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社会转型问题的基本线索：政治社会结构变迁
我们知道，社会学家喜欢讨论社会结构，往往会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某种社会进行分层，像切面包一样，将每个人按照职业、种族、收入等因素划分到不同的层级中。他们尝试着通过一种我们熟悉的物体来展现这个社会，但是现代社会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所定义的“社会”，它还是一个政治社会。政治社会相对社会而言，更加强调群体间、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生产关系的概念和资本的概念那样，归根结底体现为人群互动的关系——或许这种关系就是政治社会可以结构化的连接线。
社会学家偏好去研究社会结构，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橄榄型社会”“金字塔型社会”这样的形象化描述。同样的，政治社会也应该有自己的结构特征，当然不是社会学领域中常用的简单分层，而是着重于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整体性概念。为了便于表述，我们不妨将政治社会的结构定义为“政治社会结构”。
自托克维尔开创政治社会学以来，这门学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转型社会的指导手册，特别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学者都有意识地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去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政治社会学专属的结构概念以及理论方法，从而方便人们去认知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全球的社会转型问题。
对于一个历史时空中的问题，自然需要在时空中找到可以把握的线索。社会转型问题便是如此，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时空转换的漫长历程。我们相信能够找到这种变迁的线索——就如托克维尔始终把“身份平等”作为展现美国民主在社会转型中的优越性一样，社会转型问题也存在自己的线索，即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那么，为何认定“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社会转型的线索呢？
回看西方（包括后来的美国）文明1000年来的变迁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社会被组织化的过程。就如我们现在面对频发的灾难表现出的担忧一样——关于“2012”[4]的各种说法事实上反映了我们个体在文明演化中的无力感——我们可以想见，公元1000年前后的欧洲民众在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瘟疫、战乱的时候，有着浓厚宗教情结的他们，那种恐惧之情会是何等的强烈！自然的无情与人性的败坏预示着一个时代即将终结，但新的世界是否很快来临未曾可知，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是否要再度恩典他们。这种复杂的心态促使他们理性地选择过一种组织化的生活，因此，这个时候成为修道院大规模兴起的时期，这主要是源于基督教的一个观点：“在一个持续不断的供养的社会里，仁慈爱德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上财富的拥有者来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穷人有一种社会责任：他们需要扶贫的官吏。”[5]这个时候，以克吕尼修道院（the Cluny Monastery）为代表的遍布各地的修道院承担起对弱者的救助责任。组织化的生活首先让这些弱者找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后来发展到越来越多的贵族将自己的子弟送入修道院，甚至不惜重金请求修道院能够接纳，原因便在于，这是当时社会组织化最好的机构之一，贵族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无法离开这样的共同体生活。
在经历1030年前后的各种灾难以后，欧洲人开始展现他们惊人的创造力：仅用15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的人口翻了一倍。[6]科技更是突飞猛进，“从13世纪起，新工具、新流程、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技’，传播速度之快，就连现代发明也没有几个能比得上。就拿眼镜来说，眼镜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270年左右英国圣方济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光学实验，当时是作为老年人阅读之用，到了1290年，传到法国亚威农（Avignon）天主教王朝，1300年，传到开罗伊斯兰教王朝，还不到1310年，就传到了中国元朝。19世纪所有的发明中，只有缝纫机与电话这两样东西的传播速度，才及得上13世纪的发明。”[7]那个时候确实显现了一些科技上的曙光：陶工转盘的原理在那个时候被应用到纺织机上，而1100年以后，古希腊时代的风车从玩具变成了船的帆，从而解决了远洋航行的动力问题。当然，这么高的科技成就却并未产生像19世纪时的工业革命，原因非常类似“李约瑟之谜”[8]。
尽管科技进步没有将当时社会彻底变革为工业社会，但是这些科技进步还是推动了当时政治社会结构的变革。“当时（指13世纪）欧洲世界一夕之间转向以新兴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而由商人、工匠组成的行业公会（guild），则是新兴的社会支配团体；长途贸易复苏，而哥特式新建筑风格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品味；锡耶纳（Sienese）画派兴起，发源于意大利中部城市，代表人物为杜乔（Duccio）；回归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动出现；城市大学取代遁世的修道院，成为文化中心；新起的道明会（Ordo Dominicanorum）与圣方济修会（San Francesco Dominicanorum）肩负传教、授业、解惑的使命；几十年内，但丁就舍弃拉丁文改用方言写作，从而创造了‘欧洲’文学。”[9]这里要注意的是，但丁舍弃拉丁文是因为他们面临着又一个时代的到来——文艺复兴。而西方帝国空间的形成，恰恰与拉丁语作为共同语言所发挥的作用有关：“如果说那个时候的地方方言比我们今天要多得多的话，那么，要处理和解决所有重要的或者不那么重要的宗教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就需要有一种共同语言。于是，产生了一种相互联系的情感，即基督教民族的情感。西方帝国不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留在大脑中的一种回忆，欧洲民族毫无疑问是未来的秘密，只有狭隘的地方爱国主义，特别是存在着小范围内的利益冲突和敌对行为，还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方帝国的人在给上帝祈祷时，不管在哪里，都是讲同样的话。这种祈祷代替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正是这种东西可能给予了他们十字军东征的精神。”[10]
因为有着共同的语言，方便了人们的交流，所以产生了被称为“社团”的生活方式，“中世纪的人，作为个人是家庭的成员、家族的成员、王国的成员；作为基督徒是教会的成员，要在教士的社团当中宣誓；作为法律的人，是他那个等级的附属者；作为非自由人，是其所在领地的隶属者。除了先天性的结合外，还有自愿的结合（这种结合不完全是个体的，常常是由父母和亲属，或者是按照习惯的规则规定的）：可以作为修道士进入一所修道院，或者是以各种方式、有各种目的的互助会（誓约团体）。众所周知的例子是行业公会，它于11世纪首先作为商人的联合体出现，在中世纪早期被归入了‘誓约联合体’（coniurationes）和共同进餐的联合体（convivia）中。很显然，中世纪早期社团联合体特有的形式是与村庄和教区密切相关的，而中世纪晚期的行会则又组合成了强制性的社团”。[11]可以想象，1000年以来，欧洲社会如一个生物体那样在不断生长，各种社会组织（家庭、修道院、商业社团等）好比推动机体增长的细胞，我们把这些组织定义为“小共同体”[12]。欧洲社会变迁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小共同体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和在类型上不断多样化的过程：如12世纪就不断兴起的学术小共同体，特别是在法学、医学以及修辞学领域的广泛研究极大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不断涌现，为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在大学内部，更是形成不计其数的以学术为纽带的小共同体；兴起于地中海的商人小共同体以及后来出现的公司这种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更是前所未有地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工商业文明；我们还看到教会小共同体的多样化以及大大小小的社区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乐园；……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并做这样的猜想：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结构变迁与小共同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有赖于小共同体的增殖。
小共同体的多样化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关于社会变迁的画面：随着小共同体的多样化和丰富化，政治社会结构也不断变得精密化，从最初的零星点状分布到由点形成的线状分布，再到点、线、面的综合以及一个立体的政治社会结构的最终出现。
欧洲近代文明的早期，即从公元11世纪起到现代公司制度兴起前，欧洲所呈现的面貌就是一个个平面叠加的结构，研究者由此赋予其“阶层”的概念，这便是我们熟知的封建社会结构形态。稍有几何常识的人都清楚，这种由层面所叠加的结构是不稳定的，容易发生变形。我们所要惊叹的反而是上帝恩典给人类一个更为稳固的结构形态——人类社会并未发生解体反而逐渐演化出一个立体的结构出来。但是，政治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宏观的认知视角上，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个立体结构的内部究竟是如何组织的。[13]还有一个更为前提就是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充分去想象一个不稳定的政治社会结构能够出现哪些可能的变化。
第一种是政治社会结构迅速扁平化。人类并非没有想象过这种可能——从遥远的古代，人们就开始幻想着能够建设一个绝对平等、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而且也不断有一些理想主义者试验着这样的愿景。在16世纪前后的欧洲，就有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尝试通过对政治社会结构的再造，构建一个平面化的政治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人的绝对平等基础上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后来，人们称这种思想为“空想社会主义”，并在19世纪早期再次被人们所试验。不论这种称呼是否带有贬义，但至少证明了，政治社会结构变迁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被人们关注的问题——他们尝试去引导这种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甚至去改造政治社会结构本身。
第二种是相对温和的政治社会结构变迁方式。既然依靠社区建构这种激进主义做法难以实现人类的梦想，那么就有必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在经历了更为丰富的实践之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论者，在认清并尊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他放弃了以社区结构平面化作为中心的激进的社会建设方案，而是以他定义的作用于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为突破口，发现并构建了另一个实现政治社会结构扁平化的动因——他坚信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融合的根本动力，一切的社会变迁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从结果上来说，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切充满理想主义者的人们是一样的——对政治社会结构的最终形态坚定不移，区别在于他们对达至这种社会结果的过程的想象不同。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结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一些国家的政治实践经验，试图为人类提供一个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比前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更为进步的地方在于：他深入到微观层面，找到推动社会转型的基础力量——借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化这种力量，达到加快社会转型步伐的目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因素恰恰也在这里，因为这种力量需要强大的制度和政治社会结构加以支撑，在当时人类可以预见的社会历史中，这只会产生类似只有一条腿走路情况下的“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但是无论如何，相较于前人那种空中楼阁式的社会改革方案，他的方案已经进步和温和了很多，至于列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则另当别论。
第三种更为温和的方式是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社会转型案例。相较于前两种方案，托克维尔要更倾向于彻底的经验研究。从《论美国的民主》整个著作来看，他也认为人类社会应该走向平面化的政治社会结构形态，只是这种认识不再基于过多的想象以及对极限思维的运用，而是就事论事式地诉说——显然是要讲述给当时法国民众听的，告诉法国民众，在他们的想象之外，已经存在一个更为理想的社会了。托克维尔相较于马克思的温和之处在于：其放弃了政治社会结构变迁最终会演化成一个不可调和的政治冲突的路径，这便意味着，他找到了另一条政治决断[14]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容易发生断裂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托克维尔始终力图要告诉法国民众的内容。[15]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讨论的问题与托克维尔所关注的差不多，只是美国开国领袖所要做的是，在一个只有两个选项的题目中做出选择，并且还要说服另一方接受这个选择。
第四种是有史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为激进的社会转型方式，即法西斯主义。[16]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何这也是一种社会转型方案？从其宣传上来看，方案的设计者向人们许诺了人类能够想到的最美好的未来生活，但是这种许诺更多的是吸引那些处于破产边缘的人们，因为当社会正在经历全面危机的时候，包括政府等常规政治与社会机构都无法顾及边缘群体，这种激进的转型方案便容易唤起人们对于中世纪的一些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只是这种记忆被有意识地转换了概念——尽管中世纪的人们归属于一些具有政治权力的小共同体，但是这些小共同体都被限定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转型案例实际上是以“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形式自上而下地统摄政治社会结构，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借助政府强制力来推动社会运行。这是一群人对政治共同体极端崇拜与自信的案例，其貌似吸收了相关的社会理论，却具有自身鲜明的社会建设主张——这种社会转型主张把进化论、社区建设理论、绝对主义国家理论等杂糅起来，以极权政治推动社会快速转型与建设，可以说是第三种方式的对立面。这种方案之所以能吸引弱者，在于其能让弱者憧憬未来——通过政治强力追求地域空间的扩展让他们相信未来将获得曾经失去的发展机会。不过，这种转型方案的问题在于：其否定了小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又将小共同体概念移植到国家、种族上面，从而夸大了这种共同体的作用。这种方案使人们把政治社会理解为是由国家、民族、种族等符号化的共同体组成的，从而实现在意识和观念上消解个人权利的基础性的目的，这样构建起来的政治社会结构忽略了“个人构成的共同体”与“共同体中的个人”这两个重要因素。
不论政治社会结构如何变化，社会转型都是一个无法回复的进程。历史上出现过各种政权的“复辟”，但总会被社会历史潮流所淹没，这表明政治社会结构变迁自身能够发挥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被各种方式所呈现着，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转型画卷。尽管欧洲社会在封建时代其结构表现为平面叠加的形态，但是这种结构还是持续稳定了两三百年，[17]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商业制度以及社团制度等与当时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同样，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转型之后，欧洲社会又进入了一个稳定演化时期，但是政治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都已归为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这是欧洲1000年以来呈现给我们的两个较为稳定的社会形态。[18]从历史资料来看，两种社会形态存在着承继关系，虽然几乎每一个国家在其转型的关键时期都不同程度地爆发过革命，但是我们若将这个过程纳入到漫长的社会转型史中，不难发现，欧美社会转型的连续性并未被革命所中断，其内在地发生了两种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