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漢簡帛文字材料介紹
一 西漢早期簡帛文字材料
兩漢時代,簡帛(主要是竹木簡)是主要書寫材料。東漢中期蔡倫改進造紙方法之後,紙開始成爲書寫材料。不過一直到南北朝時代,紙纔代替簡帛成爲主要的書寫材料。本部分主要介紹西漢早期的簡帛文字材料。
12.廣州市南越國漢簡
2004~2005年,廣州市南越國公署遺址南越古井J264出土100餘枚西漢南越國木簡。文字皆墨書隸體,個别字體含一定的篆意。簡文内容主要是簿籍和法律文書。木簡的年代,據簡91“廿六年”的紀年,可確定爲西漢南越國早期。南越國自漢高祖四年(前203年)立國到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滅亡,計93年,傳五主,除趙佗在位67年外,其餘四主在位最長16年,所以簡91的“廿六年”紀年,當爲南越國趙佗紀年。西漢南越國木簡的發現,不僅填補了廣東地區簡牘發現的空白,同時也是南越國考古的重大突破,彌補了南越國史料記載的不足,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15]
13.湖北隨州孔家坡漢簡牘
2000年,湖北隨州市孔家坡8號漢墓出土竹簡近800枚,木牘4枚(其中有字1枚)。竹簡内容爲《日書》和《曆譜》。《日書》簡703枚,墨書隸體,其内容如建除、叢辰、星、盗日已見於睡虎地秦簡《日書》及放馬灘秦簡《日書》,字數在10000字以上。孔家坡《日書》簡的出土對於研究《日書》的内容、流傳、性質、原貌、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以及中國數術史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曆譜》簡78枚,係漢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年)的曆日,約120字,每簡分爲三欄,首端書寫干支,中欄書寫節氣,下欄書寫月大小,多數簡只記干支。有字紀年木牘1枚,内容爲告地册。木牘中“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記載的應是墓葬的下葬時間。
孔家坡8號漢墓年代可定爲漢景帝後元二年(前142年)。陳炫瑋《孔家坡漢簡年代下限的考訂》通過對李學勤、武家璧兩位先生關於孔家坡漢墓的年代分歧的分析,肯定了武家璧的觀點,認爲墓葬的下葬年代爲漢景帝後元二年是正確的,并通過對《日書》中避諱現象的分析認爲該墓《日書》的抄本寫成的年代下限當爲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一書公布了該墓出土的全部簡牘的圖版、釋文和注釋及孔家坡漢墓發掘報告。[16]
14.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
1989~1994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歷年收購入藏簡牘259枚,其中戰國簡10枚,西漢《日書》簡109枚、遣册簡11枚、奴婢廩食粟出入簿簡牘69枚、“河堤”簡26枚,東漢“序寧”簡14枚,東晉“松人”解除木牘1枚,另有殘簡8枚,空白簡11枚。
《日書》簡是這批簡牘中的大宗,内容與睡虎地秦簡《日書》、孔家坡漢簡《日書》多可對應,簡文中有“孝惠三年”紀年簡,可知該《日書》爲惠帝時物。“奴婢廩食粟出入簿”簡詳細記録了“壽”“根”“貝”等人給家奴廩食出入的情况和家奴每月食粟的多少。簡文中有“元鳳二年”字樣。“序寧”簡約成書於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内容爲禱祀先祖神靈,以安慰死者和保佑活着的人,所禱神靈有炊、造(竈)、外家、社、田社、官社、郭貴人、殤君、水上、大父母丈人田社、男殤女殤司命、命君等。“河堤”簡内容是有關江河堤壩的規劃,記有諸鄉河堤的長度、寬度,尤其如積、率、畸、實等專門術語的出現,皆可與《九章算術》相印證。東晉“松人”解除木牘是迄今所見唯一一塊既有圖像又有長篇文字的解除文,爲認識流行於東漢以後的鎮墓文、解除文提供了新資料。《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一書公布了這批簡牘的全部圖版、釋文,并對其内容和價值作了考證和解説。[17]
15.湖北江陵高臺木牘
1990年,湖北江陵高臺18號漢墓出土木牘4枚,墓主爲“燕”。關於木牘的内容,黄盛璋先生認爲:甲、乙、丙木牘爲“江陵丞告安都丞”的“告地册”,甲木牘爲“檢”,即如公文的封套,丙木牘應爲正文,乙木牘爲附件,丁木牘爲遣册。木牘丙有“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的記載,這當爲墓主“燕”下葬的確切日期,所以該墓的年代是西漢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18]木牘的文字内容對分析漢初的算賦政策、人口遷徙等問題具有較大意義。
16.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和簡牘
1973年底,湖南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了大量帛書,共44種,10多萬字,[19]依《漢書·藝文志》的分類法可分爲六類:(1)六藝類:《周易·易經·六十四卦》《周易·易傳·二三子問》《周易·易傳·繫辭》《周易·易傳·易之義》《周易·易傳·要》《周易·易傳·繆和》《周易·易傳·昭力》《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2)諸子類:《老子》甲本、《五行》、《九主》、《明君》、《德聖》、《經法》、《十六經》、《稱》、《道原》、《老子》乙本;(3)兵書類:《刑德》甲、乙、丙;(4)數術類:《陰陽五行》甲篇、《陰陽五行》乙篇、《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出行占》、《木人占》、《相馬經》;(5)方術類:《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陰陽十一脈灸經》乙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胎産書》、《養生方》、《雜療方》、《却穀食氣》、《導引圖》;(6)地圖類:《長沙國南部圖》和《駐軍圖》。[20]馬王堆帛書内容涉及西漢初期政治、哲學、思想、文化、軍事、天文、地理、醫學等各個方面。同時出土的一枚有紀年的木牘上面寫着“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之語,“十二年”乃是漢文帝前元十二年,據此可以確定該墓的年代是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21]以《老子》甲本、《春秋事語》、《戰國縱横家書》、《五十二病方》等爲代表的作品成書年代約在戰國後期至秦代。以《老子》乙本,《刑德》甲、乙、丙,《五星占》等爲代表的作品成書年代爲西漢前期。《長沙國南部圖》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地圖。《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導引圖》《胎産書》等講經脈、導引、養胎的書和《五十二病方》等,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批醫書。《五星占》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天文書,在天文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馬王堆漢墓中的簡帛醫藥書字數有23000餘字,占馬王堆漢墓全部出土簡帛書的六分之一左右。這些醫藥古書分别屬於14種著作以及1種别本,它們分别出自不同時代和作者之手。内容可分四類:有關預防醫學思想,有關醫學理論,有關醫療方法,性醫學、方術厭禁、祝由方等。
1972年,馬王堆1號墓出土了312枚竹簡,48枚木簡。1973年,馬王堆2號和3號墓出土了610枚竹簡,10枚木簡。兩者共有9000餘字。竹簡内容主要是遣册。1號墓遣册所記録的隨葬品及其順序是:副食品、調料、酒類、糧食、漆器、土器、化妝品、衣服,然後是樂器、竹製品、木製和土製的隨葬專用器物等。3號墓遣册所記録的内容與1號墓有些不同,有車騎、樂舞、童僕以及兵器、儀仗、樂器等。3號墓有4篇簡書與帛書同出,是與醫藥有關的佚書。其中3篇是竹簡書,書名是《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1篇是木簡書,書名是《雜禁方》。1號墓還出土了49枚木牌,有墨書文字,上有竹笥所盛物品的名稱,如“衣笥”“梨笥”“錦繒笥”“帛繒笥”“熬爵笥”等。馬王堆1號和2號漢墓的年代當在文景之際。[22]
17.廣西貴縣羅泊灣簡牘
1976年,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墓出土木牘5枚(保存墨書文字的僅3枚),殘木簡10枚。其中有一塊自題爲“從器志”的木牘。此木牘正背面都有墨書古隸,有372字及19個符號。内容包括衣、食、用、玩、兵器等項。其餘兩塊木牘内容爲農具記録,其中牘3自題“東陽田器志”,是農具出入的登記簿。墓葬年代是西漢初期,上限到秦末,下限不會晚於文景時期,大體與江陵鳳凰山漢墓和長沙馬王堆年代相近,或者比它們稍早。[23]
18.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牘
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1號漢墓出土木簡1000多枚,木牘3枚,墓主是“汝陰侯”,據推斷爲漢初功臣夏侯嬰之子夏侯竈,卒於漢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比馬王堆3號墓只晚3年。内容包括《詩經》《蒼頡篇》《刑德》《周易》《萬物》《日書》《年表》《行氣》《辭賦》《相狗經》《大事記》《作務員程》《雜方》等十幾種書。《蒼頡篇》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字書,共有541字。《詩經》計有殘簡170餘枚。《萬物》是類似本草性質的書。雙古堆漢簡大多書寫於西漢初期,有的可能早到秦代。[24]
19.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
1983~1984年,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249號、258號三座西漢前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竹簡(1600餘枚)。247號墓出土竹簡1236枚,簡文内容包括《二年律令》、《奏讞書》、《蓋廬》、《脈書》、《引書》、《算數書》、曆譜、遣册,涉及春秋到西漢初年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醫學、數學、曆法等方面。睡虎地秦簡内容以秦律爲主,張家山漢簡内容則以漢律爲主。247號墓墓主下葬的年代約在吕后時期(前187年~前180年)或其後不久。
《二年律令》簡526枚,是吕后二年施行的法律,簡文包含了漢律的主要部分,内容涉及西漢社會、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方面。《奏讞書》簡228枚,屬法律文書,爲春秋至漢初議罪案例的匯編,是供官吏工作參考或學吏者閱讀應用的文書,共有案例22個。《脈書》簡66枚,屬醫書,内容分作兩部分:一是各種疾病名稱共60餘種,依據從頭到足次第排列;二是叙述人體經脈走嚮及所主病症,内容基本同於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候》。《算數書》簡190枚,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算術書,是一部數學問題集,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數學發展的水平,在中國數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書中保存了一些不見於《九章算術》的數學史資料,彌足珍貴。《蓋廬》簡55枚,爲年代較早的兵家著作,全書爲問答形式,共9章,每章均以蓋廬的提問開始,然後是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以回答内容爲主體。《引書》簡112枚,是專門講導引、養生和治病的著作。此書可算是馬王堆帛書《導引圖》的解説。全書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闡述四季的養生之道;第二部分是記載導引術式及導引術治療疾病的方法;第三部分着重説明導引養生的理論。“曆譜”簡18枚,記載漢高祖五年(前202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間各月朔日干支,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漢初年的實用曆譜。“遣册”簡41枚,記載各種隨葬品。[25]
張家山249號墓發現竹簡約400枚,保存較差,出土時已散亂。簡文内容與睡虎地秦簡《日書》大體相同。[26]
張家山258號墓出土竹簡58枚,分散在淤泥中,無一定排列順序,均殘斷。簡文内容爲曆譜,是迄今考古發現較早的曆譜之一。[27]
1985年,張家山127號墓出土漢簡300餘枚,内容爲日書。[28]
1986年,張家山136號墓出土漢簡829枚,有《功令》、《却穀食氣》、《盗》、《宴享》、《七年質日》、律令15種、遣册。[29]
20.湖北荆州謝家橋簡牘
2007年,湖北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清河村謝家橋出土竹簡208枚,竹牘3枚,字迹清晰,竹簡内容爲遣册,竹牘爲告地書。出土竹牘記載,該墓下葬年代爲“五年十一月癸卯朔庚午”,爲西漢吕后五年(前18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30]
21.湖北雲夢大墳頭木牘
1972年,湖北雲夢縣大墳頭1號西漢墓出土木牘1枚,正背面均有用墨書寫的文字,共222字,字體爲古隸,内容爲遣册。這座墓的年代係西漢早期。[31]
22.湖北江陵鳳凰山簡牘
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墓出土竹簡176枚,9號墓出土竹簡80枚,木牘3枚。8號墓和9號墓竹簡的内容均爲遣册。10號墓出土竹簡170枚,木牘6枚。據裘錫圭先生的研究,絶大部分簡牘的内容是鄉里行政機構的文書,墓主名“偃”,大概是江陵西鄉的有秩或嗇夫。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167號墓出土竹簡74枚,内容爲遣册;168號墓出土竹簡66枚、木牘1枚,内容爲告地册。江陵鳳凰山8、9、10、167和168號墓年代均爲西漢文帝至景帝時期,簡牘字數共約4400字。[32]
23.湖北江陵毛家園簡牘
1986年,湖北江陵縣毛家園1號墓出土竹簡74枚,木牘1枚,墨書漢隸文字,字迹清晰,内容爲遣册。木牘自名“碟書”,係告地册。毛家園1號漢墓的下葬年代爲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八月。[33]
24.湖北沙市蕭家草場漢簡
1992年,湖北荆州市沙市區關沮鄉蕭家草場26號漢墓出土漢簡35枚,簡文墨書,字迹不够清晰,共139字,内容爲遣册。蕭家草場26號漢墓的下葬年代爲西漢早期,其上限爲西漢初年,下限不晚於文景時期。[34]
25.湖南沅陵虎溪山漢簡
1999年,湖南沅陵縣虎溪山1號漢墓出土竹簡殘段1336枚(段),推測原有完整簡約800枚,計3萬餘字。内容主要有“黄簿”“日書”“美食方”三類。“黄簿”共241枚(段),其中整簡120枚,記載西漢初年沅陵侯國的行政設置、吏員人數、户口人民、田畝賦税等。“日書”整簡約500枚,有隸書與行書兩種字體,與以往出土的日書不同,其中有許多關於秦漢時期歷史事件和任務的記載。“美食方”約300段,内容主要是記録食物的烹調製作方法。墓主人吴陽,係長沙王吴臣之子,爲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前187年)受封,死於文帝後元二年(前162年)。文帝後元二年即虎溪山1號漢墓的墓葬年代。虎溪山漢簡對研究漢代的户籍檔案制度、飲食文化以及數術方技有重要參考價值。[35]
26.湖北雲夢睡虎地漢簡牘
2006年,湖北雲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2137枚。簡文均爲隸書。内容分“質日”“日書”“書籍”“算術”“法律”五類。“質日”每枚簡自上而下分爲六欄,首枚簡的背面多題有“某年質日”。“日書”簡有大量日書類内容。“書籍”簡205枚,簡文中提到許多歷史人物,如商紂、仲尼、越王勾踐、伍子胥等。“算術”簡216枚,是一部數學問題集,部分算題見於張家山漢簡《算數書》,但是文字内容有一些差異。“法律”簡850枚,有盗、告、具、捕、亡律和金布、户、田、工作課、祠、葬律等40種律名,這些律名多見於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和睡虎地秦簡法律文獻,但也有少數律名爲首次出現,如《葬律》等。木牘和竹牘128枚,内容是司法文書和簿籍。簡牘文中未見喪葬時間的記載,但簿籍類牘文中多見“五年”“六年”“七年”等,據此推知墓主下葬年代上限在文帝後元七年(前157年),墓葬年代約在文景時期。[36]
27.湖北荆州印臺簡牘
2000~2004年,湖北荆州印臺墓地9座(M59、M60、M61、M62、M63、M83、M97、M112、M115)西漢墓出土竹木簡2300枚、木牘60餘枚,内容包括文書、卒簿、曆譜、編年記、日書、律令以及遣册、器籍、告地書等。“文書”中有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臨江國丞相申屠嘉下達文書的記録。“卒簿”記載了當時適齡丁卒的數量、服役、力田等狀况。“曆譜”分上下欄書寫,干支之下多有節氣及某人行迹。“編年記”所見有秦昭王、始皇帝和西漢初年的編年、史實。“日書”内容與睡虎地秦墓所出有類似之處。“告地册”記載了墓主下葬的絶對年代。《印臺墓地出土大批西漢簡牘》一文詳細介紹了印臺漢墓簡牘的出土情况,并公布了其中24枚漢簡的圖版。[37]
28.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牘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漢墓出土竹簡4942枚。其内容有兵書《六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尉繚子》和子書《管子》《晏子》《墨子》,還有《相狗經》《曹氏陰陽》《風角占》《灾異占》《雜占》等。2號漢墓出土簡牘32枚,有《元光元年曆譜》1種,是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曆譜。1號漢墓還出土殘碎篇題木牘2塊。銀雀山漢簡字體比馬王堆帛書和雙古堆竹簡略晚一些,也屬早期隸書,估計是文景至武帝初期這段時間内抄成的。墓葬的年代,根據同出錢幣、陶器等考察,當爲漢武帝前期,上限爲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下限爲元狩五年(前118年)。[38]
《漢書·藝文志》:“《吴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吴孫子兵法》即《孫子兵法》的别一種版本,是孫武的兵法書。《齊孫子》一般認爲是孫臏傳世的兵書。自唐至近代,《齊孫子》這部書一直湮没不載。學者懷疑孫臏是否確有其人,《齊孫子》和《吴孫子兵法》是否爲同一部書。由於銀雀山漢簡中兼有這两種書而揭開了這個千年之疑案,證實了《史記》記述的正確性,即孫武是吴孫子,孫臏是齊孫子,分别是春秋和戰國人,孫臏乃孫武之後世子孫,各有兵法傳世,《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是两部内容不同的書。
29.湖北荆州紀南松柏簡牘
2004年,湖北荆州市紀南鎮松柏村漢墓M1出土木簡10枚,木牘63枚(6枚無字)。木牘31枚單面墨書文字,26枚雙面墨書文字,有漢武帝建元、元光年間曆譜。木牘的内容主要有遣册、各類簿册、葉(牒)書、令、曆譜、“周偃”的功勞記録、公文抄件。木簡單面墨書文字,内容與木牘有關,應爲放置於各類木牘後面的標題,如“右方四年功書”“右方除書”“右方遣書”等。松柏漢墓位於楚故都紀南城東南部,墓主人爲“周偃”,官職爲“江陵西鄉有秩嗇夫”,爵位爲“公乘”(漢爵第四級)。松柏簡牘爲研究西漢時期南郡和江陵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資料,具有較高的學術研究價值。松柏漢墓M1的年代爲漢武帝早期。[39]
30.湖南長沙走馬樓漢簡牘
2003年,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西漢簡牘萬餘枚,有文字者爲2100餘枚。根據簡牘上的曆朔和字體判斷,這批簡的年代爲西漢武帝早期,初步考證是西漢武帝長沙國劉發之子劉庸(前128年~前101年)在位時的行政文書,大部分屬於司法文書,涉及漢代當時的訴訟制度、法制改革、上計制度、交通郵驛制度及長沙國的歷史、法律、職官、郡縣、疆域等諸方面。這是繼湖北荆州張家山漢簡之後的漢代司法簡書的又一重大發現。[40]
2010年,長沙走馬樓發現上萬枚東漢簡牘。[41]
31.安徽天長西漢木牘
2004年,安徽天長市安樂鎮紀莊村西漢墓M19出土木牘34枚,約2500字,字體爲古隸,内容有户口名簿、算簿、書信、木刺、藥方、禮單等,爲研究漢代的户籍、賦税、醫藥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該墓葬地當屬漢代臨淮郡東陽縣。墓主人叫“謝孟”,是東陽縣掌握一定權力的官吏。墓葬年代爲西漢中期偏早。[42]
32.山東日照海曲漢簡
2002年,山東日照市西郊西十里堡村西南出土竹簡等重要文物。竹簡39枚,字迹清晰,有漢武帝“天漢二年”和“城陽十一年”的明確紀年。這批簡應爲漢武帝後元二年視日簡,内容可能與曆譜有關。該墓葬年代約在漢武帝末年或昭帝時期。[43]
33.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2009年,北京大學接受捐贈,獲得了一批從海外回歸的西漢竹簡。這批簡完整簡約1600枚,殘斷簡1700餘枚,估計原有整簡數在2300枚以上。文字抄寫工整,書法精美。這批竹簡全部屬於古代書籍,内容極爲豐富,含有近20種古代文獻,基本涵蓋了《漢書·藝文志》所劃分的“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大門類,是迄今所發現的戰國秦漢古書類簡牘中數量最大的一批。
《蒼頡篇》有86枚竹簡,約1300字,是迄今所見存字最多、保存狀况最好的西漢《蒼頡篇》傳本,而且較多地保留着秦本原貌。西漢前期講述秦末重要史事的古佚書《趙正書》竹簡51枚,約1500字。篇章結構最爲完整的《老子》古本竹簡280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曾經著録久已失傳的道家著作《周馴》竹簡220餘枚,約5000字。《妄稽》竹簡107枚,2700字,講述了西漢時代一個士人家庭中男主人“周春”與其妻“妄稽”及其妾“虞士”之間發生的故事,是迄今已發現的我國年代最早、篇幅最長的“古小説”,情節曲折,語言生動,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其他子書竹簡約31枚,含形制和字體不盡相同的多個篇章。“七”體漢賦《反淫》竹簡59枚,1200餘字。數術書竹簡約1600枚,包括《日書》《日忌》《日約》《揕(堪)輿》《雨書》《六博》《荆决》《節》幾種書。數術類文獻極爲豐富,是已知同類出土文獻中數量最大的一批。《日書》中的不少圖表和文字内容前所未見,《日約》《荆决》《揕輿》等書的篇題和内容組合也均爲首次發現。醫書,存竹簡710多枚,包含180餘種古代醫方,記載内科、外科、五官科、婦産科和兒科等多個科目疾病的治療方法,内容包括病名、症狀、用藥種類、劑量、炮製方法、服用方法和禁忌,可與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對勘并補充其不足。這批西漢竹書,在歷史學、文獻學、考古學、古文字學以及文學和書法藝術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各篇竹書文字的書法與書體特徵不盡相同,抄寫年代可能略有早晚,但大體上可以認爲已近於成熟的漢隸。推測這批竹簡的抄寫年代多數當在漢武帝時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後期,下限亦應不晚於宣帝。以往發現的漢代簡牘主要集中在西漢早期和晚期,而北大竹書的抄寫約在西漢中期,恰好彌補了這一年代的缺環。西漢中期是隸書走嚮成熟定型的階段,北大西漢竹書正處於這個階段,對研究隸書的演化和漢字發展史具有重要價值。[44]
34.陝西西安杜陵漢牘
2001年,陝西西安杜陵一座漢代墓葬中出土木牘1枚。木牘文字8行,共約177字。内容爲《日書》,有始田良日、禾良日及粟、豆、麥、稻良日等,與睡虎地簡《日書》“農事篇”相近。字體爲古隸。[45]
二 西漢中期之後的漢代簡帛文字材料
西漢中期之後的漢代簡牘、帛書多爲西北漢簡帛。西北漢簡帛多出自駐守邊疆的中下層官吏與將士之手,以粗獷、率真爲主要特徵。下文就西漢中期之後的漢代簡牘、帛書文字材料進行介紹。
35.甘肅玉門花海漢簡
1977年,甘肅玉門市花海漢代烽燧遺址獲簡91枚,内容有武帝遺詔、字書《蒼頡篇》等。成書年代在漢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至漢元帝初元年間(前48年~前44年)。形式包括木簡、削衣和木觚等。字體兼及古隸、分書和章草。[46]
36.青海大通上孫家寨漢簡
1978年,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115號西漢晚期墓出土木簡近400枚,殘斷嚴重,約爲漢宣帝時遺迹。内容多與軍事有關,主要是軍法、軍令,其中數量最多的是關於斬首捕虜論功拜爵的條文。簡文用筆剛勁有力,體態横扁,具有典型的西北漢簡特徵。[47]
37.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
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村40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竹簡,内容有《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日書》等八種。墓主爲漢中山王劉修,年代爲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這批簡爲考訂先秦古籍和校勘儒家經典增添了新的材料。字體接近東漢成熟的八分書,體態扁平,横嚮開張,近《曹全碑》《史晨碑》。《文子》有277枚簡,計2790字。《文子》的出土,證實了這部古籍的存在,對天道、仁義、功德、教化的闡述頗具特色,爲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論語》爲殘簡,共有7576字,不足今本的一半。這部《論語》雖然是殘本,但因中山王劉修死於漢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爲《論語》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儒家者言》計有殘簡100多枚。[48]
38.甘肅武都趙坪村漢簡
2000年,甘肅武都縣琵琶鄉趙坪村出土木簡12枚。其中簡10是一枚完整的簡,同時也是一枚紀年簡,簡文中有“陽朔元年十一月丙午”字樣,紀年明確。《陝西歷史博物館藏武都漢簡》一文對簡文進行了釋文、考釋,并公布了這批木簡的圖版。[49]
39.江蘇連雲港尹灣簡牘
1993年,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温泉鎮尹灣村1~6號6座漢墓出土了大量漢簡牘。其中,6號墓出土竹簡133枚,木牘23枚,字數近4萬;2號墓出土木牘1枚。墓主人爲東海郡功曹史師饒,字君兄。内容包括《集簿》《東海郡屬縣鄉吏員定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東海郡屬吏設置簿》《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贈錢名籍》《神龜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曆譜》《借貸書》《元延三年五月曆譜》《君兄衣物疏》《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君兄節司小物疏》《名謁》《元延二年視事日記》《刑德行時》《行道吉凶》《無名氏衣物疏》《神烏傅(賦)》等22種文獻(6號墓21種,2號墓1種),[50]反映了西漢末年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特别是爲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較史籍所記具體得多的第一手資料。6號墓所出木牘中有名謁木牘10件,記有“永始”和“元延”年號,可知其爲西漢晚期成帝時之物,墓中簡牘抄寫時間應不晚於成帝末年(前8年)。尹灣簡牘對歷史學、語言學、文學、文獻學、書法學、民俗學、文書檔案學、軍事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整理報告《尹灣漢墓簡牘》内容包括簡牘圖版、釋文及發掘報告等材料,是尹灣漢簡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據。[51]
40.湖北光化五座墳漢簡牘
1973年,湖北光化縣五座墳西漢墓發掘出土簡牘約30枚,已成殘片,僅有5枚可見墨迹,筆畫模糊,内容似屬遣册。[52]
41.甘肅敦煌漢簡帛
敦煌漢簡帛是甘肅敦煌、玉門、酒泉等地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帛書,年代約自西漢武帝末年(前1世紀)至東漢中期(1世紀),其中以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早期居多。從20世紀初至今,共出土了約26000枚,字體有小篆、隸書、草書、行書等四種。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察中,發掘敦煌縣西北的漢代烽燧遺址,獲竹木簡705枚。[53]
1914年,斯坦因在第三次中亞考察中,在敦煌漢代遺址中獲木簡168枚。[54]
1920年,在敦煌西北古玉門關城外沙灘中出土漢簡17枚,内容爲屯戍之事。這批簡收入《敦煌漢簡》一書。
1944年,夏鼐在敦煌小方盤城等地獲簡48枚。[55]
1979年,敦煌縣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簡牘1217枚(絶大多數爲木簡,竹簡極少),帛書1件。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的發掘,是近數十年來,在敦煌首次嚴格按照科學要求進行的烽燧遺址發掘,其收獲遠遠超過了新中國成立前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在層位、斷代上有了更確切的科學依據。[56]
1981年,在敦煌縣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獲木簡76枚,内容爲詔書、律令、檄書、屯戍簿册、字書、軍令、兵書、曆書、私人書信以及其他雜簡。[57]
1986~1988年,敦煌市在文物普查中獲漢簡137枚,包括後坑墩17枚、馬圈灣墩4枚、小方盤城2枚、臭墩子墩2枚、小方盤城南第一烽燧5枚、小方盤城南第二烽燧12枚、鹽池灣墩11枚、小月牙湖東墩19枚、漢代效穀泉遺址64枚、大坡墩1枚。[58]
1990年,敦煌市黄渠鄉清水溝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一册(27枚),散簡14枚,無字素簡一捆(21枚)。敦煌市博物館也采集到漢簡數枚,内容爲曆譜、符、爰書、品約、簿籍等。[59]
1990~1992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代簡牘35000餘枚,其中有字者23000餘枚。簡牘文字的字體有隸書、草書和草隸。此外還有習字者所書的小篆和楷書等。敦煌懸泉置遺址有明確紀年的年號簡1900枚。早期主要是西漢武帝時期的紀年,有“元鼎六年”“太始三年”“徵和元年”等。西漢昭帝以後至東漢光武帝建武初的簡牘數量最多,可基本連續。簡牘紀年最早爲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爲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内容包括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曆譜、術數、醫方等。這批材料對於研究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交通、郵驛、民族、文化等至爲重要。[60]在發掘中還獲得了帛書10件與紙文書10件。這些帛書和紙文書的發現,證明西漢時期竹、木、帛、紙四種材料作爲書寫材質并存。
2010年,敦煌一棵樹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簡牘16枚。[61]
敦煌漢簡帛中官、私文書居多。官文書有詔書律令、司法文書、品約、符、傳、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書有買賣契約、書信等。
42.甘肅和内蒙古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發現於甘肅和内蒙古兩地的額濟納河流域。這些地方在漢代屬張掖郡的肩水和居延兩都尉管轄,一般把這些地方出土的漢簡統稱爲居延漢簡。已發現的邊塞漢簡絶大部分是居延簡。漢武帝時,曾派人出張掖築居延塞(在今内蒙古額濟納旗),大量移民并實行屯田。居延漢簡年代自西漢武帝末年(前1世紀)至東漢中期(1世紀),其中以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早期居多。
1927~1930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流域古居延舊地的烽燧遺址中發現了1萬餘枚漢簡。其中,黄文弼1927年10月在額濟納河畔獲木簡3枚,1930年2月在吐魯番城西獲少量蒙古文木簡;1930年,瑞典人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的古居延舊地,發掘獲11000餘枚漢簡。因爲這批漢簡的出土地點位於漢代張掖郡居延縣,所以名之爲“居延漢簡”,現藏臺北。著録公布這批漢簡内容的著作有多部,如《居延漢簡甲乙編》等。謝桂華等著《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則對上書進行了校釋。[62]
1972~1976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又在額濟納河以南原居延漢簡出土地發掘近2萬枚簡牘。其中,1972~1974年,在漢肩水金關、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三處遺址出土19400枚;1976年,在今額濟納旗布肯託尼以北地區獲173枚;1982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又獲22枚。全部簡牘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著録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收8409枚竹簡,爲中華書局所出8開精裝本,繁體字竪排,附有圖版和遺址地圖。肩水金關遺址的11000枚簡牘,擬分五卷出版,每卷三册,上册爲彩色圖版,中册爲紅外綫圖版,下册爲釋文。《肩水金關漢簡》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出版,第一卷收録簡牘2351枚,第二卷收録漢簡2334枚。《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爲文物出版社所出32開平裝本,簡體字横排,無圖版。[63]
1999年、2000年、2002年,額濟納地區先後出土了500餘枚漢簡。這幾次新獲漢簡,以“額濟納漢簡”爲書題出版發行。額濟納漢簡是繼1927~1930年及1972~1976年發現的兩批居延漢簡之後的第三批居延漢簡。年代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者居多,最早的紀年是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晚者見東漢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少見東漢中期遺物。内容大體與以往出土的居延漢簡同,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皆屬首見;涉及歷史地理的從涇陽至高平的驛置里程簿可與前此所出居延漢簡驛置里程相比對;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亦多異於舊簡;此外,尚見《晏子》、《田章》、《倉頡》、醫方、日書等殘簡,爲研究邊塞戍卒文化生活提供了寶貴資料。[64]
居延漢簡牘絶大多數是木質。内容包括詔書、律令、科别、品約、牒書、推辟書、爰書、劾狀、各類簿籍,此外,還有《九九術》、干支表、各種形式的曆譜、醫藥方和《蒼頡篇》、《急就篇》等殘簡,爲研究漢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科技、法律、文字、書法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居延漢簡字體有古隸、八分、章草、行書。其中章草最具特色,如《誤死馬駒》册和《甲渠候官粟君所責寇恩事》册最有代表性,爲研究漢隸與章草的遞變和發展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43.新疆羅布泊漢簡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黄文弼在新疆羅布泊北岸,發掘木簡71枚,其年代爲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8年。羅布淖爾即羅布泊,亦叫鹽澤,又名蒲昌海。[65]這批簡的出土地點接近所謂樓蘭遺址,所以也有人稱之爲樓蘭漢簡。這種簡數量不多。[66]
上述敦煌漢簡帛、居延漢簡和羅布泊漢簡通常是在漢代邊塞地區的官署和烽燧的遺址中發現的,大都是屯戍吏卒遺留下來的文書、簿籍和私人書信等。其年代自西漢武帝晚期至東漢晚期。邊塞漢簡中没有早於武帝晚期的簡,而墓葬裏發現的漢簡,多數是書籍和遣册,許多屬於西漢早期,即武帝初年以前。
44.江蘇儀徵胥浦簡牘
1984年,江蘇揚州市儀徵縣胥浦101號漢墓出土竹簡17枚、木牘2枚和木觚1枚,内容爲“先令券書”、何賀山錢、賻贈記録、衣物券等,乃墓主臨終前的遺囑、記錢物賬簿。胥浦101號漢墓爲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紀年墓,這批簡牘即寫於西漢末期。[67]
45.甘肅武威旱灘坡醫簡
1972年,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醫藥木簡78枚,其中完整的約60枚,木牘14枚,約4000字,字體多爲章草,内容均爲關於醫學的記載,有醫方、藥物名稱、製藥方法等。醫簡一般先寫藥方名稱,次寫病名及症狀,再寫藥物名、分量、治療方法、服藥方法、服藥時注意事項等。比較完整的醫方有30餘個。處方中所列的藥物近百種。還記録有用針灸治療的方法。這些醫藥簡是研究漢代臨床醫學、藥物學和針灸學的重要資料。墓葬年代在東漢早期,大約在光武帝或稍後的明帝和章帝時期。[68]
1989年,甘肅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木簡16枚,有王杖令,關於盗、蟲灾之律令。[69]
46.甘肅武威磨咀子漢簡
1959年,甘肅武威磨咀子6號東漢墓出土3個《儀禮》寫本,共9篇,1篇寫於竹簡,8篇寫於木簡。木簡有甲本“士相見之禮”“服傳”“特牲”“少牢”“有司”“燕禮”“泰射”7篇,乙本“服傳”1篇;竹簡有丙本“喪服”1篇。竹木簡共469枚,約27332字。内容爲古代《儀禮》的一部分,墓葬年代屬東漢時期。[70]同年在磨咀子18號墓出土木簡10枚,即著名的“王杖十簡”,内容爲關於王杖授受之律令,墓葬年代屬東漢前期。《儀禮》簡是迄今爲止所見《儀禮》一書的最早寫本,在經學研究和版本校勘方面有較高的價值。1981年又徵集26枚簡,據説亦出土於磨咀子18號漢墓,爲“王杖詔令書”兩册。[71]
47.甘肅永昌水泉子漢簡
2008年,甘肅金昌市永昌縣水泉子漢墓M5出土相對完整的木簡700多枚(片),連同殘損嚴重的殘片共有1400餘枚(片)。内容有七言本《倉頡篇》字書和《日書》等,另外還發現“本始二年”簡1枚。《倉頡篇》字體是由篆到隸的一種過渡字體。《日書》簡文字爲標準的漢隸。水泉子M5年代爲東漢中期以後。[72]
48.甘肅甘谷漢簡
1971年,甘肅天水市甘谷縣劉家岔漢墓出土木簡23枚,内容爲東漢桓帝劉志延熹元年(158年)至二年宗正府卿劉櫃關於宗室不斷受侵而上報皇帝的奏章和皇帝頒發的詔書。簡文書體奔放飄逸,波磔分明,酷似《曹全碑》。具體釋文參見《甘谷漢簡考釋》一文。[73]
49.湖南長沙東牌樓漢簡牘
2004年,湖南長沙東牌樓7號古井出土東漢簡牘426枚,其中有字木簡牘218枚,可分爲木簡、木牘、封檢、名刺、簽牌以及異形簡等六類。這批簡牘有靈帝建寧、熹平、光和、中平等四個紀年,最早爲建寧四年(171年),最晚爲中平三年(186年)。這批簡牘的年代當爲東漢靈帝時期。簡牘主要是長沙郡和臨湘郡通過郵亭收發的公私文書,大致可分爲公文、私信、雜文書(事目,户籍,名刺,券書,簽牌,雜賬)、習字等類。就字體而言,篆、隸、草、行、正等書體各具形態。在以往發現的漢簡中,東漢末期簡牘極爲少見,東牌樓簡牘可以説填補了這一空白。《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一書全面系統地發表了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照片、釋文;書中所收《長沙東牌樓七號古井發掘報告》詳細介紹了這批簡牘的發現與出土情况,所收《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概述》《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的書體、書法與書寫者》,就簡牘的内容、形制、年代及其價值進行了解説。[74]
50.湖南張家界古人堤漢簡牘
1987年,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出土木簡牘90枚,年代爲漢代。簡牘破損比較嚴重,主要内容分六類:漢律、醫方、官府文書、書信及禮物謁、曆日表和九九乘法表等,對於研究漢代政治、經濟、法律等,有重要意義。[75]
以上50批爲秦漢簡帛文字主要材料,此外還有一些材料(以下按出土時間先後介紹):
1951~1952年,湖南長沙203號西漢晚期墓發掘木簡9枚。[76]
1951~1952年,湖南長沙楊家大山401號墓發掘木簡1枚。[77]
1956年,河南陝縣劉家渠23號東漢墓出土木簡2枚,但字迹不清。[78]
1963年,江蘇鹽城三羊墩漢墓出土木簡1枚。[79]
1973年,江蘇連雲港市海州區網疃莊西漢晚期霍賀墓出土木簡7枚。[80]
1973年,江蘇連雲港市海州區網疃莊西漢晚期侍其繇墓出土木簡1枚。[81]
1974年,江蘇盱眙縣東陽7號漢墓出土木簡1枚。[82]
1975年,陝西咸陽市馬泉西漢墓發現殘竹簡三截,分屬三簡,上面有墨書,字迹不清。[83]
1978年,江蘇連雲港市花果山雲臺磚廠墓出土木簡30枚,其中13枚字迹可辨認。[84]
1980年,江蘇揚州邗江縣胡場村出土木牘13枚。[85]
1983年,江蘇揚州市平山養殖場3號漢墓出土木楬3枚,内容爲遣册。該墓年代爲西漢中晚期。[86]
1984年,甘肅武威市韓佐鄉五壩山3號漢墓出土木牘1枚,内容爲墓主人私事文告。[87]
1980~1989年,漢長安未央宫前殿A區遺址發現115枚漢代簡牘。[88]
1993年,湖南長沙望城坡西漢漁陽墓出土木楬、木簽牌、封泥匣等100餘件,其中字迹較爲清晰者有8件木楬、2件簽牌和1件封泥匣。木楬、木簽牌字體爲古隸,封泥匣字體爲篆書。漁陽墓的年代上限約在文帝時期,下限可至景帝初年。[89]
2002年,江蘇連雲港海州區雙龍村西漢晚期墓葬出土一批木簡。[90]
2002年,江蘇泗陽縣大青墩漢墓出土木牘10枚。[91]
2002年,重慶雲陽舊縣坪的漢朐忍縣城址出土簡牘20餘枚。[92]
2003年,甘肅安西九墩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木簡33枚,竹簡2枚。[93]
2007年,雲南廣南牡宜東漢墓出土書寫工整的漢字竹簡殘片共5枚,係雲南省首次發現。[94]
2008年,湖北宜都市陸城鎮中筆村西漢墓出土木遣册1枚,竪書漢隸,共154字,已辨認48字,這是鄂西地區簡牘的首次發現。[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