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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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文化意识,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远虑,它与长治久安、造福万代的执政理念连在一起,与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感连在一起,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体现的文化立场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现代文化,必须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进程,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另一方面,既然文化是一切制度与行为的基础,我们就必须声明,我们所主张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我们党在文化生产上肩负着双重使命。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党,我们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其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执政党,我们要稳妥而又积极地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党只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其中之一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将党的前途命运与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大有新意和深意的。这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自觉,标志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的成熟,显示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以文明为己任的开阔胸襟,令人振奋。回顾历史,审度现实,我们对“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命题有着深切的共鸣。

一 文化的现代导向

在广义的概念中,“文化”既是一种精神价值体系,又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相对封闭的存在状态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战争既是一场军事战争,又是一场文化战争。中国人在痛苦而屈辱的失败中认识到了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的力量与价值,西学自此开始被先进的中国人所自觉接受。中国人是从两个角度肯定并接受西学也即现代文化的。其一是认识到了不接受现代文化就要亡国灭种,学习西方的技术、经济、价值与制度是抵抗并战胜它的唯一途径。当时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包含着这个意思。其二是逐渐认识到了西学所代表的工业文明与现代文化具有先进性,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所应该选择的方向。就是在这种背景与思路之下中国文化开始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艰难转型。

在这场文化转型中,早期的先行者如康有为、严复所持的是一种文化改良主义态度,他们试图在不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儒家、不取消传统文化的政治载体——帝制的条件下容纳西学,完成中国文化的内部更新。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与辛亥革命的爆发,这种文化改良主义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尔后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运动即是以彻底抛弃旧的传统文化为宗旨的。

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着现代文化的方向,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并同国民党复古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帝国主义在中国往往成为封建主义的帮凶;它们凭借现代文明侵略中国,但它们不愿中国走向现代化,它们希望中国保持封建文化、保持落后状态,永远沦为供其掠夺的殖民地。国民党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复古派也极力诋毁“五四”,大肆主张尊孔读经,宣扬封建伦理。蒋介石的著作《中国之命运》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斗争中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复古主义,捍卫了“五四”的新文化方向,表现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步性与生命力。

在坚持文化的现代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种背景与思路下,中国共产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化立场,指明了现代新文化的方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文化的现代立场,推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文明,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使民主、平等等现代观念深入到了社会最基层,将历来封建程度最深的中国农村纳入了现代国家的制度框架之中。中国共产党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使人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也曾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犯过从局部性到全局性、从短时段到长时段的“左”的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追求现代化的愿望太迫切了,以至于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最终反而走到了现代化的对立面。“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带领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回到了现代文明的主潮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文化导向更加彰显。20年来对市场经济的建构、对民主政治与法治的追求、对信息时代的认识、对知识经济的倡导,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旺盛的文化活力。

二 文化的社会主义立场

毋庸讳言,人类的现代化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的手中实现的,而且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拥有对现代化的巨大推动能力。作为东方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追求现代化时就面临着双重责任。一方面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现代文化,必须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进程,这一点不能动摇。这是因为在共产党人的历史观中,资本主义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与基础,社会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也是它优秀遗产的继承人。即使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建成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使社会主义进入发达阶段也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借力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同时,作为执政党它还担负着维护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责任,这种责任要求我们不能自外于当代世界,这是容不得有丝毫的浪漫与幻想的。然而,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我们又必须与占据着力量优势的当代资本主义之间保持一种疏离与分别,与之抵抗与斗争,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忘记、不能丢掉我们的社会主义立场。通过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表达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来捍卫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既然文化是一切制度与行为的基础,我们就必须申明,当代中国所主张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

首先,在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格局中,坚持反对新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及其一系列文化理念。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这种理念看起来冠冕堂皇,好像是在捍卫人权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它背后隐藏着强国可以自由干涉甚至入侵弱国的逻辑,它可以为完全非法的政治与军事行为提供合法性。我们也认为人权是神圣的,但在我们看来主权也同样神圣,而且主权涉及一个民族及其成员的尊严,它也应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其次,在政治与经济领域,高扬民主与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反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凸显的现代专制与两极分化。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一直以民主、自由自诩,由于它们确实拥有通行的形式民主,所以这些国家中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专制与暴力倾向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一些进步学者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值得我们注意。他们认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分工相适应的日益庞大的政府组织,政府与企业日益森严的科层制,由少数专家操纵的、高度专业化的国家决策,无所不在、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又低俗平庸的大众传播,都使人民越来越丧失了应有的权利与自由空间。现代监听、监视与信息控制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具有警察国家的特征,而匪夷所思的军事技术与巨大的军事投入也使其日益显露出军国化倾向。对于这些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现代化的歧途,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清醒的洞察与充分的警惕。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示范作用,由于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处与竞争的巨大压力,在力量上处于弱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一种重蹈其旧辙的可能倾向,这就要求执政的共产党在领导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百倍的努力来守卫自己的理想。我们要不断重温社会主义运动追求民主、自由、正义与公平的初衷,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革与制度创新,学习应该学习的,而抛弃应该抛弃的,为人类探索一种更加美好的现代前景。

最后,在日常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层面上,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丰富性的剥夺及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挤压,反对无限的物质消费追求所导致的人的物化状态。文化批判家马尔库塞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强迫消费”的社会机制所强加给人的“虚假欲望”,所谓“虚假欲望”是指人并非出自本心与喜好而仅仅是因为时尚与风气的强迫而不得不产生的消费需求,人们不得不为这种并不能带来真正满足与快乐的消费拼命工作直至耗尽生命。人类所积累的无限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很好地为人所用,并没有真正用来增进人类幸福,反而成为一种控制人的力量。鉴于资本主义在创造现代文明的同时所制造的这种文明疾病,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想,以人类的完善与解放为己任,在改造已有文明的基础上创建更加人性化、更加健康的新文明。

三 改善先进文化的生产方式

当代文化生产已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如电视、电影、出版、音像、文艺演出、工艺美术、体育比赛,乃至广告、信息、传播、娱乐等产业,已越来越发展为庞大的产业集团,成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文化生产,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双重使命。

其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政党,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社会潮流。中国共产党需要牢牢地掌握文化领导权,而文化领导权是不能仅靠行政权力实现的,仅靠行政权力还往往适得其反,文化领导权所依赖的乃是思想的感召力与文化的魅力。这就要求党的思想家、理论家、学者与文学艺术家具有充沛的创造力,能创作出第一流的文化成果,在国内乃至国际的思想文化界占据第一流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唤起热爱文化、珍惜文化的高尚情怀,像列宁所说的那样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武装自己,以继承并革新人类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不孤陋,不自外,同国际国内的思想学术文化界保持充分的交流,在交流中丰富自己、宣传自己,在交流中借鉴并且斗争。思想文化斗争只能靠真理服人。目前,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亟待加强。像法轮功那样粗鄙不堪的邪教竟能成那么大的气候,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而言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其二,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稳妥而又积极地改革文化管理体制,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目前,外来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旺销已经对中国的民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我们对外的文化竞争力不容乐观。许多不发达国家都担心沦为美国的“文化殖民地”。从中华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着眼,应该解放我们自己的头脑,放开我们自己的手脚,着眼于民族的文化利益,着眼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四 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科学内涵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存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巨大的。“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15]这阐明了“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丰富内容。

(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回答了中国文化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塑造什么形象的问题。

举什么旗帜,即文化建设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也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变化的历史条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两次理论飞跃,据此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建设的纲领,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指明了道路。在新世纪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建设和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走什么道路,即文化建设朝什么方向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它同时也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其次,必须顺应当今人类文明主潮流,与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面对世界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特别是来自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应带有鲜明的民族性,自觉站在民族振兴的高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塑造什么形象,即中国在世界上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化优势。作为一个在经济上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中国必须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在世界上塑造自己鲜明的文化形象,形成强大的文化感召力与亲和力。坚持弘扬和完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使全体人民始终坚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增强自己的文化影响力,“用自己的文化理念去改造现存的世界秩序,使其向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东方与第三世界、更加有利于人类自下而上的方面转化。”[16]

(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21世纪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增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等等。先进文化应该是健康、科学、向上、代表未来发展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文化。因此,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要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17]广泛开展全民性的思想道德建设活动,增强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不断强化道德建设的法规和民主保障机制、净化社会道德环境,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完善和巩固,使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提高。

建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唯一宗旨,也是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才能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础。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是与资本主义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根本对立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努力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中不断地得到发展。

(三)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继承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正确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发展的关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继承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先进文化应该是开放的。以博大的胸怀,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优秀的精神文化,使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发挥作用。善于借鉴和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立足有利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分析和鉴别外来思想文化。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外来文化和优秀思想成果,我们都要借鉴汲取。同时,在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要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影响,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既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又抵制“全面西化”,博采多长,开拓创新。

先进文化具有继承性。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化都是对以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各自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解决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与吸收、借鉴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文化成果之间关系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实践与创造,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文明事业的宝贵财富,为推动人类的进步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要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自觉地汲取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精神养料,用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同时,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和创新。

(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幸福,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在于它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在于它能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又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是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对经济政治的发展起巨大的反作用。先进文化是推进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团结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人民奉献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4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9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8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99页。

[7] 参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向》,载《国外理论动态》1998年第1期。

[8] 陈来等:《全方位拓展重建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9] 方克立:《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载《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2期。

[10] 《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103页。

[11] 《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第335页。

[12] 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天涯》1997年第5期。

[13] 龚群:《90年代“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研究述评》,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

[14] 参见汪晖《文化与公共性问题》,载翟晓光《田野来风》,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15]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16] 李书磊:《中共中央党校讲稿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408页。

[17]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人民出版社,2001,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