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篇

东北古代民族史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

在中国多民族历史发展长河中，东北古代民族是一支重要的发展力量，对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形成、我国多民族的融合起过积极作用。东北古代民族既是东北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东北历史的主人，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格局中一直承担着开发东北、建设东北和保卫东北的历史重任，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重要成员，为奠定祖国东北疆域的基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既是中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北史涵盖的内容之一。

关于东北古代民族，有学者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多角度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成果斐然。但由于相关史料匮乏和个别民族历史形成和消亡的特殊性、复杂性，给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出现了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其一，东北地区故有民族见诸史籍者相对较少，其相互融合或迁徙特别频繁，很难理顺其发展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二，东北古代民族（汉族除外）大都没有留下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或由本民族文字记述的史料。而现在考察和研究主要依据的相关历史文献古籍又都是中原汉族史家编撰的，由于资料来源有限，及史家所持观点、立场和方法上的差异，造成了史料记载中的偏失和相互间的抵牾，很难窥其真相和全貌。其三，东北古代民族发展历史空间跨度大，如高句丽起源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等朝代近千余年，且活动地域多变，其间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纷繁离乱的历史事件，人物和民族关系都造成了难点问题。其四，基于史料匮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东北区域古代民族故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相关民族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资料，对弥补史料不足颇有裨益。文物考古资料与民族史研究存在着相互认证、协调配合的关系，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稍显落后，制约和影响了东北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其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在东北个别古代民族研究和定位上出现了不应有的禁区和误区，给今天的研究带来了诸多尴尬和被动，在某些观点上与国外学者存有歧见，也由此出现了所谓的热点问题。

凡此种种，说明东北古代民族虽属东北史的研究范畴，但其民族源流的复杂性、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都反映出在东北史研究中民族研究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研究中出现了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长期争鸣和讨论，其中以民族源流研究之难度较大。

关于民族源流研究，前辈学者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提出了东北民族四大族系的民族源流框架，是一段时期内史学界比较认同的研究和探讨东北诸民族源流的理论依据。但金先生提出这一研究体系至今已逾60年。60年来各学科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尤其是考古学提供了许多新资料。不仅弥补了研究民族源流古文献记载的不足，也发现或更新了一些史料，对破解民族源流之谜和填补空白提供了新的信息。在此背景下，近20余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对金先生的四大民族源流体系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和补充意见。另外，国外一些学者亦因某种政治需要，在个别民族源流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观点和主张，需要我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因此，民族源流问题成为学术难点和热点，这不仅是形势所趋，也是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

厘清东北各民族源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需要多学科的配合和攻关。孙进己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他在1987年出版的《东北民族源流》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在民族源流研究上的独到见解。可以说，孙进己是继金氏之后东北民族源流研究领域又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许多具体民族源流上与金氏观点相悖，提出了民族的多源多流和主源主流的理论，引发了学术界对东北民族源流问题的争鸣。在讨论中，除渤海族没有定论外，在高句丽族及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契丹族源上亦有纷争，至今没有绝对统一的定论。究其原因，排除政治因素，主要是对相关史料征引、运用和理解不同造成的，当然，也有理论上的原因。

关于东北诸民族（或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国内学术界虽有争论，但分歧不是原则性的，而是划定民族与其政权归属的标准问题。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外一些学者出于政治需要，搞唯心史学、歪曲历史、伪造历史、断章取义，把原本属于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及其民族政权说成是他们国家的古代民族，进而将其纳入他们国家的历史研究范畴，并提出领土要求，把严肃的学术研究政治化。这是国内史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

目前，国内史学界对中国东北古代民族政权疆域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兴趣颇浓。归纳起来，学者的讨论涉及以下四条标准：一是以现今国界为准，如提出历史上的高句丽政权是跨今天中朝两国国界的古代民族政权；二是以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哪里作为标准；三是以民族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继承性为标准；四是以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关系作为标准，认为凡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边疆民族政权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其领地均为中国疆域。有的学者则从理论角度探讨民族归属问题。指出，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是建立中原王朝最多的民族，如秦、汉、晋、三国、隋、唐、两宋、明等，但也不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者，如鲜卑之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蒙古之元、满族之清。有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虽然没有机会或能力入主中原，根据以上理论，曾在今天中国版图内建立政权的民族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民族。

纵观中国历史，统一和割据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格局。但史实也表明完整统一是其常态，而割据只是历史上的短暂变态。例如，南北朝时期中国分为若干个割据政权，其中既有汉族政权，也有少数民族政权，在割据状态下，这些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另外，也有学者从行政建置研究入手，论述其民族政权性质及其归属问题。指出中原王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对少数民族实施双重管辖，民族政权归属也就一目了然了。由此认为：“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羁縻府州的设置，是划定我国古代国家东北边界的重要依据，唐朝在渤海地区设置的忽汗州都督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地方行政区划，虽然忽汗州都督府具有很强的自治特征……但是忽汗州对中央政权负有政治、军事上的职责和义务……具有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行政管辖的功能，标志着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确立了稳定的政治隶属权，不仅从隶属关系上，而且从国家政治制度的体系上，都表明了忽汗州都督府统辖的地区是唐王朝版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的学者就归属涵盖的内容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政治归属包括政权归属、民族归属、地域归属等多方面。可见，民族及其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定位问题，既是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热点问题。总之，通过争鸣，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上述问题达成了某些共识，推动和促进了东北古代民族史研究。

[1]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