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
在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东北古代民族是一支重要的发展力量。他们对推动中国多民族历史的进步和多民族融合，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东北古代民族既是东北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东北历史的主人。他们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历史发展格局中一直承担着开发东北、建设东北和保卫东北的历史重任，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成员，为奠定祖国东北疆域的基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历史既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史涵盖的内容之一。关于东北古代民族，我国学者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多角度地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但由于相关史料匮乏和个别民族历史形成和消亡的特殊性、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难点、热点问题。但致力于东北史和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史学家们和相关学者，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知难而进，百余年来，取得了可喜成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北古代民族研究体系。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可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 东北民族史研究是以研究东北史为发端
东北和祖国其他地区一样，也是多民族聚居区，生活在这里的原始居民除了占绝大多数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和汉民族一样，作为东北历史的创造者，东北历史的形成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因此说，所谓东北史实则就是一部东北民族史。关于东北民族史与东北史的关系，前辈学者金毓黻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2]道出了东北民族史与东北史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东北古代民族在东北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基于此，前辈学者在东北史研究中非常注重民族史的研究。而中国史学家和相关学者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开创了东北古代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并作为一项新的研究领域伴随着东北史研究而拓展开来。那么，中国学者们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东北史研究，进而开创了东北古代民族这一研究领域的呢？
原来，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历朝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编纂地方史志工作，各级政府也都为此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以保障史志的编纂质量。而地方史志作为地方史研究的初级阶段和一种成果形成，多是以搜集整理地方史料为基础，对地方上的建置沿革，人文地理，风土人物，田赋物产都有较为详尽的记载，是地方史研究弥足珍贵的资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史志编纂实际就是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开始。
就东北而言，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书可以追溯到元大德三年官修的《辽阳图志》。关于此书，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有著录，遗憾的是此书现已遗佚。明正统八年，明左府都督佥事王祥，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又编纂了第二部东北通志《辽东志》九卷。弘治元年，明巡按御史陈宽，辽阳副总兵韩斌等又编纂了第二部《辽东志》九卷。嘉靖八年，明巡抚潘珍、徐文华又编纂了第三部《辽东志》。嘉靖四十五年，明巡按御使李辅，致仕通判马应龙、孙荆玉等又编纂了《全辽志》六卷（金毓黻认为此《全辽志》者，乃《辽东志》第三次续修本也）。
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始修《盛京通志》，至乾隆四十九年，百年间共修了五个版本的《盛京通志》。这五部钦定《盛京通志》对东北地区的建置沿革，疆域形势，风土人物，田赋物产，边防部落都有十分翔实的记述。可以说，是继明代《辽东志》、《全辽志》之后，官修东北地方志书之大全者。
其间，东北又出现了私人修志的热潮。如康熙二十九年，奉天盖州人林本裕编纂的《辽载前集》，康熙初年方拱乾编纂的《宁古塔志》，（又名《绝域纪略》），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方式济的《沙龙纪略》，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祁奕喜的《东行风俗记》，西清的《黑龙江外纪》，萨英额的《吉林外纪》，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何汝霖的《沈阳纪程》，哈达清格的《塔子沟纪略》等。主要从历史地理、疆域形势等方面记述了东北的历史沿革和社会风情，以及人文物产和民族部落。尽管尚未全面触及东北古代民族相关问题，或做专门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清末以来有关东北史和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其中杨宾的《柳边纪略》则从历史地理角度，对东北古老民族肃慎族的传衍历史作了客观考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宁古塔，周曰肃慎氏，汉曰挹娄，六朝属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间，唐初属黑水靺鞨，后属渤海，宋曰生女真，金曰鹘里改路，元曰呼里改万户府，属合阑府，水达达路，明属奴儿干都司。”又“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松花哩乌喇……”[3]通过族名考求其地名、水名，反之，又通过地名、水名、山名考证其族名及其称谓之演变，其脉络清晰明了。可以说，我国早期学者研究东北民族问题往往都是以历史地理之变化来考察其历史发展脉络和民族称谓，因为一个民族称谓之变化，往往与其所在地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研究方法科学严谨，很有说服力，是早期学者研究风格的一种体现。
然而，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败无能的清王朝面对世界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只能步步退让，并与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大面积的领土被分割和占领。其中，中国东北最早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觊觎，它们以不平等条约为借口，开始大肆蚕食和侵略中国东北。为此，日俄等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出于侵略和分裂中国东北的政治需要，早在20世纪初以考察东北为名，开始介入东北史研究，并以研究东北民族相关问题为切入点，大肆伪造和篡改历史。声称东北之民族是独立于中国以外的民族，高句丽和渤海所建立的民族政权是独立于中原王朝以外的国家。并提出了所谓“征服王朝论”、“南北民族对立论”、“民族文化多元论”、“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妄图把东北古代民族史割裂于中华民族史之外。在此背景影响下，有良知的政府官员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及相关学者并没有沉默，而是以搜集整理东北地方史料，编纂东北地方志为工作重点，开始了东北史和东北古代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以此来回应外国学者所谓的学术研究。从所发表的志书和相关论著可以看出，此一时期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正面角度阐述我们的观点，比较理智地对待外国学者的某些错误观点。更侧重于史料的编辑和史料的考证，以史为据，用史实说话，以维护我国关于东北史和东北古代民族研究的传统观点和权威。例如，光绪三十四年，寿鹏飞编纂的《奉天新志》，以通俗读物、乡土教材形式，记述了当时奉天省的位置、疆域、气候、山脉、河流、海岸线、岛屿、险要守备、部族等，首次涉及民族问题。其后，江宁人吴廷燮等又编纂了《奉天备志》和《奉天郡邑志》。从行政疆域角度阐述了奉天作为东北一个重要的省级建制单位，其城治疆域、村屯险要、邮路山水、田矿户口、署局学校、商埠租界、藩部等情况。在此基础上，1915年合肥人徐曦编著了《东三省纪略》一书，全书10卷，10余万字。该书除记载行政区域暨川陆形势外，兼述前清300年间经过之痛史及晚清日俄割据东北之大势。如前所述，我国早期学者大凡论及疆域流程、地域归属时，多与地域民族发展脉络和称谓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宣统三年编辑出版的《东三省政略》，全书12卷，250余万字。其中在《边务》卷中收录了陈昭常、吴禄贞所著《延吉边务报告》，计8章，在第一章《延边厅疆域之历史》中，陈、吴二人以东北历史沿革为序，通过东北地域民族的发展脉络和民族称谓变化阐述了东北之长白山至鸭绿江沿岸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这一史实。例如，在该文第一节唐虞至周秦时期称：“东方之国，见于中国历史者肃慎最古”。并引用《竹书纪年》、《山海经》、《晋书》等相关记载得出：“今吉省南部所可考者，汉以前惟肃慎耳，此延吉厅在唐虞及周秦时代为肃慎氏疆域之证”的结论；在论及高句丽、靺鞨时称：“按高句丽本汉玄菟一县名耳。后汉废弃至王莽时以不肯发兵击匈奴，更名高句丽王为下句丽侯。光武复其王号，当公孙氏据有辽东，高句丽地宇尚狭，以永嘉之乱乃渐侵辽土。故东晋南北朝时为其国最盛时代！然考其疆域，亦只于西北开拓耳，东北实未逾长白图们也。《北史》称其国北邻靺鞨，靺鞨者勿吉之别名，勿吉有白山部、粟末部，史言粟末部与高丽接，而白山部在粟末东，白山部者以长白山得名，今延吉厅正在山之东麓，《新唐书·北狄传》白山部本臣高丽，盖自晋以后，长白山以东已为靺鞨白山部所据，仍受句丽之羁縻耳。”在论及渤海时称：“唐及五代时期，唐灭高句丽，而渤海兴，为海东独立之强国。渤海本粟末靺鞨，而附属于高句丽。至唐武后时立国，称震国王，尽有扶余、沃沮、弁韩、朝鲜之地，建国号曰渤海。自唐迄五代历二百余年，至北宋时，辽破渤海忽汗城，改为东丹国。”在论及契丹时称：“契丹兴于满洲之西，戈壁之南。自太祖阿保机立国，破渤海臣服于满洲之地，伐女真，降高丽，略中国之北部，建国号曰辽。经五代至北宋之末而亡。”在论及女真时称：“女真之先，本出于靺鞨，始附于高句丽。五代时附属于契丹，初为完颜女真部，崛起于图们江流域，自太祖完颜阿骨打始建国号大金。”最后在结论部分称：“国朝历四千余载，如肃慎、如靺鞨、如渤海、如辽、如金则皆建国满洲，而据有此土者也。如汉、如元、如明、如国朝。则皆统一中国而领有此土者也。史乘尚在，版图具可稽焉。若今之高丽，乃剽窃高句丽之名。至称朝鲜则袭箕子之旧称。韩则袭三韩之故号，其领土域既不相同，年代亦复悬绝。不可以今高丽之疆域与昔时高句丽等相混者，夫岂待辩考！今高丽建国在辽宋时代，仅据有朝鲜半岛南岸，元代以后，始获有鸭绿、图们二江以南之地。明及国朝皆为属国。”[4]陈、吴二人的论述，言之有据，晓之以理，且观点鲜明，是我国早期研究东北民族之先导者。其前后又见有《东北地志》（稿本），出版了吴廷燮等《东三省志稿》、曹延杰《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亦从不同层面论及了东北民族的起源与发展。可以说，此一时期，东北民族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伴随着东北史研究而发展起来了。这期间，关于东北古代民族或单一民族史的研究论著也相继问世。其代表者有：汪太冲《蒙古种族考》，王国维《黑车子室韦考》、《蒙古考》、《鞑靼考》，吴廷燮《室韦考略》，卞鸿儒《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徐炳昶《阻卜非鞑靼辩》，王静如《论阻卜与鞑靼》，方壮猷《契丹民族考》及《室韦考》，享邑《黑龙江省之鄂伦春人》，冯家升《太阳契丹释考》，孔德《元史氏族考》，邵公《长春民族生聚源流考》，晖轩《契丹民族之社会经济的结构》等。
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还有唐宴的《渤海国志》四卷，黄维翰的《渤海国记》三篇。这两部渤海国史研究论著是我国史学前辈在广泛搜集整理和研究了中外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其特点是史料运用广泛，史论以叙事为主，编写基本按史志的体例，求实精神强。例如，黄维翰的《渤海国记》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其中上篇又分《国统》、《种族》和《礼俗》三部分。所谓“国统”和“种族”即是渤海国的政治属性和种族源流。在此敏感问题上，黄维翰根据中外文献相关记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渤海族属，黄书称：“渤海者，肃慎之苗裔也”，明确指出，渤海是东北古老民族肃慎族的后裔，而且进一步论证说：“渤海以粟末部建国，粟末为靺鞨七部之一。”又说：渤海高王大祚荣之父被唐封为震国公的“舍利乞乞仲象姓大氏，本粟末靺鞨”。关于其政治属性，文中说：“先是，唐于靺鞨地尝置渤海都督，十四年二月，唐先天二年二月也，玄宗遣郎将崔訢册王为渤海郡王，授左骁卫员外大将军，以所统州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5]也就是说，对中原王朝而言，渤海郡王（宝应元年唐进封大嵩璘为渤海国王）只是唐中央王朝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的首脑，称忽汗州都督，对唐朝负责。每年按例纳贡，并接受册封；中篇分《地理》、《职官》、《人物》三部分。在《职官》一节中，黄文称：“渤海初建国，无州县。就村置长，大村曰都督，次村曰刺史，其下曰首领。……武王文王相继遣生徒入唐就学，并写唐礼，以资绵蕞设官分职，盖皆宪章中国也。”据此所论，渤海国职官制度完全效仿唐制。这正如《新唐书·渤海传》所载：“（渤海）大抵宪象中国制度。”下篇分《朝贡中国》、《交聘日本》、《比邻新罗》、《移国契丹》、《再建国》、《遗民》、《杂职》七部分。仅从下篇所列各节名称可以显见，黄文对渤海的归属问题态度是极为鲜明的。如《朝贡中国》指向中原王朝朝贡。对日本称交聘，是外交活动；对新罗称邻国。至于《移国契丹》、《再建国》等都是国内的活动。总之，黄维翰先生在渤海国史研究中所持有的鲜明观点，在老一辈史学工作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后来我们开展渤海史研究奠定了多方基础。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前辈学者在开创渤海国史研究中，虽然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诸多成绩，如对史料的发掘整理及其考据和研究，在某些问题上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但由于时代局限和对国外相关史料征引不慎，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些纰漏。如《渤海国记》上篇称：“渤海太祖高王大祚荣……”又“渤海景王大玄锡、渤海哀王大諲譔”。文中所涉庙号和谥号，经金毓黻考证，与正史所载不符，所谓太祖、景王、哀王等是黄维翰误引了朝鲜学者黄义敦所撰《朝鲜历史》教科书及其所附《朝鲜历史年表》所致。因为渤海国作为中原唐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首领只可以王称，历史上大祚荣并没有太祖这一庙号。至于景王、哀王之谥号也是黄义敦在编撰《朝鲜历史年表》时“盖因渤海灭亡之年，正为新罗景、哀王之三年，……故以景、哀二字分属渤海之二王，非其实也”。[6]尤其是《渤海国志》和《渤海国记》在编撰体例上仍停留于类似《志书》史料堆积的水平上，研究力度不够，缺乏学术研究气氛。但这些不足，并不能抹杀黄维翰先生在渤海国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功绩，更不能否定我国早期学者在开创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历史贡献。
二 20世纪30年代出现第一个研究热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御用学者出于侵略和独霸东北的政治需要，加紧了舆论准备和文化侵略步伐。其大批学者借着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之机，涌入中国东北，开始了以民族学为基础的调查研究和考古学的发掘研究工作。并在20世纪初先期介入中国东北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津田左右吉、鸟山喜一、稻叶岩吉、松井等、箭内亘、羽田亨、池内宏等日本老一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被他们称之为“满洲诸国”历史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为标志，大肆兜售日本东方学家所创立的所谓“满洲史观”，企图以此史观来否定东北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东北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成员。为达到此目的，日本部分学者不惜篡改和伪造历史，混淆视听，欺骗世界，欺骗东北人民，以实现其永远侵占中国东北之野心。
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史学家和相关学者自发地掀起了中国东北史和民族史的研究热潮。从史料收集、整理、研究、考据入手，通过调查报告、专题论文、著作等形式阐明我们在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观点和立场。在这场东北民族史研究热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东北史和民族史专家及相关学者。在这批专家学者中，首推史学大师金毓黻先生，他一生致力于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早在1930年春，金毓黻先生就发起组织东北学社，出版了《东北丛刊》。同时拟议编辑东北丛书，即后来的《辽海丛书》。他编辑此丛书的目的，首先，“乡邦文献埋没不彰”，需要重新搜集整理。其次，发扬和继承东北传统文化，消除有些人对东北人“长于弓马”而“拙于文事”的偏见。最后，出于保护东北文化遗产和弘扬东北古文化风采之目的。为此，他曾不辞劳苦足迹踏遍整个东北，并远涉朝鲜、日本收求“家珍稿本及传抄本而未付刊者”，或“虽已付刊而久经绝版者”，甚至许多海内外孤本、珍本由此得以传世。1934年，《辽海丛书》经金毓黻努力终于出版。该丛书是研究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在此基础上，金毓黻又完成了堪称研究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的上乘之作——《东北通史》（上编）。该书以东北民族源流发展为主线，把东北民族分为4个发展时期。第一期为汉族开发时代，通过对史料的考证和研究，翔实地阐释了上古至汉朝以来东北古代民族的发展演变和传承历史，以及中原王朝在东北的行政建置沿革和有效管辖。第二期为东胡、夫余两族互竞时代，将两晋至隋初这段时期东北诸民族的兴衰及互相关系，亦通过对史料的论证阐述得清晰透彻。第三期为汉族复兴时代，着重阐述了隋唐时期东北高句丽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隋唐两朝通过武力灭亡高句丽，统一辽东的历史过程，以及唐朝安东都护府的设置和东北其他少数民族与唐朝的关系。第四期为靺鞨、契丹、女真、蒙古迭兴时代，将唐中期至北宋及元末时期东北之渤海、契丹、女真、蒙古等重要民族的活动事迹及其对东北经营开发的历史贡献阐述得十分清晰详尽。同时对渤海、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所建立的民族政权予以充分肯定。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金毓黻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主要是向读者阐明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开发东北的历史过程，以及东北诸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民族政权与历代中原王朝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显然，以金毓黻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家们在这一时期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不仅与东北史研究紧密相连，而且在民族相关研究领域上有较强的针对性。他针对稻叶岩吉的错误观点，从理论上说明了东北汉族既有移徙者，更有土著者，并通过对史料的发掘进一步指出，即便东北汉族为迁徙者，也并不是始于秦开破东胡而开五郡的燕昭时代，而是始于箕子东封朝鲜的商周时期。关于箕子及箕子朝鲜，他经过考证后认为箕子朝鲜是西周的一个侯国，解决了箕子朝鲜的政权属性和民族性问题。
《东北通史》在民族研究上另一个精辟之处在于较早地认识了高丽和渤海等东北民族属性以及政权性质。他认为，唐灭高丽是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东北封建秩序，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也是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和东北各族人民利益均等发展的最高要求。所谓灭亡高丽，实则是灭亡其政权，而非民族。其次，关于出现于唐中叶至元代时期的渤海、契丹、女真、蒙古等迭兴东北之民族，《东北通史》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认为上述民族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建立了自己民族政权，有的还入主中原，统辖大半或整个中国，其民族影响力不仅在东北古代民族中，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民族中也是罕见的。对此，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对其着墨最多，约占全书2/3强。尤在民族源流、相互关系、疆域地理、政治制度等方面考据最为透彻。可以说，金氏的《东北通史》是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金毓黻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还编著有《渤海国志长编》20卷，约40余万字。虽然这本书称为“长编”，属史料性质的成果，但该书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做了深入的研究和严密的考证，这是有别于以往“长编”的。
《渤海国志长编》还收录了日本、朝鲜等外国史籍中的相关记载，补充了渤海与日本交聘的史料，对研究唐代中日关系大有裨益。
尤为可贵的是，《渤海国志长编》还对外国史籍关于渤海不实之记载和缺失进行了校勘和补充。总之，《渤海国志长编》虽然以资料性成果问世，实际含有大量的研究性成分，是渤海国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
除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外，还有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李洁非先生的《东北小史》，卞宗孟先生的《东北史研究纲要》，以及方德修先生的《东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等史学论著。更可喜的是在这一时期还有连篇累牍的论文都见诸报刊。如从周《东胡演变中之乌桓鲜卑考》，冯家升《述东胡系之民族》、《述肃慎系之民族》、《豆莫娄考》，冯承钧《辽金北边部族考》，金毓黻《中国东北部民族考》、《中华民族考》、《辽部族考》，林翰《东北九省民族之起源》，王宜昌《渤海与中国奴隶社会》，张云波《辽代契丹人奚人之分布》，华企云《蒙古民族之检讨》，王日蔚《契丹与回鹘考》，毛汶《辽人汉化考》，盛襄子《契丹源流说略》，李长垣《东北原始民族和中国本部民族在人种上的关系》，谷霁光《东胡氏姓研究》，吴传钧《东北之民族》，陈敏生《东北原始民族的生活》，天野《东北民族变迁史论》、《肃慎族源考》，陈述《契丹女真汉姓考》等。从整理归纳出来的研究成果看，东北民族史研究主要偏重于历史跨越时间比较长，地域活动比较广，影响面比较大的民族，如肃慎、东胡、鲜卑、契丹、渤海等；对其他弱小民族及部族的研究涉猎较少，有的是空白，这是此一时期东北民族研究的一个缺憾。但瑕不掩瑜，我国大批优秀史学工作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非常局势，出于爱国情怀，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战争中去，用史学工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史学知识和固有的历史责任感，结合东北的历史与现状，发表出版了有极强针对性的东北地方史和东北民族研究论著和论文。掀起了东北民族研究的第一个热潮，给日本文化侵略予以猛烈回击，并为东北史和东北民族研究构筑了广阔道路。
三 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东北古代民族研究
1949～1976年的27年间，东北古代民族研究无论是相关论文，还是学术著作都不算丰厚，就是在高等教学领域，其课本教材中也很少涉及。由于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为拓展东北古代民族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有限的学术论著中，已明显地出现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可以从中窥视出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东北古代民族研究的关注及其执著精神。
此一时期，涉及东北古代民族研究的论著仅有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而乌桓与鲜卑就其民族活动地域而言，又都是介于中国北方和东北的两个民族。由于鲜卑族是古代北方民族中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王朝的民族，对民族融合做出过重大贡献，其历史内容极为丰富，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长于此研究学者的兴趣。马长寿先生就是鲜卑史专家。因为他的《乌桓与鲜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揭示乌桓与鲜卑这两个民族发展历程的专著，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故被称为鲜卑史研究的里程碑。此书在探讨乌桓、鲜卑人口迁徙和部族融合这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上有精辟论述，认为：“这两大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各族的人口迁徙，既与劳动力的转移、生产技术的传授、新的土地垦拓和利用有关，又与部族部落的融合、文物制度和思想的传授有关，所以研究边疆民族史者对人口迁徙应当给以充分的注意。”[7]至于“诸部落部族间的融合和各部族在不同时期的汉化，自古以来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便是一个突出而无法回避的问题”。[8]马长寿先生这种估计不仅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走向，而且具有民族融合内在关系研究的指导意义，也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相关理论破解史学难题的一个有益尝试。
此一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在东北古代民族故地进行了有计划的文物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和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普查、文物保护工作，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为深入研究东北民族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相关信息，大大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辽宁、吉林两省首先在高句丽民族活动故地开展了文化遗址的调查和配合国家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和1957年，辽宁省对抚顺市前屯、洼浑木的高句丽墓葬作了发掘，共发掘古墓19座，出土文物70余件。吉林省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通化市集安，因为集安曾是高句丽国都丸都城的所在地，地上地下高句丽文物相当丰富。在渤海史研究上，文物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首先，1949年在吉林省敦化六顶山发现了贞惠公主墓，是渤海考古的重大收获，对于认识渤海的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针对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在考古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度出现了研究渤海史小高潮，就渤海国的兴起、发展、灭亡及国俗、纪年等诸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其次，唐代渤海遗迹在黑龙江省境内主要分布在牡丹江、海浪河下游、绥芬河中下游地带。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分别在1966年和1967年对海林县山嘴子渤海墓群，1979年对东宁县大城子渤海墓群进行了发掘。同年在东宁团结发掘的渤海村落遗址，从对出土文物的判断，与中原地区同期出土同类遗物无论造型还是做工都十分接近。事实雄辩地说明“渤海国从未从属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此一时期，在乌桓、鲜卑、夫余、契丹、室韦、靺鞨、蒙古、女真等民族遗迹上，也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取得了相应的考古收获。这对上述民族研究无疑是有益的帮助。
与上述收获相比，我们在东北古代个别民族研究和定位上出现了不应有的误区，由此造成了对于东北个别民族研究的被动局面。这正如有学者评估的那样：“这一时期，出版的一些通史、断代史和世界史著作中，对高句丽历史的叙事上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这是由当时对高句丽历史的整体研究水平所决定，当不为怪。问题是对高句丽或高句丽国的历史定位上显得含糊，乃至混乱。高句丽被当成世界史的内容，成为朝鲜半岛古代三国之一，是这一时期世界通史著作的基本模式。在中国通史和断代史专著中，有的将高句丽列入相关封建王朝的对外关系之中来叙述，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有的虽然将高句丽与突厥、西域诸族、吐谷浑等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平列，但仍将其归入唐代对外关系的大前提之下，如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吴枫《隋唐五代史》，章群《唐史》等。在当时具有权威性的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将高句丽与隋唐王朝关系定位于‘朝贡关系’，与突厥等古代民族放在一起叙述。范文澜《中国通史》中对高句丽的论述不仅简略，且论及高句丽与隋唐的战争时，将隋唐王朝定为‘侵略’一方。另一本影响颇巨的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则将高句丽的历史纪事全部排入了外国史编年之中。”[9]这一评估总体说是客观准确的，反映了当时我国关于高句丽问题研究的历史面貌。究其原因，是“对高句丽历史定位上的含糊与混乱，这得从当时中朝友好政治大背景和对民国时期历史研究成果的简单摈弃态度上去寻找了”。[10]
四 改革开放使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步入新天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激发了史学工作者研究东北古代民族相关问题的积极性，开创了东北民族研究的新局面。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0年共出版针对东北古代民族研究的学术著作近百部，其中既有全面系统以东北古代诸民族为研究课题的学术专著，也有以单一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更多的则是涉及东北古代民族研究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当然也包括就民族某些问题为研究重点的学术专著。至于研究论文，更是多得惊人。有学者统计，仅研究高句丽问题的论著就多达近900篇（部）。研究内容涉及民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活动地域及分布，以及民族遗址考古等方方面面。另外，为便于了解国外相关信息和学术动态，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论著。因篇幅所限，仅就一些代表性论著介绍如下。
内蒙古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室与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所合编的《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是一部以研究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其中包括历史上曾经活跃于东北的乌桓、鲜卑、契丹、扶余、室韦、蒙古等民族历史状况及其关系的通俗性成果，出版于1977年，它开创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傅朗云、杨旸合著《东北民族史略》，是一部专门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历史的学术性专著。虽然字数不多，但专业性较强，对东北古代诸民族一些难点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并结合考古文物和有关神话传说肯定了东北九夷的历史。其研究内容涉及族名、族源的分布，社会经济制度、文化风俗及其与中原王朝关系。尤对重点民族，如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进行了学术性探讨，对其建立的民族政权及其民族领袖予以充分肯定。其主要学术观点正如书中所述：“历史上东北地区的民族融合，主要的是自然融合的形式。民族分布的特点是杂居状态较多，相对集中较少，单一民族地区几乎不存在。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同我国北方、中原、西北、西南、中南、南方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在明、清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抗击外来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东北民族历史的分期问题十分复杂，既不能机械地搬用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那一套，又不能完全依据历史朝代的更替。我们采用了王朝的外壳，阐述社会发展史的内容。”蒋秀松、朱在宪《东北民族史纲》，周远兼《清朝开国史研究》，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也都持有同上观点。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是一部专门探索研究东北民族起源和流向的学术著作。本书自1987年问世以来，已引起东北学界的广泛关注。书中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很快得到了同行的认同与利用，同时在某些具体民族源流上也引起争鸣。因为民族源流是民族史研究中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它涉及民族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需要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没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和具备综合性研究能力的人，是很难破解民族源流之谜的。孙进己先生知难而进，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和探索，终于完成了这部颇具影响又易引起争鸣的史学论著。而它的学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它补充和完善了金毓黻的东北民族四大族系理论，把上下几千年活跃在东北地区的各个族之间和各族与中原族（即汉族）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出来。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是继孙氏《东北民族源流》发表15年后，又一部研究北方民族源流的学术著作。该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研究手段主要是通过民族语言学的亲缘关系和人类学的血缘关系来判断其族源。这种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被广泛应用。当然，作为美籍华人学者的朱学渊在判断民族源流时，要比西方人谨慎得多，其不同点则是在中国古籍中寻找蛛丝马迹以充实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他在探索唐代靺鞨族泊咄、安居骨等部族流向时，就是采取反证的方法，首先他假设magyar人（汉译马札尔人）是由靺鞨族中的泊咄、安居骨部族由于中国战乱西迁至欧洲后形成的。于是他运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认定magyar人属乌拉尔语系，而“古magyar民族是一个由靺鞨族和诸多蒙古语族部落（如契丹、室韦等）以及相当突厥语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类集团。在进入欧洲之前，他们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种以古代女真语和蒙古语为主体的混合语言”。[11]朱氏通过语言学、人类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来论证民族流向是值得国内学者借鉴和参考的。除此，我国著名学者吕思勉、冯家升、卞鸿儒、傅斯年等也都在其著作里做过这方面的探讨与研究。外国学者涉足于民族源流研究的有克拉普罗特、白鸟库吉、八木奘三郎、鸟居龙藏等。
东北古代民族文化史是东北古代民族史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向为我国文史学界所重视。因为东北古代民族不仅创造了东北历史，同时也创造了东北文化，作为东北历史的主人，东北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积累，创造了具有东北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两种文明作为东北民族文化内涵，一直推动着东北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而广大热衷于东北民族文化研究者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开始了东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张碧波、董国尧主编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集中反映了我国此一时期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上的卓越成果。而此成果作为国家“七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在完成期间汇聚了全国知名学者30人之多，由于集众人才智，使这部文化史无论在编写体例上、资料占有上、学术研究上还是理论应用上都有许多创新之处。以往人们认为，东北古代民族多是尚武民族，他们“长于弓马”而“拙于文事”，是无文化可言的民族。而文化史的研究者通过对相关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民族故地的考古发现，又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北方民族同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各自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
“长期以来，某些人由于大汉族主义正统观念的束缚，对北方民族契丹的认识模糊，甚至怀有轻视的心理。总觉得他们生活在‘腥膻之乡’，‘无礼仪’可言；建立的政权，属‘羊犬之国’，‘无文化’可论。即使有零星文化，也没有形成史的系列。故业绩、地位被忽略，文化似有若无。很多文化史专著，分类文化史专著和文化史辞书，没有或很少记载契丹文化。这种不公正现象，至今仍没能很好地纠正。”[12]针对这种情况，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合著的《契丹族文化史》和赵展著的《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从不同角度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作为东北著名民族契丹和满族的历史文化风貌，比较正确公允地评价了他们在东北多民族历史中的积极作用。并在学术上有许多突破。张国庆、朴忠国合著的《辽代契丹习俗史》更为微观具体地研究了契丹民俗文化，多有创获。
东北古代民族是东北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东北史离不开对东北古代民族的研究。因此，此一时期，我国关于东北古代民族的研究成果，很大一部分是以东北史研究形式出现的。就是说，在研究东北史论著中，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史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例如，佟冬主编的《中国东北史》，薛虹、李澍田主编的《中国东北通史》，王景义、沈英奇合著的《简明东北史》，张博泉著的《东北地方史稿》，以及前面提及的董万仑著的《东北史纲要》，程尼娜主编的《东北史》等，都是以研究东北古代民族为主线，而贯穿始终。
此外，在关于东北史专题研究论著中也有大量的东北古代民族研究内容。其代表作主要有：张博泉、苏金源、董玉英的《东北历代疆域史》，孙进己、王绵厚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姜维公、高福顺的《东北历史地理简论》，张博泉、魏存成的《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李凤飞的《东北边疆史料学》，张碧波的《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李健才的《东北史地考略》，郝瑶甫的《东北地方志考略》。在东北断代史论著中如王绵厚的《秦汉东北史》，杨树森的《辽史简篇》，张博泉的《金史简编》，李健才的《明代东北》，杨余练、张玉兴、李燕光、冯年臻等合著的《清代东北史》也有诸多研究东北古代民族的内容。
至于以单一民族史为研究主体的学术论著和科普读物也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如孙进己等的《女真史》，张正明的《契丹史略》，孙秀仁等的《室韦史研究》，陈述的《契丹政治史稿》，王承礼的《渤海简史》、《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杨宝隆的《肃慎挹娄合考》，黄凤岐的《契丹史研究》，李燕光、关捷的《满族通史》，金启孮、张佳生的《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赵振绩的《契丹族系源流考》，于宝林的《契丹古代史论稿》，李殿福、孙玉良的《高句丽简史》，刘子敏的《高句丽历史研究》，杨春吉、耿铁华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舒焚的《辽史稿》，姜孟山的《高句丽的足迹》、《高句丽史话》，李殿福、孙文良的《渤海国》，陈显昌的《渤海史概要》，方学凤的《渤海史研究》，杨宝隆的《渤海史入门》，黄林福的《渤海史话》，黄斌等的《渤海国史话》，黄斌、刘厚生的《高句丽史话》，张博泉的《女真新论》，王可宾的《女真国俗》，王钟翰的《满族历史与文化》，林干的《东胡史》等。从以上列举的单一民族研究论著可以看出，此一时期，我国学者在东北古代民族研究上已经有向纵深发展的势态，向解决存在难点和热点问题的方向集中。例如，室韦、契丹是介于我国东北和北方的古代重要民族，尤其是建立有辽王朝的契丹民族，在我国多民族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族源族属、部落组织制度、语言文字、活动地域一向是契丹史研究的难点问题。张正明《契丹史略》正是以解决上述一些学术难点为突破口，进行了契丹问题研究，并在一些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独到的学术创见。当然，张氏《契丹史略》主要偏重于辽代契丹史的研究。而与之相媲美的则是黄凤岐的《契丹史研究》，是全面系统、多视角地从契丹族起源到契丹族消亡全过程研究契丹民族发展史，其学术成就正如作者所言：“本书一方面从古代、辽代和辽亡后的契丹三个时期系统阐述了契丹族的长期历史，一方面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契丹族的全面历史。本书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契丹史的研究的丰富成果，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本书的出版无疑为继承20世纪契丹史的研究、开拓21世纪契丹史的研究做出了贡献。”[13]舒焚《辽史稿》虽然是部断代史，但在书中前半部分用较大篇幅研究探讨了契丹建国前的契丹部落组织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和更迭的内在原因，以及他们与对应王朝的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判断此一时期契丹族社会性质。
“室韦史一向是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中颇为薄弱的环节。与室韦有关的许多具体问题，学术界至今尚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还处于研究与探索的阶段。”[14]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开卷语比较客观地评估了此一时期的室韦史研究现状。但本书研究者并没有认可这样一个研究现状。而是从室韦族起源研究入手，对室韦族的分布、社会经济形态、民族文化特征及其室韦族综合体后裔的归向进行了分层次的组合研究。仅从书后，研究者罗列的国内外关于研究室韦史的诸多参考文献可以看出，研究者是在占有大量的史料，掌握了当前室韦史研究动向，参考了其他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这部《室韦史研究》。
在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关于东北古代各族人物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兴趣，并且纳入了东北民族史研究范畴，由此，孙进己、支运亭、张玉兴、张炳武、陈国良、冯继钦、黄凤岐、郭守信、穆鸿利等学者发起并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一书，全书250余万字，收入北方各族人物近千人。其中涉及东北民族的就有鲜卑、乌桓、高句丽、契丹、渤海、女真、蒙古、满族等，时间上自先秦，下至元明清。人物包括历代帝王将相、科学家、艺术家和民族英雄。各人物因篇幅所限虽记述简略，着墨不多，但作为研究探索东北各族人物的资料索引还是颇为方便的。
为了推进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了解和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相关学者翻译出版了《渤海史译文集》、《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黑龙江的沿岸部落》。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主办有《民族史译文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有《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主办有《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有《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等杂志，定期或不定期翻译一些国外学者关于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学术动态及相关信息。对国内同行及时了解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动向和学术观点是很有帮助的。
五 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与热点问题
由于东北古代诸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轨迹相当复杂，加之相关史料匮乏和记述的语焉不详，给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有：其一，东北地区固有民族见诸史籍者相对较少，相互融合或迁徙特别频繁，很难理顺关系。其二，东北古代民族（汉族除外）大都没有留下本民族语言文字，或由本民族文字记述的史料。而我们考察和研究主要依据的历代文献古籍又都是中原汉族史家编撰的，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及史学家所持观点、立场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了史料记载的缺失和抵牾，很难窥其真貌和全貌。其三，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历史空间跨度大，如高句丽族起源于两汉，经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千余年，且活动地域多变，其间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纷繁离乱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民族关系都会造成难点问题。其四，基于史料匮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区域古代民族故地进行了针对性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相关民族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对弥补史料不足颇有贡献。然而，文物考古资料与民族史研究还有一个相互认证、协调配合的关系。就是说，出土的文物资料和发现的民族文化遗存还存在一个考证或准确与否的问题。而这方面工作滞后，也会制约和影响着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凡此种种，说明东北古代民族史虽属东北史的研究范畴，但其民族源流的复杂性、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都反映出在东北史研究中民族史研究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在研究中造成了一些难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鸣和讨论。归纳起难点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民族源流研究
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提出了东北民族四大族系的民族源流框架，是研究和探讨东北诸民族源流的理论依据。但这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金先生提出这一研究体系至今已逾60年，60多年来各学科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尤其是考古学提供了许多新资料，不仅弥补了因研究民族源流古文献记载之不足，而且发现或更新了一些史料，对破解民族源流之谜和填补空白是颇有益处的，在此背景下，近20余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对金先生的四大民族源流体系提出了值得商榷和补充的意见。另外，国外一些学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在个别民族源流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和主张，需要我们去认识和研究。因此，民族源流问题成为学术难点不仅是势所难免，也是东北古代民族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
然而，搞清东北各民族源流，建立新体系，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多学科的配合和攻关。孙进己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在1987年出版的《东北民族源流》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在民族源流研究上独到的见解。可以说，是继金毓黻先生之后，东北民族源流研究领域又一派代表人物。他在许多具体民族源流上与金氏观点相悖。他提出了民族的多源多流和主源主流的理论。因而引发了学术界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的争鸣。
除渤海族属外，在高句丽族及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契丹亦有族源上的纷争，至今仍没有绝对统一的定论。究其原因，排除政治因素而外，主要是对相关史料征引、运用和理解不同造成的，当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
2.东北诸民族（或民族政权）与历代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
关于此问题，国内学术界虽有争论，但分歧不是原则性的，而是划定民族与其政权归属的标准问题。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外一些学者出于政治需要，搞唯心史学，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断章取义，把原属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及其民族政权说成是他们国家的古代民族，进而将其纳入他们国家历史的研究范畴，并且提出领土要求，这是国内史学界应予以极大关注的问题。
（1）国内史学界对东北古代民族或政权归属标准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高句丽和渤海两个民族及其政权上。大部分学者认为高句丽和渤海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其政权是隶属于中原王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或割据政权。例如中国学者耿铁华、杨春吉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从高句丽建国前东北行政管辖范围，高句丽民族渊源与文化渊源三个方面论证了高句丽历史属于中国古代东北的范畴。可以很坦然地讲，高句丽民族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高句丽国家是古代东北的民族政权。”持这种观点的中国学者除前辈学者金毓黻外，还有孙进己、张博泉、刘子敏、刘厚生、孙玉良、张碧波、杨昭全等。他们的主要依据（即所谓的标准）有学者将其归纳，主要有4条。一是从高句丽民族起源来看，尽管有秽貊说、扶余说、高夷说、橐离说、商人说，还有介莱合族说等，但他们的根都在中国，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二是从文化类型上来看，高句丽民族自其孕育、发展及其壮大，都是在祖国东北地区的土地上完成的，他们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众多继承者之一。三是从高句丽灭亡后其人口流向看，有入中原、入渤海、入突厥、入新罗和留故地。都说明了这个政权和民族在历史上已经消亡了，没有任何国家全面承继了高句丽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继承了高句丽民族。四是从高句丽政权建立及其存在看，高句丽族早在氏族、部落及部落联盟时期就生活在周秦的版图之内，其建国前后都隶属于中原王朝，并接受册封。[15]
（2）有学者根据以下4条标准。一是以现今国界为准，高句丽是跨中朝两国版图的古代国家。二是以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哪里，作为标准之一。三是以民族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继承性为标准。四是中原中央王朝和高句丽的关系也是高句丽归属问题的标准之一。据此提出了“一史两用”的理论，认为“高句丽首先属于中国历史，但高句丽又属于朝鲜历史”。[16]其理由是在高句丽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以前，因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东北，故属于中国历史，迁都平壤后因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朝鲜半岛，故此一时期的高句丽史属于朝鲜，持这种观点的我国学者主要有姜孟山、朴文一、金光洙等先生。
可见，对划定归属标准有较大争议，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标准，认为凡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其领地均为中国疆域。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判断民族归属不全面，因而又提出了多个标准（如前）。有的学者则从理论方面探讨民族归属问题，指出，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是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民族，如秦、汉、三国、两晋、隋、唐、两宋、明等，但也不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者，如鲜卑之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蒙古之元、满族之清。有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没有机会或能力入主中原，根据以上理论，在今天中国版图内建立的政权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民族，如渤海、高句丽、西夏。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和分裂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格局。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成若干割据政权，其中有汉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历史表明，在分裂状态下，这些政权也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可见，从上述理论角度来认识高句丽或渤海归属问题当是不言而喻的。[17]另外，有的学者从行政建置研究入手，论述其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指出，中原王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少数民族实施双重管辖，民族政权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认为：“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羁縻府州的设置，是划定我国古代国家东北边界的重要依据。唐朝在渤海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忽汗州都督府具有很强的自治特征……但是忽汗州对中央政权负有政治、军事上的职责和义务……具有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行政统辖的功能，标志着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确立了稳定的政治隶属权，不仅从隶属关系上，而且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体系上，都表明忽汗州都督府统辖的地区是唐王朝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有的学者就归属涵盖内容也提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政治归属包括政权归属、民族归属、地域归属等多方面。总之，民族及其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既是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热点问题。
六 国外学者研究东北民族史概况及主要学术观点
国外学者涉足中国东北民族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俄、日及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从时间上讲，最早研究中国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的是19世纪中叶俄国远东派学者瓦西里耶夫的《元朝时代的满洲史料》等著述，从文献角度详述了女真金国及满族的历史。至19世纪末叶，沙俄在远东各地以考古学为基础，开始介入民族史研究，其主要代表成果收集在克罗波特金1908年编辑的《阿穆尔边疆的古代遗存》一书中。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取代了俄国在华的部分权益。日本借推行大陆政策之机，组织大批学者进入中国东北，通过对历史地理、区域考古、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出版了大量著述，专门研究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形成了所谓的“满蒙史学派”。其早期代表学者为白鸟库吉，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第一批毕业生，是“满蒙学派”的创始人。其在任东京帝大教授期间，倡导东方学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学派。由他主持的“满鲜史”调查室，得到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御用学者。他在《满洲民族的过去》和《从历史上看满洲国》等文章中，提出了“南北对立论”观点，认为居住在森林中的满族和居住在平原地区的汉族从来就是对立的。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对立是常态、统一是变态。他主编过《满洲历史地理》两卷，发表过许多历史考据文章，用一些孤证的史料为依据，把东北各民族的活动地区说成是从来未受到中国管辖的独立政区。他的学生都是日本学界的实力派，如池内宏、和田清，及再传弟子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等也都鼓吹过他的观点。但白鸟库吉在东北民族史研究上著述甚丰，在某些学术研究上也颇有造诣。如他著有《东胡民族考》、《肃慎考》、《关于渤海国》、《室韦考》、《述秽貊族的由来兼述扶余、高句丽及百济起源》、《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论海西女真》等。关于东北古代民族史的著述大多收入其主编的《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和《白鸟库吉全集》中。仅次于白鸟库吉的是鸟居龙藏，他精通古汉语和文献，曾亲临东北各地考察。著有《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南满洲最古的居民》、《从考古学上看契丹的文化》、《南满洲有史以来的民族》、《挹娄即肃慎》、《论满蒙契丹的遗迹》、《女真文字碑》等相关民族史的论著。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稻叶岩吉（又名稻叶君山），也是一个汉语通，著有《满洲发达史》、《满鲜史论丛》、《清朝全史》，主编《朝鲜满洲史》，以及《关于满洲民族的两方面考察》等。
比白鸟库吉稍晚些的还有津田左右吉和鸟山喜一等。其中鸟山喜一也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专攻东洋史，早在1915年就出版有《渤海史考》专著。其后于1922年、1925年、1926年、1928年多次到中国东北进行历史遗迹调查。“九一八”事变后，曾以“伪满洲国帝国文教部”顾问的身份多次进入中国东北和关内进行历史遗迹考察。著有《东洋史略》、《关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满鲜文化史观》、《支那民族性论》、《东京城》、《消失的王国——渤海国小史》等专著以及《渤海王国的文化》、《渤海中京考》、《渤海官制补说》、《契丹文字和契丹语》等论著。另外在渤海史研究上颇有建树的还有津田左右吉，著有《渤海史》、《勿吉考》、《安东都护府考》等论著。池内宏著有《肃慎考》、《勿吉考》、《高句丽的五族及五部》、《汉魏晋的玄菟县与高句丽》等。此外，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内藤虎次郎的《满蒙丛书》、和田清的《东洋史·满洲编》等都涉及东北民族史方面的研究内容，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需提及的是，日本早期学者在研究东北民族问题中，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和考古学手段的运用，他们的许多文章也都是采取这种手段完成的。为此，他们的足踏遍了东北的山山水水和城市乡村。其用心可谓良苦。
此外，三上次男、外山军治、和田清等属于白鸟库吉下一代的学者，他们也都是东京帝国大学史科毕业，专攻东洋史。他们关于东北民族史研究的著述集中反映了“二战”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水平。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也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的。但他们在某些具体民族研究成果上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三上次男，1932～1936年曾作为日本留学生和帝国大学研究生多次到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历史古迹调查，其间曾参加黑龙江省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调查和对内蒙古赤峰红山后文化遗迹的调查工作。著有《金代女真研究》，战后又著有《金代政治制度研究》和《金代女真社会研究》。又如外山军治著有《金朝史研究》、《渤海史研究的回顾》，对战前日本学者研究渤海史有较为客观的概述。他认为日本研究渤海史起于日俄战争以后的1907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大阪讲演会上作《日本满洲交通略说》时，文中论述了日本与渤海和平邦交的历史。其后30年中，日本学者松井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都涉足渤海史研究，并做出了成绩。关于渤海的族属，津田左右吉认为是白山靺鞨，池内宏则认为是粟末靺鞨，稻叶君山则从语言学上认定靺鞨不是族名，而是梵语的Makha，即大人。渤海王族姓大氏就是从这里因袭而来。同时，上述学者还对渤海5京15府等地理位置进行了今地考，也很有见地。外山军治在肯定他们研究成果的同时，似乎也承认日本学者研究渤海史的目的就是鼓吹日满一体化，认为渤海是“满洲”古代的独立国家。
“二战”以后，日本关于东北史和东北民族史研究一度消沉，成果为空白期。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又渐次活跃起来，其研究重点则偏重于契丹、女真史及满族史。从所发表成果看，学术上的领军人物有田村石造、爱宕松男、关野贞、竹岛卓一，稍后有岛田正郎、松田光次、中野美代子、大岛立子等。例如，田村石造在契丹史研究上颇有造诣，著有《唐代契丹族的研究》、《契丹、女真文字考》、《论契丹族的服饰》、《契丹时代》、《契丹的文字》等。岛田正郎则偏重于辽史和契丹史研究，其代表作有《契丹人国家和女真人国家》、《辽史》、《论辽代异民族统治政策》、《契丹的生母的地位》、《辽代的奚族》等。有学者统计，岛田正郎关于契丹和辽史方面的研究著述多达近百篇，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高产学者。
“二战”后，苏联研究东北民族史主要集中在靺鞨、契丹、渤海、女真等民族。其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远东民族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以及地处远东的赤塔师范学院和乌苏里斯克师范学院等科研和教学单位。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研究机构主要是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苏联学者研究中国东北民族史主要借助于他们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彼岸广大地区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以及中国方面的考古发掘成果，同时注重对中国古文献的基础研究。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有浓重的考古学色彩。其代表人物是已故的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他先后出版了《西伯利亚古代文化》、《西伯利亚考古新发现》及《滨海遥远的过去》等一系列关于东北民族的著作，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在靺鞨、渤海研究上颇有造诣的是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汉学家沙夫库诺夫。他是苏联学者丘涅尔的得意门生，曾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远东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据不完全统计，沙氏自1955年以来，先后撰写渤海专著及论文达数十部（篇）之多。他的一些著作被中国学者译成中文。如，《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区的文化遗存》是沙氏1968年出版的一部苏联史学界研究渤海史的代表性著作，对了解苏联研究渤海历史以及现状、目的、观点和水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已由中国学者林树山、姚凤夫妇翻译成中文单行本。又如，他的许多相关论文《论渤海人的萨满教》、《论渤海文化形成的特点》、《渤海人中是否存在结绳记事？》等也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发表。
此外，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考古学家杰列维扬科是苏联研究靺鞨、女真史的著名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在黑龙江流域从事考古调查，并先后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与靺鞨、女真历史文化有关的学术论著。如《论阿穆尔河中游靺鞨文化遗存的研究》、《阿穆尔河沿岸的靺鞨遗存》、《米海洛夫卡村附近靺鞨古城址的发掘》、《靺鞨人饰件腰带上的突厥艺术成分》、《关于靺鞨部落的葬俗》、《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等等。在此基础上，杰列维扬科又参考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和我国古文献于1981年撰写了《黑龙江沿岸部落》这部关于靺鞨、女真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该书已由林树山先生于1987年翻译出版，受到我国学术界高度关注。
另外，此一时期，苏联学者也相继出版了一批相关东北民族研究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等，如由苏联民族学院叶尔莫洛夫撰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洲地区通古斯满语民族的经济》一书于1985年在列宁格勒出版，本书主要通过中国文献史料和考古出土材料探讨我国东北三个经济文化区（平原区、草原区、山地区）民族的经济模式和发展状况。《远东与中央亚细亚》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1985年出版的一部学术论文集，共收有11篇论文，其中有沃尔科夫《高句丽与百济的官吏》、伊弗利耶夫《契丹人的住房》、皮科夫《中蒙有关西契丹的文献史料》等研究高句丽、契丹的文章。《公元12～13世纪兀的改女真文化及远东通古斯人的族源问题》是沙弗库诺夫博士根据文献、考古、民族、语言等学科资料探讨和研究女真人与远东通古斯民族的起源问题。书中还用较大篇幅论及了肃慎人的族源、毗邻影响以及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与兀的改部的关系等问题。本书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对我国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世纪的中央亚细亚与毗邻地区》则是由拉里切夫博士主编的大型学术丛书《东亚历史与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一部由多人合写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克恰诺夫《论契丹人的早期国家组织》、皮科夫《契丹的家庭婚姻制》、伊弗利耶夫《契丹人的葬俗》、沃罗比约夫《契丹女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叶弗休科夫《迪古乃统治时期的金帝国》、库兹涅佐夫《清帝国与穆斯林世界》等关于研究契丹、女真、满族的历史文化及民俗、宗教方面的学术文章。
应当看到，苏联学者研究中国东北民族和日本学者一样，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学者的思维里面，我国东北各民族的历史似乎与中国历史无任何关系。认为长城以北，甚至黄河以北“乃是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洲各族的故乡”[19]。并指出：“滨海边区的历史是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祖国（苏联）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因此，在他们的著作里所阐述的契丹、渤海、女真所建立的民族政权都是独立于中国历史以外的国家，这种严重歪曲历史的错误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朝鲜和韩国研究中国东北民族史主要集中在古朝鲜、高句丽、渤海以及相关的挹娄、勿吉、靺鞨等民族。朝鲜学者针对上述几个民族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研究动机和目的，从他们出版发表的相关论著中已经得到了答案，那就是“因为中国东北早在远古时代就居住着古朝鲜类型人，并由此建立了古朝鲜，后来中国历代王朝侵占了这一地区。目前，中朝虽然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界，但中国仍旧侵占了应归属朝鲜的今东北地区”，并且认为“收复失去领土的宿愿，长期埋藏在朝鲜人民心中”。[21]可见，朝鲜学者正是带着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来研究我国东北民族史的，因此在这样严峻政治气氛笼罩下，他们的研究成果究竟能有多大学术价值是令人怀疑的。不过朝鲜学者出于政治需要，在其“主体思想”指导下，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古朝鲜、高句丽、渤海等相关课题写了大量的著述和研究文章，应该说“成绩”也是不小的。
关于古朝鲜，朝鲜学者认为，古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为了与后世满（卫满）王朝的朝鲜及李氏朝鲜相区别，从“古老朝鲜”这一意义上称之为古朝鲜。朝鲜史学界普遍把满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同其前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合在一起称为古朝鲜，所谓“前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即中国《史记》中确有记载的“箕氏朝鲜”，但为朝鲜史学界所否认，认为“箕氏朝鲜”是中国史学家（司马迁）捏造出来的，进而认为“古朝鲜的居民是以同一族系的秽族和貊族为基础而构成的，它的领域从朝鲜半岛的西北部直到辽东和辽西地区，（公元前三世纪以后，西部国境在大凌河一线）首都王俭城在辽河流域”。为此，他们认为：“古朝鲜在东北亚发展成为同中国的汉朝相对峙的强国”；“古朝鲜王朝灭亡后，古朝鲜人民同高句丽人民一起，继续了反抗汉朝侵略者的斗争。”[22]
除了上述关于古朝鲜定义及其族属研究外，朝鲜学者十分注重古朝鲜位置的研究，在这方面郑世浩著有《〈史记〉等所记载的古朝鲜的位置》，李相昊著有《对把平壤作为古朝鲜中心的一些见解的批判》、《关于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古朝鲜西端和中心地区》，以及朝鲜社科院考古所著《古朝鲜的领域及其中心地》等。这些文章在认定古朝鲜为今朝鲜古代国家的前提下，论证古朝鲜的西界应在今中国河北省滦河。
朝鲜史学界在强调朝鲜民族主体性之“主体思想”指导下，十分重视对高句丽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并且根据“古朝鲜—高句丽—渤海—高丽”这样的朝鲜历史发展序列加强对高句丽的研究。不过，朝鲜学者开始研究高句丽是以研究高句丽壁画为对象的，是从文化视角来探讨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其代表性著作有1958年出版的金荣俊《高句丽古坟壁画研究》和1961年出版的朱荣宪《关于高句丽壁画坟之编年的研究》。应当承认，此一时期朝鲜学者从文化角度研究高句丽尚没有脱离学术研究轨道，其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性。然而，事隔一年，1962年出版的李成纯《高句丽人民反对隋朝侵略的斗争》则是一部政治性宣传读物，自此以后，朝鲜学者的高句丽研究出现泛政治化倾向。
进入20世纪70年代，朝鲜史学界加强了对高句丽的民族主体性研究，发表了大量高句丽系列研究成果。1975年，朝鲜社科院考古所编写的《高句丽文化》是当时朝鲜史学界对高句丽文化研究的综合性总结。1976年出版的李趾鳞、姜仁淑合编的《高句丽研究》是一部专门研究高句丽的起源与建国、领域、土地关系、政治制度、军事到反对隋唐“侵略战争”等方面的论文集。该论文集是当时朝鲜史学界高句丽研究的水准性代表作，对其后高句丽研究产生重大影响。1979年由朝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新版《朝鲜全史》第三卷《中世篇》高句丽史就是大量采纳了上述两部著作的观点和结论。
还有1990年出版的孙永钟《高句丽史（Ⅰ）》。1992年出版了孙永钟主编的《朝鲜古代及中世纪初期史研究》，该论文集共收有10篇关于高句丽问题研究的论文，体现了朝鲜史学界对高句丽研究所倾注的力量。
关于渤海史，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时任朝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朝鲜科学院院士朴时亨的《为了渤海史研究》，在文中朴氏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是我国重要王朝之一”[23]。此文虽然是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出现的，但在阐述某一问题时，却有许多人为臆断的味道。如他在定论新罗称渤海为北朝或北国时，亦武断地认为渤海称新罗为南朝或南国，这种无任何史料依据的主观臆断在文中比比皆是。不能不承认，为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朝鲜学者在研究渤海史和高句丽时一种惯用的手法，也是朝鲜史学界从事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当然，作为朝鲜著名史学家朴时亨还著有《朝鲜通史》、《朝鲜中世纪史》、《渤海史》等，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
渤海史研究的另一篇代表作是朱荣宪的《渤海是继承高句丽国家》，该文通过对中朝两国相关史料的对比研究后认为，渤海无论从族属、文化属性还是建国过程都可证明渤海是在高句丽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这一观点在朝鲜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近年来被译成中文的朝鲜学者研究渤海史的成果还有孙英钟的《渤海的西部边界》、朱荣宪的《渤海文化》、李熙太的《渤海对日交通路线——日本道》、玄明浩的《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张国钟的《靺鞨人在渤海本土的分布情况》、金成镐的《705年渤唐之间国交关系的建立》等。
韩国史学界对高句丽、渤海史的研究虽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其研究成果并不显著，多是以整理出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相关论著为主。进入60年代中后期，韩国纷纷成立各种学术团体，以韩国史学研究会为标志，进入了相对活跃期。尤其是1972年在日本出版的旅日朝鲜学者李进熙的《广开土王陵碑之研究》一书译成韩文出版后，引发了韩国史学界对高句丽史的研究热潮。进入70年代，韩国史学界以介绍国外关于高句丽、渤海等考古文物发掘研究成果为契机，掀起了80年代韩国史学界研究高句丽和渤海史的第二次热潮。其主要标志，首先是以研究古代“三国时期”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为热点。如1981年出版了申滢植编著的《〈三国史记〉研究》一书，1982年崔茂藏编辑出版以介绍中国学者关于高句丽和渤海研究的论文各6篇《高句丽、渤海文化——中国考古学者的发掘报告书》。在韩国学者中引起关注。
在此期间，韩国的少壮派学者纷纷崭露头角，其中代表人物如李亨求、朴鲁姬夫妇1985年合著的《广开土大王陵碑新研究》。1988年，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又编辑出版了《高句丽研究》等论文集和史料集，推动了韩国对高句丽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此一时期韩国的高句丽、渤海史研究曾被所谓的“在野史学派”所左右，一度出现了偏离学术研究，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笼罩下的“韩国古代史风波”，其核心意图就是，秽貊、夫余、高句丽、渤海为韩国古代的一部分。并且认为，古朝鲜的版图应该以今渤海北岸为中心，西至中国滦河，东到朝鲜半岛的清川江。把学术上的争论引向了政治斗争和领土要求。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则是尹乃铉连载于韩国《朝鲜日报》的《民族的故乡古朝鲜巡礼》。这篇文章已被我国学者顾铭学先生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当笔者拜读这篇文章后发现，其作者尹乃铉虽然是专攻历史学的博士，且著有多部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但这篇洋洋3万字的文章却丝毫没有学术研究的味道。因为这篇文章在很多史实上不是随意篡改就是主观臆造，根本没有史学依据，其观点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的主观臆断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但这篇文章却集中反映了韩国史学界在高句丽和渤海史研究上的一种政治倾向。除此而外，还有金泰翼《怀着征服中原的梦》、吴钟哲《重新寻找到高句丽正史》、吴在城《三国志东夷传是在黄河西部活动的我们历史的记录》等。
[1] 原载《东北古代民族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卷一《总论》，辽宁省博物馆翻印，1981。
[3] 杨宾：《柳边纪略》卷一。载《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总240页。
[4]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边务》卷一。
[5] 黄维翰：《渤海国记》上篇《国统》，载《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
[6] 金毓黻：《渤海国记校录》，载《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
[7]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8]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9] 马大正：《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10] 马大正：《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百年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
[11] 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
[12] 冯继钦等：《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13] 黄凤岐：《契丹史研究》，内蒙古科技出版，1999。
[14] 孙秀仁等：《室韦史研究》，北方文物杂志社，1985。
[15] 载于韩忠富《国内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综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16] 韩忠富：《国内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综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17] 王成国：《东北古代民族概览·前言》，《友报》1999年连载。
[18] 程尼娜：《从唐朝对东北羁縻府州的统辖关系论渤海政权的归属问题》，载《吉林大学学术论文集》，2002。
[19] 〔苏联〕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林树山译，载《民族史译文集》1985年第13期。
[20] 〔苏联〕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及其文化遗存》，林树山译，载《民族史译文集》1985年第13期。
[21] 孙进己：《东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75。
[22] 朝鲜《百科辞典·古朝鲜》（1975），李云铎译，载《朝鲜历史译丛》1980年第1期。
[23] 〔朝鲜〕朴时亨：《为了渤海史研究》，载李东源译《渤海史译文集》，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