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献综述与本书的研究意义
一 工业化与区域工业化理论研究的创新
（一）国外学者的工业化理论评述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地区）由传统经济走向现代经济的必由之路，对现代化的渴求指引着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欠发达地区对工业化的孜孜以求。相应地，工业化理论也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中心主题，有关文献一度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开始被边缘化，但其工业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欠发达国家和农区的工业化之路而言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国外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后兴起的，并成为与此同时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诸多的工业化理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A.Lewis）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一文可谓是最著名的经典性文献。这篇文章激发了大量的理论争论和后续研究，尤其是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Fei）的修正和扩展，最终形成了刘-拉-费的系统工业化理论，即所谓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本研究而言，其现实意义在于“二元经济”仍能准确地概括目前中国的经济现实；同时通过对这一理论的分析，还可以告诉我们，在农区推进工业化究竟需要提供和创造哪些条件。
在刘-拉-费理论看来，刘易斯的理论可以概括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非资本部门和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两者的区别在于，其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收入水平以及资本的运用均不同。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在模型中，刘易斯强调了在固定工资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缺乏资本投入，农村人口迅速增长，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极低，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个模型把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伪装失业者被工业部门吸收的阶段，以及农业现代化阶段。按照刘易斯的描述，对一个农业主导的传统经济区域而言，依赖工业部门的扩张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是一个必选项。中国总体上已经走过了发展第一阶段，即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等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以黄海和淮海等区域为代表的农业区域仍处于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交替阶段，工业化是其必然的选择，但发展工业却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约束，由于现代农业体系尚未建立，农区以脆弱的农业承担着整个中国的工业化的粮食安全，土地的限制也成为农区工业化的另一个约束因素。针对刘易斯模型中的不足之处，拉尼斯和费景汉于1964年发表了《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修正和扩展。首先，他们正确地指出，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应该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的扩张具有决定性意义，农业剩余的多少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在边际生产力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redundant labor force）流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中，农业总产出不减少，农业平均剩余即流出劳动量人均占有的农业剩余等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这时，不会造成工业部门的粮食短缺，因而也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在这一阶段是水平的。当农业劳动力的流出量突破剩余劳动力的界限时，农业总产出就会减少，农业平均剩余也会小于不变制度工资（constant institutional wage），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不变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于是粮食价格上涨，工业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提高。在此阶段，劳动供给曲线就转为上升。在拉-费模型中，农业剩余实际上是工业部门的“工资基金”。其次，他们指出，决定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因素不仅包括资本积累率，还包括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的劳动密集偏向程度，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总体来看，刘-拉-费理论对农区工业化的指导意义除了刘易斯理论的启示外，另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农区的工业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才有出路，因为劳动力供给的限制，农区工业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为劳动力的供给，让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个重要前提。
在刘-拉-费理论之后，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对结构转换和工业化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1975年，他和M.塞尔昆出版了《发展的形式：1950～1970》，书中处理了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历史数据资料，揭示了部门的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转变的“标准形式”。他们运用有关结构的数据变化说明了一个基本规律，通常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低时，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随着经济发展，产业向制造业、服务业转移，人口也从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1986年H.钱纳里又出版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书中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分析了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剖析了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H.钱纳里也对工业化战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取决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同的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不同，相同的发展战略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资源、环境等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钱纳里提出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发展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扩张战略、出口扩张与进口替代平衡发展战略。此外，李嘉图的地区主导产业论、弗郎索瓦·佩鲁的增长极战略等，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推进工业化进程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英国的克拉克探讨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继承了克拉克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搜集和归纳了20多个国家的数据，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考察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有三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知识存量的增长；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结构变化。结构变化的趋势是：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一样，均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比重，总体上是上升的，但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微上升；服务部门劳动力比重，基本上是上升的，但其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与劳动力比重的上升并不保持速度上的同步。库兹涅茨在进行了大量的统计研究后得出了相应的结论，他认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但它只是一种潜力，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使技术得到有效的和广泛的利用，并使技术本身的进步通过这种利用而受到激励，那就必须进行制度上和思想意识上的调整。由此可以看出，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或工业化的关键变量是技术、制度和观念。自70年代以来，新近崛起的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分别从制度、内生技术变化等角度，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影响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推动工业化或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并不是资源要素，而是那些非资源因素，即技术、制度与观念。
在西方经济学中，有许多学者对经济发展的阶段提出自己的划分方法。早期的美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把一国或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未开发状态、畜牧状态、农业状态、农工业状态及农工商状态。霍夫曼则把工业化阶段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部门的活动处于支配性地位，资本品处于不发达的时期；第二阶段，消费品工业的主导地位趋于削弱，资本品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第三阶段，消费品部门和资本品部门得到平衡发展；第四阶段，资本品部门处于支配性发展的时期。钱纳里把工业化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食品加工、纺织、革制品等初级产业群阶段；第二阶段为非铁矿物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等中级产业群阶段；第三阶段为服装、印刷、金属制品等后期产业群阶段。最为引人注目的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是罗斯托的六阶段论：传统社会；起飞准备条件时期；起飞时期；向成熟前进时期；高度大众消费时代；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的理论在各国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论，尽管在今天他的许多推断都具有很大局限性，但他将工业化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上来，对以后工业化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克鲁达、小野五郎等都提出了划分方法，进一步丰富了工业化的理论，虽然这些划分方法大多是一种定性的判断，但基本上提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各国的经济学者通过对工业化进程的研究发现，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按英国的模式进行的，因为各国的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不同。由此，人们引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分类，开始强调各国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经济学家们首先确定了工业化的两种类型，即原发型和后进型，同时这两种类型又是灵活的，在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这方面，格申克隆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他的理论模式也被称为“经济落后模式”，有利于后起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针对自己的国情制定自己正确的工业化战略。
（二）国内关于工业化一般理论的研究
中国的工业化的概念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及其复杂性，多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都试图给定一个恒久的定义。但时至今日，工业化的概念仍在不断更新，统一的定义尚未形成。据不完全统计，各种类型的工业化定义少说也有几十种。概念的多样化，引致工业化的特征也不尽一致。尽管如此，很多学者还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工业化的概念与特征。另外，有不少学者在探讨一般工业化概念时，还同时对中国工业化概念及其特征进行了探讨。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起源与发展，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最早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是“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源于1890年，其标志是中国设立了第一个棉织厂，成立了第一家钢铁厂。对中国工业化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多数学者都是在比较分析英国工业革命及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反映了中国学者的思维定式与研究惯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滞后性。不少学者在研究工业化发展进程时，专门对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趋势进行了研究，并认为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轨迹来看，大体上是从轻工业开始，逐渐转向以重工业为发展中心，再向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是从重工业开始，逐渐转向以轻工业为中心，再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于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学者指出，世界上的工业化模式大致可分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资本主义不完全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四种形式。该学者进一步指出从1992年开始，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近年来工业化研究热点中的热点。不少学者或是从定性角度，或是用实证的方法，并花去不少的篇幅去论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由于采用的划分依据不同，因而有三段论，也有四段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多大分歧，有分歧的是其历史跨度：一种看法的时间尺度较短，认为仅指由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化的这一段时间；另一种看法则是时间尺度较长，认为包括工业文明的整个历史时期，即从过去的农业文明到未来新文明的过渡时期。工业化是使一个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有学者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工业化，其标志既包括对工业发展本身的要求，也应包括相应引起国民经济面貌变化的要求。具体应包括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工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人数的比重、工业自身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农业生产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工业化战略的研究，一般是按照资源优先配置、资源主要来源、技术种类和贸易政策的不同进行研究，大致有进口替代战略论、出口替代战略论、出口导向战略论、出口扩张战略论、平衡战略论及赶超战略论。也有学者认为，所谓工业化战略，实质就是以实现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赶超战略。这种工业化战略的赶超本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工业化战略思想的赶超性、工业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工业化战略方案的赶超性与工业化立场的赶超性。
据不完全统计，有关经济结构调整与工业化关系的著作颇多，这些著作分析了工业结构变动的特点，提出了促进工业速度增长和结构升级的若干政策建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周叔莲的《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调整》一书，主要内容包括我国工业化的阶段及政策研究、新时期工业适度快速增长问题研究、机械工业发展战略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工业的升级与发展研究、地区工业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制度创新与工业增长。该书对如何看待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及与这种变动密切相关的工业结构的演变，应当通过何种工业增长政策和工业结构政策来促进工业的有效增长和工业结构的升级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促进工业速度增长和结构升级的若干建议。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关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及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实现工业化的论著越来越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吕政主编的《2001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该书认为：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是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型工业化产生的背景；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新型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的区别；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基本途径等。
（三）区域工业化研究的理论创新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国内专家对工业化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开始进行区域经济、农村经济与工业化的交叉研究，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研究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领域。耿明斋教授在《中国农区工业化路径研究——以欠发达平原农区为例》一书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农区工业化的一般理论，而且与上述一般理论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工业化，不管人们赋予它多么复杂的含义，在表象上，或者说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它不过是工业从农业中直接分离出来逐渐成长为独立产业，且不断吸纳农业中的各种要素，使得农业日渐萎缩，非农产业日渐膨胀，并最终覆盖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他在开篇提出“李约瑟之谜”，旨在从理论上探讨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产业革命，以便“弄清楚在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自发生长出工业产业所必需的各种条件，从而使我们知道在纯农业区推进工业化究竟需要提供和创造哪些条件”。该部分首先指出，农业剩余的增加是促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的条件。因为只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存在，才会对手工产品产生需求，只有有需求，手工业者才能离开农业，依赖交换生存。如果没有足够的农业剩余和需求，即使某些家庭拥有熟练的手工制作技术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最终也是要么根本不可能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要么冒险短暂分离出来后不得不重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其次，市场、组织和技术是手工业蜕变的条件。农业剩余的增加依靠农业生产中的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的源头并不在农业本身，而在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之外，在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以，得出这样一个循环：工业规模的扩大靠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靠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剩余的增加靠技术进步，农业技术进步靠农业之外的工业和科学技术进步。可见，农业和工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再次，制度架构和自由主体的诞生。相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而言，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产业革命，直接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商人聚集的城市，没有在商人和市场周围形成手工业作坊的聚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同业竞争的压力和组织与技术创新的动力。间接原因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没能够孕育出拥有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人群以及提供这些人聚集的自由城市，因此没有条件催生出现代科学。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约束工业化的发展。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认可等级；第二，依附心理，渴望拯救；第三，崇尚权威，缺乏自信；第四，迷信传统，向往过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正是传统农业没有进化为现代工业的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最后，工业化需要农民身份的转换，需要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即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部门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即要使一大批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转变成为市民阶层。
有关农村工业化研究的论著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苗长虹的《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该书以“农村工业系统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全书的基本框架，系统研究了经济发展与农村工业化的区域不平衡、农村工业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农村工业增长与结构转换、农村工业发展的形式、农村工业化的战略构想和政策建议等，对农村实现工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关区域工业化的研究也很多，其中西部工业化的论著最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胡长顺的《21世纪中国新工业化战略与西部大开发》。该书主要采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定性的分析方法、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对工业化战略的理论、中国新工业化战略与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中的重点区域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创新思维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三个层次的战略构想。
二 我国财政制度转型研究评述
正如李鸿章曾经说过的，中国将面对着“3000年未曾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经济也遇到了3000年未曾有之大转型。以市场化、城市（镇）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转型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可以追溯到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试图用贸易敲开中国的大门，随后在外来冲击下，中国逐步脱离原来的运行轨道，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涵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诸领域，都取得了无数的研究成果，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鉴于财政制度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对财政制度的研究也成为长期持续的热点，自清末以来，中国的财政制度就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引进的西方财政理论、财政理论及中国财政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特别是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视角，对财政制度变迁的演化进行研究的，却是凤毛麟角。
我国的财政学者多从理论解读、历史回顾、政策描述或政策设计的角度对财政史和财政现象进行研究，或对阶段性的财政制度变迁进行总结，并针对财政改革提出建议。但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财政制度变迁的演化过程，尤其是对工业化过程中中国财政的变革和工业化与财政制度的联系关注甚少。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财政制度变迁开展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如刘守刚的《国家成长的逻辑——近现代中国财政转型与政治发展》、李炜光的《李炜光论财税》等；马金华的《民国财政研究——中国财政现代化的雏形》一书，运用公共财政理论，从历史学角度对民国财政开展了整理研究；张志超等发表了《中国财政现代化模式的历程——民国时期（1912～1937）财税改革问题对话》，提出了财政现代化问题；同时，王绍光的《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宋丙涛的《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英国之谜的财政效率解释》、焦建国的《英国公共财政制度变迁分析》等对发达国家现代财政制度演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制度变迁提供了参照坐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工业化、城镇化等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与财政制度的演化和财政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强的关联性。现代化早期的文艺复兴、新教运动、地理大发现等成就了重商主义兴起的文化社会基础，其后西方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向自由竞争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完善国家干预与完善市场制度的演化。相应地，1662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发表《赋税论》主张利用赋税限制不必要的消费和促进生产，在财政学说中反映了重商主义的要求。随后的经济理论与财政理论的政策导向也反映出同样的，与实践的时间间隔相对应的运行轨迹，尤其是美国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的相互印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堪称财政理论对经济生活发挥巨大作用的里程碑。可以说，财政理论与财政制度变迁的互动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四个发展阶段。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同样的中国：美国人说中国正在走“重商主义道路”，日本人说“中国相信自由竞争神话”，德国人说“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7]。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必然反映为对财政制度建设与政策调整的多重要求。在100多年中，中国浓缩了先发现代化国家几百年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及变迁的内容，使中国的财政制度变迁呈现更多的复杂性，现行的财政制度被笔者称为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财政制度演化的“活化石”，如漏洞百出的公共预算制度、不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分类征收的所得税制等，这都增加了本书研究的难度。中国社会革命带来的财政制度变迁的跳跃性，似乎是割裂了前后财政制度之间的联系，然而历史是不能跳跃的，路径依赖的存在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持久性，使一个国家历史上的财政制度演化具有诸多的相关性。现代化进程中世界与中国的财政制度变迁的大量案例，为财政制度转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财政收入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近代国家经历了一个从自产国家向赋税国家转变的历史过程，而赋税国家意味着国家从属于私人资本，目前的现代国家均是赋税国家，国家财政收入来源也有所不同。塔奇斯（Tarschys）等人将历史上主要存在的财政国家分为四种，坎贝尔等又加上两种，区分了六种财政国家类型：领地国家、贡赋国家、关税国家、税收国家、贸易国家、自产国家（Campbell，1996；Tarschys，1988）。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其他国家或者政治实体贡赋的国家即贡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家在关键性的通道上设置关口所征收的各种通行费的国家即关税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非国有部门缴纳的税收的国家即税收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家经营的贸易即贸易国家；而自产国家是指国家控制了社会中的绝大部分财产，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家自有的财产形成的收入，即国家自己生产财政收入[8]。在财政支出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近代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君主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过程，财政支出比较直观地体现在财政目标与国家意志上。依照财政支出的目标，财政被分为君主财政、全能国家财政与民主国家财政等类型。君主财政的目标是满足国王和皇室的家族需求，其产权背景是君主拥有国家的最终所有权；全能国家财政类型中的“国家”这一“财政主体”的性质，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分析；民主国家财政以宪政体制下的公共选择为决策方式，以提供公共品为目标，其产权背景是公民享有民族国家的最终所有权，公民的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公民以税收“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在财政管理制度变迁方面，君主制国家经历了缺乏约束的前预算时代，后来直接或经由超级预算[9]时代过渡到现代预算时代，现代化过程中横向财政管理经历了从前预算国家向预算国家的变迁过程；纵向财政管理制度经历了由不规范分权或集权的财政体制向财政联邦制的演变过程，部分国家在过渡期间采用极权式的财政体制。从财政平衡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财政现代化演进过程经历了现代财政政策导向与措施的变迁，从追求量入为出走向现代周期性平衡；有的国家在过渡中经历了无限制的量出为入时代并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崩溃；运用公债手段成为现代国家在处理财政平衡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人们正在深化对现代化进程财政进化的一般规律的认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已经被公认为促进国家前进的力量，财政制度变迁作为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已经被大量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在世界现代化背景下探索财政制度变迁过程中其演化的规律，对于财政理论与实践的丰富意义重大。通过对一国财政制度变迁较长时段的前后相关性，放在彼此相关的世界大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汲取制度演化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财政改革提出有益的建议。尤其是对于仍然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三 本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传统农区工业化和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耿明斋、苗长虹、李恒等对农区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转型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一系列包括生产组织结构和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结构变化的过程，其最终结果是实现一个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传统农区是中国农耕历史最久，自然经济和小生产观念积淀最厚，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保存最完整、结合最牢固的地区，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难度较大的地区。然而，我国工业化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推进的重要支点，也是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地区。从现有文献看，对传统农区工业化与财政转型关系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对工业化转型中的财政转型进行进一步研究。
研究证明，财政转型与社会经济转型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工业化转型必然伴随着财政制度的转型，即收入方面的取之于“农”向取之于“工”转化、取之于“乡”向取之于“城”转化；支出方面由支之于“工”向支之于“农”转变、支之于“城”向支之于“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公共化取向日益突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在财政收支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不同经济体和人群作为纳税人可以享受相同的国民待遇。本书立足于中部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公共财政转型的规律，探讨财政转型与工业化转型的关系，研究财政“积极”促进工业化的政策选择，在研究思路上是一个创新，相信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以及理论与实践价值。
把大国内部一个传统社会结构根深蒂固的纯农业区作为独立的分析对象，研究它在外部工业化环境包围中内部的工业化及社会转型发生、发展的过程，透视政府竞争和财政分权条件下农区工业化的制度诱因以及工业化过程中传统财政结构解体和现代财政结构确立的机制，其理论价值是在将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局部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分析的同时，检验这些理论的分析价值。其实践价值在于，通过传统农区工业化及财政转型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可提出一系列符合事物变化规律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促进并加快传统农区工业化和社会转型过程的步伐。
四 本书研究的内容和基本结论
（一）农区工业化的诱因、内容、实质与困局
这是导论部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农区工业化的基本诱因在于政府间竞争和分权的财政体制。在东部发达地区基本完成工业化过程，逐步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时候，农区的工业化之路却亟待破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农区的工业化正受到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约束。作为传统农区社会的主体，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和社会单元的农民，其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包括认可等级；依附心理，渴望拯救，崇尚权威，缺乏自信；迷信传统，向往过去，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都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文明产生冲突。以农为本、以土地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融为一体的宗族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滋生的循规蹈矩的封闭循环意识等农耕文化构成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文明阻力。作为后发的农区工业化，国家粮食安全对农区的依赖、18亿亩耕地红线和资源环境保护等都构成了现实约束，这就意味着，以农业和工业相互融合来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只能在依托农业的基础上，促进农区工业化的发展。日益提高的劳动力成本也成为工业化的制约因素之一，农区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农区产业发展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同时，需要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站在全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高度考量，农区工业化的实质是探索一条不牺牲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型发展之路。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发展道路，对财政“公共化”为取向的一系列改革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巨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有限的财政收入来源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财政必须直面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二元”经济结构将加速消亡，传统的“二元”财政已经成为农区经济建设的制约因素，以“公共化”为取向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必须加快进行；现代化的农业需要一个发达的现代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与之相配套，这无疑对地区的农业财政支出持续增长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区的城镇化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城镇化又面临农地红线制约，这就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和居民身份转换的一系列制度难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节收入分配等一系列难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
（二）文明变迁与财政制度演化
财政制度的演变既是文明进化过程的结果，又是区别不同文明特征的主要标志之一。可考的人类历史已超过了二百万年，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理论界已经确认经过的文明阶段有三个：游牧文明（采集和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有的学者把工业文明后的文明描述为后工业文明，有的描述为信息文明，还有人描述为生态文明等。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不同的文明形态有不同的财政制度特征，揭示文明演变与财政制度演变的规律，具有很现实的理论意义。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对峙、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从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兴办实业，民族资本主义的坎坷发展再到新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些行业、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最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的实质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的。无论是中国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的变迁还是世界其他各国信息化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实施是贯穿其中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是人类社会得到质的发展，作为内生变量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二者相互关系的过程中人类文明得以长足进步。
特定时期的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对社会的进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国家产生以前，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存在着从有限的剩余产品中分出一部分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经济现象。但这只是集体劳动成果由集体分配，属于经济分配，还没有财政分配。国家产生以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国家的存在，依靠政治力量，强制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从而从一般经济分配中分离出独立的财政分配，于是产生了财政。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国家类型不同，财政经历了奴隶制国家财政、封建制国家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和社会主义国家财政的历史演变，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所以财政活动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现象。纵观我国几千年留存下来的古籍，可以看到“国用”“国计”“度支”“理财”等一类用词，都是关于当今的财政即政府理财之道的记载。夏代开始，就出现了贡。进入战国，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开始征收实物田税。租税制一直延续到秦、汉、两晋。北魏实行均田制，至唐发展成为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之后，唐开始实行以土地、财产为征税标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明朝中期，张居正提出了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的“一条鞭法”。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简化征收手续，完成了赋和役的合一。近现代的民国和新中国开始征收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等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税目。税收征纳形式的发展变化，体现为力役、实物和货币等征收实体的发展演变；财政来源变化体现为从贡助彻（实际上是一种力役之征）到田亩（对土地的征收）再到工商税——所得税、财产税（是对生产、经营、资源、财产等的征收）的演变规律，都体现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
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是生产力的进步。与此同时，同时代的财税制度经历了不断发展、改革，从税收征纳形式的发展变化来看，体现为力役、实物和货币等征收实体的发展演变；财政来源变化体现为从贡助彻到田亩再到工商税——所得税、财产税的演变规律。生产关系的调整得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文明的变迁，社会文明的变迁又决定和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相互发展的过程。
（三）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与传统农区工业化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都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制度，即实行分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而财政分权必然引起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换言之，只要政府是独立的利益主体，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就一定存在。所谓“财政竞争”，是指政府间在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来源，以及管制市场等其他方面开展的竞争性财政活动。财政竞争不仅发生在不同国家政府之间，也发生在一国内各级政府之间，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竞争和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横向竞争。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国际财政竞争的研究已取得相当大的成果，而对国内财政竞争尤其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问题将有助于补充和完善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梳理和分析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活动也有助于理解传统农区工业化的财政原因，使传统农区工业化建立在财政竞争的基础上健康运行。
中央政策主导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体制传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及以后多次的改革，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政府有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由于行政区域的独立性，中央政府在对各地方政府进行绩效评估的过程中，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财政竞争和“赶超经济”行为。这种竞争的首要前提是地方政府拥有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支配权。而在自由支配权限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资本投资流入本辖区，竞相提供优质的地方公共产品和更好的财税优惠政策，这就产生了财政支出竞争与税收竞争。我国的地方财政竞争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竞争的形式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以及经济、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从理论上说，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不仅包括不同级别政府间的纵向财政竞争，还包括同一级别政府之间的横向财政竞争。地方政府间的纵向财政竞争是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互关联的，税种在不同级别地方政府之间的这种划分方法，决定了较低级别的政府在竞争中只能扮演弱者的角色。减免税优惠、税负输出与财政返还和支出竞争构成横向财政竞争的主要形式。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之所以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国内财政竞争，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中国现有的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行为异化；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只好采取其他财政竞争形式；税收收入和支出相对应的观念尚未完全树立，征税服从的是完成税收任务的目标；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尚未确立，财政支出决策的监督体系还不够完善等。各地间的财政竞争充分发挥了地方在引资上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政府在公共方面的支出，完善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水平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的发展。毋庸讳言，各地间的无序也带来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财政竞争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财政竞争减少了包括财政收入在内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从而可能妨碍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财政竞争的必然代价。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落实中央政策，保证民生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职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的人心向背和改革的成效。努力疏导和规范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行为、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地方政府的财政额度、缩小各地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差距，关系到传统农区工业化的成败。
（四）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与传统农区工业化
工业化作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已经为各国的经验所证明。工业化进程多为政府所主导，政府政策的优劣性直接关乎工业化的成败。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实现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政府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先就我国目前工业化的区域发展差距的成因、现状、影响、改革方向进行论述，接着指出我国现行的税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等财政体制正在不断地加剧这一差异，最后就改革现行财政体制，促进河南农区工业化发展给出自己的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工业化区域差距巨大，传统地区工业化发展滞后；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制约了传统农区工业化发展。
财政体制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分税制改革是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进行一次较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制度安排。但是，目前在我国实行的分税制，还是一个不彻底的利益妥协方案，带有很多计划体制的痕迹，与国际通行的分税制模式还有较远的距离，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体制的运行效率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主要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划分尚有不合理之处；地方税体系的建立滞后；税种的划分欠规范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转移支付结构本身制约了制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税收返还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财力性转移支付实际比重仍然较低；专项转移支付比重相对过高等。不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得原本就进行工业化资金匮乏的农业地区的境况更不乐观。我国的税收返还以维护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较强地区的倾斜原则，维护了较富裕地区的既得利益，与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主旨背道而驰。完善财政政策，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成为农区工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完善税收制度，消除因税收政策差异导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增强政府转移支付能力，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形成规范有序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缩小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优化经济结构，有重点地施行财政支出政策，积极推进区域差异性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资金的投入结构和使用效益等。
（五）工业发展差距与地区财政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开始实施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区域之间的发展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启动的协调性区域发展战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区域之间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但是区域发展差距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明显改善，区域工业化差距依然较大。我们对1978～2008年各区域主要经济数据对比分析之后发现，几大区域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主要从各区域GDP总量、各区域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化发展程度、各区域人均GDP以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GDP排名等指标进行比较，均可以得出区域间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结论。
从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可以看出，地区工业化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地区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收总额的差距，而地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此三种税种，从而间接地导致地区财政收入之间的差距。从支出角度看，财政收入的差距又决定了之后年度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数量额度，从而间接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工业化差距。可以说，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六）加快财政转型促进传统农区工业化
在定位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传统农区，多年来一直面临农民收入增长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难题，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发展经济，农区也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财政政策是推动地区和产业发展的有力工具，发展农区工业化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从公共财政的改革入手，为农区工业化扫清一些障碍在公共财政转型的基础上促进农区工业化的健康发展。我国在农业人口、粮食安全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走农区工业化不是放弃农业，而是在保证农业基础地位的基础上发展工业，解决好“三农”问题，光靠农民单独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加大财政的支持，所以农区工业化的“三农”需要财政的支持。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没有工业发展仅靠农业是不行的，同时，农业的基础地位也不能丢。我们应在保护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发展，就必须走农区工业化的道路。而农区工业化在我国刚刚起步，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现阶段走农区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真正、全面的社会转型是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农区工业化潮流是最强大的推动力。然而，农耕历史最久、农耕文化及社会结构积淀最深、地域面积最大、农民人口最集中的传统平原农区，却是工业化发展和社会转型最滞后的地区。显然，如果此类区域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问题不解决，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就不可能完成。所以，从中国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角度看，也必须加大财政对农区工业化的支持，以加快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1] 吴艳玲：《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财政政策研究》，《生产力研究》2011年第6期，第43～45页。
[2] 耿明斋：《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工业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
[3] 耿明斋、李燕燕：《中国农区工业化路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0～23页。
[4] 关于农耕文化对农区工业化的束缚，耿明斋教授在一系列文献中均有系统的描述，笔者只是对其文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整理——笔者注。
[5] 张勇：《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探讨》，《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2期。
[6] 孟媛：《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研讨会摘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5～26页。
[7] 参见陈东琪《300年经济学与30年中国经济发展》，何正斌《经济学300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8] 刘天旭：《财政国家理论研究述评》，《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05～111页。
[9] 计划经济体制下，预算包揽政府、企业收支，实行超级预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