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率先启动农村改革亲历记忆

陈谨之^[1]

上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在此之前，在温饱线下挣扎的贵州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在许多地方早已偷偷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此，当时中央是明文规定不允许的。1979年12月，贵州省委布置各地“纠偏”。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得以悄悄进行的地方，往往是在农村基层干部甚至是县、区干部默许乃至带头干起来的。对上面的“纠偏”，他们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软办法应对。有的生产队长被集中到县里进纠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学习班”，队里的农民叫他安心学习，他家分包的责任田由大家帮助种得好好的。有的地方硬性实行“纠偏”，农民则以消极怠工对付。

面对这种情况，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同志带头，省委常委们分头到各地农村调查。这种调查绝不是坐着汽车“跑马观花”，而是深入到村寨农户，跟农民谈心交朋友，一沉下去就是十几天个把月。1980年春节刚过，正月初五，我随时任省委书记、副省长、分管农村工作的王朝文同志到遵义地区，先后到湄潭、风冈、务川、道真、正安、绥阳和遵义县调查。其间，在务川县濯水区过了正月十五后，还到毗邻的四川彭水县住了一夜，同该县的有关领导同志座谈，要来了当年四川省委关于放宽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第二天，经四川南川等地折回贵州道真县。我们在农村中看到，凡是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小麦、油菜一片葱绿，庄稼种得满满的，真的成了“希望的田野”。开座谈会、走访农户，大家都开始敢讲真话了。在一些坚持生产队集体生产的地方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片凋零。我们回到遵义的第二天到遵义县山盆区，在坚持集体生产的打鼓公社一个生产队，发现全队十几户人家有十几个娶不起媳妇，或娶了媳妇又跑掉的单身汉，一户人家七口人只有一床破被子。别处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地里的小麦、油菜正丰收在望，而这里还是去年的谷桩布满于田。几个人心情十分沉重。下山走到大队部所在地，刚站下来，就陆续有一些农民围拢，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默不出声，只是眼巴巴地望着。可能他们看到是坐小汽车来的，估计有“大官”来了。看到这种情况，朝文同志动情了，他十分诚恳地大声说：“怎样干能增产增收，你们就怎样干吧。‘当官不为民做主，宁可回家种红薯’。”

回到贵阳，必卿同志主持召开常委会，朝文同志详细汇报了在遵义地区调查的情况。到各地调查的常委们也分别反映了类似情况。一位红军出身的老同志甚至激动地说：“我要是农民，我也要包产到户。”会上也不是一个声音，有的领导同志面有忧色。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反“单干风”整了多少人！此时还心有余悸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据有关领导同志透露，在常委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必卿同志召集省委书记们开会，没让一个工作人员参加，讨论决定对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放行，不再“纠偏”。有一位书记提出，是否向中央请示再定。必卿同志说：“不用请示了，我们自己负责。”当时，春耕生产在即，他估计对这种争议很大的问题，中央不可能很快答复。必卿同志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断然拍板，决定顺应民心，不当农民要求改革的“抵门杠”。1980年3月17日上午开了常委会，下午召开到县里的电话会。必卿同志主持，朝文同志讲话，宣布停止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纠偏”。

此后不久，大约在1980年春夏之交，省委召开专题讨论农村工作的干部会议，在解放前国民党省政府遗留的一个破旧的大会议室里举行大会发言。必卿同志安排的这次会议，其开法此前我从未见过，有点像现今时兴的“论坛”。主席台上，以往都是省委书记坐在正中，两旁是他的副手。这一次，主席台上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个主持人都没有，只立着一个麦克风。主席台下一排排长木椅，池必卿和省里其他领导同志坐在第一排，后面坐满了地州市县和省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做大会发言的县委书记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去，讲完就走下来，没有一个人念稿子。我记得很清楚，江口县委书记、贵定县委书记上去讲他们县里百分之九十几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讲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成效和优越性；岑巩县的县委书记则讲他们县里生产队坚持集体生产的经验，讲得头头是道。大会发言结束就散会，没有人总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在这里是开风气之先了。

此后，经过省地县各级干部讨论、修改、补充，还征求了党外人士的意见，必卿同志签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只要坚持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什么政策办法最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有利于调动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最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是好政策、好办法，就应当认真执行”。《指示》于1980年7月15日发出。此时，全国还没有一个省发出类似的文件。只有贵州，以省委文件形式，在全省范围把农村中涌动的变革旧体制的暗流变为公开的有领导的改革，把生产经营自主权正式交给农民。客观地说，农村改革的启动和全省范围有领导地展开，贵州没有落后，而是先走了一步。《凤凰周刊》2005年第34期发表邓飞的文章《任仲夷辽宁闯“禁”》里面提到：“1980年9月，中央召开省委书记座谈会，会上万里建议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引发激烈争论。任仲夷和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公开表示支持万里，是极少数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省级领导。”后来听说，必卿同志在那次中央召开的会议发生的争论中坚持从我省实际出发推进农村改革，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吴象专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当时，必卿同志这句名言广为流传。

此后，在省委领导下，贵州农村改革中一些有关的具体政策逐步完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火山般迸发出来”，这样的词句在报刊和各地的内部报告中屡屡出现。1981年，贵州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旱灾，农民创造的新体制遭遇了严峻的考验。贵州农业历来是“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风调雨顺增点产”。过去在这样的大灾年，往往会饿死人和大量逃荒的。但在这一年不仅农村稳定，而且获得增收。农民通过改革得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调整生产结构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年除粮食减产外（比以往重灾年少减产一半），油菜子、烤烟比上年增长1倍多，猪牛羊肉增长18.5%，农业总产值增长6.9%。这是改革的成果，是新体制创造的奇迹。

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池必卿同志在贵州导演的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在这里，领导品格、政治智慧、政治勇气、领导艺术，充分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等等，绝不仅仅是文字上的辞藻，那是活生生的领导魅力。人民推动领导者，领导者坚持以民为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敢冒大风险，凝聚领导集体、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力量，把改革从地下推到地上，从地上推向前进，功在千秋，其中的典范意义值得后人深思。

（原载政协贵州省委员会编《回忆贵州改革开放30年》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第33—36页）

[1] 陈谨之，时任贵州省农委生产处副处长，后任贵州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在我们约稿时，陈瑾之的身体状况很差，遂征求本人意见，将她以前的一篇回忆文章登录在此。——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