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的大规模生产已相当晚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三四十年，为欧洲大量涌现公共节日、仪式、英雄或象征等被发明的政治传统的时期。^[7]如法国将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之日定为国庆节是在拿破仑时代，而通过正式法令已到1880年。^[8]有人甚至认为“现代英国王室仪式与礼仪”的“发明”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9]当然，如西方现代国家仪式产生般复杂的问题难以把握，此处只能考察某些比较确定的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及产生的影响。

中国政府设置纪念日始自民国，不过西方纪念日文化在中国早有传播。清末官方派遣到欧洲的不少外交官记录有西方君主诞辰的纪念活动。比如，1866年随总税务司赫德到欧美视察的张德彝在英国期间的日记中记载：“中历十一日，即西历三月二十二日，系英国君主诞辰。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当晚乃第三日也。”而“是夜车声辘辘，游人济济”。^[10]据日本学者小野寺史郎考察，其“西历三月二十二日”应为“5月24日”之误。^[11]另随团视察的斌椿在法国时也有如下记载：“初六日，晴，系外国八月十五日。国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灯数百万盏。城乡游人填塞，车行颇难。宫前大街长数里，陈百戏。夜放烟火，奇妙无比，有如中国流星起火者，高入云表，空中散五色明灯，璀璨满天。灯火通宵不息。有用电气灯照耀楼台，异光射目。”^[12]在后来出国的外交官中，诸如此类记载还有不少。^[13]它们之所以引起外交官注意，并非因为完全未见过如此情形，从记载可知，张德彝将之比作“元宵”，似乎存有些许熟悉感。当然，亦可能试图通过“类比”消除内心因陌生产生的焦虑，毕竟接触到诸多新事物。真正引起外交官惊奇者乃君主诞辰纪念的“开放性”，街道上悬挂灯彩，人人上街游玩庆祝，普天同庆，其状颇为热烈。

记载有西方君主生辰庆祝活动的外交官们的日记，有些被要求呈给当权者，^[14]有些在当时即传抄印行，张德彝还曾担任光绪皇帝英文教师，自然能引起清朝当权者注意。但西方举国同庆式的君主寿辰纪念并未引起当权者重视，因为光绪、慈禧的万寿圣节直到庚子事变之际才有所改变，而此种改变实受“八国联军”影响。1902年慈禧太后万寿圣节，据《大公报》报道：“所有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及洋商铺均高悬国旗以伸庆贺，其城外各民居铺户亦奉传谕一律结彩悬灯，同祝万寿。”^[15]通过正式传谕“同庆”万寿圣节自此始。此前1902年光绪皇帝万寿圣节尚未正式“晓谕”：“自去年联军在京时，京城铺户遇有庆贺，始悬灯彩。今夏皇上万寿，五城练局未曾晓谕，是以居民未敢冒昧，街市全无灯彩。兹届太后万寿，各街铺户皆挂绸布红条于门，实系练勇逐户招呼之故。”^[16]该报道至少说明，“京城铺户”遇“万寿”始悬挂灯彩，实为“联军”在京时，此种政治文化为国人接受似缘于“侵入者”强制；当年光绪皇帝万寿节，北京“街市全无灯彩”，只因“未曾晓谕”，则表明国人对此种政治文化或纪念方式尚存芥蒂。此正符合近代中国西方新事物传入时的“普遍”情状。不过，1902年慈禧太后万寿圣节后，官方晓谕万寿节各家张灯结彩“已为成例”，显然有当时实行“新政”的缘故，——需缩小朝廷与百姓间“距离”。

万寿节在天津别具景象，绅董会议决定“于光绪皇帝万寿之日。仿照各国文明仪节，无论铺户民居一律高挂龙旗同申祝贺”。^[17]且绅商集议在日本租界日出学馆举行庆贺典礼。天津“铺户民房一律悬挂灯旗。自本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万姓胪欢，同声庆祝。日界日出学馆众绅商庆祝万寿，公所已于昨日先将正厅悬挂大小黄彩，四围上下遍布五色彩毡垫等物，内外悬挂东西洋各式明灯几无隙地，客厅亦悬灯结彩，四壁遍张历代名人书画，陈设桌椅，悉仿西式，井井有条。院中巨竿高揭，黄龙旗帜四面悬缀，各样彩灯密若繁星。大门外以松柏织成门楼，嵌以无数鲜花，妍丽夺目。门楼上复悬挂各式灯彩及黄旗，东西墙壁悬挂巨灯八枚，制成‘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八字，巨盈五尺”。^[18]日出学馆万寿祝典会有华商、日本官商等各方人士参与，其中“华人以三鞠躬礼施于君者，自此会始”，另参会女士“亦仿行三鞠躬礼，皆能以开风气为己任者”。^[19]天津各处张灯结彩，异常热闹，颇似当年出使外交官所描述的西方君主诞辰纪念。

同时，上海一则“庆祝会小启”值得玩味，称：“本月二十六日恭逢皇上万寿圣节，士民等躬沐皇仁情深依恋伏念。庚子岁万寿圣节，如旅居外洋檀香山、槟榔屿、新加坡等埠之中国商民，皆张灯悬旗，虔伸嵩祝，惟上海独付缺如。至今士民意犹抱歉，大抵尊君爱国为同具血气者所应同有之责任。如近日英皇加冕之礼，凡迎人之旅居他国者莫不张灯申贺；又如西历七月十四号法国革命令节，法人例于是日张灯以志不忘。观此二事，西人旅居异地者，尚且如是，其本国朝野之胪欢更可知矣。敢援此例，谨于二十六日借地为我皇上上万年之颂，藉伸爱戴之忱，命名曰庆祝会。庶使中外人知我国士民忠爱之挚热结之深，我等亦藉以稍伸敬忱，略补前歉云尔。”^[20]“小启”指出纪念光绪皇帝万寿圣节庆祝会乃直接援用英皇加冕礼和“法国革命令节”即法国国庆节，欲借此表达“尊君爱国”。至此，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对中国的影响已比较明确。

“知识”传播随着交往增强也愈益增加。早在1896年，《万国公报》有记载德国庆贺“普鲁士合日耳曼列邦而成德意志国”“二十五年”事，当时的德皇威廉第二“倡率臣民行庆贺礼”。^[21]但中国知识界关注最多者为法美两国国庆纪念日，特别是法国国庆日。梁启超名之曰“祝典”，文章发表于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100期，称：“祝典乌乎起？所以纪念旧事业而奖励新事业也。凡天下一事之成，每不易易，恒历许多曲折，经许多忍耐，费许多价值，而后仅乃得之，故虽过其时，不忘其劳，于是乎有以祝之。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十四日，为其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22]1902年《大公报》从侧面关注到法国国庆节的“严肃性”，一则报道称：“法国水师提督包蒙氏与赛芳氏均已开缺，一因七月十四日偕其夫人同赴庆贺大革命之宴会，席间败乱仪节。”^[23]1905年法国国庆之日，《大公报》在头版发出祝词——“恭贺大法民主国令节”。^[24]甚至中国官员也积极参与此类外国纪念日，1905年法国革命纪念日，天津“法租界悬旗挂灯，以相庆贺，并燃放烟火”，是日早10点钟袁世凯“率同阖城司道府县各官，赴法国领事署及法国提督处祝贺，至十一点钟还署”。^[25]随着介绍的增多，此类纪念日甚至成为官场交往、外交往来的工具，可见国人对西方纪念日文化已相当谙熟。

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和传播引起中国固有“仪式”的某些变化，并动摇国人观念世界，使国人开始接受某些西方仪式知识。但这些变化和改变并未彻底颠覆国人价值观，依旧徘徊于“现代”边缘，作为表征的“仪式”尚非“现代”。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成立，国家制度层面上实行民主共和精神，为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