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民族概览[1]
一 高句丽
高句丽亦称句丽、高丽，是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东南部的古老民族之一。高句丽之名最早见诸先秦史籍《逸周书》，称高夷，按唐孔颖达的解释，高夷即东北夷高句丽。汉武帝元封三年，玄菟郡内置高句丽县，大概是高句丽民族的发祥地，即在今吉林省浑江、富尔江、苏子河一带。据《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传》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所以后人解释说，高句丽取“山高水丽”之意。关于高句丽的族源，目前史学界有两说，一说起源于夫余，一说起源于秽貊，这是因文献征引的不同所产生的。如《魏书》、《三国史记》、《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先祖朱蒙出自夫余，故高句丽源于夫余。而《汉书·王莽传》、《后汉书·高句丽传》、《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则认为高句丽起源于貊人或秽貊。其实，夫余是秽貊族系中发展较早的部族之一，所以说，高句丽既源于夫余，也就等于源于秽貊，两说基本是一致的。
高句丽民族历史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先秦两汉是高句丽民族形成时期；魏晋南北朝是高句丽民族发展时期；隋唐是高句丽由鼎盛走向衰亡时期。如果从高句丽始祖朱蒙创建高句丽国家的西汉末年至唐总章元年高句丽灭亡算起，高句丽政权总计有705年的历史，若把朱蒙建国前至史籍中出现高夷或高句丽名称的先秦时代计算在内，高句丽民族至少也有近千年的历史。高句丽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创造出光辉灿烂的高句丽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国东北古文化内涵。
高句丽民族最具影响的时代还是其建国后，因为高句丽在西汉末建国之前，还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高句丽民族5个较大部落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还未形成真正的统一。朱蒙凭借桂娄部的势力建国后，高句丽才逐渐统一了5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据《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记载：“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显然这是效仿中原奴隶制国家西周和春秋诸国。在这种制度支配下，高句丽贵族统治者称为“大家”，史书称“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
高句丽民族居住在高山环水之中，早期粮食短缺，靠瓜果野菜及打猎捕鱼和采集补给。后期，以农业生产为主，从事农业劳动的奴隶有自己的住房，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其国“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称之为桴京”，这与中原地区的自耕农很相似。从高句丽遗址出土的文物看，高句丽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铁、制陶、纺织、酿酒等。高句丽使用汉半两钱和五铢钱。高句丽的服饰追求华丽，男子服饰主要有短上衣、裤子、表衣、带子、冠帽和鞋。女子服饰比男子服饰多了裙子、带发饰和鞋履。高句丽民族能歌善舞，男女群聚，彻夜歌舞不息。乐器有五弦琴、筝、箫、鼓等。高句丽人喜欢厚葬，金银财币多作随葬品。高句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和其他少数民族与中央王朝关系一样，从主流上讲是友好往来的臣属关系，也有对立冲突的时候。高句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维系时间比较长（705年），大约跨越了中原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期间，中原王朝多次更迭，不同朝代、不同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都不尽相同。高句丽建国前隶属于汉朝的玄菟郡管辖，汉朝赐衣帻、朝服、吹鼓、伎乐给高句丽。高句丽建国后，地方政权接受汉朝册封，朱蒙被册封为高句丽王。王莽篡汉后，仍加封高句丽王，授以印信；后来因王莽征发高句丽兵去辽西打仗遭到拒绝，关系一度紧张。王莽下诏“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直到东汉建武八年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朝贡，始见称王”，又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三国时期，曹魏统一北方，对高句丽武装犯边给予一定打击。前后有两次较大规模的冲突，幽州刺史毋丘俭投入了1万兵将高句丽2万兵打败，高句丽王位宫败逃。
西晋时，高句丽又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蕃属关系。从出土的文物看，有“晋高句丽率善邑长”、“仟长”、“佰长”字样官印3枚，都冠以晋字，表明此时高句丽隶属于西晋王朝。晋遭永嘉之乱后，国力大衰，形成了东晋与北方十六国对峙局面，高句丽又乘机发展势力企图向辽西扩张，但遭到了崛起于辽西的鲜卑慕容氏的反抗，高句丽与鲜卑慕容氏角逐于东北长达200余年。前期，高句丽一度战败臣服于慕容燕；后期，高句丽又卷土重来于东晋太元十年攻占了辽东、玄菟两郡；后燕主慕容垂不久又收复了两郡，并于隆安四年攻占了新城、南苏两城，“开境七百余里”，给高句丽沉重打击。然而，因鲜卑内乱，高句丽又乘隙复占了辽东、玄菟两郡。高句丽以辽东、玄菟两郡为前沿基地不断向外扩张，同时以武力征服周边诸族和扩大地盘，至南北朝时期高句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地域按《北史·高句丽传》记载：“其国东至新罗，西渡辽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靺鞨一千里。……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其外复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其国中呼为三京。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统摄。”
唐继隋统一中原以后，对高句丽割据势力以武力压迫弱小民族（如靺鞨、契丹）、蚕食辽东极为关注。按唐太宗李世民的话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显然，唐朝针对东北战乱不已的局面向高句丽发出了征讨令。于是，唐中央王朝在隋征辽东的基础上于贞观十八年首次向辽东用兵，意在收复辽东，至高宗总章元年战败高句丽，统一辽东前后共用了24年时间。
高句丽被征服以后，唐中央政府在辽东置安东都护府，下辖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擢其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灭亡了，这个民族的高丽人大部分被唐朝移居中原内地，一部分留在辽东，一部分逃亡新罗。当然，被安置中原内地和留居辽东的高句丽人大多都自然而然地加入汉族。总之，高句丽作为中国东北古代民族之一，在中国多民族历史朝代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高句丽民族那种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对祖国东北的开发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靺鞨
靺鞨是我国古代东北肃慎族系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民族，最早见诸公元5世纪中叶的北齐王朝，活跃于隋唐两代。关于靺鞨族的祖先肃慎人的活动情况，中国古籍《竹书纪年》有明确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虞帝“南抚交阯……北山戎，发息慎”，后汉郑玄解释：息慎，或为肃慎，东北夷；《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即现在的长白山，隋唐称太白山或徒太山。可见，靺鞨族的祖先从很早起就繁衍生息于白山黑水之间。汉魏时，肃慎改称挹娄。据《魏志·挹娄传》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里”；《晋书·四夷传》记载更为具体，“肃慎氏，一名挹娄，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后魏时，挹娄又改称勿吉，据《旧唐书·靺鞨传》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大约在隋唐时，勿吉才改称靺鞨，故唐人杜佑在其著作《通典》中有《勿吉传》，又作《靺鞨传》。
靺鞨又是一个有深远背景的民族。无论是从肃慎时代，还是挹娄至勿吉时代，靺鞨都始终与中原王朝建立紧密联系。他们以其珍贵的“楛矢石砮”与中原王朝交往长达2000余年。靺鞨先祖这种特有的“楛矢石砮”文化是古代东北少数民族率先与中原汉族相联系的重要标志。
靺鞨最初“凡数十部落，各有酋帅”，后来合并为7个较大部落。这在《隋书·靺鞨传》中有如下记载，粟末部，分布在今松花江上游，“有胜兵数千，多骁勇，每寇高丽中”，是7部中最强大的一个部落，唐朝中叶粟末部兼并了其余各部，建立了名噪一时的渤海国；伯咄部，分布在今吉林省北部的榆树、双城、五常一带；安车骨部，金代称为按出虎，多认为分布在阿什河流域；拂涅部，分布在今牡丹江中上游到兴凯湖一带；白山部，分布在长白山南麓今吉林省延吉、和龙一带；黑水部，分布在黑龙江中、下游一带，唐代称之为黑水靺鞨。靺鞨族分布地域较广，大体上在“高丽之北，邑落具有酋长，不相总一”。隋初，7个部落还处于各自为政，不相总一的局面，部落联盟尚未形成。各部属与隋各自均有“相率遣使贡献”的关系，但总的来看，唯有靠近高丽的白山、粟末二部与隋朝往来密切。受中原影响，靺鞨族以粟末、白山二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各部相对落后。
靺鞨人所居多依山傍水，“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是半地穴式的住屋，以避东北寒冷的天气。靺鞨人早期有粗耕农业，种植谷物、麦类；以狩猎畜养业为辅，以养猪著称，并以米酿酒；能造三尺长的角弓、一尺二寸长的箭，并在七八月造毒箭射杀猎物。从黑龙江省绥滨县同仁靺鞨遗址出土的文物判断，靺鞨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典型的靺鞨式陶罐以泥质黑灰陶罐（似壶形）为代表，陶胎经焙烧，口沿部有复杂的装饰花纹。此外，还有铜圈式耳环、发簪、铜针、银环、铁镞等，做工精细，造型深受中原风格影响。铁器中以兵器为主，有剑、匕首、矛、镞、铁甲、斧，生产和生活用具有铁马具、带卡；青铜制品有带卡、铊尾、纽扣、铃以及其他装饰品；并有大量软玉、玛瑙珠等。靺鞨人的服饰是“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婚俗实行一夫一妻制。靺鞨人骁勇善战，从独具特色的靺鞨舞“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得到证明。
隋代，靺鞨以粟末靺鞨为代表，与中原王朝关系极为密切。隋初，粟末靺鞨经常遣使者到长安，隋文帝设盛宴款待。粟末靺鞨遭到强邻高句丽侵扰时，大批靺鞨人移居辽水以西，隋朝政府于营州（今辽宁省朝阳）置辽西郡安置粟末靺鞨人。炀帝时，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率其8个部胜兵数千，自夫余城西北（今吉林省农安）向关内归附隋朝。突地稽附隋后，受到隋中央政府的很高礼遇，授辽西太守，拜右光禄大夫，封余侯，而且有幸跟随炀帝游历大半个中国。由于长时期在汉族区域活动，受中原文化影响，有的靺鞨贵族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唐代，突地稽率众归附唐朝，唐中央政府以其部落置燕州，并任突地稽为总管府总管。太宗时，赐宗室李姓，拜右卫将军。唐时粟末靺鞨内徙归附者除了隋时的厥稽部、勾使来部、窟突始部、越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爱部、步括利部8个部外，还有涑沫靺鞨乌素固部、靺鞨愁思岭部、浮渝靺鞨乌素固部共11个部落，唐中央政府分别置州以处之，并以其首领为刺史。同时，唐朝又在黑水靺鞨活动地带置黑水都督府，任其酋长为都督。开元十六年，赐其都督李姓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隶幽州大都督府。其后在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地域置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以其国王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渤海都督府最初由唐平卢节度使管辖，后改由淄青平卢节度使节度。中央政府置长史监领诸都督府。
总之，隋唐两代是靺鞨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中期建立的渤海国是靺鞨民族发展史上最为辉煌时代。唐朝灭亡以后，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仍以多种方式与东北诸族和中原王朝有着联系。直至契丹天赞五年被契丹灭亡，靺鞨之名仍见诸历史文献，如《辽史》、《宋史》、《金史》。据记载，建立金朝的完颜女真就出自于黑水靺鞨。所以，可以这样说，隋唐两代的靺鞨族到了辽金时期被女真之名所替代。
三 渤海
渤海国是我国唐代东北地区以粟末靺鞨为主体，联合靺鞨族其他各部以及高句丽遗族建立的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政权。渤海原称“震国”，唐开元元年，因唐朝册封其首领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后改称渤海。
渤海自唐圣历元年建立至契丹天赞五年年被契丹灭亡，共存世229年。渤海自首任国王大祚荣始，至末王大諲譔亡共传15代王。渤海国地域辽阔，设有5京15府62州。5京中，上京称龙泉府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中京显德府在今吉林省和龙县西古城；东京龙原府在今吉林省珲春县八连城；南京南海府在今朝鲜咸镜北道青郡新昌；西京鸭绿府在今吉林省浑江市临江镇。渤海强盛时，其疆域包括今吉林省的绝大部分，黑龙江省大部以及苏联滨海地区和朝鲜咸镜北道、南道、平安北道一带。按史书记载，渤海“地直营州（今辽宁朝阳）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地方五千里”。
渤海王族姓大氏，又有高、张、杨、窦、乌、李等右姓形成统治核心。国王是最高统治者，广大的靺鞨平民、部曲、奴隶是被统治者。渤海的政治制度效仿唐制，中央官制设三省六部一台七寺一院一监一局。三省为政堂省、宣诏省、中台省，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六部分忠、仁、义、智、礼、信，相当于唐朝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其长官为卿，次官为少卿，相当于唐朝的尚书、侍郎；武官设左右猛贲卫、左右熊卫、左右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共十卫，每卫各设大将军、将军1人。地方官制，分府、州、县三级。府的长官为都督、州为刺史、县为丞。
渤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较其他少数民族为高。渤海的农业手工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渤海腹地即今松花江流域和松嫩平原是渤海辽阔的农业区。近年来在该地区考古发掘出大量的铁铧、铁犁、铁镰等铁农具，反映了渤海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标志着渤海农业的发展水平。渤海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作物品种是多样化的，以适应不同的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在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带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干旱的半山区和山区，主要种植粟、麦、豆等，蔬菜，水果和药材也占一定比例，著名的“丸都之李”、“乐游之梨”享誉内外。畜牧业和养殖业也较发达，著名的“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和“太白山之菟”都具代表性。手工业主要有纺织、制陶、冶炼、造船、造车等，纺织以丝麻为主，毛织也有一定基础，这缘于渤海的养蚕（主要是柞蚕）技术的发展，为丝织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麻织是以地麻为主要原料，在显州及其附近地区是地麻产区，显州一度成为渤海的麻纺中心；关于渤海的制陶业，文献记载甚少，但在渤海故地的考古发掘表明，所出土大量的陶器制品及陶制建筑饰件，反映了渤海的制陶工艺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主要器物有钵、碟、瓶、罐、盘、盆、碗、甑、三足器等；渤海的冶炼和锻造技术地很发达，矿冶生产主要有铁、铜、金、银等，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铁器主要有铧、铲、镰、刀、凿、刨、矛、剑、镞、盔、炉、钉、剪、锁等，铜制品主要有镜、盆、锅、钉、鎏金铜手镯、錾金杏叶、铜佛等，金银制品主要为装饰物，如金带、金钏、金耳环及金银佛；渤海的车船制造亦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挹娄、勿吉时代，靺鞨人已经掌握了“乘船寇盗”的本领。渤海建国后，渤海的车船制造更有较大发展，渤海人经常从渤海湾到青州、登州贸易，又多次横渡日本海与日本通聘往来，每次航海多者300人，少者100余人，说明了渤海造船、航海技术十分先进。
渤海文化继承了靺鞨文化的传统，虽曾受到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渤海历史上多次派遣使臣去唐朝抄写《周礼》、《三国志》、《汉书》、《晋书》、《十六国春秋》等汉文典籍。渤海人受唐文化熏陶，“俗颇知书”，尤其是上层人物吟诗作赋，颂古喻今蔚然成风，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诗云“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故国，佳句在中华”。这些都反映出渤海文化源于中原文化这一历史现实。渤海通用汉字，习识汉文，著名的《贞惠公主墓志》等都是用汉文镌刻的。渤海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上京都城专门设立了主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胄子监，胄子监设监、长各一人，负责儒学、训导之政，相当于唐朝的国子监，胄子比唐朝国子，由于渤海是唐朝的藩属，只能称胄子，不能称国子。监比于祭酒，长比于司业及丞。胄子学是渤海的最高学府，与胄子监同在一处。渤海在地方一如唐制有府学、州学、县学。渤海奉行唐朝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主要教材有《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孟子》、《春秋》、《史记》、《汉书》等。此外还设有专科学校，讲授天文历学、医学、算学，这些教材全都来自中原内地。为了保存这部分典籍，渤海在上京设有文籍院，负责经籍、图书的保管。
渤海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政治上，渤海作为地方政府接受唐中央政府册封和任命。渤海国王在渤海是最高统治者，在唐朝又是中央政府下辖的地方官吏。渤海辖区被唐朝统称为忽汗州，渤海国王又兼领忽汗州都督。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是唐朝在东北诸少数民族集聚区设置的5个都督府之一，它们分别受辖于唐朝河北道幽州总管府和营州总管府。唐朝将这类都督府称作羁縻州，根据唐朝规定，羁縻州由其大小酋长分任都督、刺史，并可以世袭，在政治上享有较高自治权。在经济上，渤海接受唐朝的扶持。渤海以朝贡方式与中原进行贸易，互通有无，渤海输出的土特产品有人参、松子、昆布、黄明细布、貂鼠皮等，从唐朝输入多为农产品、纺织品和金银器皿等。
唐代渤海，史称“海东盛国”作为地方民族政权为开发东北和促进各民族历史的共同进步曾起过积极作用。
四 鲜卑
鲜卑是我国古代东北东胡族系中一个颇有影响的民族，也是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王朝的民族。东晋与北方十六国对峙时期，十六国中有七个民族割据政权是由鲜卑民族建立的。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北魏王朝，以及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也都是由鲜卑族建立的。隋唐以后，鲜卑作为一个民族或政治实体在历史上消亡了，但鲜卑后裔或鲜卑化的汉人在隋唐两代，乃至以后的历史舞台上还是十分活跃的。统一中国的隋唐两朝建国者杨、李两家即是鲜卑化的汉人。所以说，鲜卑民族在中国多民族历史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不可低估，尤其是南北朝时期，鲜卑民族在促进北方民族大融合中的积极作用更具有深远意义。
鲜卑之名，曾见诸先秦史籍《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不过，这里的鲜卑所指并非族称，而是东胡语“祥瑞”之意。故鲜卑又以祥瑞为号。按《史纪·匈奴列传》注文，“张晏曰：‘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的解释，“鲜卑”为祥瑞之义。“郭落”为兽字义，“带”即为汉语的带子。据说，鲜卑人所说的瑞兽就是驯鹿，鲜卑人的远祖为驯鹿人，鹿可能就是鲜卑人的族图腾。在鲜卑遗址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带有鹿纹的饰牌和带钩，即是明证。
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所破，原属于东胡的两个部落乌桓和鲜卑同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四年，汉两次击败匈奴，使上述两个部落先后活跃于乌桓山和鲜卑山，因以为号。故《三国志·魏志》称：“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鲜卑族分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两部分，拓跋鲜卑主要活动于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北部，所以也称北部鲜卑，拓跋鲜卑是北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以后的称呼。
无论东部鲜卑，还是北部鲜卑（拓跋鲜卑），他们与乌桓在地域、语言、文化及社会习俗方面都是互相接近的。不同的是乌桓之名始见于西汉，而鲜卑之名则出现于东汉，这因为乌桓地理上介于汉与鲜卑之间，汉人先知乌桓而后知鲜卑。至东汉，乌桓渐衰，鲜卑强盛，自然与东汉发生了关系。其先，鲜卑雄踞辽东塞外与乌桓南北相接，东汉光武初，匈奴强盛，常驱使鲜卑和乌桓寇抄北疆，杀掠吏民；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一起南侵辽东，被辽东太守祭肜战败，匈奴南单于归附东汉；建武二十五年，鲜卑始通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因汉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乘势转徙其地，匈奴余种留有10余万人，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由此可见，鲜卑族中也有匈奴的血缘成分。
鲜卑民族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一个是檀石槐，在东汉桓帝至灵帝时，出任鲜卑首领，并很有作为；他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中原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经济发展，其后又以武力击败了扶余和乌孙，北定丁零，南扰汉边，使鲜卑民族一度称雄北中国于一隅。另一个是轲比能，在檀石槐死后，鲜卑诸部面临分裂瓦解时继任鲜卑首领，在诸部拥戴的基础上积极投靠中原王朝，使鲜卑又一次出现转机，并为鲜卑民族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的关系。东部鲜卑起源于内蒙古东部的鲜卑山，即大兴安岭东侧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大罕山。北部鲜卑在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段。东汉中期，活跃于此地的匈奴族为汉击破，内部发生分裂，北匈奴西遁，南匈奴降汉，导致了东部鲜卑南迁，北部鲜卑西进。鲜卑与匈奴余种在草原地带杂居交错、互相婚媾，形成了南部胡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在阴山北又形成了高车为养父鲜卑为养子的乞伏鲜卑。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由于匈奴南单于之后宇文氏从阴山迁至此地，统治了当地鲜卑，而形成了宇文鲜卑、慕容鲜卑等，后世学者称宇文氏、慕容氏、段氏为东部鲜卑；北部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的鲜卑父胡母的鲜卑为拓跋鲜卑。
东部鲜卑的社会经济前期以游牧和射猎为主，到段氏、慕容氏、宇文氏鲜卑时期，以畜牧业为主转化为以农业为主。拓跋鲜卑早期，是一个“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部落，但也兼营手工业，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拓跋鲜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4世纪末，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主要表现在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洛阳，鲜卑人完成汉化与汉族融合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最具影响的是，改革了鲜卑旧俗，包括服饰、语言、姓氏，废除鲜卑族原有“夹领步袖”的装束，改为宽衣大袖的汉装；下令“断诸北语（鲜卑语和北方诸少数民族语言），一从正音（汉语）”，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一律操汉语，否则免除官爵；同时，改皇族拓跋氏为元氏，鲜卑贵族丘穆陵氏为穆氏，孤独氏为刘氏，等等。
总之，鲜卑是一个有着复杂历史背景的民族，在其形成、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中有过辉煌的一页，最终与汉族融合在一起，而增加了今天汉民族的血缘成分，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地发生着相互间的同化和融合的民族关系新格局。
五 室韦
室韦也称失韦，是北魏时代见诸史籍的东北民族之一。北魏时期，室韦分布在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室韦的族源有鲜卑说、肃慎说、丁零说和乌桓说，传统说法认为室韦源于鲜卑。汉代辽东有室伪山、室伪水，与室韦族源有一定的关系。室韦自北魏以来就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分为5部，有南室韦、北室韦、大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进入唐代，室韦增到22部，地域较北魏时有了很大扩展。唐初，室韦“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到于海”，突厥强盛时室韦一度臣属于突厥，唐朝征服突厥以后室韦才从突厥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唐中央政府在室韦活动地带置室韦都督府，唐贞元九年，升为室韦大都督府，任命室韦首领为都督、大都督、将军、郎将等官职。室韦都督府受辖于营州上都督府（府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辽代，契丹征服室韦，将室韦各部划为“属国”。在辽朝59个属国中分布有黑车子室韦、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大黄室韦、小黄室韦又统称黄头室韦，是室韦部落群中兵强、人口多的大部落，被辽朝征服后，又多次复叛，与辽朝关系不甚巩固。金灭辽以后，黄头室韦改称黄头女真，室韦也改称水鞑靼，室韦之名至金末元初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早期室韦居住状况为“人皆巢居”，他们以“籧篨为屋，如突厥毡车状”。有的则进入冬季则土居或用桦皮盖屋。据《黑鞑事略》记载，“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
室韦民族早期的服饰比较简单，所谓“食肉衣皮”，以兽皮为衣。后来受蒙古族影响穿戴有了较大发展，“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并新以苎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顶故姑”。室韦这场服饰革命，具体发生在哪一年，史料记述不详。室韦发式男人披发，女人则盘发，这是室韦原始发式，后来受其他民族影响也就入乡随俗了。
室韦的饮食以肉食为主。这是因为室韦尚未出现农业耕种，据《黑鞑事略》，其食物主要有兔肉、野猪肉、黄鼠肉、野马肉、黄羊肉等，“以羊为常，牛次之”。饮品主要是食马乳与牛羊酪。室韦南部部族在出现农耕经济以后则食用粮食。
室韦的婚姻制度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据《北史·室韦传》载，早期室韦婚姻是“二家相许竟，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妇归家。待有孕，乃相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这表明，室韦的婚姻以对偶家庭为基础，向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发展。但是，原婚姻制度在室韦远部族仍然存在，其中的盗婚（即抢婚）表现了男子在婚姻中的主导地位。
室韦的葬俗。“父母死，男女众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到了隋代，“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树葬”和“棚葬”是室韦民族早期葬俗，这与他们的早期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为室韦早期主要活动于林木之间，靠射猎、采集为生，死后回归于林木是室韦人回归自然的葬俗观的具体表现。
室韦与中原诸王朝的关系。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室韦以朝贡方式与东魏王朝建立了联系，以后又多次向东魏王朝朝贡。北齐天保二年，室韦首次遣使朝贡。以后因营州刺史陆士茂诈杀室韦800余人，两者关系一度紧张，朝贡中断；经新刺史王峻的努力，对室韦“厚加恩礼”，缓和了与北齐的关系，自始朝贡不绝。隋朝统一中国以后，室韦诸部均与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唐朝武德八年，室韦首次与唐朝建立朝贡关系，至唐朝末期一直没有中断遣使来朝，主要以方物貂皮、丰貂、牛黄、马匹等进献朝廷。唐贞元以后，唐朝置室韦都督府，为唐朝羁縻府州之一，其都督和解热素，大都督阿成等13人等先后来朝，唐中央王朝对其宴赐有差。“安史之乱”以后，受其影响，室韦也多次犯边，时附时叛。
辽朝主要是以武力征服了室韦各部。划归辽朝后，辽朝以属国的政治体制安抚了黑车子室韦、黄室韦、小黄室韦、大黄室韦等诸部，并置大室韦和小室韦均授军详稳司，帮助辽朝驻防边区。对室韦诸部首领采取赎买政策，设“室韦国王府”、“黑车子室韦国王府”等，以贵族身份进入辽朝的统治行列。
室韦早期的社会经济活动。据《魏书·失韦传》记载：“（室韦）颇有粟、麦及穄。唯食猪、鱼。养牛、马，俗无羊。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应为夏逐水草，冬则城居），亦多貂皮。……用角弓，其箭尤长。”这说明，北魏时代，室韦已经出现了粗耕农业，种植谷物、麦类和豆子。虽如此，但仍以狩猎业为主，兼有畜牧业。
隋代，室韦5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较大，“南室韦，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是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属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北室韦……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貂，衣以鱼皮。”室韦的社会经济受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很大。北室韦主要从事渔猎和大牲畜饲养。唐代，受中原文化影响，室韦社会经济生活有了较大发展。第一，出现了粗加工型手工业，可以“剡木为犁，不加金刃”并“土少金铁，率资于高丽”。第二，室韦农业有了牛耕，以锄耕到用牛犁耕是很大的进步。但粮食产量极低，不是主要经济来源。第三，畜牧饲养仍是室韦的主业。在经济生活中，畜牧业仍占重要地位。辽代，室韦受契丹影响，仍以畜牧业为主。黄头室韦于金天辅元年降金，号曷苏馆女真，因避契丹讳改称黄头女真。金朝将黄头女真编入军队，为女真人征战。金代，黄头室韦主要从事畜牧业。后世学者认为清代出现的锡伯族与黄头室韦在经济类型和发展水平较为相近，属于以畜牧业为主，农业、狩猎业为辅的半牧半农经济类型。但从语言学角度看，锡伯族属通古斯语族，而黄头室韦属于蒙古语系。由此，两者的渊源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总之，室韦作为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北魏时代出现到金元时期融入于其他民族而消亡，总计有800年的历史，但室韦民族在历代王朝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其是中国现代北方民族形成的重要血缘成分之一。
六 契丹
契丹是4世纪初记载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东北重要民族之一，从北魏活跃于历史舞台到元代与多个民族融合而消亡，有千余年的历史。尤其在10世纪初由契丹民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长达200余年的辽王朝，以及辽亡后契丹民族在我国西域地带建立的西辽王朝，是契丹民族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在中国多民族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大影响，现在有的西方国家称中国为契丹，就是一例。
契丹之名最早见诸《魏书·契丹国传》，与另一个民族莫奚（又作奚族）同出自于鲜卑宇文部。北魏登国中，被魏军大败之后，遂与库莫奚分背。后经数10年的发展，契丹分为8个部落，主要活动于今朝阳西北，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一带，以畜牧渔猎为业，各部均以文皮、名马贡献于北魏。同时，又在“和龙、密云间”与北魏各民族进行互市。太和三年，因惧高句丽的侵轶，其酋长贺勿于率其部落车3000余乘，人万余口，驱徙杂畜向北魏王朝求内附，自此，与北魏王朝建立了藩属关系。北齐天保三年，契丹遣使贡于北齐。天保四年，因契丹侵扰齐边，北齐大发兵征讨契丹，俘10余万口，杂畜10万头。契丹遭此重创后，遂臣于北齐。其后，又为突厥所迫，又以万余户寄于高丽。隋朝统一北方以后，契丹各部先后从高丽、突厥来朝求内附。由此，部落渐众，遂北迁逐水草，在辽西正北200里，依托纥臣水（今辽河上游老哈河）而居，横贯东西500里，南北300里，分为10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余。进入唐代，唐朝先后征服了突厥和高丽，为契丹彻底从它们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创造了条件。唐贞观四年，契丹各部在其部落长的带领下开始向唐朝求内附，最大的一次是这一年的11月，契丹各部在联盟的基础上在其联盟长窟哥带领下归附唐朝。这是契丹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契丹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其间，唐朝政府对契丹民族的归附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族怀柔玫策。第一，在契丹民族的活动地带松漠地区置民族自治性较强的松漠都督府，以契丹大贺氏首领窟哥为首任松漠都督，以各部辱纥主为刺史；第二。松漠都督及诸羁縻州刺史皆可世袭，受辖于唐东夷都护府，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第三，唐朝根据契丹都督的功劳大小封官晋爵，如窟哥为左武卫将军，封无极县男，并赐宗室李姓；第四，在经济上互惠互利，唐朝向契丹输出粮食、布匹和手工制品，输入皮毛、土特产品及耕畜，客观上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献记述：“五代之际，以名见中国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恰好说明了契丹是唐代东北诸少数民族中的佼佼者，唐朝为契丹民族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契丹在建立辽朝以前，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即长城以北，多寒多风的气候状况，其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主要从事畜牧业，按《辽史》记载：“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因为长城以北正是水草丰茂的辽阔草原，是经营畜牧业的天然牧场。历史上，契丹民族正是凭借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来发展民族经济的。当然，契丹在与北魏、北齐、隋唐等中原王朝交往中也学会了农业生产，只是受自然条件限制而未发展起来，仍处于粗放型的原始农业水平上。作为辅助性经济活动，捕鱼也是契丹经济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契丹人常在冬春之季凿冰捕鱼，以叉、钩为具，称“叉鱼”和“钩鱼”。在契丹建立辽朝以后，尤其在兼并燕云16州以后，契丹以畜牧经济为主导的地位才被农业经济而取代。
契丹本无文字，在其建国后，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利用汉字形体的增损而创造出了拼音文字。据目前契丹文字研究结果，已知契丹小字原字数约350个左右。契丹文字通用于辽朝至金朝的前半期，历300年，主要用于记功碑、外交书函、旗牌、书牒、考试、墓志和皇帝皇后哀册，普及率不高。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契丹属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居无常。终年以鞍马为家，毡室穹庐为屋。契丹人擅骑射，习武之风盛行。契丹族早期服饰比较简单，受鲜卑族影响以兽皮为衣，后来学会了“树艺、桑麻、组织之教”，开始着丝帛衣服。辽朝建立后，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契丹服饰发生了重大改革，契丹贵族在保留原有民族风格的前提下创制了锦袍、金带，头戴毡冠以金花为饰，服饰用料以绢、绸、锦、罗、麻为主，颜色有紫、黑、红、绿、白、兰、黄等，尤以紫黑为贵，青次之。从契丹壁画中反映出契丹男子服饰主要有袍、裤、靴等；妇女多以布帛缠头，有身份地位的妇女戴高翅帽，着丝织长袍、短袍、轻罗短衫、绢裙、丝锦背襟等，足登丝帛软靴，系腰带。契丹人的饰品多为金、银、铜质，造型主要有步摇、耳环、簪、戒指等；非金属饰品以琥珀、水晶、玉石、玛瑙为主。契丹人的发式以轻便为由，剪去颅顶发，保留一侧或两侧一绺头发，两绺头发自然下垂或结成发辫。契丹人的饮食受社会经济影响，主要以肉类和乳品为主，辅以粮食、蔬菜、水果，肉类主要取之于牛、羊，以及野生动物鹿、獐、熊、兔、飞禽；饮品主要是马、牛、羊乳制成的乳粥、乳酪、乳饼等。契丹人的早期葬俗受鲜卑族影响，为树葬和火葬，辽朝建立后，契丹人也出现了土葬，葬式也呈复杂化，随葬品根据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多寡有别。
契丹早期婚姻坚持“异姓为婚”的原则。辽朝建立后，契丹族分属耶律和萧两大姓中，本民族内，与耶律姓通婚者均为萧氏，与萧姓通婚者均为耶律氏。
契丹族于唐天祐四年，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领导下，在统一契丹各部、兼并周边各族和灭亡渤海的基础上，在今华北北部、内蒙古和东北大部建立辽王朝。辽王朝在存世的219年中对开发、建设东北，奠定东北疆域曾起过重要作用。辽朝受渤海影响，在辖区内设5京，分全国为5道，有上京道上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大明城；南京道南京析律府，又称燕京，在今北京市；西京道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大同市。
辽朝的政治制度在保留原有民族统治制度的同时又效仿唐制，独创了官分南北的双重体制，按《辽史》的说法为“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国两制”模式。辽朝自太祖阿保机建国至天祚帝保大五年被金朝灭亡共传8位皇帝，历219年。
七 女真
女真是唐代出现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东北重要民族之一。女真又有虑真、朱先、朱理真、诸申等不同称谓。辽代，因避兴宗耶律宗真之讳改称女直。女真是东北古老民族肃慎族的后裔，很早就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之间，两汉时称挹娄，魏晋时改称勿吉，隋时又改称靺鞨。据《隋书·靺鞨传》，靺鞨分7部，其中黑水部，唐时称黑水靺鞨，即是辽代时的女真。
辽代是女真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辽代女真族分生女真、熟女真、回跋女真、北女真、南女真、鸭绿江女真、长白山女真、濒海女真等。熟女真最早被契丹所征服，居辽东地区并入契丹籍；生女真则生活于松花江上游至黑龙江流域，以及牡丹江至长白山一带，历史上称作“白山黑水”之地。辽代，在政治上无论是生女真还是熟女真，辽朝都将他们纳入国家统辖的一部分。辽朝置北女直国大王府，属北女直兵马司统辖，位于韩州（今辽宁昌图八面城）、肃州（今昌图镇）、安州、咸州（今开原）、同州、银州（今铁岭）辽州（今新民）；南女直国大王府，属南女直汤河司统辖，位于卢州（今熊岳城）、归州（今盖州）、复州、苏州（今金州）。同时，根据女真各部所处地区又置女直国顺化王府、曷苏馆女直国大王府、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国大王府、濒海女直国大王府等。起用女真各部酋长分任某国大王、于越、左相、右相。经济上，辽朝规定，入契丹籍者如曷苏馆女真按“其丁入役赋”。其余者，每年入辽朝贡纳土特产品。
女真社会组织与结构。女真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得益于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金王朝成立前，女真人氏族组织系统的发展经过氏族、胞族、部落、部族4个基本阶段，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其中部族组织是形成女真民族的关键阶段，因为女真各部族组织是由家庭、宗族、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所构成。而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完颜部正是在以其为核心的强大的军事联盟基础上联合而成。同时，其也是国家形成的基础。大约与女真部产生的同时，出现了女真社会的官属组织，这种官属组织与后来国家形成的官制组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女真称勃堇，又称勃极烈，即女真的部落长，由选举产生，采取兄终弟及的方式。但这种兄终弟及是以父死子继作为补充，绝对的兄终弟及是不存在的。国相也是女真官属组织中一个重要职位，其地位仅次于都勃极烈，是女真军事部落联盟首领的宰辅。这种制度在女真建国后仍有所保留，并渗透到中央统治机构中，猛安、谋克也是女真民族中独有的一种军事编制。据《金史》记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也。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谋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从曰阿里喜。”这种组织从最初是单纯的出猎组织，后来成为平时射猎，战时征战的平战结合的军政合一的组织，最后定为常设军事组织。
女真族早期的经济活动主要源于其先世黑水靺鞨。除传统的渔猎经济外，还有较发达的畜牧经济，兼有粗放型原始农业，养猪是靺鞨人的传统产业，故女真人的饲养业较发达。辽代，受汉族和契丹影响，女真社会出现了农业、畜牧、渔猎、园圃、采集等多种经济门类，并根据所处自然条件有所侧重。农业品种主要有小麦、谷物、黍、稷、麻、豆等；蔬菜有葱、蒜、韭、葵、芥、瓜等。建国后，女真人的饲养业较发达，品种除猪外还有马、牛、驴、狗、猫、鸡、鹅等；园艺中以栽培西瓜著称，又有桃、李等水果；土特产品有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
女真人早期“无室庐，负迁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辽代，女真人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进步，出现了“联以木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草绸缪之，垣墙笼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的类式农家小院的格局，并“环屋为土床（炕），炽火其下，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
女真人的早期服饰以实用为本，与生产生活相适应。因女真人生活地域冬季苦寒，多以皮毛为衣，后来出现了桑麻织物，用以缝制衫、袍、裤、袜等。其着衣习俗尚左衽，无领或盘领，窄袖，袍幅略短，着尖头靴，以便于骑乘，冠用羊裘、狼皮，有鞑帽、貂帽。
女真人的发式，男女皆留辫发，其男子辫发垂肩，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妇女则辫发盘髻，亦无冠，用帕裹发。
女真人的婚俗。早期仍保留浓厚的原始氏族式遗风，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即妇女在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自由性较高。男女有自寻配偶的遗习，同时也残存着抢婚之俗，“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偷婚”之俗在女真早期社会也很普遍，每年正月十六日为女真“纵偷”之日，届时“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可见这种“偷婚”事先有约，是自愿婚配采取了偷婚的形式，是比较浪漫的。此外，还盛行“男下女礼”之俗，是指在女家举行婚礼，男方向女方家属“罗拜其下”，反映了母系社会遗俗的残留和影响。
女真人的葬俗。依部族居住地的自然条件有树葬、土葬、火葬等多种形式，土葬是“死者埋之，而无棺椁”并多以良马殉葬；火葬后多用陶罐（瓮棺）盛装骨灰然后掩埋地下。女真建国后，受汉族影响，葬俗发生了较大变化。女真贵族的葬俗也很讲究，出现了土坑石椁木棺葬墓，也有夫妻合葬的习俗。
女真人的原始宗教是北方民族长期流行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它是由萨满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形态；其显著特点是萨满直接和超自然相通，以异常的神态，以己代为神说，以行占卜之事。萨满有咒术师、司祭、咒医等教职人员，有不同的活动场所，活动时不受其他条件限制，女真人对萨满教的迷信，主要也是对自然力和自然物的崇拜。人类的出现和其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与其社会发展阶段息息相关的，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对于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都还不十分了解，因此对发生的自然现象从畏惧到崇拜，这是萨满教产生的基础。关于女真人的萨满活动情况史料记载很少，只是在辽金墓葬和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萨满腰铃，以及在相关壁画中反映了女真人萨满“击鼓摇铃”的场面。
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在其首领阿骨打领导下于天会三年灭亡了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并由女真人取而代之建立了金朝。金是继渤海、契丹之后，以东北为基地建立的又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而这个少数民族王朝在处于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下却以武力先后征服了辽和北宋两个比自己先进的王朝，并且与南宋王朝以淮河为界相对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仅此，可以反映出女真民族不同凡响的历史地位。
金朝，自太祖阿骨打收国元年建立政权至哀宗天兴三年被蒙古族元朝灭亡，共传9位皇帝历120年。
八 奚
奚本称库莫奚，其名始见诸《魏书·库莫奚传》。隋代去库莫简称奚。奚与契丹同出自于鲜卑宇文部，是4世纪初开始活跃于我国东北和北方的重要民族之一，大约至13世纪末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消亡，先后有近千年的历史。
前燕慕容皝时期，库莫奚曾遭到慕容鲜卑的很大打击，遂徙居松漠之间；北魏登国三年，魏王拓跋珪又破库莫奚于弱水南（弱水，唐时称饶乐水，又称环洛水。今老哈河）。库莫奚遭此重创后被迫与契丹分离，独立为一族；后燕慕容盛建平元年，又遭慕容宝的侵轶，掠其牛马；至北燕冯跋太平年间，库莫奚与契丹皆降附于北燕，冯跋署其首领为归顺王。北燕灭亡后，库莫奚转归顺北魏，北魏兴安三年，库莫奚遣使朝贡于魏，自此与北魏建立了隶属关系。这其间，库莫奚又常遭强邻高句丽的压迫，这也是库莫奚向北魏求内附的一个原因。东魏灭亡后。库莫奚又臣属于北齐，北齐高洋天宝元年。库莫奚遣使贡于北齐。隋朝统一北方后，奚与隋又建立了臣属关系，隋开皇十三年，奚、习、室韦等均开始向隋表示臣服、献方物。这期间，奚族曾遭到突厥的胁迫，一度得到隋朝的保护。唐朝统一北方时，曾多次用兵于突厥，使奚族摆脱了突厥的羁绊；贞观三年，奚酋长率众降于唐，求内附；贞观二十二年，唐朝在奚族活动地带置饶乐都督府，隶唐营州都督府，以其酋长可度者为都督，以其别帅阿会等5部为弱水、祁黎、洛环、太鲁、渴野5州，并分任其辱纥主为刺史。
奚族在强盛时期分为5个部落，史书记载为辱纥主部、莫贺弗部、契个部、木昆部、室得部。唐代是奚族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期间，虽然也有过奚族叛唐事件发生，但总的趋势是友好和谐的。奚族历代王都被唐朝赐宗室李姓，并以宗室女下嫁给奚王。唐朝末期，契丹渐强，契丹称雄北中国，对周边各族采取武力兼并政策，奚、习、室韦等诸族始附于契丹，奚族为契丹守疆界。在契丹武力威逼下，奚始分为东、西两部。奚王去诸率众西徙妫州。投靠华北军阀刘仁恭，称西奚；其余者居琵琶川，称东奚。后唐平定刘仁恭父子后，西奚始附于后唐，赐奚王扫剌（去诸之子）李姓，名绍威，绍威死后。其子拽剌立为奚王，降于契丹。契丹会同三年，奚王劳骨宁率六节度使来契丹朝贡。辽朝建立后，因奚族与契丹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历史上属“异种同类”，同源于鲜卑宇文部，故对奚族采取了安抚赎买政策，“并奚王之众，抚其帐部，拟于国族”，把奚纳入了契丹族的体系中。辽朝，奚族是仅次于契丹族的异族，在辽代始称国族，仍保留奚族五部落组织，后来又增置了坠瑰郎，辽朝称“奚王府六部五帐分”，并由奚王直接统治；奚王之职，多由辽朝从奚贵族中选任，并享有世选特权，终辽一代，也只有契丹贵族和奚贵族享有此殊荣；另外，奚族可以与契丹族通婚，并赐国姓萧姓。辽末，女真灭辽时，奚王回离保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建府设官，但立国仅8个月即亡。金代，奚6部军帅被编入猛安谋克，为金朝北守边境，有的随金军南下入主中原。蒙元灭金后，奚族随女真人降元。
由于奚族族内婚逐渐被打破，奚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最终分别与汉、契丹、女真、蒙古等族融合。奚族的社会经济和生活习俗与契丹略同，都是草原游牧民族。早期，奚族“逐水草畜牧，居毡庐，环车为营。其君长常以五百人持兵卫牙中，余部散居山谷间，无赋入，以射猎为赀。稼多穄，已获，窖山下。断木为臼。瓦鼎为飦。杂寒水而食……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显然，奚族社会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兼有粗耕农业。纳入辽朝以后，受汉族影响，奚族经济已从单一的畜牧业转为半牧半农了。并且出现多种经济门类，拉动了奚族社会的不断进步；辽朝建国后，奚族政治地位有了较大提高，奚族与汉族、渤海族杂居很普遍。汉族将中原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传授给奚族人，使奚族原有粗耕农业向精耕细作型发展；奚族手工业生产比较著名的有造车业，奚车为木制，轻便，适用于山地，以畜力为动力。此外，冶铁、铸造、锻造、烧炭、制陶、皮革、兵器、农具、马具等手工业技术在奚族社会也很被重视。这在辽代奚区遗址考古发掘中可以得印证。
奚族的居住习俗与契丹类同，逐水草畜牧转徙无常，车马为家。奚族“居有毡帐，兼用车为营”，反映了游牧民族共有的特点。毡帐也就是毡庐，类似今天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可以拆装迁徙。五代时，奚族有毡帐数千。奚族并入契丹以后，受汉族和渤海族等农业民族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奚人也开始了定居生活，出现了草屋和板居，所谓板居，即用桦树皮或苫为材料筑屋，墁以泥土，无瓦，至今我国东北地区农家仍沿袭此法造屋以御寒。奚人还效仿中原地区用荆条为篱，围成院落，开门东向，以避冬季西北风侵袭。
奚族人的服饰和发式受奚族自身生产方式和自然气候条件影响以皮毛为衣。富裕者，即贵族“貂绵羊裘”。奚人发式沿袭了先世鲜卑族的特点，以“髡头以轻便”为本，削顶垂发。
奚族人的婚姻制度。早期实行族内婚，同族内互为婚姻。唐代，奚族贵族接受唐宗室女下嫁，开始对奚族传统的族内婚挑战。辽代，奚族人与多民族杂居共处，根据汉臣韩绍芳的建议“四姓杂居，旧不通婚，……乃许婚焉”。这里所指四姓，即四个不同民族，契丹、汉、渤海和奚。故奚族与契丹族通婚首开奚族族外婚的大门。《金史》载：“奚有五王族，世与辽人为婚，因附姓述律氏中”，述律氏和耶律氏同为契丹国姓，辽代称萧氏。其后，奚人与汉人、渤海人、女真人通婚已成历史的必然。
奚族人的葬俗。奚人早期为树葬，“死者则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这种葬俗可能是为防止野兽对尸体的侵食。关于奚族其他葬俗史料没有记载，但随着汉及其他民族对其影响，奚人出现土葬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西奚王李绍威降于后唐，死后被辽耶律德光“发其墓，扬其尸”，这表明李绍威死后有墓茔。
总之，奚族作为契丹的同类，在共处的8个多世纪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互为表里。按《金史》说法，“库莫奚、契丹起于汉末，盛于隋唐之间，俱强为邻国，合并为君臣，历八百余年，相为终始”。不同的是，奚族在辽代以前始终处于被异族胁迫的地位，没有像契丹族那样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政权。但进入辽朝以后，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的加深，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本民族的文化特色逐渐被异化，最终被汉族等多个民族所融合，这也可能是历史的必然。
九 乌桓
乌桓亦称“乌丸”，是我国古代东北东胡族系中又一个颇有影响的民族（另一个为鲜卑族）。关于乌桓名称的来源主要依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山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今洮儿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40里。另有学者认为，乌桓名称的来源未必单纯起源于乌桓山，其实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不论其名称为何，已经有乌桓族的存在。可见，乌桓的历史要早于鲜卑，其语言习俗与鲜卑同。
乌桓自汉初被匈奴击败以后，乌桓族逐渐孤弱，常迫服于匈奴，每年定期向匈奴贡献牛马羊皮；超期不贡，则没其妻为奴婢。后来，汉武帝遣霍去病发兵征讨匈奴左地，使乌桓得以解脱，由此被汉朝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即今长城以北地带，为汉朝窥伺匈奴动态。汉朝始置护乌桓校尉于幽州，制节监领之，允许乌桓首领每年向汉朝朝谒，至此与汉朝建立了臣属关系。汉昭帝时，由于得到汉朝的保护，乌桓发展较快，势力渐强。这期间，乌桓因旧怨与匈奴互相攻击，乌桓和匈奴由此遭到汉朝的讨伐，为此乌桓侵扰幽州。宣帝时，乌桓稍保塞降附于汉。
王莽篡汉时，王莽欲利用乌桓兵征讨匈奴遭到拒绝，于是乌桓与王莽结怨，匈奴乘势诱其豪帅为吏，乌桓遂又附于匈奴。
东汉初，乌桓和匈奴连兵侵扰汉边代郡、上谷塞外，为害尤甚。东汉建武二十一年，东汉发兵征讨末果。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攻击匈奴，匈奴被迫北徙数千里，漠南空地为乌桓所据。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率众臣附于东汉，诣阙朝贡，向东汉进献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乌桓归向东汉王朝以后，得到很高礼遇，汉廷置大会劳饷，赐以珍宝，留宿卫，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81人，并徙乌桓种人移居塞内，分布于缘边诸郡，给其衣食，为汉朝侦候匈奴和鲜卑情况，协助东汉扼控匈奴和鲜卑。于是，东汉政府采纳班彪的建议复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井兼领鲜卑。每年与边民互市，发展经济。至汉明、章、和三帝时，乌桓与东汉往来密切，建立了正常的臣属关系。然而，自安帝永初三年至灵帝初，中原多故，乌桓与东汉处时附时叛的状态。至东汉末，国力渐衰，各郡乌桓拥兵自保。据《三国志·乌丸传》记载：“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灵帝中平四年，汉中太守张纯叛附丘力居，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桓元帅，常寇掠青、徐、幽、冀四州，杀掠吏民，给东汉王朝造成极大威胁。中平五年，幽州牧刘虞募斩张纯，乌桓稍定。献帝初平中，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从子蹋顿代立，总摄三郡乌桓。建安初年，冀州牧袁绍联合蹋顿破公孙瓒，袁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乌桓大人印绶为单于。后来，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丘力居之子）为单于，蹋顿为王，乌桓复盛，当时汉幽、冀等州官民投奔乌桓者10万余户。袁绍之子袁尚企图借助乌桓的兵力复图中原。献帝建安十一年，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今辽宁朝阳），斩其王蹋顿，乌桓降者20余万口，楼班、乌延等皆奔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斩送于曹操，其余众万余落皆徙居中原，三郡乌桓遭此重创后遂附于曹魏。在曹操征服三郡乌桓以后，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庐、上谷郡乌桓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而渔阳乌桓、雁门乌桓、朔方乌桓不久也降于曹魏。此后，乌桓分为两大支，一支居住在今华北地区，一支留居东北。留居东北的乌桓有的先后加入鲜卑族中，隶宇文部，后来成为库莫奚族的成员；有的居住于今嫩江流域，混杂于室韦诸部中，唐代仍称为乌桓。无论是移居华北的乌桓人，还是留居东北的乌桓人，先后都融入汉族中。总之，乌桓自汉初活跃于历史舞台至汉末为曹操所破，至隋唐逐渐融入汉族而消亡，大约有600余年的历史。
乌桓与鲜卑族社会经济状况相近，都是以游牧狩猎为生。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食兽肉饮马乳，以细毛皮为衣。社会经济活动是靠狩猎获取虎、豹、貂之皮，畜养马、牛、羊，以兽皮毛织成各种织物，以兽皮加工成鞋帽；“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氀毼。乌桓在与中原互市贸易中，向中原输出的主要物品是马、牛、羊，从中原输入的主要有粮食、铁器、丝织品、茶叶、兵器、陶瓷品等。受中原影响，大约在两汉时期乌桓也出现了粗放型农业，品种主要有穄、稷、葵等。从使用农具上看，乌桓农业处于粗耕型农业，据乌桓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有铁锹、铁锄等农具，同时有铁斧、铁锛等工具，铁刀、铁矛、铁剑、铁镞等兵器，据考证这些铁制品有的来自中原，有的为乌桓自己制造。乌桓的手工业以冶铁和铸铜著称，手工制作弓矢、鞍勒，并可锻造金属兵器，从出土器物上看，乌桓人掌握了一定的金属冶炼和金属加工技术。从出土的陶制品上看，乌桓人的制陶业有较早的历史，其先民东胡时代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两汉时期又有较大发展，陶制品主要有壶、罐、碗、杯等。
乌桓人的发式，男女皆“髡发”，以轻便为本。“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可见妇女出嫁时才蓄发为髻，并以金及碧玉为饰。从出土文物看，乌桓遗址发现有玛瑙、玉石饰件等，反映了乌桓妇女发式和装束的上述特点。
乌桓早期社会存在着“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痕迹。其社会组织以勇健公平处事者被推举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觽不敢违犯”。这反映了乌桓组织的严密性，以适应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维护乌桓社会的总体发展。乌桓早期“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反映其社会性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
乌桓人“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聘币”的婚姻制度，说明乌桓社会仍残存着群婚制的痕迹，以及对性自由比较宽松的特点。同时规定男方在婚后要随其妻到女家从事劳役一两年，女方才以厚礼送女至男家，这反映了乌桓婚姻制度中母系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和对偶婚制的残留。“居处财物一皆为办”说明乌桓婚姻制度对社会地位和财产多寡的适应关系，就是说社会地位和财产是决定婚姻关系的基础，也是乌桓社会向私有制阶段过渡一个标志。另外，乌桓人父死，以后母为妻；兄弟死，以寡嫂或弟妇为妻，这种婚俗现象在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中比较普遍，反映了男性逐渐取代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宰地位，是向母系氏族制度的挑战。
十 夫余
夫余是东北秽貊族系中一个较有影响的民族，在中国东北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夫余之名最早见诸《史记·货殖列传》“燕北邻乌桓、夫余”。关于夫余族的源流，目前史学界有两说，一说起源于橐离，主要根据《论衡》、《魏略》和《后汉书》等书的有关记载；一说起源于貊族和秽族，主要根据是《汉书》和《三国志》。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创建夫余国的东明来自于北夷橐离，因橐离内乱，东明被迫逃奔夫余，而夫余之地始称秽地，秽地是秽人和貊人居住的地域，所以以东明为首的橐离亡人在秽地建立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夫余。夫余族中除了居统治地位的橐离亡人外，当然还包括为数更多的土著居民秽人和貊人。
夫余族在秦汉之际曾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有比较完备的国家统治机器和由数万人组成的军队。官制由“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组成，分别由大小奴隶主担任。全国分成许多“邑落”，分属于诸“加”，“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其疆域“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秽地也”。大抵相当于今黑龙江省东南部张广才岭南麓至吉林省松花江流域以及内蒙古和辽宁的辽河、浑河上游一带。
汉时，夫余臣属于汉王朝，受辖于玄菟郡。夫余王使用的印玺均由汉朝政府颁发。王莽代汉之际，夫余转属于新朝，王莽建国元年，派使者更换了汉朝颁发给夫余的印绶，使用新朝印玺，确立了夫余国与新朝的关系。其间，夫余曾出兵协助王莽讨伐高句丽。地皇三年，高句丽杀夫余王。
东汉王朝建立后，时任辽东太守祭肜调整了民族关系。建武二十五年，夫余恢复了与汉朝的关系，遣使朝贡得到了光武皇帝的礼遇和厚待，其后夫余王多次遣大臣及子弟朝汉奉献。汉顺帝永和元年，夫余王又亲自来朝，加强了夫余与东汉王朝的政治关系。
东汉中平六年，军阀公孙度占据辽东、辽西，建立了封建割据政权，夫余又归顺于公孙氏政权，并与之通婚，关系也极为密切。
三国曹魏时期，夫余王位居曾于正始五年，提供军粮帮助魏将毋丘俭伐高句丽，因位居的叔父对曹魏政权不满加以反对，被没收财产送至曹魏地方官府，反映出夫余王与曹魏政权非同一般的关系。
两晋时期，夫余又与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并多次得到晋王朝的保护。晋太康六年，夫余国被鲜卑慕容氏所灭，夫余王依虑自杀，子弟逃亡沃沮，晋武帝司马炎为此下诏：“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第二年，夫余王依罗在西晋王朝帮助下打败了鲜卑慕容氏，恢复了夫余国，赎回了被鲜卑卖到中原当奴隶的夫余人，并下令禁止贩卖夫余人口。西晋灭亡以后，夫余失去了中原王朝的保护，受到周边鲜卑、高句丽的觊觎。永和二年，鲜卑慕容东袭夫余，“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自此夫余一蹶不振，被迫附于前燕慕容政权。东晋太和五年，前燕灭亡，夫余又先后臣属于前秦和后燕，并处于高句丽的威胁之下。义熙六年，夫余为高句丽所败，被掠去许多地方。北魏太和七年，夫余为高句丽所灭。夫余在历史上共存在了600余年。
夫余作为国家虽然灭亡了，但夫余族人经过战争动乱去向多多。其流向相当复杂。首先，夫余在被鲜卑慕容氏征掠中，有部分被卖到中原自然融入汉族，一部分以后随鲜卑族一起加入了汉族；其次，夫余国被高句丽灭亡前后，夫余人被掠入高句丽族中，也有一部分逃亡靺鞨族中的夫余人也都进入了汉族。金代以后，夫余作为族称不再单独见于史，但作为地名仍留用至今，今天吉林省的扶余县正源于此。
夫余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夫余地处松嫩平原，“土宜五谷”故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作为夫余传统的社会经济门类，农业经济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夫余人“善养牲”，“出名马”，畜牧业也具有一定的发展水平，其官名分有马加、牛加、狗加、猪加等，这反映出夫余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很重视饲养业，从主体上讲夫余是以农业为主，畜养业为辅的民族。据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看，夫余的手工业生产也较发达，如制革、纺织、金银制造、兵器制造、制陶等都具有一定水平。另据文献记载，夫余盛产“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等建筑物反映出夫余有较为先进的建筑业，在其遗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和琉璃瓦饰说明夫余的建筑风格深受中原影响。
夫余人的饮食状况。夫余地宜五谷，说明主食是以粮食为主，品种主要有粟、黍、麦、稷、豆等。从其遗址发掘出土的饮煮器皿如鼎、鬲、罐、甑来看。夫余人掌握了一定的炊煮本领，饮食方式也很讲究，副食以猪、牛、羊肉为辅，在水域地带捕鱼虾蚌，在林地采集野果，如核桃、榛子、松子、山梨、李子、山葡萄、软枣等。从饮食结构来看，夫余人的社会生活水平较其他游牧民族为高。夫余人的衣着也很讲究，“在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国则尚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这反映出夫余是讲礼仪重仪容的民族。
夫余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奴隶主有宫室、仓库，住室比较讲究。而一般平民早期是半地穴式住屋，室内有土炕和灶台，后来出现了地面建筑，这与夫余人所处地理气候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关。
关于夫余人的婚姻习俗文献记载欠详。仅据《三国志》和《后汉书》略载，“兄死妻嫂，与匈奴略同”。通过考古材料分析，夫余人在秽人时代已经出现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从其男女墓葬出土随葬物的多寡和质量看，男性殉葬物明显多于女性，反映了男子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从葬俗上看，女性处从属地位。这是夫余族以父权制为特征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在家庭中的反映。
关于夫余人的丧葬习俗文献记载较为详细，如《后汉书》说，夫余人“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魏略》则称：“其俗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祭亡者，有生有熟。丧主不欲速而他人强之。常诤引以此为节。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著布面衣，去环佩，大体与中国（指中原地区）相仿佛也。”而来自考古的材料更为具体，“先挖一浅坑竖穴土圹，后置木棺；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同时也有男女同穴合葬、异穴合葬。一男一女合葬墓，男陈右、女置左；一男二女合葬墓，男居中间，女位两侧。殉葬品置于棺内死者四周，有一定的规矩，内容多为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根据墓主人的地位、性别和殉葬品的数量不等，有一定的组合关系，男女墓中均随葬生产工具（镰、锸、
等）、生活用具、车马具”。“死者不分男女都佩项珠、耳饰、插耳瑱”。“随葬品陈列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规则，生产、生活用具多横置于头前，车马具则陈放于足下，珠玉佩于项上，骨、玉瑱插入耳孔。男性死者的兵器多顺放右侧的腰际，剑锋向下，矛尖朝上，箭囊斜挎在左，盔甲堆放脚下。女性死者的腕饰套入腕上”。“椁上座罐和陶壶为多”，“盛行火葬”等。可见，夫余人的葬俗同中原汉族的葬俗基本相似。只是有历史年代的差异。
[1] 原载《友报》，1999年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