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晚清中国士人并不缺乏对西方政体类型的认知，且“比较彼此之优劣为视角，寻觅改革之道的思路”。[26]民主共和观念与君主立宪思想几乎同时传入中国，当然，早期西方观念和思想尚仅为“知识储备”，不可能成为行动指南。“民主共和”观念的宣传和实践始自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所提政治纲领中有“创立合众政府”，即指“民主共和”政体。其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成为“民主共和”的主要倡导者。比如，邹容在重要革命思想宣传文本《革命军》中，试图为中国设计出“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态，学习的主要对象为美国，称：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27]革命派不仅学习美国，而且学习法国，对法国革命极为推崇，有言称“昔者法兰西之民，受君主压制之祸为最惨酷。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此后欧洲国家纷纷“立宪法、开议院”，借此，我国“国民”亦“可以兴矣”。[28]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对待“法国大革命”上还形成“争夺”，[29]产生不同理解。
在西方影响和新政推动下，清末万寿圣节发生不少变化，从原本限于官方或朝廷的封闭性朝贺，转变成与民同庆、举国同欢的“大众型纪念日”。不过，虽然朝廷实行新政，但因政治制度并未更动，新式外表下内质“依旧如故”。《大公报》在1905年法国国庆节之际，发表题为“法国革命庆典问答”的论说，用“问答”形式介绍法国革命及革命知识，包括：“法人何故革命”；“何谓破巴士的狱”；“法人叛乱之行为也，在我中国固视为大逆不道者，胡为反成为历史上至美谈乎”；“革命虽为公理，然不能不牺牲国民之生命，破坏社会之安宁，然则亦有以防之乎”。且最后认为“吾既为法国贺，吾不禁复为我中国忧”，所忧者即“我中国之革命党秘密召集羽翼已遍布全国”。[30]此文实借此宣传政治改良思想，希望中国朝廷能够汲取经验教训，及早实行政体改良，防止爆发革命。
不惟如此，因民间对“新政”的渴望，西力激荡下的“万寿圣节”渐成宣传立宪工具。报刊通过“万寿圣节”表示支持光绪皇帝，将之书写成开明君主形象，希望其能够亲政。有“万寿节”言论称，“我皇上之忠于国事也，戊戌事变之际，臣下阻扰变幻百出，而我皇上惟毅然决然，尽取中国之弊政一一禽薙而兽弥之，除恶务尽，其英断实超越乎汉之孝武。虽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过也”。将之比作彼得大帝、明治天皇等杰出改革者。而在处理“义和拳肇乱”上，亦“惟我皇上一人知衅不可启”，事后也“言我不自持大柄，诛戮匪党以谢天下，外人必将代我为之，中国大臣而使外人加刃于颈，主权何在？”于是才“勘定内乱”、“顺时布政”。[31]言辞中有为袒护光绪而不顾事实者。万寿节中有言论认为：将光绪比作彼得、明治，乃“东人”与“西人”的印象，“予”“尝见东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中国之明治也；又尝见西人而问之曰：我皇上何如也，曰：东方之大彼得也”，[32]通过外人之口褒赞光绪，用心良苦。如此开明君主可惜未有实权。实施新政后，国人对慈禧垂帘听政颇有微词，希望光绪能够“早亲政。皇上不亲政则无实权，无实权则不能大有所为。不能大有所为则虽亦名为变法号曰维新，然所改革之事，终属枝枝节节，无补于国家全局。我皇上如果亲政则实权在握，必有以救国家之危急者。而况我皇上久为外国所钦佩，如果亲政，则外人之谋我中国者或可一变其方针，不复敢藐视我中国。是皇上之亲政与否，实于国家存亡有密切之关系”。[33]光绪亲政问题实际上关涉新政实施，稍后更认为光绪亲政关乎立宪实行，没有皇帝，谈何立宪。
通过“万寿圣节”的文字宣传，表明中国人已认识到只有立宪才能振国权，并希望能早日实行立宪，[34]阐述中国实行立宪政体的合理合法性。20世纪为专制政体消亡的时代，日本通过立宪而“行将与欧美各大国匹敌者”，俄国也因与日本一战，有改革政体之动向。何况原本“我皇上戊戌变法已显露改立宪政之基，今之时局较戊戌为尤危急，改立宪政，此即其时”。国际国内并非无立宪环境和基础，如今，要想中国能够富强则“必先保国之寿命，欲保国之寿命，必自改立宪政”。[35]立宪与否关系国家存亡。要求朝廷能宣布立宪年限，以图“安人心而定国是”。[36]立宪为国家当务之急，只有行立宪才能巩固国家基础，实现长治久安。万寿圣节用以宣传君主立宪，借“仪式”进行“政治表演”，已显“现代”苗头，但其背后支撑的整个体系依然是“王朝”、“朝廷”和“帝王”。
立宪改良的主张者，甚至当时中国政府，在对待法美纪念日文化上抱持比较宽容的态度，政府大员“在遇到礼仪问题时总爱询问法国公使馆”。[37]但中国显然尚未有真正的纪念日，也没有真正的现代性国家仪式，虽然表面学习、借鉴西方，但骨子里有着另一番打算。当然，就算到民国时期，在仪式形式上，设置关于某些事件与人物的“纪念日”为典型的西方形式。在仪式功能上，民国国家仪式与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类似。西方现代国家仪式诞生之初，乃为民族国家的统治服务，为巩固国家权威，主要目的和功能在政治方面，政治操演是其主要出发点。在仪式内在现代元素上，某些内容被移植到中国，当然会根据中国特有国情作出适当调整和改变，但西方烙印依旧明显。如仪式对国家与国民意识的强调，标志现代国家诞生，在帝制中国时代似无法想象。但此时的国家仪式也并非对西方现代国家仪式的全盘整体接受，国人对西方事物只能算选择、批判的接受。中国或许更强调仪式的实用性，西方现代国家仪式乃自发产生的结果。中国接受西方仪式现有模式，但能否正确理解和认识西方现代国家仪式制定原则、仪式内涵和意义，确实存在疑问。一不小心，难免东施效颦。
民国时期某些国家仪式中的政治宣誓制度经由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而产生。国人对宣誓仪式并不陌生，中国历代皇帝登基时都会举行祭拜天地、昭告天下的宣誓仪式。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推崇的宣誓仪式并不完全来自中国古代传统。兴中会成立大会后，即举行有宣誓仪式，当时“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此显然为学习美国总统就职宣誓仪式。辛亥革命前孙中山还“一直坚持举行宣誓仪式，此举固然带有古代会党‘歃血为盟’的色彩，但这又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宣誓文化的延续，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宣誓文化”。[38]经过辛亥革命，宣誓仪式才发生质变，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对“国民宣誓”的“政治宣誓制度”，此在民主共和制度确立前不可能出现。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最终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现代性的民国国家仪式才真正产生。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与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提供中国现代性国家仪式产生的可能性因素，产生中西交织下一番新的仪式效果，是为清末国家仪式的新变化。
[1] 相对于中国语境而言，西方语境中的国家仪式或许并无“现代”之说，这里所谓的“现代”，主要强调对民国的重要影响，且认为在此影响下民国国家仪式才具现代性。
[2] 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页。
[3] 参见李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8～21页。
[4] 刘金同、马良洪、高玉婷等：《中国传统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第95页。
[5] 乌丙安认为“综合性质的节日，是由某个节日活动的多种目的所决定的。这些活动的多种目的往往是在节日发展中不断复合汇聚而成的”（《中国民俗学（新版）》，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第329页）。
[6]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特性，参见房泽庆《中西传统节日文化的比较》，山东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34～54页。
[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大规模生产传统：1870～1914年的欧洲》，〔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第338～339页。
[8] 耿成：《法国国庆日是何年确定的？》，《世界知识》1980年第19期，第7页。
[9] 〔美〕大卫·卡纳迪恩：《仪式之背景、表演与意义：英国君主制与“传统的发明”，1820～1977年》，〔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编《传统的发明》，第136～138页。
[10] 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71页。
[11] 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81页。
[12] 斌椿：《乘槎笔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47页。
[13] 参见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81～82页。
[14] 自光绪三年（1877年）起，总理衙门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以随时向国内汇报（参见李景屏《一部晚清出使日记及其启示》，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第548页）。
[15] 《时事要闻》，《大公报》1902年11月11日，第2版。
[16] 《万寿余闻》，《大公报》1902年11月12日，第4版。
[17] 《一人有庆》，《大公报》1902年7月27日，第4版。
[18] 《庆典志盛》，《大公报》1902年7月30日，第4版。
[19] 《庆典志盛》，《大公报》1902年8月1日，第3版。
[20] 《上海庆祝会小启》，《大公报》1902年8月2日，第6版。
[21] 《庆贺合国》，《万国公报》第86期（1896年3月18日），第28页。
[22] 任公（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1月11日），第1页。
[23] 《路透电报》，《大公报》1902年8月3日，第1版。
[24] 《大公报》1905年7月14日，第1版。
[25] 《法租界庆贺事》，《大公报》1905年7月15日，第4版。
[26] 潘光哲：《晚清中国士人与西方政体类型知识“概念工程”的创造与转化——以蒋敦复与王韬为中心》，《新史学》2011年第3期，第114页。
[27] 参见郭辉《辛亥“文明革命”观的审视》，《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03页。
[28] 《20世纪之中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70～71页。
[29] 参见〔美〕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28～32页。
[30] 《法国革命庆典问答》，《大公报》1905年7月14日，第1～2版。
[31] 《万寿祝辞》，《大公报》1902年7月30日，第2～3版。
[32] 《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大公报》1903年8月18日，第2版。
[33] 《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4年8月7日，第2版。
[34] 《本日庆贺万寿之感情》，《大公报》1903年8月18日，第2版。
[35] 《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4年8月7日，第2版。
[36] 《今上皇帝万寿祝辞》，《大公报》1905年7月28日，第2版。
[37] 《中国皇帝的葬礼》，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4页。
[38] 闾小波、许敏：《孙中山与民国宣誓制度之建立》，《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