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民族同中原王朝的关系[1]
自古以来，东北古代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北古代民族与中原历代王朝建立了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和交流，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形成了政治上统一、经济上互补、文化上交融这样的东北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定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格局条件下，东北各民族与中原历代王朝建立和发展着的这种关系，推动着各族人民历史的共同进步。
一 秦汉时期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秦汉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也是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分裂局面达到高度统一的时期。秦汉时期的高度统一和国家富强客观上为东北各民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此一时期，活跃于东北历史舞台上的各族人民争相以各种方式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不仅是他们主观上的明智选择，也是客观上形势所逼。例如，古朝鲜，即箕氏朝鲜是公元前11世纪商周时期出现于我国东北的由殷遗民为主体建立的方国性集团。战国时期，燕国统一东北前，箕氏朝鲜以西周侯国的身份活动于东北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其后，一度卵翼于燕，秦统一六国后，箕氏朝鲜附属于秦。秦末汉兴，中原政权无暇东顾，燕人卫满乘势灭亡了箕氏朝鲜，自立为朝鲜国王。至此，箕氏朝鲜失去了中原王朝的保护，而走向了灭亡。因此，东北诸民族（包括汉族）及其政权只有在中原王朝支持下，并与其建立相应的关系后才能发展壮大。这是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的一条久恒不变的规律，因为，中国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完整统一是其常态，而分裂割据只是历史上短暂的变态。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和民族发展趋势去探求和研究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比如，灭亡箕氏朝鲜的卫满占据箕氏朝鲜后，故燕、赵、齐亡者举卫满为王，都王俭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汉定天下后，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负责“保塞外蛮夷，毋使盗边；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2]。卫满虽然被汉朝称为外臣，但其与塞外蛮夷不同，他是在汉朝授权下，协有与辽东太守保障塞外蛮夷毋使盗边之责。以故卫氏朝鲜凭借汉王朝给予的名分和势力，以兵威财力侵降诸小蕃。然而，卫氏朝鲜传至其孙右渠时，因所诱亡人（中原人）滋多，其势大增，对中央汉王朝多有不恭，不像以前那样定期去中原朝见天子，真番、辰国诸藩欲上书见天子，亦因其受阻。故卫氏朝鲜与中央汉王朝关系出现裂痕。武帝元朔元年原被卫氏朝鲜侵降的秽君南闾见势叛右渠降汉，率28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置苍海郡，以分卫氏朝鲜之势。元封二年，汉朝派使臣涉何前往朝鲜责问右渠为何不肯奉诏，涉何由此杀朝鲜裨王长，汉朝拜涉何为辽东东部都尉。由此，朝鲜怨何，并发兵杀何。卫氏朝鲜与中央汉王朝关系进一步恶化。为此，武帝发兵征讨卫氏朝鲜。元封三年，朝鲜尼谿相参乃使人杀右渠降。卫氏朝鲜灭亡后，汉朝以其地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对卫氏朝鲜降臣皆封侯，如杀右渠之尼谿相参封澅清侯，韩陶封秋苴侯等。从卫满灭亡箕氏朝鲜，逐箕准亡命韩地及组建卫氏朝鲜的过程看，卫满本人为燕人，即汉人，又因避中原战乱而逃归卫满之燕、赵、齐等中原居民自然也都是汉人。而卫满朝鲜的前身箕氏朝鲜为殷人，殷人亦汉人。所以说，卫满朝鲜和箕氏朝鲜一样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的与中原王朝结为蕃属关系的政治实体。总之，武帝东定朝鲜后，使东北完全统一到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内。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卫氏朝鲜被汉王朝灭亡说明，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需要高度统一完整的国家疆域，卫氏朝鲜作为汉王朝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在违背中央王朝意愿的前提下，遭到毁灭性打击，这是封建国家实现国家统一的最高要求。因此说，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的灭亡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东北各民族及其建立的区域性政权或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如果从政治上讲，只能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原王朝的从属关系。当然，由于各民族发展轨迹不同，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亦不同。这样，他们在与中原王朝发展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就不甚相同，需要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进行研究。
例如，肃慎是最早见诸史籍的东北古老民族之一。其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据古书《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又《史记·五帝本纪》谓：“（虞帝）南抚交阯，……北山戎，发，息慎。”按郑玄注：“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逸周书·王会解第五十九》亦载：“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孔晁曰：“稷慎，肃慎也，贡麈，似鹿，正北，内亳北也”。《孔子氏家》谓：“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梏矢。”《周书·周官第二十二》曰：“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左传·昭公》又云：“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而《国语·鲁语下》记载肃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为详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以上古籍所载皆证明，自虞夏商周以至春秋世，肃慎与中原王朝往来不断。肃慎人这种独具特色的“楛矢、石砮”文化是东北古代少数民族率先与中原汉族相联系的重要标志。“楛矢、石砮”就是用坚硬的楛木做箭杆，以石为箭头，是射杀力较强的狩猎工具，“其弓四尺，强劲弩射四百步”。据此表明，肃慎人是以射猎为生的民族。关于此，孔子还有段故事说明肃慎人所献的弓矢强劲有力，誉满中原。可见，起初肃慎人是以经济往来为突破口与中原王朝建立的往来关系，并且得到了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承认。两汉时期，肃慎改称挹娄，其社会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粗耕农业，种植五谷，种麻以为布，擅养猪，食其肉，衣其皮。但传统的“楛矢、石砮”文化仍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人“善射，发能入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
总括而言，肃慎人以其独具的“楛矢石砮”为媒介物建立并发展了与中原王朝以及各族的关系。但肃慎人又是以什么样的政治称谓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的呢？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但有人认为，肃慎在秦汉以前，已经成为了西周方国之一。在历代周王禅位或有重大征伐活动时，曾以方国的身份前来表贺。如《周书·周官第二十二》记载说：“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到了两汉时期，肃慎的方国称谓已经得到证实，如《后汉书·挹娄传》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当然，这里所说的方国与后来的侯国、甚至国家都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商周时期，肃慎还只是附属于周朝，地处东北北部的一个关系密切的部落群。尚没有政权或国家概念。但作为周朝境内的一个重要的民族部落组织，周人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3]。强调了肃慎在周朝国家的重要地位。
东胡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亦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据《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孤竹距虚，不令支玄貘，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戎菽”。此孤竹、令支、屠何、东胡、山戎都是地处商周时期北方的五个方国。他们都是用各自不同的物产以贡献的方式维系与周王朝的关系。其中，东胡与山戎的活动地域恰在北方偏东。关于此，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证说：“《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这说明东胡与山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都是地处战国时期燕国北方的民族。秦汉时期，北方强族匈奴称雄于北中国，山戎为逃避匈奴的打击，而逃至东胡领地，故融于东胡族中，自此东胡亦以强族的身份活动于东北。以故《史记·匈奴列传》“索隐”服虔云：“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就是说，此时的东胡与匈奴是当时中国东北和北方两个势均力敌的强族。据此，两族曾为争夺放牧草原而产生矛盾，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甚至东胡一度将匈奴打败，迫使其西移。实际上，东胡与匈奴是为相邻族系的两个民族，其经济生活和语言、文化都有相同之处，故两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也比较密切，相互影响较深。故从其考古文化上很难区分哪个是东胡哪个是匈奴。
东胡在与匈奴交往的同时，积极与中原建立联系，他们常以名马、皮张、角弓等土特产品与中原汉族进行交易，以换取绸缎布匹，枣、栗、粮食等农产品。尤其是“东胡，俗能作酒，不知曲蘖，常仰中国”[4]，受到中原人的欢迎。
然而，大约在燕昭王时期，东胡被曾质于胡的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地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5]。东胡遭此重创后曾一度消沉，其势远不及匈奴。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相对统一和分裂参半的复杂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势力相对较弱，以及各封建割据势力的消长，对周边诸少数民族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处于时附时叛的状态。就是说，当中原王朝处于统一强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依附于中原王朝，并积极主动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寻求中原王朝对他们的支持和保护。当中原各封建势力处于分裂割据的时候，他们就会乘隙以自己的优势，展示自己的实力，与中原王朝发生对抗，甚至冲突乃至战争。当然，这里也有中原王朝民族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少数民族利益及促进其发展问题。例如，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突出反映了上述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一）高句丽作为东北最具影响的古代民族之一
在高句丽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中原历代王朝都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与交流，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因此说，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东北民族关系史中不仅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复杂性和特殊性主要反映在高句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民族政权历史亦有700余年，历中原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其间，与其他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也有关系往来和矛盾冲突。这也是高句丽民族关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方面。
其实，高句丽未建国前，其族称应源于汉定朝鲜，以高句丽为县。《新唐书·高丽传》载，乾封三年，李
率唐兵灭高句丽国，提到：“高氏自汉有国，今九百年”，以此推算，史有高句丽当在秦统一中国前后。其称谓即高夷，或稾离。汉朝置玄菟郡，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后汉书·东夷列传》），始有高句丽称谓。可见，其族称亦是西汉王朝册定的，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当时，高句丽尚未立国，只是以部落群为单位散居于玄菟郡内。是故汉朝“赐鼓吹伎人”[6]以迎合高句丽民族“男女欢聚，相就歌戏”[7]之俗，同时“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以上记载说明，此时之高句丽只是玄菟郡境内聚居于高句丽县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群，按《三国史记》记载，称为沸流国，国王为松让，松让实际上只是一个部落联盟首长，尚不具备国家形制。
然而，自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民族政权建立以后，其势力大增，已不满足于玄菟郡高句丽县的活动范围，开始以武力显示自己的存在，不仅与周边诸族发生利益冲突，而且时常试探性地与所在地的玄菟郡发生摩擦。例如，汉成帝元延四年，高句丽袭破鲜卑，哀帝建平元年，扶余又乘机侵扰高句丽。民族间的争战和冲突，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民族进取性和争强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中央王朝的西汉王朝至成、哀两帝时已呈衰败之势，无力顾及诸民族的角逐争胜局面。在此背景下，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则开始崭露头角，扩大自身影响，以引起中央王朝的重视。大概是在此一时期，西汉王朝向高句丽政权颁发了印绶，承认其作为地方民族政权的合法性，高句丽以侯国的身份维系着与西汉王朝的从属关系。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建立新朝，一度破坏了高句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收回了西汉王朝颁发给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绶，以王莽新朝印绶取而代之。又将高句丽的封爵王降为侯。为了扩张的需要，王莽又征发高句丽出兵攻打匈奴。关于此，《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高句丽传》中都有大略相同的记述。王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叛，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匈奴未灭，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其更名高句丽为下句丽，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8]。从以上高句丽与王莽新朝仅有的关系记述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是以侯国的身份依附于莽。对高句丽王驺，即被称为驺侯而言，王莽新朝不仅有权调遣高句丽兵去伐胡，而且当驺侯不听从调遣时，莽可以中央新朝的名义征讨之，并且更其国号高句丽为下句丽。当然，王莽这种高压的民族统治政策最终导致了高句丽叛逃至塞外，同时也促使王莽新朝很快走向灭亡。
东汉光武中兴，调整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东汉王朝恢复了高句丽王称号，高句丽亦表示臣属。建武二十二年，高句丽万余家因乐浪郡附于汉。翌年，又有“句丽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9]但是，东汉与高句丽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时有矛盾冲突发生。据史料记载，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曾7次侵扰辽东。起初，东汉地方当局根据中央王朝的相关政策，在高句丽以武力盗边时，多是从大局出发，对其采取宽松的安抚之策，以诚信招抚之。例如建武二十五年，高句丽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10]。至此，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发展着正常的蕃属关系。大约在近60年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发生武装冲突，客观上为高句丽民族自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和平环境。
然而，自高句丽太祖大王高宫统治中期，由于积极推行扩张西进之策，屡次以武力侵掠东汉郡县，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其与中原王朝60年的正常隶属关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高宫的西进扩张之策，并没有因为东汉王朝的宽容和忍让而中止，相反，在东汉末期，国力渐衰，军阀蜂起之时，高句丽则乘势大举扩张。例如，永元十七年春，高句丽王高宫寇略辽东6县。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高句丽，破之。又永初四年，高句丽王高宫勾结秽貊寇玄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王高宫又遣使贡献，求属玄菟。至元初五年六月，高句丽又勾结秽貊寇玄菟郡。永宁二年，东汉讨高句丽、秽貊，高句丽王高宫遣子遂成诈降而袭玄菟（郡）、辽东，杀伤2000余人。同年四月，高句丽复勾结鲜卑入寇辽东。十二月，高句丽王高宫勾结马韩、秽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兵2万助汉讨破之。本初元年，高句丽略辽东，并掠走乐浪太守及其妻、子。建宁二年，高句丽王伯固寇辽东，玄菟太守耿临讨降之。总之，高句丽与东汉王朝的关系是不稳固的，时附时叛是其常态。
东汉末，军阀公孙度割据辽东，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高句丽受公孙度政权辖属。高句丽新大王伯固曾“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助度击富山贼，破之”[11]。建安二年，高句丽故国川王死，王后立次子延优为王，其兄发岐借度兵3万企图夺取王位，失败，发岐自杀。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高句丽与公孙度政权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无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公孙度，还是地方民族政权的高句丽在曹魏统一北方以后，都同隶属于曹魏。为表示臣属及表功，青龙四年，高句丽王宫斩吴使者胡卫之首献于魏。此前，孙吴政权曾遣使者密结高句丽，欲夺魏之辽东。第二年，高句丽又遣使献于魏。但高句丽与曹魏的关系也不是稳定的，高句丽亦多次出兵骚扰辽东，为此，曹魏以高句丽侵叛为由，派幽州刺史毋丘俭两次起兵万余伐高句丽。第一次是正始七年，魏军万余直捣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王忧位居败奔沃沮地。第二年，毋丘俭遣玄菟太守王颀第二次追讨高句丽，过沃沮界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诛纳8000余口，徙一部于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原本臣服于高句丽的沃沮、秽貊也乘势摆脱了高句丽，一并归附于曹魏。高句丽遭此重创后，其势力退缩至今浑江、鸭绿江流域。正始八年，高句丽以丸都城残破，移筑平壤城（今朝鲜平壤市）移民及庙社居之。显然，在曹魏政权打击下，高句丽政治势力一度龟缩至朝鲜半岛北部。在其后一段时间里，高句丽与曹魏处在一个相对平和的关系状态下，直至曹魏政权被西晋王朝所统一。
西晋统一北方后，加强了对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管理，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例如，晋于东北分幽州之昌黎、辽东、乐浪、玄菟、带方五郡置平州，治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同时置东夷校尉，由平州刺史兼领。东夷校尉理诸夷事。晋初，东夷诸国均诣东夷校尉内附，高句丽亦在其中。然高句丽是以何等身份内附于晋的呢？因相关史料缺失，不得而知。新中国成立前，在今吉林省集安市曾发现几方晋代铜印，其中有“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及“仟长”印等。该印文皆冠以晋字表明三方官印是晋朝颁发给高句丽相关人员的。据此说明，晋时高句丽作为晋王朝属臣，统归东夷校尉管辖。
需要说明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原军阀割据和民族势力争锋的剧烈时期，中原王朝以两晋为代表，实际是一个弱势王朝。地处东北隅的高句丽乘机占领了原乐浪、带方、玄菟、辽东四郡的广大地区，其辖区甚至伸延至朝鲜半岛北部。此时的高句丽俨然以一个强势姿态称雄于东北。然而，恰在这一时期，又一个地方民族势力，即慕容鲜卑割据政权崛起于辽西，与高句丽呈西东对峙状态。因此说，两晋时期，严格地讲，即东晋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的关系，主要是指与慕容鲜卑的关系。两者为争夺辽东争战不已。东晋王朝似乎扮演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者的角色。例如，鲜卑慕容廆数征高句丽，其势大增。晋大兴二年，晋东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镇辽东，阴结高句丽、鲜卑段氏、宇文氏合击廆，欲分其地，为廆所败，崔毖奔高句丽。其后，高句丽数寇辽东，均为慕容廆战败，廆独占辽东。鉴于慕容廆收复辽东，晋拜廆为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其后晋又以廆为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晋借助廆的势力抵挡高句丽东进。晋咸康三年，廆子皝称燕王。晋安帝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咸康八年，燕王慕容皝亲率劲兵四万出南道入南陕，遣慕容翰及子垂为先锋，与长史王寓等将兵一万五千出北道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钊遣其弟武统精兵五万拒北道，钊自率弱卒以防南道。翰与钊战于木底（今辽宁新宾县木奇镇），结果，钊大败，仅以单骑而遁。翰乘胜入高句丽王都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焚其宫室，掠男女五万余口，皝并掘钊父利（乙弗）墓，毁其丸都城。第二年，高句丽王钊（斯由）称臣于皝，贡方物。同时，入晋朝贡。晋永和十一年，慕容燕封高句丽王钊为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乐浪公、高句丽王。显而易见，在一定程度上，燕已经取代了东晋王朝的地位，以独立王朝的身份与高句丽建立了从属关系。
从高句丽与慕容燕（史称前燕）建立上述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二者都是中原东晋王朝统辖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由于晋遭“永嘉之乱”导致“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国力大衰的局面，因而无力顾及东北的局势。由此，高句丽与慕容鲜卑为争霸辽东而争战不已。但在慕容皝及儁主政前燕时期，不可一世的高句丽却以属臣的身份屈就于燕，这又是为什么？笔者以为，关键是前燕慕容氏是一个“威以殄奸，徙以怀远”[12]的开明政权。前燕通过慕容皝改革，国力大增，一度以武力优势压倒了高句丽，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前燕对高句丽采取了恩威并行的方法，这正如皝记室参军封裕所言：“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不幸的是，东晋太元九年，慕容垂建后燕，因内讧，其势力远不及前燕，已无力控制辽东。义熙三年，随着后燕灭亡，高句丽遂占有辽东。高句丽占有辽东之后，国势大增。但仍保持与东晋王朝的关系。为此，义熙九年，晋安帝封高句丽长寿王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郡公。同时与南北朝诸中原王朝发展友好关系，接受册封，扩大高句丽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例如，南朝宋永初元年，南朝宋武帝刘裕封长寿王琏为征东大将军。永初三年，刘裕又加封长寿王琏为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景平元年，高句丽遣使朝献于南朝宋。其后一直与宋保持朝贡关系，直至南朝宋灭亡。北魏延和四年，高句丽王琏遣使朝献于北魏，北魏拜其王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辽将军、辽东郡公、高句丽王。高句丽与北魏建立宗属关系以后，高句丽亦多次朝献于北魏，表示臣属。北魏王朝亦非常重视与高句丽发展关系。当高句丽遣使朝献于魏时，魏置诸国使邸，（南朝）齐使第一，高句丽次之。将高句丽等同于南朝齐。其后，魏孝文帝封高句丽王琏为车骑大将军、太傅、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册封高句丽文咨王罗云为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熙平三年，北魏孝明帝册高句丽安藏王兴安为宁都将军、高句丽王等。为此，北魏与高句丽之间长期和平相处长达140年之久。南朝梁普通元年，高句丽遣使朝献于南朝梁，南朝梁以高句丽王兴安为宁东将军、高句丽王，并遣使授王衣冠、剑佩。其间，高句丽与东魏、北齐、南朝陈等王朝也都保持朝贡关系，各朝亦授高句丽王官爵。
总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从慕容燕手中夺得了称霸辽东的霸主地位。随着北燕灭亡，高句丽地方民族政权势力很快波及辽东。而此时，中原诸朝的角逐重点则主要放在中原地区，对东北实际处于相对放任状态。高句丽正是利用这次极好机会占有辽东。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正是高句丽长寿王主政时期，其英明的与中原诸朝发展和保持等距离外交方针，客观上为高句丽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同时，高句丽又可以社会经济基础相对发达的辽东为资本，取得与中原王朝发展关系的主动权。当然，此一时期，也是高句丽与中原王朝关系最好的历史时期。
（二）乌桓与鲜卑是东胡族系中两个重要民族
乌桓与鲜卑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可以追溯至两汉时期。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乌桓在东胡解体以后，一度臣服于匈奴单于。乌桓实际成为匈奴贵族的奴隶。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将卫青、霍去病率兵十万余骑分道出击匈奴，入匈奴腹地千余里，渡沙漠，斩首万九千余人，俘获七万四百余人。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自此，乌桓才从匈奴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为此，武帝“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13]。同时设护乌桓校尉，职同太守，规定乌桓人每年要到长安朝见一次。正是在此背景下乌桓与西汉王朝建立了关系。乌桓以汉王朝臣民的身份接受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
西汉王朝在利用乌桓以为屏蕃和辅助力量抵御匈奴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予其多方支持和保护。由此，西汉时期乌桓以强劲的姿态活跃于长城内外，并与中原地区进行互市性的经济往来。强大起来的乌桓人时常向匈奴发起骚扰性进攻，甚至捣毁了匈奴单于的墓地，借以献媚于西汉王朝。西汉王朝在认可乌桓攻打匈奴的同时，并不希望乌桓就此强大起来，以免除对西汉王朝北部边境构成威胁。为此，汉昭帝元凤三年冬，西汉王朝以辽东乌桓反叛为由，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发兵2万骑出辽东击乌桓，以削弱乌桓之势。此次打击，使乌桓损失惨重，“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至此，乌桓与西汉王朝的关系趋向紧张。其后，乌桓多次以武力犯边。攻幽州，寇辽西、辽东、右北平，迫使三郡内徙。乌桓由此占据了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仑河和老哈河流域地带。但至宣帝时，乌桓仍旧与西汉王朝保持“保塞降附”的关系。这因为，乌桓虽然摆脱了匈奴的羁绊，并就此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稍似强大起来的乌桓亦明白，若脱离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其结果将会是另一番景象。但乌桓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不稳固的，时常受到来自外界的多种因素干扰，就是说，当中原王朝统一强大的时候，乌桓就会归附于中原王朝，求得保护和扶持。反之，乌桓则会反叛，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和途径。因为，乌桓需要强大和继续发展，不仅是其主观上的愿望，也是客观形势所逼。光武初，乌桓与匈奴一度连兵骚扰代郡（今河北、山西相连地带），其以东之地尤受其害。乌桓在此基础上，将势力不断向南推进，并且达到了“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14]的程度，由此导致“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东汉王朝及时调整了对乌桓的统治政策，对其采取恩威并行的方针。如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征讨乌桓，施以武力，使乌桓“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另外，在匈奴国乱，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空旷之时，对乌桓采取币帛贿赂之手段，抚之以德。由此，“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积极主动与东汉王朝恢复蕃属关系。东汉王朝亦不失时机批准乌桓愿留宿卫的请求，并且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侯，助击匈奴、鲜卑。在此基础上，光武帝采纳了司徒班彪的建议，“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于是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万全），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在东汉王朝上述政策感召下，乌桓与东汉王朝保持和发展着友好互信的蕃属关系，至东汉明、章、和三朝长达60余年。
然而，至东汉中后期，尤其是东汉末年，“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汉）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掠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乌桓一度摆脱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尤在军阀混战形势下，就会向南扩张，以求一逞。并且时常会受到中原军阀势力的牵制和利用。与中原王朝处于时附时叛的状态。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至黄河南岸），截留商贾车牛千余辆，挑起事端，首次破坏了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其后的永和五年、延熹九年，乌桓勾结鲜卑及南匈奴（鲜卑别部）寇缘边九郡，俱叛。至此，乌桓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又趋向紧张。自灵帝初，上谷乌桓难楼部、辽西乌桓丘力居部、辽东乌桓苏仆延部、右北平乌桓乌延部皆自称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叛汉，入乌桓丘力居部，自号弥天安定王遂统领诸郡乌桓，自称乌桓元帅，常率三郡乌桓骚扰青、徐、幽、冀四州。五年，幽州牧刘虞斩张纯，才平息了乌桓叛乱，北州乃定。
献帝初平中，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从子蹋顿代立为王，总摄三郡乌桓。建安四年，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争锋于易京（幽州易水）。蹋顿出兵助袁绍灭了公孙瓒，这是乌桓直接参与中原封建军阀割据的混战，为此，“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与袁绍结成了军事联盟。建安十二年，曹操北伐统一北方消灭袁绍的同时征服了三郡乌桓。其后，操悉徙乌桓族于中原，并强制万余落乌桓人迁往内地收编为骑兵，号“天下名骑”。进入中原的乌桓人与中原汉族融合，留居故地的乌桓人则与鲜卑族融合。乌桓自此就不再是一个单一民族了。
西汉初年，鲜卑和乌桓同被匈奴所破，远徙至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处其北边。因有乌桓的阻隔，鲜卑为中原所知晓要晚于乌桓。光武初，在匈奴胁迫下，鲜卑与乌桓常年寇抄北边，杀掠吏民，始无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勾结匈奴犯辽东，为辽东太守祭肜所败，损失惨重。及南匈奴附汉，北匈奴孤弱之时，鲜卑亦遣驿使通于东汉王朝。其后，鲜卑首领偏何主动求效于祭肜，希望为东汉王朝效力。于是，在协助东汉征讨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时，获大胜，斩首2000余级，并持首级到辽东接受赏赐。三十年，鲜卑大人於仇贲、满头等率族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光武帝封仇贲为王，满头为侯。自此，鲜卑与东汉王朝建立了隶属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地协助辽东征讨赤山乌桓，接受封赏。为此，青、徐两州每年还要担负二亿七千万钱给鲜卑为酬劳。
和帝永元中，东汉王朝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则乘机转徙占据了匈奴故地。没有逃走的匈奴10余万人就此加入了鲜卑，鲜卑由此强盛起来。东汉王朝征服匈奴，客观上帮助了鲜卑，使其成为了北方劲族。然而，强大起来的鲜卑部落并未知恩图报，相反却是连年进寇北边。为此，东汉辽东太守祭参、渔阳太守张显、代郡太守李超分别遭到了“狱死”“阵死”和“战死”的悲惨结局。当然，鲜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比较微妙复杂的，不能轻易下结论认为两者就是连兵对立的关系。由于利益的驱使，鲜卑局部势力有时也会主动投靠中原王朝，求得自保或休整的机会。如安帝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度辽将军邓遵处请降，奉贡献。安帝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绦缯各有差。但时隔不到一年，其至鞬复叛，寇居庸。“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延光中，又复寇雁门、定襄、太原。顺帝永建中，寇代郡，数寇渔阳、朔方，迫使东汉北部缘边诸郡疲于奔命。其至鞬死，鲜卑抄寇稍减。
其至鞬死后，鲜卑又出现一位杰出的首领檀石槐。其人勇健有智略，作战所向无前，且“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鲜卑在其统领下，发展迅速，其势大增，可“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同时，将鲜卑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主领。其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秽貊20余邑；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10余邑；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20余邑。皆总属檀石槐。
鲜卑檀石槐以此为资本不断骚扰缘边九郡，杀掠吏民。给东汉北部边郡造成极大威胁。为此，东汉王朝试图采取和亲安抚之策以缓解压力，“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但檀不为所动。于是，自“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
是什么原因导致鲜卑与东汉王朝的关系如此紧张呢？笔者认为，议郎蔡邕的话很有见的。“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就是说，目前的情形不可与武帝时相比，鲜卑强盛不只是“关塞不来，禁多多漏”造成的。实际上，东汉末年，中原丧乱，军阀蜂起造成了中央王朝已无力顾及边患，更没有实力和权威降服鲜卑的气焰。一句话，东汉末年软弱无力的局面，使鲜卑根本没将其作为靠山和赖以生存的条件。
曹魏时期，鲜卑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虽稍有缓解，但仍不算乐观。其时，鲜卑大人虽为步度根，但众稍衰弱，其中兄扶罗韩亦别拥众数万为大人。后小种鲜卑轲比能杀扶罗韩，于是步度根怨轲比能。文帝时，鲜卑步度根部由乌桓校尉管辖，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受到曹魏政权的支持和保护。至黄初五年，步度根鲜卑诣阙贡献，厚加赏赐，是后一心守边，不为寇害。明帝时，曹魏政权继续对鲜卑推行“绥和戎狄”之策，羁縻步度根和轲比能两部，以息征战。至青龙元年，比能诱步度根叛魏，寇抄并州，杀掠吏民。其间，步度根鲜卑之归泥部叛比能，降魏。魏拜归泥为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并州遂安。
轲比能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被推为鲜卑首领。又因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原人多亡叛归比能，汉人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因此鲜卑轲比能部落汉化程度较高。“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在此背景影响下，鲜卑轲比能部脱颖而出，均与东汉、曹魏等中原政权建立隶属关系。曹魏文帝立比能为附义王。比能亦驱牛马7万余口与魏人进行交市，发展与中原汉族的经济往来。比能死后，居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的鲜卑素利部、弥加部、厥机部皆与曹魏建立了政治关系。太祖曹操皆表宠以为王，如立厥机子沙末汗为亲汉王；文帝立素利、弥加为归义王。
夫余族的名称虽然见诸西汉时期，但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却始于西汉末和东汉初。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又“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此两条记载至少可提供两个方面的信息。首先，夫余同高句丽一样，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与中原王朝建立了相应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曾接受了西汉王朝发给的印绶，其首领或名王、或名侯。表明他们都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民族区域。其次，王莽篡权后，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威，收回了西汉王朝的印绶，重新颁发了王莽新朝的印绶。就是说，虽然中原王朝的主体朝代变了，但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从属性质并没有改变。夫余仍旧是中原王朝统辖下的活跃于东北地区的民族。不过，王莽篡权后，没有处理好与周边诸族关系，使用偏激的高压民族统治政策激起了他们对中原王朝的不满。例如，王莽欲发高句丽兵去讨伐匈奴，遭到抵制，高句丽人逃往塞外。为此，王莽“更名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对夫余亦有类似之举，故“匈奴未克，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忧也”。
东汉光武复兴，调整了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于是，“东夷诸国皆来献见”。其中就有夫余人的使者，否则这条史料不会出现于《后汉书·夫余国传》中。建武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15]。自此，夫余与东汉王朝往来不断。但受高句丽扩张的影响，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乐浪，杀伤吏民，但不久又复归附。永宁元年，夫余王遣嗣子尉仇台到汉都洛阳贡献，安帝赐尉仇台印绶金缕。第二年，高句丽结马韩、秽貊数千骑围玄菟，情况危急，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兵2万助汉解围，并讨破之。第三年，高句丽又勾结马韩、秽貊犯辽东，夫余王遣兵救破之。顺帝永和元年，夫余王亲自来朝拜谒天子，顺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夫余仍遣使朝贺贡献。总之，夫余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东汉中前期达到了高潮。夫余国作为东汉王朝境内的地方民族政权受汉玄菟郡管辖。据《三国志·夫余传》记载：“汉时，夫余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就是说，夫余王死，须到玄菟郡领取“玉匣”，玉匣由汉中央王朝发给，常预先由玄菟郡保管，待王死下葬时，才到玄菟郡领取。此记载表明，夫余与中原王朝已结为一体。体现了东汉王朝对夫余王的最高礼遇。“玉匣”到底是什么样子，至今考古未有发现。不过，20世纪70年代初，在河北省满城发掘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时，出土了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和镶玉漆棺。这两件玉质葬品与“玉匣”有无关系，需要考古学者提供相关信息，如果两者存在内在联系，那么夫余王的地位等同于中山靖王（刘胜，武帝刘彻庶兄）是毫无疑问的。
东汉末，中原动乱蜂起，中原王朝的国力渐衰，权威下降，夫余与东汉王朝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桓帝永康元年，夫余王夫台将兵2万寇玄菟，为太守公孙域击破，斩首千余级。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夫余与玄菟郡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因史料失载不得而知。但至灵帝熹平三年，夫余复奉章贡献表示和好，条件是夫余王请求夫余改属辽东。此亦说明，玄菟郡在处理与夫余关系上是否出现偏差，也未可知？然而，《三国志·夫余传》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条信息是，东汉末，军阀公孙度雄踞辽海，威服四夷，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中原东汉王朝的统治地位，具有扶持和保护地方少数民族利益的能力。而此时，东北强族高句丽和鲜卑为自我利益角逐于辽西、辽东之间，夫余又恰处于高句丽和鲜卑之间。公孙度为了控制高句丽和鲜卑的争斗和扩张，采取了争取和拉拢夫余的策略，故“妻以宗女”，用和亲的手段把夫余拉到自己的政治营垒里，于是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其时，公孙度以辽东太守的身份将辽东郡分为辽西、中辽两郡，各置太守，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夫余与东汉断绝往来，而归属辽东公孙氏政权，正是以上述背景为依托的。
曹魏时期，夫余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密切。其主要表现是，“夫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16]往来不断。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高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至夫余，夫余王位居遣大加到郊外奉迎，并为魏军提供军粮。
西晋时期，夫余与中原王朝仍保持密切的从属关系。因夫余国世居秽地，历代中原王朝都颁发其王“秽王之印”以示确认从属关系。武帝时，夫余频来朝贺。然至太康六年，夫余为慕容鲜卑所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在夫余国破王亡之际，晋武帝下诏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17]帮助夫余王依罗复其国。对见死不救，导致夫余国灭之责任者，晋护东夷校尉鲜于婴给予就地免职处分，同时下令禁止贩卖被鲜卑掠去的夫余人口。从以上相关记载可以看出，西晋时期，夫余同中原王朝关系非同一般。
挹娄其名，始见于《后汉书·挹娄传》，称其为古肃慎氏之国，然而后来之《晋书》又列有《肃慎氏》称其为一名挹娄。就是说，挹娄与肃慎实为一族，具有相承的关系。汉魏之际肃慎改称挹娄。由此，肃慎作为挹娄的前称，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关于此，本章前节已有阐述，现不再赘述。
关于挹娄与中原的关系，因史料所限，知之甚少，仅据《后汉书》记载，挹娄“自汉兴以后，臣属于夫余”。说明东汉时挹娄受夫余的辖制，夫余使用繁重的租赋剥削和奴役挹娄人，挹娄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但间接地通过经济手段与东汉王朝保持相对的往来。
挹娄人并不甘心夫余的压迫，曹魏文帝黄初中，试图通过武力反叛，结果招至夫余的数次讨伐。然而，挹娄人并不屈服，一方面以山险地形为依托，利用传统的弓矢为锐器，顽强地与夫余进行抗争。另一方面通过向曹魏政权贡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土特产品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往来，以削弱夫余人对己的控制。对曹魏而言，非常重视挹娄与中原的关系，为此元帝诏归挹娄使者于相府，赐其王傉鸡、锦罽、绵帛等以示褒宠。至惠帝元康初，挹娄仍与中原西晋王朝保持朝贡关系。因为自晋太康六年夫余灭亡以后，挹娄才彻底摆脱夫余羁绊，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与中原王朝的往来关系。
东晋元帝中兴，挹娄诣江左贡其石砮。至成帝时，又通贡于后赵石勒。至南北朝初，仍有挹娄朝贡中原诸朝之记载。需要说明的是，挹娄与中原王朝建立隶属关系，主要是通过设在辽东的东夷校尉管辖。
勿吉和靺鞨，是肃慎、挹娄进入南北朝以后的称呼。据《魏书·勿吉国传》记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北史·勿吉国传》亦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根据上引史料推断，勿吉和靺鞨是同一个民族的两种称呼。又据杜佑《通典》列有《勿吉传》，又称《靺鞨传》，这两个民族所组成的7个部落名称也完全相同，表明勿吉和靺鞨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不过隋唐时期，勿吉已不见于史，只以靺鞨或黑水靺鞨代称。关于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以勿吉这个族称出现的。据《魏书·勿吉国传》，“去延兴中，（勿吉）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主动与中原北魏王朝建立联系。太和九年、十年，复遣使侯尼支朝献，表示愿意与北魏加深关系。“太和十二年（488年），勿吉复遣使贡楛矢方物于京师（今洛阳）。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余人朝献。景明四年，复遣使候力归等朝贡。”勿吉人如此大规模地到中原来朝献贡方物，表面上是经济物质方面的交流，实际上聪明的勿吉人是以此为媒介打开通往中原的通道，换取中原王朝的好感，寻求其对自己的保护和支持。对中原王朝而言，延兴至太和年间正是北魏孝文帝当政时期，其开明的民族改革措施和统治政策，吸引周边各族对中原的向往和仰慕。他们首先从经济交往入手，逐步建立民族间的政治关系，客观上带动了地区经济和民族经济发展，加速了民族融合。然至北魏正光年间，因中原纷扰，一度中断往来。到东魏兴和二年，又遣使石久云等贡方物。至武定以后，往来不绝，延至北齐武平年间，仍有勿吉朝贡的记载。勿吉向中原王朝输出马匹和楛矢等传统贡物的同时，自然地带回了汉文化。从勿吉故地考古发掘表明，所出土的铁器有铁屑、铁锛等手工具，其中铁锛、铁镰从造型上看，均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器物相似。勿吉社会铁器的广泛使用，在反映勿吉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说明勿吉通过与中原频繁交往所带来的实惠。
三 隋唐时期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隋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封建中央集权高度强化时期，要求国家完整统一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不仅符合包括东北各族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利益，也是隋唐两朝的基本国策。为此，在上述背景影响下，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各民族在遵循这一原则框架下建立和发展着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从总的趋势看，东北各族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原汉族友好相处、共同进步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也是东北各民族与中原王朝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基础。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各族除汉民族之外，主要有高丽、室韦、契丹、奚、靺鞨、渤海等。他们均以自己的民族特点和对应方式建立和发展与隋唐二朝的关系。
（一）与高丽族的关系
高丽，即汉魏以来称雄东北的高句丽。东晋义熙三年，在其扩张西进战略促动下，高丽以武力从慕容燕手中夺取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辽东地区。高丽以辽东为据点，乘魏晋南北朝中原政权更迭多变，割据势力亦纷争不已之机。不断以武力对周边弱小民族大加蚕食和侵扰，东北诸族深受其害，对中原王朝东北边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隋开皇元年，隋王朝统一中原，建立政权后，基本结束了自魏晋以来近300年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面对中原的局势和新的中央政权，割据辽东及其以东地区至朝鲜半岛北部的高丽地方民族政权做出了聪明的选择，即频繁遣使入朝贡献。主动谋求与隋朝建立关系。隋中央王朝对高丽的积极态度给予肯定，即授高丽王高阳为大将军、辽东郡公。明确了其与隋朝的臣属关系。高丽之所以积极主动与隋朝建立关系，主要是希望隋朝承认其在辽东的统治地位。但作为中原中央王朝，隋朝在统一中原的基础上统一北方和东北是其既定国策。于是，当隋朝平陈以后，高丽感到十分恐慌，“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高丽这一举动使隋朝十分反感，隋文帝为此下玺书表明态度，同时告诫高丽王不要“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杀害边人，屡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之所以“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就是希望高阳“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其实，文帝这道玺书就是隋朝对高丽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目的在于消除高丽的恐惧心理，规范高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同时限制高丽扩张和对周围各族的侵扰。高阳接到玺书后，“奉表陈谢”，但不久病死。其子元嗣位，隋朝仍“遣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但高元并未诚守玺书的要求，不久便领兵万余骑寇辽西，为营州总管韦冲击退。文帝为之大怒，发兵高丽，下令罢元王爵。高丽为此“惶恐，遣使谢罪，元亦岁遣使朝贡”，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尽管如此，高丽与隋朝的关系已经跌入低谷。从而导致了隋朝自开皇十八年至大业九年的长达15年的4次讨伐高丽战争。
从高丽与隋朝建立臣属关系的过程可以看出，高丽作为历代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高丽从主观愿望上希望与中原王朝建立一定意义上的臣属关系，寻求中原政权给予的支持和保护，但高丽的扩张野心，又是中原王朝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东北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最大障碍。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导致中原王朝与高丽发生冲突乃至战争的根本原因。
进入唐代，高丽当局似乎汲取了与隋朝建立关系的一些教训，武德二年，即遣使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表示与新王朝建立关系的愿望，以此博得新王朝的好感。唐朝方面，因国家初立，百废待举，处理好与周边诸民族的关系是实现这一国策的重要一环。故唐高祖特下书修好，表示“王既统摄辽左，世居藩服，思禀正朔，远循职贡”。对高丽抱以极大希望。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往，册建武为上柱园、辽东郡王、高丽王。就此，唐朝承认高丽的藩属地位。
贞观二年，唐朝平定北部边患，战败突厥颉利可汗后，高丽王建武闻知，即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封域图就是疆域图，高丽献图的目的就是认可唐朝对其疆域的主权地位，以避免遭到突厥颉利可汗一样的下场。然而，高丽献图只是权宜之计，是其阳奉阴违策略的一种手段。由于担心遭到中原王朝对突厥同样的打击，高丽筑长城千里，东北自夫余，西南至海，同时又遣太子桓权入朝贡献方物。不幸的是，此间高丽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其西部大人盖苏文采取宫廷政变手段弑杀了高丽王建武，立建武弟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比中原王朝兵部尚书）。对高丽政变唐朝并未采取非常行动，默认了高丽自己的选择。贞观十七年，封其嗣王藏为辽东郡王、高丽王。
然而，令唐朝感到不快的是，高丽扩张之野心并未因新王朝的建立丝毫有所收敛，反而肆无忌惮地以武力蚕食或侵扰周边之民族，使唐朝东北边陲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另外，新罗、百济欲上书朝唐，又因高丽闭道而受阻，高丽这种无视中央王朝，且带有挑衅性质的行为，不仅使唐朝的权威受到挑战，而且因为高丽阻挠使唐朝与东北其他民族的关系遭到破坏，这是令唐朝难以容忍的。更由于高丽占据的辽东原为中原王朝固有郡县，被高丽割据200余年，为此，隋唐二朝大臣纷纷上书要收复辽东。唐太宗当政后也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18]在此背景影响下，唐朝出兵辽东，征伐高丽，统一东北已势在必行。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前后经太宗至高宗凡6次举兵，历24年，终于灭亡了高丽，收复辽东。由此可见，高丽与唐朝的关系，走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责任完全在高丽一方，因为，唐朝初期，高祖和太宗对东北诸族，包括高丽在内主要采取调和、安抚的政策，以维护东北及朝鲜半岛的统治秩序。唐朝通过武力解决高丽问题后，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治平壤。唐朝与高丽的臣属关系随着其地方民族政权的灭亡而结束。
（二）与室韦族的关系
室韦，又称失韦，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载于史的北魏时代。据《魏书·失韦国传》记载：“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迄武定末，贡使相寻”，以经济往来为突破口与中原北魏、东魏等王朝建立关系。北齐时，室韦继续入贡。《北史·室韦传》载：“及齐受东魏禅，亦岁时朝聘。”实际上，室韦与北齐建立关系始于天保二年，即北齐王朝建立的第二年，自此，几乎每年都入贡。《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二年闰四月，室韦国遣使朝贡”，“天保三年夏四月丙申，室韦国遣使朝贡。”《北齐书·武成帝纪》载：“河清二年二月，室韦国遣使朝贡。”《北齐书·后主纪》载：“天统三年，冬十月室韦国遣使朝贡。”上述记载说明，室韦在北朝时期与中原诸朝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带动了双边的经济文化的交往。室韦通过畜牧产品和土特产品换取中原的手工业品和粮食，客观上促进了室韦社会经济的发展。
隋朝末年，中原战乱连绵，突厥乘势称雄于北中国，其北方弱势民族被迫臣附之。其中室韦被“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但至隋开皇三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以后，东突厥一度接受隋朝统辖，室韦则就势入贡于隋。《隋书·高祖纪下》载：“开皇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隋书·炀帝纪下》载：“大业六年六月辛卯，室韦遣使贡方物。”但室韦与隋朝建立的朝贡关系，是在突厥鼻息下进行的，一不密切，二不牢固，有时甚至要通过突厥间接臣附于隋。如“大业三年，（炀帝）欲出塞耀兵，经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启民（突厥可汗）惊惧，先遣武卫将军长孙晟谕旨。启民奉诏，因召所部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究其原因，是中原王朝——隋朝尚不甚强大，没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护统辖下的弱小民族。
唐代，室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已大为改观，不仅有了实质性的交往，而且室韦作为中原王朝管辖下的民族，唐朝在其活动地带设置了带有自治性质的羁縻府州，称室韦都督府。其设置背景，首先，唐朝建立后，北伐突厥，东征高丽，使室韦从突厥的胁迫中解放出来，为周边诸族与中原交往开辟了便利条件。其次，室韦多年来遭受突厥的残暴欺侮，主观上迫切希望摆脱突厥的控制，唐朝征服突厥后，室韦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室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早在唐高祖武德八年，室韦始遣使入朝贡献。唐贞观年间，室韦贡方物，献貂皮，朝贡不绝。直至唐玄宗开元末年，百年来室韦与唐朝仍保持时续时断的往来关系。其间，突出的变化是，由于唐玄宗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力度，对前来朝贡的室韦首领、使者授以官职，明确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据《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九年，室韦遣使贺正，授将军，放还蕃”；二十年，“室韦大首领薛勃海恍来朝，授郎将，赐帛五十匹，放还蕃”。此将军、郎将对室韦首领而言，还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名号，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氏族部族中的地位，同时为后来室韦都督府的设置奠定了基础。其后，室韦与唐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至天宝间，室韦入贡的次数每年平均多达两次以上。在此基础上，大约在唐德宗朝，唐朝在室韦地区设置了室韦都督府。因为，据史载：“贞元八年闰十二月，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一人来朝”；“大和九年十二月，室韦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开成元年，阿成又两次来朝。这些来朝的室韦首领被冠以都督或大都督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唐朝室韦都督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这表明，唐中央王朝正是从行政建置建设方面入手加强对室韦的管辖，与魏晋时期东北诸少数民族统由东夷校尉管辖相比较，更为进步和规范化。因为在少数民族区域设置的都督府都类属于羁縻性质的地方行政建置，其最大特点是自治性、灵活性，其都督可以世袭。这正如史料所载：“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这些被授予都督、刺史的首领，都具有双重的政治身份。一方面他作为都督、刺史，对中原唐王朝负责，直隶于河北道幽州都督府，受唐朝设在营州（今朝阳）的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另一方面作为民族部落首领对本民族负责，代表本民族与中原王朝进行经济文化的往来与交流。总之，唐朝在室韦地区设置羁縻性质的室韦都督府是唐朝推行民族统治政策的最高管理形式，它不仅符合室韦民族的最高利益，同时是室韦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达到最好的时期，客观上促进了室韦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与契丹族的关系
契丹是南北朝时期记载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东北重要民族之一。北魏至北齐是契丹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契丹与中原政权建立联系的开始。据《魏书·契丹传》记载：“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表明各部均以文皮、名马贡献于北魏，同时又在“和龙、密云之间”与北魏各族进行互市，建立经济往来关系。但他们又经常遭受强邻的侵轶，曾一度臣于突厥，与中原王朝处于时附时叛的状态。
隋唐初年，契丹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19]文帝开皇三年，北周营州刺史高保宁曾联结契丹、靺鞨等部落举兵反隋，为隋幽州总管阴寿所败。保宁败奔契丹，为其部下所杀。四年五月，该部契丹主莫贺弗遣使降于隋，拜大将军。五年四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于隋。开皇末年，契丹别部4000家背突厥降隋。显然，契丹各部为摆脱困境，主动与隋朝建立关系。隋朝则对契丹内忧外患的境遇有所关注。“开皇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并在其荒年“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由于隋朝实力所限，契丹尚未摆脱突厥、高丽等强族羁绊，故与隋朝的关系也是不稳定的，因受突厥和高丽的钳制，契丹与隋朝也时有矛盾发生。隋大业元年，契丹与隋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冲突，起因是契丹出兵骚扰营州，结果招致惨败，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20]。契丹遭此重创后曾一度消沉，隋以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统之。
1.唐代，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1）贞观四年，唐朝完成了平定北部边患，以武力征服了突厥的战略任务，威震四夷，增强了契丹对唐朝的仰慕。由此，出现了契丹大规模向唐朝靠拢的新局面。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在其大酋孙敖曹及君长于武德中遣使者献名马、丰貂的基础上，“契丹辱纥主曲据率众内附，以其地置玄州，以曲据为刺史”。同年十一月，“契丹帅窟哥……帅所部内属。以契丹部为松漠府，以窟哥为都督；又以其别部帅达稽等部为峭落等九州，各以其辱纥主为刺史”。
（2）在政治上，唐朝承认其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并为其提供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以因俗而治的方针，在其民族活动地带设置羁縻府州，以其酋长及部落长为刺史、都督。同时，又“复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契丹）、饶乐（奚）地，置东夷校尉”[21]。东夷校尉多由唐中央政府委派，或由营州都督兼任，负责协调管理契丹及各族事务。由此，契丹松漠都督府实际就是唐朝设在契丹民族地区的一级地方性民族政府，同室韦都督府一样都带有羁縻性质，自治程度较高。但无论如何，就其政治关系而言，契丹已完全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体系。为此，唐代契丹，他们曾以大唐国家臣民的身份参与了诸多活动，有官方或民间的。其中包括到首都长安拜谒、联姻、参观游览、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配合唐朝军队参与军事活动。例如，开元二年，在突厥控制下的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从父弟李失活，偷偷来到唐都拜谒唐玄宗，被“玄宗赐以丹书铁券”[22]，这样高的礼遇在契丹史上是不多见的，四年，为其复置松漠都督府，任都督，封松漠郡王，授左金武卫大将军，并于松漠府内置静析军，以失活为静析军经略大使。政治上给予极大的信任和荣誉。同时，将东平王外孙杨元嗣女永乐公主嫁给失活为妻。通过联姻加深了其与唐朝的关系。尤其是，当契丹贵族内部发生矛盾引发冲突时，唐朝以大局为重，尊重契丹民族的选择，尽力协调好他们的关系，使矛盾化解或缓和，对来朝廷避难的契丹贵族尽力提供方便，并给予关怀抚慰。
契丹对唐朝的恩典均表示感激和持积极态度，经常派使者朝献。据《新唐书》记载，仅开元、天宝间，契丹遣使朝献不下20次。基于此，唐朝“岁选酋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每引见，赐与有秩，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
（3）在经济上，唐朝通过与契丹互市贸易等经济活动促进了契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因为，契丹自古就是生活于“大漠之间，多寒多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地区的民族。归附唐朝以后，契丹与唐朝的经济关系大大加强了。其表现形式民间以互市为主，官方以“朝贡”为主。如武德八年，“中国（中原）丧乱，民乏耕牛，至是资于戎狄，杂畜被野”[23]。这种经济往来，使中原农民解决了耕畜问题，而契丹方面就此获得了粮食、彩帛、布匹、陶瓷等日常生活用品。此外，契丹贵族也常派代表以使臣身份访问唐都长安。频繁的政治往来和经济活动使契丹耳闻目睹了封建大国的空前繁荣和富有，客观上激发了他们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使契丹经济自此活跃起来。到唐末，契丹的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显逐发展，并有零星的种植业出现。有关契丹民族的农业活动史书记载甚少，但这并不说明契丹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就晚。“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太祖拳拳焉。”涅里，又作雅里、泥礼，为辽太祖阿保机七世祖，在唐开元二十三年，为争夺遥辇阻午可汗位杀过契丹都督李过折。那么，涅里作为唐代契丹人的首领率先提出了农、工之事，反映出契丹早期社会出现农业和手工业活动是在唐代。契丹与唐朝的经济往来奠定了契丹社会经济多样化的各方基础。
2.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从总体上讲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
具体地讲，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契丹作为唐朝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得到唐朝的诸多帮助和扶持是其主流。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自利益的驱使，双方也时有矛盾和冲突。但从主体上讲，其责任在唐朝方面要大一些，其原因主要是唐朝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有时出现偏差。例如，唐朝前期，即高祖至高宗时期，由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较好，契丹作为民族政策的受益者从主观上讲也是积极配合的，因而关系比较融洽。及至武后临朝至玄宗后期中央王朝政治危机日益严重，契丹与唐朝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甚至导致大规模军事冲突。比较突出的有二例，一是武后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勾结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杀了营州都督赵文翙，起兵叛唐。起因是都督赵文翙刚愎自用，对契丹存有偏见，“视酋长如奴仆”，契丹遭饥荒却不加赈济，激起契丹民众不满。二是玄宗时，边将安禄山在任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期间为讨好玄宗，多次对契丹用兵，肆意杀掠，给契丹、奚等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玄宗天宝九年，“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安禄山的暴行严重破坏了唐朝与契丹的关系。从以上两个事例看，表面上是唐朝某些地方官吏的暴行破坏了契丹与唐朝的关系，但事实上是唐朝统治者以武后和玄宗为代表的居威自傲、好大喜功，在客观上破坏和践踏了太宗至高宗时期的民族统治政策，放纵了地方官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欺压，这是一条严重的历史教训。
广德元年，历时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毁灭性破坏，元气大伤。其间，唐朝为缓和与契丹的矛盾，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自至德后，藩镇擅地务自安，鄣戍斥候益谨，不生事于边，奚、契丹亦鲜入寇”。其后，“至德、宝应时再朝献，大历中十三，贞元间三，元和中七，大和、开成间凡四”。至“会昌二年，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并赐以“奉国契丹之印”，基本恢复了唐朝前期与契丹的从属关系。正是在唐朝扶助下，“咸通中，其王习尔之再遣使者入朝，部落浸强”，为契丹奠定了强族立国之基。
（四）与奚族的关系
奚，亦称库莫奚，与契丹为“异种同类”之民族，北魏时，始见于史，居鲜卑故地。北魏道武帝登国中，由于北魏的讨伐始于契丹分背别为一族。北燕太平六年，奚与契丹皆降附于北燕，燕署其大人为归善王。当北魏王朝迁都大同，其后又迁都洛阳，其政权南移入主中原以后，国势大增，又“置戍和龙，诸夷震惧，各献方物”[24]，其中奚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遣使朝献于魏，其后朝献不断，有时一年数次，或一月两次，与北魏王朝建立了亲密的朝贡关系。奚多以其特产名马、文皮奉献于魏。基于此，孝文帝时，奚一度徙居塞内，与安州、营州边民杂居，并同他们进行贸易往来。二十二年，入寇安州，北魏营、燕、幽三州兵击走之。后又款附，求入塞交易。齐受魏禅，奚族继续与北齐王朝保持朝贡关系，岁时来朝。
奚族历史上曾臣附于突厥，隋统一中原以后，突厥称藩于隋，奚亦遣使入朝，由于受突厥的胁迫，奚与隋朝处于“或通或绝”[25]的状态。自大业时，岁遣使贡方物，与隋朝的关系不甚明朗。
唐朝建立后，奚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高祖武德中，由于对唐朝不甚了解，奚族受北方军阀高开道的蛊惑曾连兵寇幽州，被击败后一度消沉。及至太宗贞观三年，始遣使来朝，此后17年间，奚人凡4次朝献，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朝贡式的往来关系。但值得关注的是，太宗征高丽，奚族大酋苏支率奚兵从征，并立有战功，奚兵俨然成为中原王朝军队中不容忽视的一员。自此，奚族与中原唐王朝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的朝贡关系转变为臣属关系。其后不久，于贞观二十二年，奚族在首领可度者带领下举部落内属。唐朝为其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使持节六州诸军事、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并赐宗室姓李氏，这么高的礼遇在奚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说明，奚族及其领导者已经成为中原唐王朝统领下的正式臣民。据史载，饶乐府受辖于东夷都护府，由东夷校尉直接领导。
遗憾的是，高宗显庆初年，可度者死，奚族遂叛唐。唐于显庆五年、六年两次出兵讨伐，奚人惧，乞降，并杀其首领匹帝。后，又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奚人在契丹诱惑下在营州叛唐，旋转附突厥。自此，奚与唐朝的关系处于低潮时期。
唐初，突厥衰落，玄宗开元二年，奚族首领李大酺在契丹李失活率部归唐影响下亦遣使入唐请降。第二年，李大酺随李失活一起朝唐。唐朝不计前嫌，复以奚地为饶乐州都督府，授李大酺为饶乐州都督，封饶乐郡王、左金吾卫大将军，并诏宗室女辛氏为固安公主嫁给李大酺，恢复了唐朝在奚族地区的行政建制与统辖关系。
唐玄宗后期至肃宗时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唐朝国力渐衰，奚受契丹威胁一度附于突厥，与中原王朝处于时附时叛的状态。唐朝末期，契丹渐强，“奚不敢亢，而举都部役属”[26]。
（五）与靺鞨族的关系
靺鞨在北朝时期称勿吉，但据《北齐书》载，武成帝河清二年“是岁，室韦、库莫奚、靺鞨、契丹并遣使朝贡”。又据朝鲜《三国史记》，靺鞨其名出现于西汉。说明靺鞨民族至少在北朝时期与中原王朝已经建立了朝贡关系。隋朝时期，随着中原王朝统一强大，靺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紧密。据《隋书》记载：“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粟末部与高丽常处于军事对峙状态。由于族势相对较弱，常受强邻高丽役属。隋朝立鼎中原以后，为寻求保护，“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为此，文帝下诏告慰其使说：“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为父。”文帝认为大隋王朝与靺鞨如同父子关系那样亲密，而靺鞨使却认为：“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27]，表明是主与仆的关系。这里不论是哪种关系，隋朝对靺鞨的支持和保护是毋庸置疑的。当然，由于靺鞨分为七大部落，地处东北的东北部，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两部为近，故往来密切些。正是在此背景影响下，炀帝时，粟末靺鞨首领度地稽率其部内附，隋拜其为右光禄大夫，居柳城（今辽宁朝阳）。因地近中原，粟末靺鞨人与中原汉人往来密切，故他们“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汉化程度要比其他部落大得多。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隋征高丽之役中，度地稽率其部从征，与中原军队共同进行统一的国内战争，且有战功，与中原将士一样受到厚赏。大业十三年，度地稽有幸跟随炀帝巡幸江南，游遍大半个中国。隋末，中原形势动荡，度地稽率其部仍留居辽西，并未返回故地。
唐代，靺鞨七部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其中除粟末靺鞨早在隋代徙居辽西而外，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否则《新唐书》不会专列《黑水靺鞨》来记述其与唐朝的关系。唐初，靺鞨七部中因白山等部地邻高丽，常受高丽役属，唯粟末、黑水两部率先建立和发展与中原的王朝关系。时，黑水靺鞨尤为顽强，分为16部，以南北称。武德五年，渠长阿固朗始来朝。太宗贞观二年，乃臣附，并贡献有常。唐以其地置燕州。自此，黑水靺鞨地区纳入了唐的辖属范围。开元七年，黑水靺鞨遣使入朝，唐又以其地置黑水州。十年，酋长倪属利稽来朝，玄宗即封其为勃利州刺史。十三年，又于黑水州置黑水都督府，以其部长为都督、刺史，朝廷置长史监领。把原燕州、勃利州、黑水州提格为黑水都督府，其建置规模大大提高了。并且赐其都督李姓，名献诚，以云麾将军领黑水经略使，隶幽州都督府。其后，与唐朝往来不断。渤海宣王大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
据《旧唐书》记载，隋末内附于隋的粟末靺鞨首领突地稽于隋亡后转附于唐。“武德初，遣间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刘黑闼叛唐，助唐平叛受节度使，以战功封蓍国公，后因唐命徙其部于幽州之昌平城。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赐宗室李姓。其子李谨行，高宗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累拜右领军大将军、积石道经略大使。作为唐朝异族人的封疆大吏李谨行在多次平定西北边患战役中屡立战功，累授镇军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死后追赠幽州都督，陪葬高宗乾陵。这么高的礼遇在附唐靺鞨首领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反映出靺鞨及其首领已经完全融入于唐朝行政体系中。
（六）与渤海族的关系
渤海族和渤海国是两个不同的称谓概念。就是说，在渤海国建立以前尚未形成一定意义上的渤海族，渤海族是在渤海国建立以后经过多民族融合，或者行政干预后而形成的，因此，在讨论渤海与中原王朝关系时，应该将着眼点放在渤海建国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如此，所谓渤海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主要指其与唐朝和五代诸朝的关系。
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渤海建国本身就与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渤海是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包括靺鞨其他部落，以及早年移居营州后追随乞乞仲象与大祚荣父子的部分高丽人组建的民族政权。其中，粟末靺鞨早在隋代就已移居辽西，集居于营州。其首领突地稽在隋唐两朝都担任过中原王朝的封疆大吏。至于渤海国缔造者粟末靺鞨酋乞乞仲象、大祚荣父子到底与突地稽是什么关系，虽然史无明文，但可以肯定地说，乞乞仲象作为粟末靺鞨人和其首领是跟随突地稽一起从东北故地迁徙至辽西营州的。受突地稽影响，乞乞仲象、大祚荣等都非常仰慕中原文化，经过长期的历练基本具备接替或继承突地稽领导粟末靺鞨部落的资格和能力。否则，当武后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在营州叛唐之时，乞乞仲象和大祚荣也不可能一呼百应地率部落东奔回故地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震国。为此，武后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仲象死后，祚荣率众继续东奔至挹娄故地之东牟山建立了政权，自号震国王，显然是因袭其父的封号。震国建立后，因契丹叛唐附于突厥，营州一路受阻，与中原王朝失去联系，故大祚荣遣使交于突厥。中宗时，唐遣侍御史张行岌前往震国招慰祚荣，祚荣为此遣子入侍，接受唐朝的招慰。玄宗开元元年，唐朝又“遣使拜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28]由此可见，渤海国的建立及其国名的册定都是在唐中央王朝授意和过问下完成的，渤海与唐王朝的关系显然是政治上的臣属关系。而这种臣属关系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唐朝对渤海的态度，其主动权掌握在唐中央王朝手里。例如，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王，在位56年，他励精图治，积极发展与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史称“海东盛国”。根据他的业绩，唐肃宗宝应元年进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此前为渤海郡王），把渤海原“郡国”建置级别提格为“国”的建置，这在渤海国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同时也说明了渤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加强和唐朝对渤海国的重视。钦茂死后，其少子嵩璘继立，贞元十一年二月，唐遣内常侍殷志赡册大嵩璘为渤海郡王。而嵩璘为此特遣使入朝“叙理”[29]，表明态度，也希望册其为渤海国王。后来，唐朝同意了嵩璘的请求，进封其为渤海国王。此后，唐朝以渤海国王取代渤海郡王，渤海国的政治级别也大大提升了。但需要说明的是，渤海国作为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民族政权，其建置体制具有政治关系的双重性。因为，唐朝在册封其王为渤海国王的同时，又“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其忽汗州是唐朝的地方行政单位，忽汗州都督府是行政机构，而忽汗州都督则是唐朝的地方行政长官，对唐中央王朝负责。忽汗州都督府亦称渤海都督府，是唐朝带有羁縻性质的府州，受唐派驻的长史监领。后期，则由唐朝的幽州都督府或平卢淄青节度使节制。如果以渤海国王的身份出现，其王则是渤海民族的首领，对渤海国民负责。总之，这种双重关系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促进了渤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健康发展，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辽朝对异民族推行“一国两制”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基础。
渤海与唐王朝的政治关系确立以后，在此框架下不断加强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1）在政治上，渤海方面以遣子入侍、留宿卫、遣使贡方物、遣首领朝唐、遣使告哀、遣使贺正旦、献金银佛等方式加深与唐王朝的感情，寻求中原王朝的帮助与支持；唐朝方面则通过遣使谕旨、吊祭、册封、聘问等方式加强对渤海的管辖。
（2）在经济上，渤海与中原王朝的往来也十分活跃。因为渤海地处东北边陲，其社会经济远不及中原地区发达，为寻求发展和满足渤海王室贵族的奢华生活，就必须不断加强与中原王朝的经贸往来，引进生产技术。据史书记载，渤海建立不久，郡王大祚荣即遣王子朝唐，请求与唐朝进行“就市交易”[30]。他们向唐朝输出的产品主要有：马、羊、熟铜、布、
、海豹皮、貂鼠皮、白兔皮、熊皮、虎皮、海东青、人参、牛黄、附子、白蜜、麝香、松子、昆布、乾文鱼、鲸鲵鱼等土特产品及金银佛像、玛瑙杯、紫瓷盒、三彩器等手工制品。这些物品除了通过“就市交易”于中原内地交流外，再则就是通过朝贡方式进入中原。据统计，仅大钦茂在位50余年就遣使臣入唐朝贡49次之多，频繁的贡献往来，促进了渤海与唐朝的关系，加深了唐朝对渤海的好感和信任。中原内地输往渤海的商品主要有：帛、绢、绵、栗、金银器皿等。
另外，唐朝登州地区，是渤海向内地输出产品的集散地之一，这里常常停泊渤海的“交关船”（贸易船）。为了适应渤海与中原内地日益频繁的经贸交往，唐朝在青州设置了“渤海馆”专门接待来自渤海的客商。唐朝方面为了扩大和方便与渤海的经济往来，还专门开辟了陆路交通称“营州道”，海路交通称“登州道”，统称“朝贡道”。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内乱不已，唐朝需要战马，为此“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31]。
（3）在文化教育方面，渤海与唐朝的往来关系显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大祚荣及其父辈在中原汉区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此背景影响下，渤海建国后积极推动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交流和传播，是渤海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举措。为此，渤海锐意学习中原文化，“其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32]派遣贵族和世家子弟到长安抄写《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历史、政治文献加以研习和传播。在唐朝尊孔崇儒的影响下，历代渤海统治者也都笃信儒学，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为此，渤海统治者奉行唐朝的尊孔崇儒的教育方针，同中原内地一样设置胄子学，府州县等教育机构，其教材如《尚书》、《诗经》、《礼记》、《周易》、《论语》、《孟子》、《庄子》、《春秋》等汉家经典也都来自中原。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学习中原文化，渤海非常重视留学生的培养和留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渤海建国后，不断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到京师长安学习古今制度和攻读儒家经典。有的到有关机构学习天文历法、算学、医学、药学等，也有的到著名寺院钻研佛经。这些留学人员学成以后，将大批中原典籍图书、典章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带回渤海，带动了渤海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渤海的社会进步与繁荣。
唐朝灭亡以后，渤海仍与中原后梁、后唐两朝保持朝贡臣属关系。梁太祖开平元年，渤海遣王子大昭顺贡海东物产于梁，其后又多次朝梁。后唐庄宗同光二年，渤海遣王子及王室成员数次朝唐，目的是希望得到中原王朝的帮助和保护，遗憾的是后梁、后唐也都是短命王朝，已无力自保，不久渤海被崛起于东北的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辽朝灭亡了。
四 宋辽金元时期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辽天赞五年，辽朝以武力灭亡渤海，遂统一东北，但此一时期，东北边缘地带还活跃着一些民族与部族，如辽代鸭绿江流域及长白山南麓一带还居住着女真人。这些女真人被辽代契丹人划分为：南女真、北女真、曷苏馆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府女真、鸭绿江女真、长白山女真、生女真、濒海女真、乙典女真、奥衍女真等；宋人把女真人划分为：熟女真、回跋女真、生女真、东海女真、黄头女真等，显然上述被冠以名称的女真实际就是女真各部落，尚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上述女真各部以部为单位与辽、宋两朝建立了联系。据《高丽史·徐熙传》载：“自契丹东京（今辽阳）至我安北府（今清川江下游）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这部分女真人与北宋王朝建立了关系。其实，早在宋太祖建隆二年，女真人通过贡献“名马貂皮”与中原宋王朝已经建立了朝贡关系。据《文献通考》辑录，女真人于宋建隆二年、三年、四年，乾德二年，开宝二年、三年、五年，太平兴国六年，雍熙四年，淳化二年，大中祥符七年、八年，天禧三年等多次来中原王朝朝贡。女真人向北宋朝贡表面上是以经济方式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实际含有深刻的政治意图。因为“契丹阿保机乘唐衰乱，开国北方，并吞诸番三十有六，女真其一焉”，女真为了摆脱契丹人的控制只好远交于宋。如雍熙中，女真入朝诉契丹置三栅屯兵，绝其朝贡之路，乞遣兵平之。但北宋尚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征服契丹，只好采取招抚调和之策。为此，宋仁宗天圣年间，女真“不复入贡”。但女真人没有因此停止与中原内地的经贸往来，他们常“由苏州泛海至登州卖马”[33]，客观上也加深了与中原汉族相互了解，促进了相互的经济发展。女真与辽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其长期以来是辽朝契丹国家管辖的一个民族。
女真虽然也力图摆脱辽朝的羁绊，希望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地位，但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未实现这一愿望。相反，在政治上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被支配地位。辽朝以设置“大王府”等行政建置来纳降和管辖女真各部。如景宗保宁九年，女真国来请宰相、夷离堇之职，从此授者21人。圣宗统和八年，封女真阿海为顺化王，故置女真国顺化王府。太平六年，又于曷苏馆女真诸部置曷苏馆女直国大王府。先后又置有长白山女直国大王府、北女直国大王府、南女直国大王府、鸭绿江女直国大王府、濒海女直国大王府等，显然都是根据各部女真所处的地区而名之的。
在经济上，女真人常以金、帛、布、蜜蜡等土特产品，其余诸部则以蛤珠、青鼠、貂皮、胶、鱼皮、牛、羊、驼、马、毳罽等与辽朝进行交易。辽在宁江州设有互市市场，每年春猎后，都会聚集一些“女直（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后多强取，女真始怨”。辽朝的巧取豪夺使女真人极其不满，经济上的压迫，最终导致了女真人对辽朝的政治斗争。
辽朝末期，契丹统治者加强对女真人的掠夺和压迫，激起女真人对辽朝的强烈不满，女真与辽朝的关系跌入低谷。例如，辽朝皇帝贵族酷爱打猎，常以雄健的海东青为猎鹰。海东青产于女真，于是“每岁大寒，必命女直发甲马数百至五国界取之，往往争战而得，国人厌苦”。至辽天祚朝，“责贡尤苛”，女真人不堪其扰，经常“执杀捕鹰使者，示与辽绝”，更使女真人难以容忍得是，契丹银牌使者对女真妇女的欺侮和强暴。总之，辽朝末期，契丹统治者的暴行最终导致了女真与辽朝矛盾的激化，使辽朝走向灭亡。
金、元两朝是由少数民族主政的多元民族国家。就金朝而言，当时的东北地区除居统治地位的女真诸部，如完颜部、安出虎部、来流水部、达鲁古部、乌古伦部、苏滨水含国部、耶懒水部、五国部、曷苏馆部，后被完颜部统一建立金朝外，还活跃着东胡族系中的室韦族、蒙古族、塔塔儿、兀惹、铁骊，以及被金朝所征服的契丹、奚、汉、渤海等民族和部族，这些民族和部族根据金朝相关政策，收编为金朝的臣民。其中蒙古族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古汗一度“入朝女真皇帝”。塔塔儿则向金朝献羊，表示臣服。然而，蒙古与金朝的关系时好时坏，对金朝处于时附时叛的状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成吉思汗即大汗位后，蒙古仍旧向金朝称臣纳贡，成吉思汗甚至亲自到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境内）贡场向金贡献方物，当成吉思汗目睹了接受方物的金卫王庸懦无能后，蒙古断绝了与金朝的臣属关系。金大安三年以后，蒙古主动出击金朝，经20余年的征战，蒙古终于灭亡了金朝。
金末至蒙元初，东北又出现了一个由女真人建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初称大真国（亦称东真国），后称东夏国，它与金及蒙元王朝都发生过政治性的冲突关系。这种对立的政治性冲突关系，虽然因东夏国存世较短持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金蒙两个民族政治势力争锋的剧烈时期，却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大真政权的首领（亦称天王）蒲鲜万奴原是大金王朝的辽东宣抚使，因抗蒙不力担心遭到金朝处分，于是叛金“据地自擅”保守辽东。但在蒙古军队和另一叛金势力契丹人耶律留哥双重打击下，于元太祖十一年十月被迫投降蒙古，不久复叛。蒲鲜万奴率众转入女真故地（有学者认为是肃慎故地），自称东夏国，改金上京会宁府曰开元。
蒲鲜万奴复建东夏国后，为了巩固其政权，发展势力，消灭其他反金势力，又曾一度与蒙古联合，史称“羁属蒙古”。成吉思汗率军西征西域后，暂时停止对东北的战略进攻，蒲鲜万奴乘蒙古无暇东顾之机和蒙古解盟，蒙古军在平定西域扫平金残余势力之后，不能坐视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偏安于东北，故于元太宗五年二月兴兵讨伐，东土遂平。东夏国灭亡以后，东北遂被蒙古统一于元朝的版图之内。
五 明清时期东北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高度统一的两个封建王朝，其中清朝还是由少数民族满族主政的封建王朝。在高度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东北诸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是中原王朝统辖下的人民，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具体地讲，由于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发展轨迹的不同，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亦各有不同，但从总的趋势看，在中原中央王朝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以及灵活的民族统治政策感召下，他们最终选择了归附中原王朝的道路。例如，明初东北存在的主要是以蒙古族为核心的故元残余势力，其中除北元被明军收复后，明朝在东北设置了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和大宁都司（治大宁）外，还有盘踞于辽河以北至第二松花江一带的纳哈出割据势力。纳哈出是蒙元时期名将木华黎的后代，元朝建立后，继父祖镇守辽东。当明军进军东北，纳哈出多次出兵进行侵扰，成为明朝统一东北的最大障碍。为此，明朝于洪武二十年在调集关内军备力量的基础上出兵20万征讨纳哈出。明军攻破金山，至女真右屯后，纳哈出投降，明朝封其为海西侯。而明朝正是在征服纳哈出以后，加速了北元势力的灭亡。
洪武二十一年，北元灭亡以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卫。其中，兀良哈三卫包括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本东胡遗种，明初居住在今东北大部分地区。兀良哈三卫人骁勇善战，长于骑射，又因基地处鞑靼和海西女真之间，故明朝设置兀良哈三卫就是为了防止其与鞑靼联合，使其为明朝的藩屏，所谓“东捍女真，北捍蒙古”[34]。为此，有学者认为，“因为明朝把兀良哈三卫看做是东北的藩屏，所以对兀良三卫的招抚特别重视。但是，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初，100年来，兀良哈三卫在和鞑靼、瓦剌之间，这就是15世纪到16世纪初100年来，明与兀良哈三卫的关系史”。[35]
明朝在扫除和平定故元残余势力并与之建立相应隶属关系的同时，亦通过招抚和武力相济的手段征服了远至松花江和黑龙江下游以及图们江流域、长白山一带的女真各部。各部被明朝收编以后，在经济上分别以“马、貂鼠皮、猞猁狲皮、海东青、兔、鹘、黄鹰、阿胶、殊角”等土特产品为贡品与明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同时在辽东开原马市上进行贸易往来。随着蒙古、女真各部内附，在经济往来的基础上，明朝在政治上加强了对他们的统治和行政管辖。其主要手段是，在其聚居区和活动地带相继建立了由明朝中央政权直辖的奴儿干都司，以及所辖的384个卫所。奴儿干都司是明朝在东北地区除院落都司而外设置的另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单位。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在奴儿干都司管辖下的蒙古、女真各部，他们与明朝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奴儿干都司是军政合一的地主行政机关，它既管军事，又兼管民政。作为明朝的地主官员，奴儿干都司各级官吏对明朝负责，其职责是：遵照明朝法规负责管理本地人民，保卫边疆，定期朝贡。正是在这种正当的经济关系框架下，东北地区的蒙古、女真各部人民与中央明王朝建立和发展着正常的隶属关系，为开发和建设明代东北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力量。
明朝末期，尤其是万历时期，由于辽东屯田的崩溃，东北地方政权的腐败和地方赋役的加重，导致军民大量逃亡。明朝在东北的统治地位日趋受到逐渐统一强大起来的女真各部的威胁。由此，东北各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其主要特征是，随着明朝在东北统治的削弱和努尔哈赤对女真各部的统一，以及后金政权的建立，东北各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集中表现为以女真为主体的后金民族政权与中原明王朝的关系。对明朝而言，后金政权是非法的，是与中原王朝相对独立的割据政权。为此，明朝多次以武力进行军事讨伐，其结果却是后金的逐渐强大和东北的统一，以及满族的形成，最后导致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清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原王朝以后，其在东北地区除居住有汉、满、蒙等影响面比较大的主要民族而外，东北边区还活跃着一些少数民族。如分布在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口的黑龙江中上游两岸的索伦、达斡尔人；分布于整个东北连续地区的深山丛林中（包括库页岛），以狩猎为主，捕鱼为次的鄂伦春人及奇勒尔人；分布在奇集湖以北黑龙江中下游与乌苏里江两岸，以及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赫哲人；分布在奇集湖以西至黑龙江入海口两岸及沿海岛屿，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与赫哲人相近的费雅咯人；分布在黑龙江入海口与库页岛上的库页人；以及锡伯人、库雅拉人、恰克拉人等。作为封建中央集权清王朝统辖下的东北各族，清朝对其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如驻防八旗制，是以旗统兵，以旗统民，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民户州县制，主要用于辽东地区；边民姓长制；东蒙盟旗制等。总之，东北各族人民与中国其他各地各族人民一样，都是清王朝统辖下的人民。他们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互补，文化上的交流。
[1] 原载顾奎相主编《东北古代民族研究论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3] 《左传·昭公》。
[4] 《太平御览·饮食部》。
[5] 《史记·匈奴列传》。
[6] 《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
[7] 《三国志·东夷传》。
[8] 《汉书·王莽传》。
[9] 《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
[10] 《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丽》。
[11]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四》。
[12] 《晋书·慕容皝传》。
[13]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14]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15] 《后汉书·东夷列传·夫余国》。
[16] 《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
[17] 《晋书·东夷列传·夫余国》。
[18] 《通鉴纪事本末·唐平辽东》。
[19] 《隋书·契丹传》。
[20] 《隋书·契丹传》。
[21] 《新唐书·契丹传》。
[22] 《新唐书·契丹传》。
[23] 《资治通鉴·唐纪要七》。
[24] 《北史·奚传》。
[25] 《隋书·契丹传》。
[26] 《新唐书·奚传》。
[27] 《隋书·靺鞨传》。
[28] 《新唐书·渤海传》。
[29] 《旧唐书·靺鞨传》。
[30] 《册府元龟·外臣部》。
[31] 《旧唐书·李正己传》。
[32] 《新唐书·渤海传》
[33]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34]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卷。
[35] 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