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1980～2012）
根据笔者初步掌握的资料，目前国内外学术界1980～2012年对丹道性命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内丹学的源流及历史发展研究
就内丹学的源流来说，内丹学始于何时，历来学者说法不一，主要观点有：一说始于东汉末魏伯阳著的《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是第一部专门论述内丹法诀的丹道著作。《周易参同契》以周易象数学的卦爻作符号，以日月运行的规律作理论框架，以外丹炉火的铅汞反应作模型来论述阴阳男女合炁的秘术，它的问世标志着内丹学的形成。[2]《周易参同契》被后世丹家尊为“万古丹经王”。但王明先生却认为，《周易参同契》中心理论是炼金丹，而不是兼道内外丹说。[3]笔者认为，《周易参同契》论及黄老养性之道，有包元精气之理，养神、养形之论为后世丹道性命学所吸收，但仅仅是丹道性命学的重要思想渊源。
一说始于隋代苏元朗。《罗浮山志》说，隋代开皇中，苏元朗居罗浮山青霞谷，专注内丹，著有《旨道篇》，自此道徒始知内丹。[4]卢国龙的专著《道教哲学》提出，苏元朗之后“道徒始知内丹”说既不必疑其假，也不必信其真。[5]对此有学者提出反对，理由是：从《罗浮山志》的来源看这一资料不可靠，是晚出山志所增；从苏氏的相关作品内容来看，苏氏是以外丹术来解释丹法的。[6]从苏氏倡内丹说的文献来看，观念、词句应是后出，属于伪作；两个青霞子的作品，无论隋唐间的苏，还是唐德宗时代罗浮山隐士，都无内丹之说。[7]笔者以为然。
一说始于隋唐时期。卢国龙的专著《道教哲学》提出，隋唐时期，《周易参同契》与《黄庭经》等内修道经的结合标志着内丹之道与术的结合，这亦标志着内丹学的诞生。内丹学不是由某个人于某时创立，而是时代思潮的产物。[8]笔者认为，《周易参同契》与《黄庭经》等内修道经的结合是内丹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和时代思潮，并未标志着内丹学的诞生。
一说始于中唐叶法善、罗公远等人。张广保的专著《唐宋内丹道教》提出，内丹一词的首次出现，内丹道的成立，内丹道派的形成及道教内修方术的流行这四件事情在历史上都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有着各自不同的时间历程。至于内丹、内丹道、内丹道教、内修术四个概念指证的对象是不同的。内丹道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内丹道包括道教中流行的大多数内修方术，狭义内丹道指那种将内修之事解释为炼丹过程的方术。狭义内丹道的初始形态（即原始内丹道）是由中唐时期的叶法善、罗公远等人所开创。[9]他还提出，锺吕内丹道较之于中唐时期的各种原初的内丹道形态有三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将内丹道奠基于形而上的天道的基础之上，使丹道与天道相互贯通。其二是锺吕内丹道派通过对各种原初内丹流派的整合，建立起一种体系化的内丹之道。其三是早期内丹道各流派由于大都脱胎于道教各种内修方术，由此难免保有各自母体的胎记，而使自身的现象显得隐晦不明。锺吕内丹道派通过对道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的尖锐批评，将内丹道与道教各种传统内修方术严格区分开来。[10]这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说推其语源上至天台宗三祖慧思，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愿誓文》曾说要“借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这是“内丹”一词正式见于文字的记录。但有学者指出，这里内丹一词，与道教后来所说利用身体内部的成分与力量自行结丹，不假外力，并借此以批判外丹之观念，实不相符，故推源于此，殊不恰当。[11]“借外丹力修内丹”，与专主修炼精气神的“内丹”说有所不同。[12]笔者以为然。
一说始于盛唐时期服元气的新胎息法的出现。龚鹏程的专著《道教新论》提出，内丹不是相对于炼丹药的外丹而言，内丹是指真一之气，即元气；外丹是指五谷之气。盛唐时期服元气被称为胎息，标志着内丹之说的形成。[13]笔者认为此“内丹”内涵不能说明丹道性命学已经形成。
一说始于五代。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指出，五代以前并无讲倡内丹之风气所谓内丹的思想和修习的方法，以及在名目上都不一致，可称之为内丹、内象、阴丹、内气等。道教内丹修炼的兴起，以至过渡到完全取代外丹，这一演变过程正发生在五代宋初这短时间。[14]笔者认为，五代之所以有讲倡内丹之风气，是由于唐末内丹学已经开始兴起。
另外，〔日〕福井康顺等监制《道教》第三卷“韩国的丹派”中提出：据《海东传道录》和《五洲衍文长笺散稿》记载，在唐开成年间（836～840），即新罗闵哀王时代，崔成祐、金可记、僧慈惠三人入唐留学，于广法寺通过天师申元之见到了锺离将军，听其讲授道书和口诀，修炼三年而成丹。据说他们听讲道书和口诀为《青华秘文》《灵宝毕法》《金诰》《入头岳诀》《内观玉文宝箓》《天遁炼磨法》等。他们学习的是唐代形成的本性的丹学，似乎是相当于金代（1115～1332）形成的全真教的本性的丹学之源流。又，据传崔致远于新罗景文王八年（869）入唐留学，从前辈金可记那里接受口诀，归国后从崔成祐、释玄俊、僧慈惠那里接受道旨，又与权清一起磨炼道法。于真兴王九年（896）入伽倻山后仙去。由于他在当时最广泛而深入地修习了丹学，所以后世人们一直把他当成韩国道教的鼻祖或韩国丹学派的鼻祖。[15]而沈汾撰《续仙传》记载金可记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二月十五日飞升[16]；崔致远从前辈金可记那里接受口诀与此记载不符。但崔致远所习的是内丹学，这却是事实。可见，晚唐有内丹学传授。笔者认为，此说是基本成立的。
就内丹学的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4卷提出，道教内丹学的历史，从总体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东汉《周易参同契》的出现至唐末、五代，可以看成是内丹学的草创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内丹学的符号体系以及基本理论以一种极为艰深晦涩的方式建立起来，这是第一阶段；《悟真篇》是道教内丹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两宋时期这本书的开始流传直至明代中叶，是内丹学的繁荣时期，在此时间，内丹学理论中的种种问题以越来越明晰的方式被提出，但总的来说，仍具有概念意义模糊不清、理论体系不完整的缺陷，这是第二阶段；明代中叶以后至有清一代，是道教内丹学的成熟时期，其间内丹学的大量细节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展开讨论，为第三阶段。[17]
胡孚琛先生著的《道学通论》提出：自先秦至汉代道教产生以前，是内丹法诀的初传时期，也是内丹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准备阶段。自东汉道教创立至隋唐，是内丹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周易参同契》的传世标志着内丹学的形成。唐末五代，是内丹学的成熟和完善时期。宋代以来，内丹学在发展中产生出许多流派，功法逐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18]
（二）关于内丹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内丹学基本理论的宏观梳理及相关研究：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1～4卷）[19]、《中国道教思想史》[20]对自唐张果至民国陈撄宁期间的主要内丹家的丹道学都作了介绍。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21]对五代、宋、金、元、明、清的主要内丹诸家的丹道学作了概述；还指出内丹学是时代思潮的产物：隋唐心性论；内丹说，是心性之学在道教理论上的表现。
胡孚琛著的《道学通论》对锺吕、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文始派、三丰派、青城派、三峰采战之泥水丹法和女丹等各派丹道性命功夫以及丹道性命内涵都作了较全面的介绍。[22]《丹道法诀十二讲》对丹道之三家四派、两重天地、丹道理事法诀和究竟境界等都作了详细的剖析。[23]
王沐著的《内丹养生功法旨要》对丹道宗派及性命功夫纲要作了介绍，特别是对《悟真篇》《大成捷要》的性命学有较详细地介绍。[24]
张广保著的《唐宋内丹道教》对锺吕、刘海蟾、施肩吾、陈抟、张伯端和白玉蟾等人的丹道性命思想作了解析。[25]
李远国著《道教气功养生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对内丹学史上主要内丹家的丹法旨要作了概述。
陈兵著《道教气功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对丹道之理及功法作了概论。
郝勤著《龙虎丹道——道教内丹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对男丹清修、双修及女丹的内丹思想作了概论。
杨立华《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对内丹学起源中“纬”的精神以及锺吕丹道、南宗和全真道等的内丹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详细的解释。
李大华、李刚、何建明著的《隋唐道家与道教》对杜光庭、彭晓以及《化书》的内丹思想进行了诠释，还对重玄学说与内丹学说的关系作了介绍，提出唐后期外丹学说逐渐被内丹学说代替，重玄学逐渐与内丹学合流。重玄哲学的本体论融化、落实在内丹学说中了，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宇宙学说的“道炁”论逐渐占支配地位。第二，作为道与人之间的终极关怀的“性命”说取代“道性”说。[26]
段致成《道教丹道易学研究——以〈周易参同契〉与〈悟真篇〉为核心的开展》（台湾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提出，道教历代内丹学家主要以《周易参同契》所提出的炼丹理论为典范，将其转嫁、移植及转译为自己所论述的内丹理论上。锺吕金丹派与张伯端则已经初步成功地完成从外丹转化为内丹，其中张伯端更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性命”（心性）观点上，所以此时的内丹学又可称为“心性之学”。
对个别丹家、丹道宗派的内丹学的个案研究：王重阳[27]、谭峭[28]、刘处玄[29]、刘一明[30]、傅金铨[31]、陆西星[32]、闵一得[33]、李道纯[34]、白玉蟾[35]、陈致虚[36]、黄元吉[37]等人的内丹思想都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及专著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张崇富《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4）对存思法与内丹道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了分析。〔日〕伊藤光远译著《炼丹内功秘诀》，中文本笔者所见为徐兆仁主编《内炼秘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伊藤氏讨论了伍柳派的一些内丹思想。
上述研究成果给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三）对内丹心性论的研究
对内丹心性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卢国龙著的《道教哲学》对唐宋内丹道的心性学与金元全真道的心性学作了概述。[38]
张广保著的《金元全真道的心性论》对丹阳派、龙门派、盘山派和后期江南全真道心性学进行了较详细的解析，并从存心养性与无心无性的视角比较了全真道与理学心性学，从明心见性与性命双修的视角比较了全真道与禅宗心性学。[39]
李作勋《隋唐道教心性论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对隋唐道教的道体论、心性炼养论、心性境界论及与儒佛关系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
孔令宏著的《宋代理学与道家、道教》（上下册，中华书局，2006）对王安石、周敦颐、邵雍、二程、陆九渊、朱熹等人思想与道教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探讨。
傅风英著的《理学与道家道教》（长春出版社，2011）对内丹学之生命终极存在“道”与理学之“理”、内丹学的元炁炼养说与阴阳气化思想进行比较，对理学与道教之心性修养论进行比较，提出了道教内丹以性命解心性，理学以本体解心性。
上述研究成果给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四）对内丹学现代诠释的研究
从现代哲学、科学等角度对内丹学进行诠释：萧进铭《形式之道的探求——老、庄及内丹认识论综合研究》（四川大学2000年博士学位论文）对内丹学的人体观及世界观及其所采取的认识进路进行深入探讨。
戈国龙《道教内丹学探微》以内丹学中“顺逆”“性命”“阴阳”“有无”等问题为中心，从内在智慧方面对内丹学开展了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对道教内丹学的哲学原理进行了深入和独到的研究。[40]
沈文华《内丹生命哲学研究》从“穷理”“尽性”“至命”“悟真”“参同”“合道”等方面来诠释内丹道，并积极尝试与现代哲学、科学和宗教的对话，学习、借鉴和吸收它们的长处，努力实现内丹学现代形式的转换，使之成为可以被现代人理解和实践的生命哲学。[41]
申俊龙《道教内丹生命哲学思想研究》（南京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系统地研究了道教内丹哲学与道家哲学、中医哲学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试图厘清历史上道家、中医和道教内丹在哲学理论上的内在逻辑演变关系，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脉络。
另外，戈国龙的论文《对性命双修思想的现代思考》，从本体论、功夫论和境界论的视角，对“道”与“缘起性空”的关系、性命合一的哲学意义和解脱生死的宗教意义进行了现代诠释。[42]
上述研究成果给本书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五）对晚唐五代道教转型的研究
对晚唐五代道教转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平的博士学位论文《晚唐五代道教修道变迁研究》指出，晚唐五代道教教外修道者利用中唐以来新的政教关系，成为修道风气的引领者；他们在袭取盛唐时期精英的修道理论基础上，创立了以简单化、直接化、内在化为特征的新修道方法——内丹道。[43]
何建明著《道家思想的历史转折》提出，中国道家思想传统在中后唐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哲学思辨走向现实关怀、外丹炼气术走向内丹。[44]
孙亦平著的《杜光庭思想与唐宋道教转型》提出，在杜光庭生活的时代，道教思想最突出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由注重本体论、重玄学、心性论的探讨而转向内丹心性学。[45]杜光庭内丹心性学，性命双修之修道论对内丹道的贡献：第一，以性命双修作为修炼内丹的基本内容；第二，提出了内丹修炼的果位；第三，对内丹修炼所采用的药物作了说明；第四，将修仙的进路定位于“炼阴为阳”，最终炼成纯阳之体。[46]
葛兆光著的《中国思想史》第2卷[47]，杨立华著的《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展开》[48]，姜生著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汉魏两晋卷导论》[49]，蔡林波著的《神药之殇——中古道教丹术转型的文化阐释》[50]，则都注重从大的文化学观念角度对道教外丹向内丹的转化进行解释，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观点和方法；其中蔡林波提出，中古时期，准确地说，主要是在唐末五代时期，道教修炼方式的由外丹向内丹的根本转化，乃是道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道教内部一种修炼方式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涉及道教之信仰目标、伦理取向、思维方式等整个教理、教义体系的演变过程。宏观来看，中古道教丹术的转型是与当时社会整体的“唐宋变革”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特别是中古心性论思潮的兴起，促生了道教重玄学与道性论思潮的形成，对道教丹术的转型起着直接的理论奠基作用。道教重玄学以“三教合一”为宗旨，在发扬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了佛教的心性论及其思维方法，并与儒家伦理不断地相融洽，从而建构起了一个内丹学可以赖以支撑自身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道教内部一大批内丹思想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和进一步理论建设，至唐末五代及北宋初，相对独立而成熟的内丹道终于出现了。另外，李大华的《道教理论化的内化倾向及其生命观念和生命哲学》[51]、〔韩国〕曹在松的《内丹学在宋代思想史上的意义》[52]等论文，也皆从转型的意义上对中古道教思想的演变做了有益的探讨。
上述研究成果给本书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综上可见，因各自探讨的问题重心所限，上述研究虽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但对丹道性命学兴起之缘由及性命的内涵及其关系等论述不详，尤其是对性功、命功的论述过于简略；对丹道性命学与儒家、禅宗性命学的关系阐述不全面，特别是在功夫论方面，与藏密性命学的比较还没怎么展开；从现代哲学、科学等角度对内丹学进行的诠释，存在着以今释古、反向格义的现象，所以仍需对丹道性命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作进一步探讨。因而需要从道教生命哲学的角度对丹道性命学进行全面系统地专题研究，揭示其背景、内容、特点、价值、影响和现实意义，这也正是本课题的研究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