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盂鼎（康王）

据《愙斋集古录》记载，本器于道光初年出自眉县礼邨沟岸中，而《缀遗斋彝器考释》则说道光中岐山河岸崩出三大鼎，本器为其一。器内壁铸铭文291字（其中合文5）。本器的主要著录文献及编号为：《三代吉金文存》4.42.1～43.2，《愙斋集古录》4.12～17，《殷周金文集成》02837，《商周青铜器铭文选》62。铭文之释文如下：

隹（唯）九月，王才（在）宗周，令（命）盂，王若曰：盂！不（丕）显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在）珷（武）王嗣玟（文）乍（作）邦，（闢）氒（厥）匿，匍（敷）有（佑）四方，（畯）正氒（厥）民，（在）（于）御事，！酉（酒）无敢（酖？添？），有髭（祡）（烝）祀无敢，古（故）天异（翼）临子，灋（法）保先王，匍（敷）有四方，我闻殷述（坠）令（命），隹（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古（故）丧（师）巳（已、矣），女（汝）妹（昧）辰又（有）大服，余隹（唯）即朕小学，女（汝）勿（蔽）余乃辟一人，今我隹（唯）即井（型）

（禀）于玟（文）王正德，若玟（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唯）令（命）女（汝）盂

（绍）荣，苟（敬）（拥）德坙（经），敏朝夕入谰（谏），享奔走，畏天畏（威）。王曰：而，令（命）女（汝）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王曰：余乃（绍）夹死（尸）司戎，敏罚讼，夙夕（绍）我一人（烝）四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强（疆）土，易（锡）女（汝）鬯一卣，冂衣、巿（韨）、舄、车、马，易（锡）乃且（祖）南公旗，用（狩）。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尸（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迁自氒（厥）土。王曰：盂，若苟（敬）乃正，勿灋（废）朕令（命）。盂用对王休，用乍（作）且（祖）南公宝鼎，隹（唯）王廿又三祀。

本铭记录了天子对贵族盂的册命过程，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禁酒令、司法、分封制度等诸方面：

（一）铭文关于禁酒的记载，可以和《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呼应。天子说，“在于御事，，酒无敢（酖？舔？），有祡烝祀无敢”，其意为御事之官吏不能酖醉于酒，在冬天行蒸祭时亦不得因酒而迷乱。接着解释为什么这样作的原因：“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矣”。其意为殷商的诸侯及百官官员，正是因为酗酒而失去了天命，失去了人民。^[7]

《尚书·酒诰》中说，“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即官员们不得经常喝酒。而诸国因祭祀而饮酒时，亦不得沉醉。禁酒非禁绝饮酒，而是区分程度和场合，命令特别针对官员和诸侯而发，对此记载，铭文和《酒诰》是一致的。《酒诰》又说，“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与铭文的用词也是一致的。《酒诰》为周公所作，铭文为康王所述，而内容用语非常相似，或许两者有共同的底本，只是在引述时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口语化地增减文句。^[8]《酒诰》后有对周人群饮、及殷之旧臣百官饮酒的处罚方式，对此铭文略去未言。

（二）铭文关于“井”与“德”的用法，和上古法律形式密切相关。“井”在文献中写作“刑”“型”，即效法的意思。“德”为周人所崇尚的行为准则，亦有规范、制度的意思。天子说他本人将“井禀于文王正（政）德”，即效法于文王的为政之德，同时要求盂“井乃嗣祖南公”，即效法其先祖南公。康王说，他如此要求盂，乃是“若文王令二三正”。“正”是官员的意思，这表明康王是以效法文王对群臣的命令而为此命令的。康王要求盂“敬拥德经”，“德经”者，德之纲纪也。所遵循的准则为“德”，所遵循的方式为“井（即效法）”，是为西周确立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每级统治者均强调效法本人的先祖，是为宗法社会中亲族集团较为独立的体现。

（三）在册命内容中，有关于诉讼职责的记载。王说“盂，乃绍夹尸司戎，敏罚讼”，即命令盂协助管理兵戎之事，敏于处理惩罚和争讼。唐兰认为司戎类似于司马，敏罚讼则类似于司寇，由此推测盂所任之职或是司马而兼司寇。^[9]按，司寇之职出现甚晚，铭文只能说明盂有审判之职责，不必确定其官职名为司寇。

（四）在铭文最后，天子说他将效法先王之制度受（授）民受（授）疆土，赐予盂以土地民人。这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珍贵资料。从铭文中可知，赏赐的民人分为两种，一种为“邦司”，一种为“夷司”。前者似为周族，后者似为外族。前者包括邦司四伯，即管理者四人，以及从驭者至于庶人的普通人六百五十九人；后者包括夷司王臣十又三伯，即管理者（王臣）十三人，以及普通人一千零五十人。他们将迁到被分封的土地上。由此我们得知，在分封中，人民连带其管理机构和土地一起完整转移。而西周时代人民聚族而居，这两组团体或为两组血缘宗族，并不因为迁移而改变其组织形态。