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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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秦簡牘文字材料介紹

所謂秦簡牘,是指戰國秦國和秦代的簡牘,包括秦統一中國前後的簡牘。秦簡牘有其特點,自成體系。

1.四川青川秦牘

1979年,四川青川縣郝家坪50號戰國秦墓出土木牘兩枚,其中1枚字迹模糊,另1枚正反兩面均有墨書古隸,全部146個字(不包括殘文5個字),其内容爲田律,記叙秦武王二年丞相戊(茂)、内史堰更修田律的有關内容。年代爲秦武王二年(前309年)。青川木牘文字字體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古隸,這一發現的最重要意義在於用實物證據確認隸書的形成年代至遲在戰國後期。[1]

2.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牘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1號秦墓出土竹簡461枚。簡文均以古隸書寫,圖版漫漶不清,内容有《日書》甲種、《日書》乙種、《志怪故事》。還有木版地圖、紙本地圖残片。

《日書》甲種73枚,内容有《月建》表、《建除》、《亡盗》、《吉凶》、《禹須臾》、《人日》、《生子》、《禁忌》共8章。《日書》乙種381枚,内容有《月建》《建除》《置室門》《門忌》《方位吉時》《地支時辰吉凶》《吏聽》《亡盗》《晝夜長短》《臽日長短》《五行相生及三合局》《行》《衣良日》《牝牡月日》《人日》《四廢日》《行忌》《五音日》《死忌》《作事》《六甲孤虚》《生子》《衣忌》《井忌》《畜忌》《卜忌》《六十甲子》《占候》《五種忌》《禹步》《正月占風》《星度》《納音五行》《律書》《五音占》《音律貞卜》《雜忌》《問病》及其他,共39章。《志怪故事》7枚,260餘字,記述了一位名叫丹的人死而復生的故事,原定名爲《墓主記》。《志怪故事》被誉爲“我國最早的志怪小説”。

放馬灘秦墓的時代早至戰國中期,晚至秦始皇统一前,其中1號墓的下葬時代約在“秦始皇八年”(前239年)以後,墓葬年代略早於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是一種較早的本子,而《日書》乙種是墓主人抄於甲種後形成的一種抄本,其時代當在墓主生前時期,即公元前239年以前。[2]

放馬灘秦簡《日書》内容与睡虎地秦簡《日書》内容大致相同,但各具南北特色。從《日書》思想傾嚮看,放馬灘《日書》帶有强烈的政治特徵,虽然都是選擇日子,但所涉及的事件都與當時的社会現實相關聯,并没有關於鬼神的長篇大論。而睡虎地《日書》則涉及社会政治的内容較少,通篇充满了鬼神觀。[3]

木版地圖4块7幅,繪成時間早於墓葬時代,應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属戰國中期的作品,是迄今所見的最早的地圖實物。另外,5號墓所出紙本地圖残片,或稱之爲“放馬灘紙”,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紙張實物。

3.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牘

1993年,湖北江陵荆州鎮郢北村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竹簡800餘枚和木牘1枚。簡文多爲墨書古隸,字迹大部分可以釋讀。内容包括《歸藏》《效律》《日書》《灾異占》《政事之常》等。

《歸藏》共存394簡,4000餘字。在這批竹簡中,共有70組卦畫,其中16組相同,除去相同數,不同的卦畫有54種。卦畫皆以“—”表示陽爻,以“”表示陰爻。卦名有76個,其中重複者23個,實際卦名53個。此外,卦辭也有一部分重複。秦簡《歸藏》的卦畫皆可與今本《周易》對應起來,卦名也與傳本《歸藏》、帛書《周易》大部分相同。秦簡《歸藏》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意義。它證實了傳本《歸藏》不是僞書,傳世文獻對《歸藏》的有關記載并非無稽之談,而且可以校勘傳本《歸藏》的訛誤。通過對《歸藏》體例的分析,有助於瞭解先秦筮法。通過《周易》與《歸藏》的比較分析,有助於《周易》的進一步研究。《歸藏》所記史實爲三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材料。

《效律》與睡虎地秦簡《效律》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順序有差異,文字也略有不同。《效律》是核驗縣、都官物資賬目的制度,對因瀆職造成的各類物資損壞的懲罰措施作了明確的規定,同時對度量衡的誤差也作了最低的限定。它對研究秦代的法律制度有重要的意義。《日書》數量多,内容豐富,大部分與睡虎地秦簡《日書》相同,二者可以互爲校正和補充。《灾異占》不見於放馬灘、睡虎地秦簡,多談天變灾異與人間禍福,尤其是國家存亡之間的關係,與《漢書·五行志》頗爲相似。《灾異占》的出土,爲探索漢代盛行的“五行占”及其源流提供了一定的綫索。《政事之常》正文分四圈書寫,第二圈與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之“處如資、言如盟”至“不時怒民將姚去”一段相同,但文字及順序有差異,而其外圈是對這段文字的解釋和説明。《政事之常》可與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互校,《爲吏之道》的一些難解之謎,在《政事之常》出土之後可迎刃而解。《政事之常》的出土還有助於探索秦代的政治思想及其與傳統觀念的關係。

王家臺秦簡内容豐富,有的爲首次發現,對於秦代的法律、數術、易學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該墓的相對年代上限不早於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下限不晚於秦代。[4]

王家臺秦簡使用的文字有三種。《歸藏》形體最古,接近楚簡文字,應爲戰國末年的抄本;而《灾異占》爲小篆,可能是秦始皇“書同文字”之後通行的篆書;《日書》《效律》《政事之常》爲古隸,與睡虎地秦簡文字風格一致。

4.湖北江陵揚家山秦簡

1990年,湖北江陵揚家山135號秦墓出土竹簡75枚,簡文爲墨書古隸,内容爲遣册。墓葬年代屬秦,上限不會超過公元前278年(秦拔郢),下限在西漢前期。[5]

有學者認爲,仔細比較此墓中出土的銅、陶、漆器,與雲夢睡虎地11號秦墓仍有一些差别,其年代定爲秦漢之際至西漢初年或較爲妥當;且簡文内容爲遣册,通觀目前已發現的秦代簡牘均無此類内容,很可能與秦人葬俗有關;而西漢時期内容爲遣册的簡牘已是常見,也應與當時的葬俗有關。因此,江陵揚家山秦簡的年代應是西漢。[6]

5.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牘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竹簡1167枚,部分竹簡正反兩面書寫,總計近3.8萬字,單字近1800個。睡虎地秦簡内容十分豐富,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第一方面是大事記和年譜一類,有《編年記》一種,記述了從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間的軍政大事及墓主“喜”的生平,其中的編年可用來校正《史記·六國年表》的訛誤;第二方面是訓戒官吏的教令,有《語書》和《爲吏之道》兩種,《語書》是秦的南郡郡守騰發給郡内各縣、道嗇夫的文書,《爲吏之道》是講做官從政的一些準則;第三方面是法律文書,有《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五種,前三種是秦時法律令,《法律答問》是解釋律文的問答,《封診式》是治獄案例;第四方面是卜筮書籍,有《日書》甲、乙兩種,日書是規定人們行事宜忌、預測人事休咎以及教人如何避凶趨吉的古代數術書,其内容涉及當時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可藉以瞭解古代社會的各種情况。睡虎地秦簡文字抄寫時間,其上限約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下限爲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是研究戰國末期秦國至秦代文字最完備的材料。[7]

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4號墓出土木牘2枚,墨書古隸,正背面都寫字,計527字。木牘内容記載的是在前綫的士兵黑夫和警兄弟倆寫給家裏叫中(衷)的人的兩封家信,是中國書信的最早實物。木牘記載了有關秦統一六國戰争的情况。例如11號木牘記有“直佐淮陽,攻反城”,6號木牘記有“以驚居反城中故”,并談到秦在統一六國戰争中的軍需問題,爲史書所未載。兩枚木牘均記有向家裏要布、衣服和錢的事情,反映了秦軍士兵需自備衣服和費用的情况。這兩枚木牘是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時物。[8]

6.湖北雲夢龍崗秦簡牘

1989年,湖北雲夢龍崗6號秦墓出土竹簡293枚,另有138枚殘片,約有3000字,是相當成熟的隸書。其内容爲有關禁苑、馳道、馬牛羊、田贏等律文。木牘1枚,正反兩面書寫,計38字。龍崗簡的年代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14年間,墓葬年代爲秦代末年。[9]

7.湖北荆州關沮周家臺秦簡牘

1993年,湖北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清河村周家臺30號秦墓出土竹簡381枚,木牘1枚。内容爲《曆譜》《日書》《病方及其它》。《曆譜》竹簡130枚,木牘1枚,其内容爲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全年日干支和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等。木牘正、背兩面分别書有秦二世元年月朔日干支及月大小、該年十二月的日干支等。周家臺木牘曆譜,爲秦牘中首次所見,也是我國目前年代最早的曆譜。《日書》竹簡78枚,其内容有二十八宿占、五時段占、戎磨日占及五行占等。《病方及其它》竹簡73枚,其内容有醫藥病方、祝由術、擇吉避凶占卜及農事等。這批簡牘對於進一步考察秦代的曆法制度、探討秦末漢初的占卜習俗及社會狀况、發掘祖國醫學遺産,具有重要的意義。周家臺30號秦墓的下葬年代在秦代末年。[10]

8.湖南湘西里耶秦簡牘

2002年,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1號井出土38000餘枚簡牘。簡牘均墨書,多爲古隸,也有篆書,絶大多數爲木質。内容多爲行政管理和刑事訴訟文檔,包括政令、各級政府之間的往來文書、司法文書、吏員簿、物資登記和轉運、里程書等,涉及經濟、軍事、刑法、算術、記事等,對於研究秦代社會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被學術界稱爲近百年來秦代考古的重大發現之一。簡文中的紀年,有秦始皇二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和秦二世元年、二年,因此這批簡牘的成書年代當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包括整個秦代。有學者估計這批簡牘有20餘萬字,其數量相當於此前各地出土秦簡總數的十倍。從已發表的部分里耶簡牘圖版看,其風格與睡虎地秦簡和馬王堆帛書大體相同。由於這些秦簡牘故地均爲楚地,所以里耶簡牘也保留着一些楚文字的結構和書寫特徵,在結字、用筆上與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老子》甲本最爲相近。2005年12月北護城壕11號坑又出土了51枚簡牘。[11]

9.北京大學藏秦簡牘

2010年10月24日,北京大學在英傑學術交流中心召開座談會,宣布了入藏一批秦簡牘的消息。這批簡牘由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捐贈,包括竹簡763枚(其中近300枚爲兩面書寫)、木簡21枚、木牘6枚、竹牘4枚以及不規則木觚1枚。此外,在簡牘中還雜有竹笥殘片、竹製算籌、盛裝算籌的竹製圓筒等物品,另有有字木骰一枚。簡牘内容包括《質日》、《爲吏之道》、《交通里程書》、算數書、數術方技書、《製衣書》、文學類佚書等七個方面,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會經濟、數學、醫學、文學、曆法、方術、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簡牘字體是古隸,抄寫年代下限在秦始皇後期。其歸入《質日》的簡文有兩種,年代爲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和三十三年(前214年)。[12]

10.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藏秦簡

2002年12月和2008年8月,這批竹簡先後分兩次從香港購回,入藏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第一批竹簡2098枚,第二批竹簡76枚,共2174枚。這批竹簡包括《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占夢書》、《數》書、《奏讞書》、《秦律雜抄》、《秦令雜抄》。其歸入《質日》的簡文有三種,年代爲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三十四年(前213年)、三十五年(前212年),其年代下限當在秦始皇三十五年。這批秦簡是繼1975年睡虎地秦簡和2002年湘西里耶秦簡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對於秦代歷史,特别是秦代的法律、數學以及秦代的字體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13]

11.湖北江陵嶽山秦牘

1986年,湖北江陵嶽山36號秦墓出土木牘兩枚,内容屬日書,主要是“良日”一類,與日常生活關係較爲密切,部分内容爲同類材料中所未見。發掘簡報公布了兩枚木牘的照片和釋文。[14]

截至2010年初北京大學獲捐的秦簡,所見秦簡牘已有11批,内容主要是律令、司法與行政文書、簿籍,日書、曆日、算術、病方等數術方技類書籍,以及地圖、信函等。到目前爲止,秦簡中尚没有發現遣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