方再次停战，缔结了媾和条约4款，其大致内容为：北洋政府驻藏官吏仍留驻拉萨；除少数卫队外，驻藏兵员均交出枪械撤回内地；所交枪械储存于拉萨，由汉、藏、廓三方派员封固，嗣后未经三方会议不得擅取。8月16日，钟颖交出各式武器弹药，交付封存[23]。随后，驻扎在拉萨的川军多数由印度返回内地。为了保持对西藏地区统治的连续性，驻藏川军统帅钟颖被四川都督尹昌衡保荐为驻藏办事长官，5月9日得到了民国政府的照准任命。因当时川、藏两军交战正急，该项任命直到9月8日才被送达钟颖手中。同日，钟颖通知西藏商上（rtse-phyag-mdsod-pa）开始视事，但藏方认为川军既撤，作为统帅的钟颖更不能滞留，故屡次催促其起程离藏。在藏军的再三逼迫下，钟颖遂于11月下旬退出拉萨。
在西藏局势因川军哗变而趋于崩溃的同时，康区也因当地驻军的大部撤离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保路运动发生后，四川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反清斗争势如燎原。宣统三年（1911）十月，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向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24]求援。十二月，傅嵩炑率边军数千入关，当行至雅安时，遭到同志军的抵御。1912年1月，傅嵩炑战败被俘，康区军民遂处于群龙无首之中，各地僧侣及被裁革的土头纷纷起事。
川边变乱首先在康南地区的乡城发生。1912年2月，为报赵尔丰捣毁桑披寺（bsam-vphel-gling）之仇，乡城喇嘛驱逐了清朝在该地的戍军及汉商。乡城变乱发生后，边军统领顾占文派管带丁诚信、刘赞廷率兵平定，但遭失败[25]。于是，乡城当地驻军被困，苦战不支后偕县令逃往云南境内，稻城驻军亦被迫退到木里。随后，乡城人又进陷稻坝（rtavo-phrin）、贡噶岭（gangs-dkar-rnam-gling）。5月，昌都、波密、乍丫（brag-gyab）等地民众受藏方蛊惑，合力围攻昌都[26]。同时，1000余名乡城民众前往进攻理塘，理塘驻军营长顾复庆被迫率部东退，县令陈廉也被击毙。6月，金沙江以西的江卡、乍丫、三坝、南墩（rmar-khams）等地相继陷没。7月，理塘、雅江（nyag-chu-kha）、盐井（tsha-kha）也告沦陷，巴塘、昌都两地则被重重围困，打箭炉（dar-rtse-mdo）亦危在旦夕[27]。至此，综计川边尚未陷落之地仅存泸定（lcags-zam-kha）、打箭炉、道孚、巴塘、瞻化、炉霍、甘孜（sgang-rtse）、德格、邓柯（ldan-khog）、石渠（ser-shud）、昌都等11个县，其余诸县悉为复辟之土头所掌握[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