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农区工业化之困
一 传统文化价值观与工业化
全球工业化的实践已经证明，工业化不仅是物质文明发展的过程，而且是精神文明的进步。传统农耕文化以其内在于农区居民的心理、思想意识等形态存在，并通过农区生产活动方式、社会关系、制度等形态全方位地影响着工业化。和东部沿海以及其他工业发达地区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农区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更大，现在还很容易在这些地区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传统农区之所以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落伍，除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因素外，传统文化价值观深入骨髓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此，耿明斋教授以河南为例进行了很精辟的描述，他认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混合形成了以河南为代表的传统农区文化的主流，而且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了以河南为代表的中国人的骨髓中，形成了其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判断是非、引导行为的标准。这种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认可等级；第二，依附心理，渴望拯救；第三，崇尚权威，缺乏自信；第四，迷信传统，向往过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很显然，传统文化性状保存比较完好的传统农区，传统的经济价值观、审美价值观、时间观、守旧心理、愚忠心理、宗教信仰、行为方式、家庭结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主要适用于农业文明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阻碍农区工业化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文化是物质与精神产品以及思维方式的总和。传统文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传统文化中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部分，会严重阻碍工业化。我们不妨以中国传统农区这一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表现得最充分的经济区域为对象，以实证方法从行为方式、家庭与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共5个方面，具体考察传统文化对工业化的诸多阻碍作用。
（一）传统观念束缚下的农区工业化
观念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人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思想。农区的传统观念，是指历经数千年世代相传、累积而成的那些稳定存在的，支配农区居民活动和行为的看法和思想。传统观念是个完整的体系，我们仅从中撷取经济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和时间观加以考察。
1.重义轻利的经济价值观
传统农区的传统经济价值观中，有憎恶追求财富、鄙视体力劳动、重农轻商等内容。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中，无论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有“追求财富是令人憎恶的”思想。儒家思想认为“志在富贵，鄙夫所为”，认为讲求财利是低级庸俗的品行，因而“何必言利”。然而，工业化是以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作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要以利益为驱动力，赢利、追求价值增值或财富的增加是工业化最主要的目标，而为实现这一目标，重视投入-积累资金的使用成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资本运作必须讲究投入产出，计算成本，“斤斤计较”。但农区的传统经济价值观显然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二者是截然对立甚至是严重冲突的。受传统经济价值观束缚的人，不愿或不敢在经济活动中直面赢利的目标，羞于锱铢必较，对自己的财富，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投资意愿低落。也就是说，农区工业化的成功，需要确立不禁止追求财富的世俗价值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种种行为。
2.静态均衡的传统审美价值观
儒学主张“先王之道斯为美”，倡导奉守古制、循规蹈矩、道统永续。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审美价值观的核心是一种静态均衡观，美的价值判断标准是能不能达成和保持一种静止的均衡，而其特征是崇尚“和谐”。在这样的审美价值观下，流动性、创新、变革、不安于现状等都是不美之行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排斥与压制。个人不应有自主意志，应该顺从自然、顺从命运、顺从权势，与“命中注定”的环境保持统一和谐。这与工业化的要求，显然大相径庭。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就在于技术进步、要素流动、要素组合格局的不断创新变化；工业化的社会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改变现存秩序、人际关系和结构的动态平衡过程；人的行为和心态特征，就在于不断创新和不安于现状。工业化中的个人必须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天然理性，充分信任自己，相信人的力量，摒弃消极态度、宿命论和无所作为的观点。在农区工业化过程中，新技术的采用、职业的选择、劳动效率的提高等，都会受到传统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3.传统时间观
传统农区传统文化观中的时间观，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其特征是按照某种宏观循环来计量，如日出日落、春去夏来、秋尽冬至等，从而被理解成刻板不变的概念。以此为基础，人们的行为显现出以节奏舒缓为特征的相对稳定状态，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等。这与工业化需要的以精微刻度来计量时间、争分夺秒，高速度、快节奏相去甚远。
（二）传统心理束缚下的农区工业化
心理是对感觉、知觉、记忆、情感、性格等的总称。中国传统农区的传统心理，在外延上包括许多方面，而普遍存在、影响较大的有守旧心理、愚忠心理和盲目崇拜心理等。
1.守旧心理
守旧心理，也被称为守常心理，是指那种时时按传统办事，处处恪守旧例，守制不变的潜意识或心理态势。显然，它与前面所说的传统审美价值观密切相关。中国儒学中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法先王”，佛教所谓“三法印”等，都是对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传统心理的描述。这种维护传统、阻止变革的传统心理，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化的开展。既然农民都认可祖上留下来的总是最好的，因而不思变革，那整个社会当然也就难以有创新的冲动了。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小手工业者，既然他们没有自己聚集和独立存在的空间，那事实上他们就仍是农民的一员，他们是上述文化的信奉者和传播者，因而他们也会相信传统、安于现状。这应该是中国传统农业没有蜕变为现代工业的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
2.愚忠心理
这是一种不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心理倾向，儒学中的“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士为知己者死”之类的忠君孝父思想，伊斯兰教的“忠实是宗教之本”的圣训，农区中强烈的“本地人”意识，都是这种心理存在的表现。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人们眼光狭窄，头脑闭塞，畏惧权势，墨守成规。这些都与工业化的要求格格不入。
（三）传统行为方式影响下的农区工业化
传统行为方式，是指人们日常行为中那些习以为常、自然娴熟的做法。事实上，它是传统观念、传统心理和传统信仰的必然结果和实现途径，传统农区的诸多传统行为方式对农区工业化有很多负面影响。
1.限制了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工业化对于社会经济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生产力。但是，传统农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行为方式，却明显地有碍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例如在中国的传统农区，只有被经济境况不佳所迫，农村居民才去工厂工作，他们有了一些积蓄后，就重返农村或从事传统的职业，结果是训练这些人掌握技术所花费的金钱和投资全部白费了。
2.阻碍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工业化的发展，其突出表现之一是生产规模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扩大。但传统农区的传统行为方式却与此经常相抵触，如小富即安、面子大于天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农区第一代富起来的人很快没落的案例，挣了钱不是继续扩大再生产，而是修豪宅、建豪陵、办豪婚、开豪车甚至赌博挥霍。
（四）传统家庭与社会结构阻碍了工业化的推进
传统的家庭与社会组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沉重的枷锁，将人们锁闭在旧时光里，从而保证了传统行为方式的延续。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
1.传统家庭
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家庭一般都是用血缘或宗法强有力地黏合在一起的大家庭，这样的家庭，不仅包括直系尊亲，而且包括一些或远或近的旁系亲属。传统家庭的这种规模与结构，对工业化是一个严重阻碍。首先，它们削弱了职业感情。传统家庭的一个重大特征是平均主义，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式的共荣共辱。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外出工作的人要把收入基本上汇回家中供众多成员共同享用；看到一个家族对出人头地家庭成员的依赖和尊崇。在此情况下，在城市和工厂工作的年轻人很难培养出稳定的职业感情来，他们的创新意识往往被打击和压抑。在大家庭中年龄与权势、威望成正比，因而在传统农区大量存在的家庭企业或家族企业中，创新意识很难得到应有的鼓励。同时在一些农区，老年人的权威和对父老的行孝责任，都严重削弱了青年人对职业的选择权，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2.传统社会结构
在广大的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尽相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工业化的实现。农区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为基本的社会组织或政治单位，个人需求服从家庭、家族的需求，家族和家庭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从而使以个人积极性为重要动力的工业化受到了压抑。儒学与佛教占统治地位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一般是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由一定的宗法相联系的垂直交往形态，与工业化背景下发生的现代社会的垂直交往与横向交往交织的形态相抵触，宗法关系的渗透则使工业活动变得“僵硬”与保守。
（五）传统文化对工业文明的推波助澜
作为传统农区社会的主体，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的农民，上述思想文化基础自然也是在农民中深深扎根并以他们为载体传播的。但是，当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从外部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也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在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中，特殊的地域文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文化中的“事业心”推动了劳动人口的大规模外流，并成就了这些外流人口中的大批创业者；“责任心”进一步放大了人口外流的效应，使得外流人口在流入地高度集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责任心”也促成了大批在外创业成功人士的回流创业。实际上，河南地域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即“包容心”在经济及社会的转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流出人口之所以能够在流入地立足创业，应该得益于固始文化中的“包容心”，这种“包容心”表现为对于流入地那些与自己习俗及行为方式不同的方面的容忍、适应等。这种容忍态度和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缩短了这些流出人口与流入地自然、人文和市场环境适应的时间，从而助推了人口流动和在流入地的成功创业。通过一系列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事业心”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中的创业精神和创新意识接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责任心”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中的诚信原则接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心”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中的合作精神接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 农耕文化与传统农区工业化[4]
农耕文化是以种植为基本方式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它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总和，是传统农业社会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农耕文化所对应的经济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传统农业，是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所形成的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则的总和。作为传统农业社会非正式制度的集中体现，我们认为农耕文化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小农文化，通常也被人们称为“小农意识”，主要包括传统农业经济中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其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它为从事种植经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在传统农业社会中评价自身行为的价值观体系，为人们做出生产和生活的选择提供了便利，减少了人们判断决策的不确定性，这是整个农耕文化的精髓所在，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以农为本、以土地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农区社会的运行与发展。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结合，人们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的，稳定安居是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以农为本、以地为本”的理念深刻于人们的头脑中，粮食生产被人们比作天一样大的事情，而对土地的占有、使用与管理，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也因之构成了传统农耕文化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深刻地影响着传统平原农区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把人们世世代代地束缚在土地上，维持着一种长久的家庭人口与家庭物质资料的简单再生产过程。
第二，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融为一体的宗族观念是传统农区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农耕文化中的家庭与土地长期融合的产物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族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以农民的人际关系——世族宗亲关系为纽带，家庭式农村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和延伸，形成了农耕文化群体本位的价值观。从主观上严重禁锢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思想，约束和限制了农民在传统农业经济中的生产和生活行为。
第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滋生了循规蹈矩的封闭循环意识。对于传统农区来讲，小农意识严重阻碍了农区工业化的进程。随着劳动力在传统农区和工业发达地区之间的流动，蕴藏于人们头脑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而这对于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动态地看待这一过程，传统农区规模庞大的社会成员通过这种自发的流动，将会逐步脱离传统农耕文化的羁绊，逐渐演变为真正的具有竞争意识的市场主体，并且会给自己的家乡带来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从而启动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进程。
三 资源禀赋约束下的农区工业化
最先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是沿海省份的一些农区和内陆省份中少数资源条件比较特殊的地区。可以将其归结为三种模式：第一是靠外来资本和技术输入的珠三角模式；第二是靠商业传统和大城市辐射的长三角模式；第三是靠资源开发实现资本积累的原始积累的模式（中西部某些拥有非常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通过以上三种模式率先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农村地区，为新一轮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以上地区只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很小一部分。我国面积广大的传统农区普遍具有以下特征：（1）农耕历史悠久，农业至今仍是区域内主要经济活动；（2）资源匮乏，除了土地和农产品以外，缺少可供民间开采开发的矿产和渔牧资源，资本积累的基础十分薄弱；（3）人口密度大，但区域内熟练劳动力不足；（4）地处偏远，较难受到外部工业中心的辐射。这些特点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与问题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也复杂得多。但是，这又是一个在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绝对不可以被忽视的地区，因为它不仅以其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支撑了沿海地区的高速工业化进程，而且就其区位来说，它也是我国工业化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的第一个接力点，而这一涉及众多人口和广大面积地区的工业化势必会将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一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国民经济整体上的工业化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不管困难有多大，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句话，传统农区需要而且必须走工业化之路。
四 耕地红线和资源环境保护约束下的农区工业化
（一）我国耕地现状及耕地红线的提出
我国是农用耕地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人均耕地0.1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5%，并且还在以每年33万公顷的速度减少；1/3的国土正受到风沙威胁，草地退化、沙化、碱化面积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全国平均每年旱涝灾害造成粮食减产近1000万吨；灌溉水生产效率为0.8公斤/立方米，不到西方发达国家一半；全国污灌面积已占灌溉总面积的7.3%；化肥施用量400公斤/公顷以上，农药年使用量已超过170万吨，其中约50%的农药将进入土壤与水体，污染农田面积已达900万公顷[5]。近年来，我国耕地总面积锐减。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96年到2006年，我国耕地数量从1.3亿公顷减少到1.2亿公顷，十年间共减少了0.1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也由0.11公顷降到0.09公顷[6]。粮食供求问题日渐突出。据中国科学院预测，未来40年，即到2050年我国人口将超过15亿，粮食产量至少要增加1.2亿吨才能满足人口需求。除了大米、小麦等主粮的需求在今后10年会出现先缓慢增长、然后下降的趋势外，其他农产品需求都将出现不同幅度增加，如奶制品需求将增长近3倍，畜产品、饲料粮、水果、食油和纤维总量需求将增长1.5倍多，蔬菜和食糖需求将分别增长75%和100%。除了数量要满足需求外，对粮食及农产品的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民众已经不再满足“吃得饱”，更需要“吃得好”“吃得健康”，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有关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人民安居乐业的根本性问题。显然，这些要求，仅靠现有耕地数量和农业生产方式是不能满足的。
严峻的耕地资源形势和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印发第三版《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未来15年土地利用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六项约束性指标和九大预期性指标。六项约束性指标集中在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义务量、人均城镇工矿用地等主要调控指标中。其核心是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中国耕地保有量到2010年和2020年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确保15.60亿亩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同时也为我们敲响了“保护耕地、刻不容缓”的警钟，使我们不得不居安思危，再次深刻意识到“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保护耕地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的重大战略意义。
农区工业化是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工业化，耕地已经无法减少情况下的工业化。这就必须走一条以不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具体而言，就是坚持用工业化思维统领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工作，依托农业抓工业，围绕工业抓农业，用工业化的理念、思路和生产组织方式来发展现代农业，以农业和工业相互融合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总之，应该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上，促进农区工业化的发展。
（二）中国农区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资源问题
中国农区工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样的工业化也面临着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农区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破坏同时存在。在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环境下，农业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走出一条不牺牲环境和资源节约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有两个问题摆在中原地区决策者面前：一是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这样的任务是要分解到地方的，农区工业化、城镇化除了18亿亩红线制约外，又多了一个碳排放的“紧箍咒”。二是农业地区新一轮工业化提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即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很显然，主要承接的是传统产业，但从农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同时要对转移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增加产业的科技含量。农业地区的传统农业因为广泛使用化肥、农药，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能源和建材等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必须破题，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与经济发展之间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更愿意选择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喊得多，实际举措很少，这也是地方政府的无奈之举。因为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是需要财政投入的，投入容易、筹资难，目前的财政收入制度很难保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用于这个方面。但迫在眉睫的情况是，财政在两个方面必须加大支出：一是环境保护及其基础设施的投入必须跟上。农业地区的财政实力、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等决定了不可能不引进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大量引进很可能带来高能耗、高污染和高资源消耗，环境保护及其基础设施支出加大将成为必然。二是节能环保的科技及研发投入必须增加得很快，针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是很难的事情，需要政府大量的前期引导性投入和持续的资金支持。
如何走出一条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农区工业化之路，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五 劳动力短缺条件下的农区工业化
当中国出现“民工荒”现象后，其争议焦点是中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这时，就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我国已经达到“刘易斯拐点”；另一种则认为我国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但是，这些学者并不否认“刘易斯拐点”将在中国出现的这个事实。蔡昉（2007）、吴要武（2007）、云宏伟（2009）等学者认为，2004年以后出现的“民工荒”，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他们主要是从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模式变化等角度检验了推论。王诚（2005）认为，即使按照我国目前9.5%的高增长率下每年1%的城市化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还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樊纲（2007）认为，中国经过30年的大发展转移出了2.5亿～3亿的农民，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孟昕（2008）认为，“民工荒”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的表象，其主要是由制度和人口结构原因造成的。从国际经验看，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出现“刘易斯拐点”时的主要表现为：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农业劳动力人口在总的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开始出现上升。笔者认为，我国近几年出现“民工荒”以及普通工人工资上涨较快，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表明出现了拐点的迹象，“刘易斯拐点”正在逼近，但还没有出现。无论理论界争论的结果如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农区工业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一）如何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农区工业化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二）如何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最后，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三）如何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四）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政府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第一，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第二，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当然这对农区政府的财政压力是空前的，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必须有一个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