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趋近市场化目标的

坦率地讲，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

1980年4月，赵紫阳到北京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刚到北京的一个时期，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赵紫阳到北京，是邓小平定的。陈云当时为什么能把财经委让出来，让赵紫阳来搞，就是因为赵紫阳有一个思想，他们都赞同。这就是赵紫阳始终强调，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搞活企业，企业工资提高了，企业职工得到了实惠。他常说，判断一个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标准，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生产能否得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严格来说，赵紫阳没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缺乏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所以他很现实。他强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与邓小平强调“两个积极性”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坚决支持赵紫阳的。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批条条专政，将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地方，现在不要收回来。改革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感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主席有点儿相像，当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再三讲，经济管理要适当分散。他特别坚持说，欧洲能够发展，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中国人口比欧洲多，发展不起来，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权。毛主席的分权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统的体制，那时候是针对计划管理说的。邓小平走财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广东，以后是江苏。在广东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行政分权的目的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揽，这是不行的。在这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们的一个指导思想。

9月，根据赵紫阳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国务院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一份《初步意见》是由薛暮桥和廖季立主持的，它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

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诉我，他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这一年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当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由于陈云讲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计划等，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还强调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归功于企业和地方的改革实践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等等。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改革的共识，赵紫阳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他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紫阳组织起草小组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记得，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赵紫阳还请了邓力群参加。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最后说：“那就这样定。”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在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将这一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接下来，就是1985年9月初的巴山轮会议。这是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认为，“匈牙利还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间接行政调控，将来要走向宏观间接调控”。当然，科尔奈也说，“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个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就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以后，在搞“三五八”规划时，我还提醒李铁映，设计方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记得是1986年春夏之间，赵紫阳要我找一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让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搞一个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等人。由宫著铭牵头，他们住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即杏林山庄）搞了一个月。6月底，这个方案写成文字了，先后开过几次会，讨论修改。7月27日，拿到北戴河汇报。当时，有赵紫阳、姚依林、我，还有计委的陈先听了他们的汇报。这个方案是很开放的，完全是学西方的体制。依林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体制不行，这个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赵紫阳没说什么。因为赵紫阳很注意听取陈云的意见，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见；一个方案最后要不要通过，他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没有再拿出来。下来，我问陈先：“你是什么印象？”他说：“依林讲得不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我说这件事，是想表明，赵紫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是很开明的，很注重学习、了解国外的观点；同时，也想说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目标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有了1985年“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三个层次的划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赵紫阳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袁宝华搞《企业法》，就将这句话加到《企业法》当中，这是上了法律的！

再一个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规划。当时，李铁映接赵紫阳任体改委主任，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体改委顾问。财经领导小组要李铁映搞一个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以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牵头，分别对今后八年（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只是内部的，没有上报。为什么没报呢？这是因为到了1988年初，李铁映到了教委，李鹏接了体改委主任。当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这样，就把那个“三五八”放下了。实际上，“三五八”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当时搞了几个方案；其中，最激进的方案是宫著铭的。他提出：先经济自由化，后政治民主化。我看过后，说：“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从党政分开入手，你提这个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来他改了。最后，由体改委规划局把几个方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报告，这不是宫著铭搞的，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就已经形成了先经济自由化，以后要搞政治民主化的思路，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啊！

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场的。这不是事先设计的，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安志文口述，鲁利玲整理）

[1] 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